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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境华人认同 汉语是世界各地华人的共同语言。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现在乃至将来都将是跨境华人的交流媒介。但对于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来说，通用的语言是普通话，在中国大陆称作国语，但在东南亚华人中却称作华语。近些年来，举行了许多讨论华人的会议在那些由华人组织，主要由来自各国的华人参加的会议上，英语和普通话被用作会议语言。我过去常听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说，华人集会还使用英语，真让人遗憾(有些人说这是一种耻辱)。1991年8月，首届华人企业国际会议在新加坡召开，马来西亚的中文报纸对会议组织者用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会议语言进行了一系列批评。如上所述，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把使用中文的能力作为华人认同的标志，很明显这里也有些“种族”的感情。然而，事实是，英语仍是全世界跨境华人便捷的共同语言，其次才是普通话。 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华人来说，普通话已经并且将变得更加重要。冷战结束后来自各国不同政治制度的华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间的国际性会议的举办，在国际舞台上推动普通话的应用。台湾与大陆间跨国性投资的扩大以及大陆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增加，也将无疑会提高普通话的地位，总而言之，经济地位的提高势必会加强语言的使用。 作为全球性的中文杂志，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有助于促进普通话的使用，让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华人读者了解华人特别关注的问题。网上系统的使用提高了作为世界通用华语的普通话的地位。这方便和促进了华文大众媒体。尽管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但通讯卫星系统的使用使一个国家的华人能看到其他国家的华语电视节目。 华语大众媒体的改进和全球化使华语读者在文化上更加亲近，这促进了华人更多地共享中华文化同时，全世界华人社区的多样性也更加易于理解《亚洲周刊》面向全世界刊行，因此，它必须意识到在不同国家某种普通话使用的多样化。在“致读者栏目中，人们定期讨论全世界华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我觉得这个栏目非常有趣。 然而，跨国华人认同并不存在。只有那些较为大汉族主义或有“种族倾向”的华人才持有各地华人形成某种“种族”的观点，也就是持有大民族主义的观点。所有的华人都被描述为“龙的传人”。虽然这些“有种族倾向”的华人把中文读写能力看作华人认同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们仍然把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华裔看作是所有华人的荣耀，尽管这位华裔只把他/她自己当作华裔美国人或华裔印度尼西亚人。 从这个方面看，作为全球性的华文刊物，《亚洲周刊》也有意无意地把全球各地的华人描述成一个民族。世界各地华人的成就被说成是全体华人的成就。比如， 某种华人“种族”(race)的观点主要基于民族中心主义，而不是社会现实，因为在跨国的语境中，华人是作为不同国籍的民族相互往来的。不同国籍的华人间交流和交往机会的增多实际上使华人更加意识到了他们彼此间的各自认同，并使他们认识到相互尊重各自认同的需要。诚然，不同国籍的华人可以通过“我们都是中国人/华人”来突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便如此，这个表述也有差异。中国的华人可能会说“我们是中国人”，而东南亚的华人则喜欢说“我们都是华人”。在这种语境中，这两种表述都指不分国籍的华人，但东南亚的华人避免用含有中国国籍之意的词——中国人。 在表达“我们都是中国人/华人”时，不同国籍的华人实际上在强调三个认同要素之一，即标志因素。世界各地的华人共有“华人”这个标志。但这一相似之点对于整体认同而言，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认同是以主观认同为主，以及利用文化特征为认同的象征。“我们都是华人”这个短句的表述实际上表明多样性的存在，因此，需要用一个强调紧密关系的称呼。族群性可随情况因时、因地而异。在某种场合下，一个人可能可以甚至被迫改变族群认同甚至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们对“华人”这一共识的标志具有不同的理解，但如果准欠的话，它确实可以作为中国国籍的基础。例如，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约60 000华人学生从印尼“回”到中国(Godley和Coppel，1990)。很明显，他们把国籍认同改为中国，这是基于他们的“华人”认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完全被中国人接纳为中国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适应中国的生活，因而很多人去了香港。据Godley和Coppel报道，在离开中国40多年以后，许多现在生活在香港的当年的学生仍然讲印尼语或爪哇方言。 现在，华裔族群对各自的认同都有较好的理解，并为各自的国家认同感到自豪。中国已正式承认不同国籍的华人身份。事实上，有些中国政治领导人官员和学者偶尔发表一些无知的言论，呼吁那些已经认同了各自国家社会的东南亚华裔忠于各自的国家或应在经济上对各自的国家做出贡献，这些华人视此呼吁为耻辱。台湾虽还没有正式宣布放弃儿童国籍随父母籍之原则，但实际上已经控制非台湾华人移居台湾，并采取严厉的措施阻止“非法的”非台湾华人劳工进入其区域。 综上所述，世界各地的华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种族”，就跨国而言，他们彼此以不同国籍的华人自居。认同最终是一个在一个国家的生活历经形成的主观认同问题。尽管已有大量的论著论述东南亚的华人，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族体。 六、结论 本文说明了在族群认同方面，华裔族群认同的持续并不在于任何汉语使用的持续，因此需要区分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今天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尤其自巴斯(Barth)的具有启发性的著作问世以后(1969)。对全世界华人社区的比较性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即使不讲任何一种汉语语言的华裔一样可以自我认同为华人。 然而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语言部分——可表现认同的类型；而文化涵化的不同层次导致了对华人认同的不同理解。华人文化有不同的模式，同时也有不同的华人认同，对那些能读、写汉语的华人而言，这种汉语的读、写能力是华人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持续的关键因素。 表1总结了我们对语言和华人认同的讨论，表中A、B型的人自认为是“纯华人”， C、D型的人则可被称为“人”——从描述的意义上讲，非指如马六甲地区的人那样的次族群，这是涵化程度较轻和涵化程度较重之间的对比，在东南亚，后一种人被叫作“土生华人”。当然，既然今天世界上很多——至少在东南亚——的华裔都是当地出生的，那么这个称呼也就不十分恰当了。在马来西亚，那些“纯华人”不仅爱使用“峇峇”来指马六甲地区的峇峇人，也用来指那些总体上被涵化较多的华裔。在印尼，也有托托(Totok)华裔(“纯华人”)和帕兰那堪(peranakan)华裔(“峇峇人”)。但在很多国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来称呼所谓的“纯华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纯华人”自视为华人而不把被涵化了的华裔视为纯华人，因而他们才使用这种有贬义的词来称后者。
亲昵语是通常在家里使用的语言，也是族群内部交流时使用的语言，这儿指同类华裔中使用的语言，但因为不是所有的华裔都是说同种华人语言，所以A类华裔可能不得不使用英语或别的语言与 华裔(C类华裔)交流，而A类华裔的内部交流语言要么是普通话要么是其它华人的汉语语言。事实上，在一些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A类华裔可能不得不妥协，和他们的孩子讲英语，虽然他们的内部交流语言是某种汉语语言。 上面这些根据语言使用情况进行的分类可以适用于所有不同国籍的华裔——当然在同一个国家里不一定出现所有的类型。在马来西亚，华裔主要分为A类和B类，前者指接受中文教育的华裔。马六甲的人和不说汉语语言而说英语的华裔一起属于C类，吉兰丹的帕兰那堪式华裔则属于D类，虽然槟城华裔说的是涵化了的闽南话——但未达到帕兰那堪人的涵化程度——但他们在同类华裔中并不用马来语交流，所以他们应该是B类的“纯华人”。吉兰丹的帕兰那堪华裔已适应于在家讲涵化了的闽南话和吉兰丹马来方言。在马来西亚，华裔和其它族群的人一样，把英语作为交流语言之一；因此在使用马来语作内部交流语言的使用程度上，华裔与别的民族有所不同，能够进行区分。只有“峇峇人”(C、D型华裔)把马来语作为内部交流语言。 在美国，至少有A型和B型华裔，也有人(C型)，即能说、读、写英语，不会一点中文的美籍华裔，我不知道是否有D型美国籍华裔。和马来西亚情况不同的是，美国接受从中国和其他地方来的华裔移民，其中很多是知识分子(Wang，1991)。这些人构成了与植根于当地社会的族群形成了鲜明对照的、受地方文化涵化程度较少的A类华裔族群，给A类华裔相应的中文书写和文化活动注入了活力。 世界各地的华裔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文明的传人，在汉字读写上，他们都是共同用中文进行书写，而现在普通话已经成为学习中文读写的标准语言。由于中文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密切，此外接受中文教育的华裔通常都是华文认同的中间分子，这使得接受非中文教育的华裔产生了某种心理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压力使得他们要学习一些中文，从而使自己在文化上更“华化”一些。 全球性的华人共同认同并不存在。华裔族群密切与各自的故乡认同——他们的出生地和公民权归属地，他们的认同是由他们在各自的国家社会中的生活经历而形成的。马来西亚籍华裔与旧金山美籍华人的内心主观经历明显不同；而不同国家间华裔的联系不断增多，也确实凸显了这种不同，而且需要加以尊重。即使接受中文教育的马来华人与中国人或生活在菲律宾的接受中文教育的华人有很多共同的文艺兴趣，但他们作为华人的这种内心经历仍然有许多不同，他们可能同时觉得自己是马来西亚人、是菲律宾人等等。对一个马来西亚人而言，他的这种内心经历是形成于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的经历；一个美籍华裔的情况也是相似的。 本文重点指出需要区分文化和族群意识，此外，区分华人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操普通话和喜欢中国文学的马来西亚籍华人不可以被视为比操马来语和喜欢马来土歌的华人缺乏马来西亚意识，他们皆与别的不同族群的马来西亚人一样，都有马来西亚意识，都是马来西亚人。族群与国家认同是客观的，不能用固定的文化特征的标准来衡量。 同样，喜欢中国诗词和中国大陆书刊的华裔不可以被视为认同了中国。不理解华裔们在国家认同上的不同和中国文化相关性的问题就会认为这些华裔组成了一个潜在的可被中国利用的第五纵队——就像冷战时宣传的那样。现在冷战已经结束，第五纵队之说却没有随之完全消失。中国已成为亚洲地区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那些认为中国是一大威胁的政客、新闻记者、学者们定会再次采用此类及相似的说法，特别是如果中国不愿被纳入西方工业国家设想的世界力量支配体系之中。冷战后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美国对南半球国家所行的双重标准)说明了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不能忍受那些不依靠前者控制或不被前者影响的地区性大国的发展，伊拉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入侵科威特给了西方一个很好的借口来打击它。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所有的国际主要媒体都是西方的，代表了工业大国的利益，海湾战争时期这些媒体按美国的意志进行宣传并联合起来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倾向性。在华裔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这些媒体也很容易宣传某种思维模式，而这些思维是符合北半球工业大国利益的。 首先，把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与香港、台湾的华人一起看作“华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已经看到不同国籍的华裔各自认同，并在此基础上与别国的华裔互相来往。确实没有共同的跨国华人经济，也没有共同的跨国华人认同。把全球华人的经济利益归同到一起认为这是跨国华人经济并会为中国服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华裔们的命运还未能摆脱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玩弄以及区域性的政治纠缠，中国的国际政策可能会使事情变得难办，中国近期就她对中国南海的南沙和西沙群岛作出享有主权的声明，这让人又开始担心中国霸权主义。无论中国对华裔的态度如何，中国政府和利用他们称霸的时代已经结束。事实上，有关东南亚华裔的课题， 总之，在语言、国籍和认同方面对全世界华人社区所作的比较性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华人文化和华人认同的相似性、多样性有所了解。关心时事的学者，有必要为传播他们的分析和发现，以纠正被曲解的有关华人族群特性的表述，尤其那些与中国(政府)相关的表述。 参考文献： [1] Dede Oetomo (1998)."Multilingualism and Chinese Identities inIndonesia". In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eds.),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2] Godley,MichaelR. and Charles A. Coppel (1990)." The Pied Piperand the Prodigal Children: A Report on the Indonesian-Chinese Students who went to Mao' s China" Archipel, 39: 179～198. [3] Li, Guolliang( 1991 ). Zhanhou Dongnanya Huaren Rentong Yanyiu de Gongshi yu fenzhi ( Studies on the Identity of Ethnic Chinese in Postwar Southeast Asia:Consensus and Dissens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ing Ethnic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Minority, organized by the China Studies Programme, De [4] Selvan, T. S (1990).Singapore the [5] Shellabear, W. G( 1913 )."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 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y,65:49～63. [6]Skinner, G.William(1964)."The Thailand Chinese: Assimil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Asia,2 (Autumn): 80～92. [7] Tan Chee Beng (1980)."Baba Malay Dialect”.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53(Part 1):150～156. [8] Tan Chee Beng (1982)." Peranakan Chinese in [9] Tan Chee Beng ( [10] Tan Chee Beng (1988b)." Nationbuilding and Being Chinese in a [11] Tan Chee Beng (1989)."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and [12] Tan Chee Beng (199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ing Ethnic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Minority, 8～10 November 1991, Manila. [13] Tan Liok Ee (1988)."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in [14] Tan, Mely G. (1987)." The Role of Chinese Minortiy in Development: TheIndonesian Case".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5 (3) 63～82. [15] Wang Gungwu (1970)."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16] Wang Gungwu (1979)." [17]Wang,L.Lingchi(1991)."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18] Wong, BernardP.(1979).A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Ethnicityand Survival Stratcgies. [19] UCSTAM (1984).Huaren Jiaoyu Shiliao(Historical Sources on Chinese Education).33rd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of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UCSTAM).Kuala Lumpur: 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收稿日期: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廖智宏] [作者简介] 陈志明，1950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福建永春。1979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任；冯光火，男， 1966年生，翻译理论研究生，现为广西民族学院国际交流英语翻译。南宁，邮编：530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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