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1）

华裔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

 

陈志明/著　冯光火/译　袁同凯/校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21卷第4期】

 

 [摘　要]　华裔族群认同的持续并不在于任何汉语使用的持续，因此需区分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然而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语言部分——可表现认同的类型；而文化涵化的不同层次导致了对华人认同的不同理解。因此研究华裔族群的认同应该从“语言、语言的涵化与认同的关系；中文能力与认同的关系；国籍与认同的关系”综合考虑。

 

[关键词]　华裔族群；语言；国籍；认同

 

 

一、引言

我们在此文中主要关注的是居住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并自我认同为华人的族群。他们分属不同国籍并已在社会和文化上分别融入了各自所处的社区和民族群体。他们还会一种或多种华人语言，也都会讲当地的主要语言。虽然他们还讲华人方言，但他们所讲的方言可能已被当地的主要语言涵化。所以考察语言与语言的变化的关系、族群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华裔族群的不同经历使得这种比较研究更具价值。

语言，毋庸置疑是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既然华裔族群已适应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以我们要研究涵化对族群的影响、不同的涵化层次，特别是语言涵化与同化的层次造成了华人认同的不同形式。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区分有中文读写能力和没有中文读写能力的华人，研究读写能力、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的关系。如果可能的话，附带探讨语言与泛华人认同的意义。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族群认同的范畴中存在着各种方式和认同层次。华人族群的认同似乎包含了三个部分：标志、主体意识和构成了认同的共同特性的客体特征(Tan，1998年，a： 14)。世界各地的华裔族群被认为是华人，但是他们的主观经历和认知过程不尽相同。因此，在认同的过程中，他们不一定以相同的文化特征强调为认同的象征。我们应该认识到：作为族群或更准确地说是族群类别的“华人”只有在与一个较大的社会中的其它族群类别相关联时，才有现实意义。当我们讲“马来西亚的华人”时，我们就有意无意地假定他们是相对于马来西亚其它族群类别而形成的一个族群。因此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华裔族群构成了不同国籍的华人。

二、语言、涵化与认同

当中国人刚移居或定居到国外时，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学会或使用这一地区的通用语言。例如：帕兰那堪(Perarakan)华人——东南亚讲马来语的华人，他们把当地的语言接纳为自己的语言。经历了一定的时间后，由于语言和为适应当地社区、社会而进行的社会文化调适，华裔族群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认同和不同的族群认同。

马六甲的人情况就是最好的例子。那些亦自我认同帕兰那堪人的人是华人，但其亲昵语，即家人或密友之间使用的语言(Dede oetomo，1988：98)已不是华人方言，而是被称作马来语的“混杂”马来语(Shellabear，1913，Tan； 1980)。早期的中国移民不得不与土著人交往，要结婚的人事实上是与马来人、罗人、里人的土著女子以及此类家庭之后裔通婚。所以出现了讲马来语的土生土长的华人也就不足为奇。他们为自己的本土身份而自傲，甚至鄙视“新客”——后来的华人移民。尽管如此，“新客”因人不讲华语而鄙视他们。

相对于地位较低的“新客”来说，峇峇人在当地享有显赫的身份， 19世纪商人控制了包括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的海峡殖民地的地方贸易，然而到20世纪，“新客”又控制了这一地区的贸易。

英国的殖民化(统治)使得峇峇人，特别是住在城市的人学习英语。今天，马六甲约居住有五千多人，以马来语为母语，其中很多人懂英语。因为他们讲马来语，所以被“纯华人”看作是似马来人。尽管人在某些方面被马来人涵化了，但他们仍然保存了很多华人传统文化，有些文化特征甚至连所谓的“纯华人”——被涵化程度较少的华人，都已不再保留的传统。也许是因为遗失了他们的华人母语等原因，今天的人特别重视中国传统习俗与宗教。直到现在，一些峇峇人还采用传统的中国婚礼，包括穿着“古老的”中国婚礼服等。

在此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语言是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语言的丧失并不一定意味着族群认同的丧失。人不讲华人语言，但他们一直是华人。然而，这一现象确实影响到族群认同的性质和认知。当人们坚持“华人”这一标志时，其意义已经改变，即人已被认为是不同类型的华人，他们成了“次族群”范畴里的华人。与此同时，那些源自福建的人也自我认同为福建人。

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区分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一个不讲华人语言的人仍可以是一个华人。在马来西亚，因为华人之间一般相互不讲马来语，所以，人被认为是不同类型的华人。

事实上，在马来西亚，由于语言涵化，不同地方的华人有不同的认同。例如：在吉兰丹(Kelantan)的东北部讲闽南方言的华人受马来语和泰语方言影响较大。在亲朋好友之间也讲马来语和泰语，而青年人当中实际上喜欢讲吉兰丹的马来语方言。“纯华人”就鄙视并称他们是半唐人(半泰半华人)，他们自称是唐人，这是当地的闽南人称呼“华人”的专有名词(Tan， 1982)。

在槟榔屿的华人，他们大多源自福建闽南，讲一种被涵化的闽南方言，也就是通常讲的槟城福建话。相对于马来西亚其他地方的华人方言，槟城福建方言更多地借用了马来语中的词汇，在语音类型上也受到泰话影响。尽管槟城福建华人的其他文化特征也受到影响，例如：老年妇女穿戴“沙笼”，但正是槟城福建方言使槟城的华人有别于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华人。

与此相似，如果我们到东马来西亚沙捞越和沙巴州，当地的华人使用当地的通用语，不难将当地的华人与其他地方的马来西亚华人区别开来。例如：在加帛(Kapit)的华人能讲流利的伊班话，而在巴拉甲(Belaga)的华人能讲加央话。因此华人亲朋好友之间、华人群体内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华人与非华人交往所使用的语言成为区分华人群体内“我群”与“他群”的标志。

在跨境民族的概念中，区别一个国家的华人与其他国家的华人之客观特征就在于他们所讲的语言。这是我们辨认在印尼讲流利印尼语的华人、在泰国讲泰语的华人或在菲律宾能轻松自如地交替使用华人语言(闽南话或普通话)、达卡语或菲律宾英语的华人的方法。与此相似，华裔美国人讲美国英语时，东南亚的华人常常认为他们太美国气了。

综上所述，“华人”的概念始终是主观认同的问题。主观地说，一个华人是否讲华人语言并不能削弱他们作为“华人”认同的程度。事实上，人是可以他们讲马来语而强调他们是不同类型的“华人”，他们也可以因为保留着某些连“纯华人”都已不再保留的华人习俗而自认为比其他华人更华人。然而，正是语言或者说华裔族群所讲的语言使他们与其他类型的华人区分开来，因此可以说语言与华人认同有密切的关系。我还要指出的是：人的经验并不是个性的，而事实上是所有华裔的共性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语言上受到马来人涵化的人，代表着华人认同一种类型。

三、中文能力与认同

在华裔族群当中，有的被涵化的程度较深。这就产生了“纯”华人与被涵化的华人的识别。事实上，不管是就生物或文化意义来说，都不存在纯华人，即使是在一国之内，“纯华人”也并不“纯”，只不过是涵化的程度较小而已。例如：在马来西亚，非人的闽南人认为他们比更纯，认为人像马来人。但当他们对台湾人讲福建话(闽南话)时，台湾人就会发现他们有点“番”(受非华人影响)。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所谓纯福建华人也借用了一些马来语词汇，比如： Kauyin (源自马来语“Kahwin”，即“结婚”之意)、Pun (在马来语中为“也”的意思)等等。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裔朋友告诉我，他第一次到香港时，他问巴士司机“Ke to lui?”(“多少钱”)时，司机看着他然后评论到：他肯定是从新加坡来的。我的朋友意识到他所讲的广东话太马来化了，因为他讲的话中含有马来话借词Lui，由马来语中的duit一词而得，即“钱”的意思。

“纯华人”概念的提出，无疑是那些旨在提高某类华人的地位而宣扬的神话，是那些自认为在文化上优越于其他华人而提出的定义问题。再者，人们又如何客观地定义纯中华文化呢?首先，没有哪种中华文化是纯的。相对于台湾人来说，马来西亚的华裔总体上似乎没有那么“纯”，但台湾人本身也并不“纯”。东南亚的“纯华人”把吃槟榔(马来语叫Pinang)和土著人联系起来，认为这些习惯是非华人(“番”)习惯。当马来西亚华裔初到台湾乍看华人吃槟榔时准会吓他一跳。

自称为“纯华人”(从文化意义上讲)的华裔族群包含两类：一类是会讲但不会写中文，一类是能说会写的，即会讲普通话，能写中文。至少会讲一种华人语言是“纯华人”的最基本要求，像人就不够格。在美国，有起码会讲一种华人语言的华裔美国人，也有只会讲英语的华裔美国人，后者可以被认为是美国的峇峇人。

如果峇峇人处在受涵化较深的一端，能讲会写华文的那些人处在另一端。为方便起见，不管他们的中文能力怎样或是否完整地受过中文教育，我称后者为受过中文教育的人。他们时时刻刻都把自己看作“纯华人”，并且作为华人语言和中华文化的捍卫者。不足为奇，较为极端的华人沙文主义者都来自这一类，但如果把所有受过华文教育的华人都归为华人沙文主义者那就错了。

中文能力是区分不同类型华人的标志。总的说来，能看懂华文以及能直接接触中文传统文学作品的华人将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历史、哲学和文明，也会对中国音乐、戏剧和中国艺术感兴趣。懂华文的马来西亚华裔对当地、新加坡、香港、台湾及中国其他地方的中国音乐和歌曲情有独钟。他们经常跟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形成反差：他们之间在认同和文化兴趣上的确存在差异(Wang，1970； Tan，1988b)。在马来西亚，主要华人社团的领导者，特别是倡导华文教育者，是界定和捍卫华文文化与认同的中间力量，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华人必须会讲能写华文。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认为华人送小孩上华文学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拯救华文教育被视为是拯救中华文化和保存华人认同的关键。以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华文和拯救中华文化以及华人认同的关系对驱动华人的政治支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宗教(如伊斯兰教)是驱动马来人的重要方式，那么中文是华人最主要的驱动原则(mobiliying priniple)，而宗教和语言一旦卷入政坛，它们就会成为激发人们情绪的载体。所以任何扰政者都必须认真处理好这两方面。

在马来西亚，华人可以送他们的小孩进华文学校或马来语学校，二者均为公立。在中学，学生必须选择要么进马来语公立学校(可选学一门华文)或华文私立学校(Tan, L. E. 1998)。因为中文小学是延续华语教育的关键，所以华文小学的存在是个永恒的话题。任何华人政党都不敢忽略华文教育的存在。

语言和教育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马来西亚华人父母。孩子应进华文学校还是马来语学校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因为这将影响着小孩的文化认同和他们的社会升迁。难就难在作为马来西亚人，华人必须学习马来语，这是国语，但从社会经济机会和国际发展考虑，他们又得学英语。同时，大部分华人父母又想让他们的小孩懂得华文，一方面是因为华人认同，另一方面是因为华语是一门有用的语言，现在台湾的经济不错，中国也正在开放贸易和投资。但学生在公立马来文教学的小学有机会从三年级开始学习中文，课程设置比较差。另外，华人也担心如果小孩进华文学校而学习成绩低下时，他们上马来语中学时将跟不上其他同学。在中学阶段，大部分华人把子女送到政府公立学校而不愿到私立中文学校(这种学校的考试文凭不被政府承认)。他们认为这对日后在马来西亚生活和工作的孩子发展不利。

学习华文的机遇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华人的数量和政治力量，这也直接影响不同国籍的华人的文化认同。不是很多人知道马来西亚是除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华文教育保持得最好的国家，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和基础甚至超过新加坡。在这里有明显的阅读华文的习惯，有华文报纸和杂志，华文书店还有大量的华文书出售。尽管新加坡官方进行了“推广普通话运动”，华文又作为第二大语言来教学，但今天在马来西亚，华文小学遍及全国各地，有60多所私立华文中学(UCSTAM，1984：104)。

东南亚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限制华文教育以影响国内华人的文化认同。印尼事实上采取了同化政策。到1966年，所有的华文学校均被关闭(Mely Tan，1987)，甚至曾禁用华文，这就导致了年青一代的华文文盲。尽管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占绝大多数，他们一直采取侧重英语教学政策，新加坡政府不想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的第三个中国。然而，近年来，政府过度西化和年青一代中华伦理观念的丧失，所以政府进行了推广普通话运动，强调把华文当作第二语言来学。新加坡的语言和教育政策并没有像人们看起来那么简单，如Selvan (1990)所述，这些政策是跟前总理李光耀的政治意图有关系的。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英语和欧洲语言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人们到处都讲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所以(华人)父母们很难让他们的子女学华文。多元文化思想在西方得以承认也许使在学校学习中文的机会增加了。但眼前的问题是，在英语环境中，如何激发孩子认真地学习中文。

因此政府对学习华文方面的语言和教育政策，以及华人对大社会的适应对华人认同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研究泰国华人的同化问题时， Skinner (1964：86)指出：“事实很清楚，华文教育阻滞同化而泰语教育促进了同化，无正规教育对同化的影响则是处于两者之间。”如果把“同化”改称“涵化”，以上这一阐述就可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为我们必须区分主体意识认同变迁的同化和文化变迁的涵化。归根结底，华语的读写能力对华人认同有重要的影响。

四、语言、国籍与认同

弄清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及国家认同的区别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美国的熔炉理论已经过时，但谈到华裔民族的政治态度和对国家的忠诚时，许多从政者甚至学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持“熔炉”的假设。

有些政客经常假设，如果持有更多的中华文化(例如会读写中文)就意味着与当地社会整合的程度小。华人受当地社会涵化的程度越深，他们整合于地方社会的程度就越大。根据这一假设，马来西亚的峇峇人被认为是被同化较深的华人。而这一推断背后的范式，实际上就是“熔炉”范式。事实上，作为华人的一种，峇峇人的政治信仰跟其他非峇峇华人是相似的：都认为华人在某些方面是被政府歧视的。峇峇人讲马来语，但我们应该记住，他们自己认同为华人，而且这一观点也被其他族群和国家所接受。

与此相似，在马来西亚受中文教育的人或者那些从事华文教育运动者并不意味着他们较没有马来西亚意识。这些华人可能推动华人文化的认同，但现在他们都已认同马来西亚国籍，事实上如果对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提出质疑，他们会感到气愤。今天如果他们表现出更大的族群情感，那是因为他们完全认同了马来西亚，因此期望与主体民族拥有同样的待遇。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在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力来促进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界定马来西亚华人认同。如果从文化范畴来讲，他们看来比峇峇人和大部分接受英语教育的华人更倾向种族情绪化，这是因为，受华语教育的人以不同方式强调华人认同的特征，他们觉得华人认同正在受到政府政策的威胁。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他们的行为是否合适是另外的问题，关键在于，他们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对马来西亚的不忠或他们的马来西亚意识淡化。

二次大战前，马来西亚的许多华人也许是倾向中国的，但1957年独立后，政府给予了他们国籍，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都认同了马来西亚籍。1997年的汤姆斯杯在吉隆坡举行能说明这一点。马来西亚队与中国队在决赛时相遇了，不管是马来西亚的华人、马来人或其他族群都为马来西亚队加油助威，马来西亚华人像其他马来人一样都把中国当作另外的国家，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家能赢得这场羽毛球比赛。

整合应该被看作是对国家社会的参与，而不应该以涵化和同化的程度或者政治上占支配(统治)地位的民族所界定的民族文化的统一等等来衡量。显而易见，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关系到少数民族是否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得到相同的机会，是否被大族群社会所接纳。例如： Bernard. P. Wong(1979：171)已经观察到的美国华人的情形，“法律的保护和开放的经济机遇已极大促进了华人参与到当今美国生活中”。

那么我们又怎么来看待受华文教育者表面上对中国及华文刊物的极大兴趣呢?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文化关联”(Harn relevance)的概念(Tan：1989)，中国是华裔族群的发祥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因此中国在历史和文化上对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有文化上的关联。这对受中文教育的华人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有能力阅读华文就意味着他们接触到或更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

当一名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非中国公民)来中国参观时，他跟其他非华人旅行者对这些地点将有不同的感知。首先，华人们把中国看成祖宗的发祥地和他的文明发源地。其次，他不单只是观光，中国历史的景点都使他把在书中读到的中国历史特定时期联系起来，也可能使他联想到通过阅读熟悉的某些诗人或他们的诗句或某些英雄贤达。在这一点上，受过中文教育的华裔与中国公民有些文化上的相似之处。但也仅此而已。客观地说，华裔族群自己认同了各自的国籍。所以就有必要来区分文化认同与国籍认同和对国家的忠诚。在华裔族群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理解。对文盲来说，中国只不过是他们的祖宗发祥地，对那些熟悉历史和文学传统的人来说，中国的意义远不只这些。那些没有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可能也了解了中国的历史甚至中国文学，但是那些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一般会懂得更多或者感觉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就强。一个仅仅欣赏历史古迹风景的人与一个看到景点就会想起几首唐诗(如比说)的人是不同的。所以语言对华人的文化认同影响很大。

中国文化的关联性与华裔族群的关系在一些方面可以跟讲英语的人对英美文学的特殊兴趣相比。受英语教育的马来西亚人对不列颠文学传统的认同并不等于不对马来西亚国籍的认同。但是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当然也是文明的发源地。在某一程度上我们可以把阿拉伯圣地的关联性、阿拉伯的事物(特别是阿拉伯语言)与阿拉伯以外的穆斯林的关系做个比较。

熔炉理论以及将中国与华人的文化相关性等同于认同中国的混淆理论经常使华裔族群，特别是受中文教育者受到当地的政客甚至学者的不公平的挑剔，并认为他们在意识上倾向中国或者没有认同他们的居住国，这个谬误主要是没有考虑到华裔的感知和客观经历罢了。

中国人忽视当地华裔族群的本土意识同样误导了对这些人的政治态度。例如，在中国仍有人把海外华人到中国参观说成是“回国观光”，事实上，这些华裔只是参观，并没有回国。过去华裔来中国投资被称作是爱国，还有人争辩“海外华人”能帮助发展中国经济。事实是，华裔在中国的投资是从经济方面考虑——赚钱。当然选择中国投资时，会讲华人语言是他们的优势，即懂得语言，能动用他们的文化资源甚至必要时动用亲属网络。我们在此再次强调区分文化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性。总的说来，像李国(1991)所说，在中国，大量的投资来自香港、澳门、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投资只占了很小的份额。尽管中国已承认华裔族群是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但忽视华裔族群的本地认同的现象还存在，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认识二战以后所起的变化和“唯中国”意识所引起的偏见。“唯中国”的观点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当一名华裔马来西亚诗人写诗表达他的爱国激情时，中国的作家有可能会赞扬他热爱中国，而他实际上表达的是对他的祖国——马来西亚的爱。例如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汇天(即吴天才)的《土地的呐喊》于1989年在中国出版。一些中国的写作人在为他写书评时，以为他所写的祖国指中国，其实诗人所指的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