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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中求真的传统与自由的传统
许锡良
传统就是传承和统一前人社会经验概念的共识。任何社会都有传统。但是，不同社会的传统是不相同的。传统不但在不同社会不同，而且在同一社会里的不同时间里也有不同表现。传统是类别与时间的组合。传统就是文化的源与流的组合。每一个时代都可能成为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过去的，都曾经是现在的，也曾经是未来的。时间的长河，让每一代人都生存在一个历史的片段里。我们的现在，可能是将来的传统，而现在的传统，也曾经是过去的现在。因此，人其实都是生活在传统中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可能在创造新的传统。当下做的事情，创造出来的事物，如果确实是符合人性的，被人们广泛接纳的，那么，就可能是在为未来创造传统。英国虽然是法治社会，但是并不见成文法律条文，而是靠判例呈现法律精神。因此，每一个案件都要办成铁案才行。英国的牛津、剑桥本身就是传统的化身，那是文化智慧的结晶，每一个传统都是我们重新出发的起点。可见传统并不神秘，传统就是人作为文化载体的生存方式。但是，应该承认，生存方式有好有坏，有人性与非人性，有健康与不健康，有文明与不文明之分。因此，每次谈及传统，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你所言的传统的实际内涵究竟是什么。 但是，有人一谈及传统，就两眼放绿光，以为人类的传统都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古希腊的传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大不相同。古希腊的两大传统，即求真的传统与自由的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所不具备的，中国文化也有两大传统，一是求官的传统，另一是求利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在我论及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多有论述，在这里不再展开。在这里只说西方的传统。 古希腊有本体论（Ontology），在中国文化中的认识论中是不具备的，关于本体论，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各派哲学家力图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比如巴门尼德提出了唯一不变的本原“存在”，使关于存在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实体，而实体或本体的问题是关于本质、共相和个体事物的问题。他认为研究实体或本体的哲学是高于其他一切科学的第一哲学。从此，本体论的研究转入探讨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等的关系。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笛卡尔首先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本体论”。17-18世纪，莱布尼茨及其继承者沃尔夫试图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一般存在和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即独立的本体论体系。沃尔夫把一般、普遍看作是脱离个别、单一而独立存在的本质和原因。康德一方面认为建立抽象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不可能，本体论要强研究的只能是事物的普遍性质及物质的存在与精神存在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又用与认识论相割裂的、先验的哲学体系来代替本体论。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提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原则，并从纯存在的概念出发构造了存在自身辩证发展的逻辑体系。在西方哲学里，有一个漫长的传统，有一条主线一直贯穿其中，那就是要求得万事万物的本源。也就是透过现象去看本质。这个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为了探求真相、事物本质与这个世界的真理，他们作出假设，各自求证，并且以此形成了各种不同门类的流派。 为了求真，因此，西方对于智慧的定义也不同于中国。西方是把思维的工具当成智慧，谁能够发明创造出一种更有效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谁就是拥有智慧的。比如亚里斯多德，他能够创造出逻辑学上的三段论，作为推理论证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被他写成专著《工具论》，后来培根企图有所突破，因为三段论虽然有效，但是，要保证推理的结果为真，还得保证大前提不错。但是，怎样保证大前提不错呢？培根认为，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归纳，归纳法可以保证大前提是不错的。比如，这里有五十只天鹅，每一只都是白的，我验证过了，自然可以得出五十只天鹅是白的结论。但是，要得到“凡天鹅皆白”的结论，却是不行的。因为，用归纳法无法去验证天下所有的天鹅。因此，在西方，光有逻辑论证不够，因为逻辑上正确的东西，不能够保证结论就一定正确，因为逻辑论证要有大前提的正确，这个是不可以凭空臆断的，但是光有归纳法也不行，因为归纳法有许多事物是无法穷尽的。因此，在1930年代，奥地利的维也纳的学术思想界曾经发展出一个维也纳小组，产生了一个维也纳学派，他们共同出了一本学术期刊，叫《认识》，围绕着如何求真的问题，他们每个星期定期讨论一次，然后将讨论的结果发表出来。他们共同创立了一个哲学学派，叫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一个事件逻辑上没有漏洞，再加上经验验证，这样一个事件才可以得到确认。逻辑实证主义又是英美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流派，另一个分支是日常语言学派，主张对日常语言进行语义分析。分析哲学对于每一个命题都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找到逻辑上的矛盾，力求梳理出真命题来。在认识论上，西方哲学是一个异常庞大而复杂的认识系统，说明要求真是极不容易的事情。 求真最重要的条件，必须是自由。没有自由，求真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作为人的自由，必须保障思想言论自由，这样各家不同意见，不同流派才会产生，而不同的思想观点碰撞，才会产生新的认识。在古希腊，开创自由思想的人是苏格拉底。苏格拉的“产婆术”讨论方式，给西方的探讨方式留下了这样的传统：自由、开放、平等的交流探讨方式。苏格拉底从来不以权威者自居，更不以自以为真理在握。相反，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无知者。他之所谓“知”，只是知道自己的“无知”。并且用自己对“无知”的认识，同样去证明他们所掌握的“知”，从而得出新的质疑。他与学生的交流探讨，一是自由，论题可以由学生提出，也可以是苏格拉底提出，这个过程没有固定的问答方式；二是开放，苏格拉底与学生站在同一个探讨平面上，对于要探求的知识，保持开放的心态，真理是存在的，但是，既不在老师这里，也不在学生那里，而是在双方探讨辩论过程中呈现，而且这个呈现是暂时的，对所探讨的问题永远都没有最终结论；三是平等，知识面前平等，真理面前平等，谁说得更符合逻辑，更符合常识与常理，谁就更具有说服力，没有先在的权威摆在那里。这种探讨问题的方式概括起来就是自由。这也是西方学术独立、思想言论自由的源头。即使柏拉图有“理想国”那样的专制思想，但是，“理想国”的思想构成过程，也是遵循了苏格拉底的自由、平等、开放的探讨原则的。只要这样的思维方式与探求方式存在，即使暂时得出专制结论，也仍然有希望开出民主法治的思想来。柏拉图前期著作《理想国》的思想是专制的，但是，到晚年，他还是探讨出了民主法治思想，在其最后的著作《法律篇》中，理想国里的哲人王统治已经改换成了按照民主法治的方式，让法律来安排社会秩序。因此，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对制度的创建才是最为根本的。同时，作为西方哲人的苏格拉底始终只是作为一个智慧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圣人出现。没有人把他讲过的话当成顶礼膜拜的必须恪守的信条，而是作为问题的引出者，真理的探索者之一，而不是真理的化身；而作为中国的圣人的孔子，则在长达两千多年时间里，他说过的话被认为不会有错，而且圣人就是终极真理的化身，不能够用丝毫怀疑，圣人说过的话就是法律。这也是苏格拉底与孔子在各自文化中的最重要的区分点。苏格拉底是真理的探究者，而且是永无止境的探究者；孔子则是真理的化身，是真理的垄断者与终结者。即所谓的“万世师表”、“大成至圣先师”。这也是西方文化为什么会越发展，天地越广阔，学术思想资源越来越丰富，后人不断超越前人；而中国文化则是由大到小排列，从至圣、亚圣与季圣，一路排列下去，一代不如一代。两种文化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求真，一个求官；一个崇尚自由，一个追求俗利；一个是开放系统，一个是封闭系统；一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个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因此，每当西方人说起传统就两眼放光的时候，他们的传统内涵与我们所说的也是不同的。他们给予保守以很大的尊重。因为，在他们这里传统与保守，常常意味着求真的传统与自由的传统，保守的第一要义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在英国所谓保守派，常常就是自由派，保守党也常常就是自由党。比如英国的保守党，“保守党”一词最早出现于1817年英国《保守党人》杂志上，主要指维护君主制、君主制原则或正统主义原则的政治力量。当代保守党主要指奉行传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政党。这些党大多强调要实现民主、有限政府、社会正义、个人自由和公民自由，建设“自由、正义、开放和民主的社会”。所以，保守的含义在这里其实就是保守自由、正义，限制政府，给予个人以更多的自由的意思。但是，在中国所谓保守，其实就是回到专制极权那里去。中国的传统主流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保守的含义其实主要是回到孔子儒家文化传统那里去。但是孔子儒家文化传统既不追求真理，也不追求自由，而是追求“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也禄在其中，耕也馁在其中”，把办学与做官，做官与办学勾兑在一起，搅和成一团，直接产生的效应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丝毫没有追求真理，求得真知的意思。为了成王成圣，为了升官发财，可以造假、阴谋、阳谋一起上。同时这些人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垄断真理，以达到愚民的效果，孔子提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求真就更不可能，不但没有求真的传统，而且还有极端愚民的传统。因此，在中国如果有人倡导传统，一定要追问他所说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意思，一定要具体列出来，而且要追问这些传统有什么根据，要在现实中达到什么效果。只有这样追问，才不会被其含糊其辞的说法所糊弄。
2013年6月12日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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