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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经济发展速度问题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无论是就深圳还是全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都是改革开放最有说服力的成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最有力印证。深圳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发展摆在全局的位置，在考虑到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努力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确保2015年GDP达到1.5万亿的目标。 一、为GDP正名，正确理解经济发展好中求快、又好又快原则 现在关于GDP的批评很多，有的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诬称为“GDP崇拜”、“GDP挂帅”；有的把各地频繁出现的矿难与GDP挂钩、甚至把富士康的“十几连跳”也与GDP挂钩；某东部城市已经把GDP淡化为“软指标”；还有个相对落后的西部城市居然说“光搞GDP没什么出息”，等等。这些批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必须坚决予以摈弃。GDP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指的是特定时期（一般是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提供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总和。作为反映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GDP有许多优点，它比任何其他指标更能反映经济全貌。它衡量的是全部生产和服务创造的增加值，和总产值指标比没有重复计算；它衡量的是产出能力而不是要素收入，比GNP更能反映全球化时代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时代特征；最重要的是，它巧妙利用了市场均衡形成的价格参数，使得使用价值完全不同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在货币价值上可以进行归并和比较。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说，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当然，GDP并不完美，它不包括闲暇、精神生活、社会进步、环境质量改善和家庭内部经济活动、地下经济活动的价值，没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 作为对GDP指标的修正，国内外一些学者和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提出了绿色GDP、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民生净福利指标、社会幸福指数等指标体系。但由于它们都存在系统性缺陷而无法对GDP形成真正的挑战。绿色GDP指标的主要缺陷是无法科学估价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以及环境改善的价值，尽管影子价格在理论上是可以求解的，但在实际上是不可计算的。人类发展指标包括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和“健康与寿命”、“教育与知识”等三个方面的指标，需要克服这三个方面指标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影响，这本身就是非常麻烦的。民生净福利指标和社会幸福指数需要处理的数据更多，其可计算性更成问题，如果不克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而简单地使用主观权重计算，就失去了科学性和可比性，这种指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需要指出的是，有专家对2004年177个国家或地区的HDI排序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排序做了对比和相关性分析，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99%。这说明，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越高的国家，人类发展指数（HDI）也越好。 发展指标的设定和计算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问，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简单地再造一个综合性指标作为衡量科学发展的指标。目前国内很多地方制订的这些所谓反映科学发展的指标体系，严格讲都没有什么科学性和可比性。其实，对于GDP的修正，正确的办法是在确定GDP为目标函数的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设定一系列约束指标，如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方面设定一些上限约束、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贡献率等方面设定下限约束、还可以根据地区特点和阶段特征设定其它一些约束条件，给经济发展划定一系列“红线”或者“黄线”，在“黄线”范围内就是好，超过“黄线”就不太好，踩了“红线”就实行“一票否决”，科学发展就是在好中求快，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认为，建立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指标考核体系，不应该把精力花在制订新的综合指标方面，而应该结合深圳实际研究究竟设定哪些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的“黄线”或“红线”边界阀值定为多少，尽量使这些“黄线”和“红线”符合深圳实际情况和发展方向。总体上，这些“黄线”和“红线”目前不宜太过严格，以便给深圳的发展保留一定弹性空间。 二、继续保持较高经济发展速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GDP不仅较好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而且还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就业和社会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对全国还是对深圳而言，除非是暂时碰到全球性金融危机或自身进行重大结构性调整，GDP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都是非常必要的。深圳要实现2015年经济发展目标也必须保持较快速度。从国际经验看，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可能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与人均GDP水平有关，穷国的潜力比富国的高。经验数据显示，正常情况下，发达国家可以保持年均增长3%左右，中等发达国家可以保持年均增长5%左右，低收入国家可以保持年均增速7%左右，而经济发展最活跃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往往可以在此基础上再高出1~2个百分点。因此，深圳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10%左右或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实际上，和发达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世界先进城市相比，深圳还处于刚起飞的高成长阶段，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是完全可能的。总体上，深圳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很好的。深圳现有人口891万，是纽约的49%、东京的63%、首尔的84%、伦敦的1.2倍、香港的1.2倍、新加坡的1.8倍、台北的3.3倍；土地面积1953平方公里，是台北的7.2倍、首尔的3.2倍，新加坡的2.8倍、香港的1.8倍、伦敦的1.2倍、东京的90%、纽约的11%。但是，深圳2009年GDP只有8201.23亿元，折合美元大约1200亿，人均GDP只有大约1.36万美元，地均GDP只有大约0.61亿美元/平方公里。深圳的人均GDP只相当于世界排名第1的卢森堡的13％、排名第9的美国的29%、排名第17的日本的34%、排名第20的新加坡的38%、排名第25的香港的45%、排名第39的台湾的80%。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差距很大，深圳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从GDP总量上看，深圳只有东京的4%、纽约的4.5%、伦敦的17%、首尔的45%、上海的55%、香港的57%、新加坡的68%、北京的69%、广州的90%、台北的95%。从人均GDP看，深圳只有东京的6%、纽约的9%、伦敦的15%、台北的28%、新加坡的38%、香港的45%、首尔的54%。显然，无论是从深圳发展条件看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看，深圳继续保持快速发展都是可能的，那些认为深圳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的骄傲自满情绪以及说深圳土地资源不足因而难以继续快速发展的畏难情绪都是错误的，四个“难以为继”是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不是快速发展难以为继。 三、科学驾驭“三驾马车”，继续保持GDP快速增长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要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在这“三驾马车”上做文章。 （一）继续刺激社会投资 投资在“三驾马车”中是拉动效应最直接、对发展后劲影响最大、也最容易操控的。而且，投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至关重要。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年来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243.20亿元，年均增长30.4%，高于GDP增长率接近5个百分点，投资对于深圳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居功至伟。特区成立之初的15年（1980~1994年），除少数年份（治理整顿的1989年43.2%、1990年36.3%、1991年38.5%）外投资率都在50%以上，高强度的投资为深圳快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等赶超型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都是正常的，以深圳现在的发展水平，投资率保持在30%~35%是合适的。现在很多对于高投资的批评似是而非，或者是用发达国家投资率10%左右的标准在进行评判，或者根本不了解深圳的情况，实际上我们的问题不是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过高，而是投资乏力。1995~1999年，深圳投资率一直在30.3%~32.7%低位徘徊，最近十年更是持续下降，从28%降至18%左右，直到2009年才略有反弹。投资增长率也一直在低位徘徊，绝大多数年份都低于GDP增长率。很明显，深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前景堪忧。 解决投资乏力的关键在于刺激社会投资。首先，尽可能多地把政府投资投入生产性领域而不是进行政府消费，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提高政府投资效率、进一步完善全市整体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领作用。其次，进一步改善投资发展的软硬环境，完善市场配套能力，降低各种交易成本，提高土地的性价比或降低土地的质量成本，以优良的投资环境激励社会资本投资。第三，转变开发思路，不要总把眼光放在尚未开发建设的1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应该把投资主要立足于土地二次开发、三次开发，走内涵发展道路。第四，出台强有力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投资。1947~1978年，美国对于非住宅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只占31%，更新改造投资占69%；同一时期，对于机器设备的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占77%，新建扩建投资占23%。深圳早期的投资陆续进入大规模技术改造的时期，但由于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深圳技术改造投资增长较慢。最近十年，更新改造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10.9%的较低水平。最近几年，深圳技术改造投资总量甚至低于一般中等城市，还有很大成长空间，应该充分利用财力优势，大力激励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实践证明，采用财政贴息的办法，推进企业技改，往往能够带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社会投入。1999~2003年，中央政府实行技术改造财政贴息政策，运用355亿元国债贴息，支持2000多个技改项目，带动4354亿元投资，拉动效果12倍。2009年，中央政府投入200亿元贴息资金加强技改，启动技改项目共4441项，带动社会资金6326亿元，拉动效果达到28倍。 （二）适度鼓励消费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开放度有关。一般地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高；收入分配越平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越高。30年来，消费一直是深圳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力支撑。从1993年开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大于投资，不过由于外贸顺差的快速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直到2008年才出现小幅反弹。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度研究报告显示，1980~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一直维持在70%~80%水平。相对于国际标准，深圳消费需求明显不足。深圳消费需求不足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外资和流动人口比例太大，外商获取利润很少在深圳消费，大量流动人口的收入也多数不在本地消费。据统计，2000~2009年，深圳人（含外来工作人员）仅仅通过邮政就向全国各地累计汇款总额达2203亿元，加上其它途径转移到内陆的总额估计超过5000亿元。 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根本的是要靠中央政府对分配政策进行大的调整，包括启动新一轮财税制改革、调整劳资政策、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等，以此调整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当然，地方政府也可以有所作为。一是可以出台直接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如推进商业区的改造、发展各类专业市场、支助各类会展活动、鼓励信贷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等。二是可以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改善住房交通等民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等措施，减少居民衣食住行等方面支出，间接鼓励一般消费。据2008年11月新浪网所作的一项家庭消费网络调查，住房、医疗、教育和保险等支出约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47%，食品、服装和通讯等生活消费占33%，储蓄约为20%。高房价、高医药费、高学费和缺乏社会保障严重削弱了居民实际消费能力，这是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深圳应该利用财力优势实行更优越的住房政策、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采取得力措施把房价调控到合理水平，以提高居民实际消费能力。三是促进社会公平，特别是加大对流动人口和各类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流动人口和贫困人口收入预期和消费水平。 （三）优化出口结构 过去30年，深圳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巨大成功，出口总额已连续17年居国内大中城市第一位，外贸顺差长期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拉动力量。从1995年开始第一次实现贸易顺差，深圳贸易顺差一直持续快速增长。从2000年至今，净出口一直处于 “三驾马车”中第一的地位。但是，深圳目前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300%，潜在贸易风险很大，加工贸易出口的潜力差不多已经发挥到极致，而增加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有赖于进一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所以，从发展趋势看，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可能将逐步下降，指望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只能努力做到避免净出口的增长锐减，把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同时努力优化出口结构。据最新的深圳海关快报，2009年全市出口总额1619.79亿美元，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已由65%左右下降至57.6%，一般贸易出口增速比加工贸易出口高出13.8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出口显示出更强生命力，在金融危机中继续保持增长8%；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对东盟、澳大利亚、印度出口分别增长2.4%、11.1%和34.8%。因此，今后扩大出口的主要途径是进一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同时继续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努力扩大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
参考文献： {1}《深圳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2}《深圳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深圳市统计局，2010年4月26日发布。 {3}《2009年深圳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深圳市发改委和深圳市统计局，2010年2月4日联合发布。
（作者：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处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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