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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 郑杭生[2] 今天，2010年3月27日，是先生的百年诞辰。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尽管他已经离开我们近10年了，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学术遗产，仍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我认为，先生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做出的巨大贡献，有必要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加以再认识。这里所说的“再认识”，是指我们对先生所做的贡献，认识得还不充分、不到位、不深刻，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先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重要开拓者。他的《金翼》和《凉山彝家》是两本最有代表性的力作。其中，《金翼》已成为国际人类学重大主题——中国汉人宗族社会研究的奠基作品之一，延续至今；《金翼》同时也成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家族与社会网络研究的基本国情依据之一。同样，《凉山彝家》，也早已被公认为现代彝族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他对彝族文化与社会的双重观察，提示了现代中国多民族发展急需加以区域关照和整体性协调的重要意义。 这两大著作，分别代表着先生的两大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这就是汉人社会研究和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第一，汉人社会是先生早期学术生涯的主要领域。先生在闽东乡镇汉人家庭长大，念过私塾，目睹农夫在田间插秧耕作，围观闽江的龙舟赛，参加过拜祖仪式，长期在民俗生活中耳濡目染，直到赴省城和出国深造为止。上世纪20年代，先生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先生，接受社会学、人类学训练。1936年，他利用从闽东田野调查得来的资料完成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驾轻就熟地将私塾国学知识、乡村民俗事象与社会学理论视角融为一炉，分析了中国宗族社会的结构功能，引起学界的重视。1937年，先生到哈佛大学转攻人类学，接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训练。1940年获博士学位后，先生利用余暇，根据他在闽东家乡的生活经历，以及1936-37年之间做的两次田野工作，写成小说体著作《金翼》并在国外发表。《金翼》、《义序宗族的研究》两本书成为汉人社会研究的学术经典，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是国内外人类学课堂教学的必读书目，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延续性主题，产生了持久的学术影响。 第二，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特别是对彝族的研究，可以说是对汉人社会研究的自然而然的学术延伸和扩展。先生自1937年到哈佛大学转攻人类学后，接受了系统的跨文化研究训练，少数民族开始成为其学术兴趣点之一。其博士论文《贵州苗民》（1940）广征博引，精确考证了贵州苗民52支系的分布，简略描述了各支系的饮食、服饰等习俗，是先生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试笔之作。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先生放弃哈佛大学教职，年底辗转昆明，加入燕京云南两大学田野工作站。半年后被先生派到成都燕大，先生手中接掌社会学系。此后，先生连续几年暑假考察凉山彝族、康北藏族和川康北界嘉戎藏族，先后完成了《凉山彝家》（1947）、《四土嘉戎》等重要著作。由于时局骤变，解放前夕《四土嘉戎》书稿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失踪，我们只能从连载于1945年《流星》月刊的“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一文及“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文章间接该书的学术风貌，这是非常可惜的。而《凉山彝家》则成为中国民族学的经典之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先生对彝族的研究可以说是锲而不舍，新中国成立后，一有机会就对凉山进行实地研究。1975年文革后期，先生二上凉山，写成《凉山彝族今昔》长文。到了1984年，74岁的先生为指导研究生实习而三上凉山，回京后写成《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一文，分析了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互动的现状并提出建议。1990年代初，先生委托出身凉山彝博士生潘蛟四上凉山进行调查，师徒据调查材料合写成《半个世纪以来凉山彝家的巨变》，对1956年以来彝族社会发展作了系统深刻的描述和分析。1995年，《凉山彝家的巨变出版》，与《凉山彝家》一起构成凉山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宏大画卷。 先生的贡献当然不仅仅是上述两个方面。下面几点也必须提到。 第三，民族识别是一种很复杂的研究。1953年8-10月，先生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遣，率队到黑龙江和内蒙古，对达斡尔人进行民族识别。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先生主导写成报告，确认达斡尔人在历史上虽与蒙古族同源，但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已经形成不同的特点与认同意识，宜于识别为单一民族。1954年，中央确认这一意见，达斡尔族成为我们的民族之一；1954年5-10月，先生再度受命率队到云南，对彝、壮、傣、哈尼等族的不同支系进行识别。调查组在缜密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研究报告，除确定了一些群体的彝、白、傣、苗、哈尼等族属外，还对68个具有不同称谓的族体进行了正名或归并。 第四，少数民族历史调查。1956年后，先生工作重点转向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和对外（前苏联）学术交流，但仍积极参与民族学应用研究。1958年，先生承担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任务并担任云南组负责人之一，后又曾为主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奔走各地，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嘎然而止。 第五，还要指出的是，先生本人既是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泰斗，也同时是一位值得称道的教育家和学术播种人。改革开放以后，先生积极推动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在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确定研究专题等方面都有实实在在的设想和安排，为日后他的弟子们的整体学术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学术界，先生的学术代际传人与专题研究线索相当明了。例如，我校人类学研究所教授20余年间继承了先生的宗族乡村研究等主题，加上再传弟子，已经有全国各地十余人活跃在这一专题领域。这一学派从90年代初就开始做新的研究性布点，从中国南部和东南部转向华北，扩大到中国西北、西南、东北等十一个省区做田野工作，以家族宗族社会为出发点，同时或转而展开多视角认知中国社会的探索方式，他们采纳专著和弟子团队专题合集的方法，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一批批重要学术成果。他们学理上相互影响，又各具特色，这和同一师门弟子与朋友之间在研究生课程内外常年交流（这次又云集北京为新论集定稿）与交往关系颇大。先生这一学派的新人，还在最近十年，在关于民族识别的专业人类学遗产基础之上，推动了中国区域社会的文化多样性观察，探索人群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并在公共卫生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应用性主题方面获得新时期的新成果。我想，我们先生治学一生的经历看到，中国的学术传承实践有多么重要，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事业需要有精细的计划、一批批的深思熟虑的学者和扎实的研究工作才能使中国学术站在国际前沿，先生卓有成效的一生就是我们的榜样。 先生的一生，在发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借鉴国外思想做中国本土的文化观察与解说，以及重视“经世致用”的现代应用人类学关照，的确属于当今人文社会研究大师的整体性兼修才能，百年一遇，为后人格外称道。 所有这些，使我们这样年纪的后辈受益不浅，我更希望比我们这一代年轻、更年经的后辈、后学，不断对先生对当代中国人类学所做的贡献，进行再认识，以便温故知新，常学常新，使得在新的百年中，中国人类学能够出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继承这一学术传统又超出这一传统的学术大师。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在这里隆重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这里，我还要附带说一下，我个人有幸在十几年前有过先生当面讨教的机会。这就是1997年1月6日至20日在昆明成功举办的“国家教委第二期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在会议的空隙，由庄孔韶和胡鸿保两位教授陪同，一起拜见先生，先生询问了当年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情况，谈到他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发展的的一些看法，表达了他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加强合作的前景，受益匪浅。我们还留下了一组先生当面讨教的珍贵照片。其中的一幅，已经发表在2005年出版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卷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上。这是我个人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时，值得回忆的。 谢谢各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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