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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信任
来源----网络
对社会契约的轻慢，使得在当今的中国，信任成了一种奢侈品。许多人以欺骗为生，即便被揭穿，也不用付出太多成本与代价。
更糟糕的是，公权力与法律，原本应该是社会诚信的最后一道盾牌。如今，却成了摧毁社会诚信的一股主要力量。
英国诗人约翰·唐恩曾在诗中写道：“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所以，请不要问信任的丧钟为谁而鸣，它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8毛钱”事件没有赢家
深圳市儿童医院的儿外科主任李苏伊第一次见到病人，是在8月21日深夜十一点左右。一个出生仅两天的男婴，刚刚从深圳市人民医院转院而来。
根据检查结果，李苏伊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先天性巨结肠（长段型）不除外。”随后，他向患儿的父亲陈钢建议：“进行结肠造瘘术，同时取活检。”
陈钢拒绝了手术的建议。8月24日，陈钢在“病情告知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正式拒绝手术。8月25日晚，陈钢带着儿子自行出院。第二日凌晨4点45分，父子又出现在了广州市儿童医院。
根据陈钢带来的X光片，检查过后，主任医师李成昌在门诊病历上这样记载：“先天性巨结肠未排除”，并给出了三点处理意见：洗肠，石蜡油外用，2个月后复诊。
其中的石蜡油，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开塞露。据陈钢说，从广州回家后，他给儿子仅仅使用了一次开塞露后，儿子就可以排便了，能吃能拉，“身体一天天成长”。而这瓶药的价格，便是此后引发广泛争议的“8毛钱”。
9月5日，他们决定去深圳市儿童医院“讨说法”。同行的当地电视台与网站的记者，也把这一天发生的故事，通过自己的视频、文字，展现在了公众面前。
随后，这条两分多钟的视频被各大省市电视台转播，再加上报纸与互联网的推波助澜，深圳儿童医院与李苏伊本人，都陷入这场迅疾的全国性舆论风暴。所有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医生与医院。
那段时间，深圳儿童医院的病人数明显减少。一个患儿家属面对电视镜头说：“8毛钱，反映的是一个整体现象，整个所有的医院看病贵，不那么信任医生是一个很现实的现象。”
深圳市儿童医院开始了反击。9月6日，深圳儿童医院召开了新闻通气会，公布了掌握的患儿病情，并对之前陈钢的质疑一一作出回应。
对于备受争议的“10万块”，深圳儿童医院解释：医院从来没有人说过手术要10万元，10万元是陈钢的杜撰。根据医院近年来巨结肠手术所有病历的费用统计，即使患儿要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做造瘘手术及根治术，加起来的费用大约2万左右。
而主治医生李苏伊也根据判断称，患儿目俞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所谓“8毛钱”治好了孩子的病，是夸张的说法。
9月8日，深圳市儿童医院约陈钢一家到医院，给予家属书面正式答复。答复会上，李苏伊的发言是最多的。他甚至拿着广州儿童医院的病历本，指着上面的“先天性巨结肠未排除”说：“怎么到了媒体那里，就成了8毛钱治好了呢？”
有记者问陈钢：你是不是为了钱？
陈钢说：钱并不是最重要的，自己就是想要个理！
记者追问，你要一个理的话，可以到相关卫生部门去仲裁啊。
陈钢回答道：我不相信这些部门，他们是一家的。
10月20日上午，新浪微博上出现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一名ID为“热热的热干面”的网友爆料称：“闻名全国的'8毛钱治10万元的病’的孩子昨天在武汉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开刀了，是因为先天性巨结肠做手术的，据说现在住在八楼手术后病房。”
稍后，面对询问详情的媒体记者，该网友继续写道：“住在325床。昨天做的手术。是长段型巨结肠。”
这两条微博瞬间被转发了数千条，网友们的评论几乎一边倒，纷纷谴责患儿家长的无知，为之前被误解的深圳市儿童医院“翻案”。
一个网友说，只希望大家以后上网看到那些所谓的医疗事故不要一味地相信，这只是很多例医生被记者套上“莫须有”罪名中的一例。不过，也有网友反驳道：“现在大多数的医生本来能吃药的就输液，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冤枉大多数医生吧？”
最终，这个消息也得到了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的确认。
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谢志岿表示，“8毛钱”事件，其实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悲剧：“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信任危机，从个体不信任发展为群体不信任。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病人。”
别让专家忽悠你
在收藏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独立文物鉴定家裴光辉见多了这个行当里专家们的种种丑事。
最近的一次，是震动京城乃至整个中国收藏界的“金缕玉衣”骗贷案。五名国内顶级鉴定专家，为一公司老总自制的“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开出24个亿的天价评估，老总据此骗贷10亿。
如今，五位给出“真品”结论的权威专家正遭受着质疑。其中地位最高的史树清先生，现已去世。而根据另四位专家的回忆，“大家的意见都是随着史老走的。”
一件原本手工自制的金缕玉衣，专家们隔着玻璃展柜走了一圈，看了几眼，就成了价值24亿的“古董”。而这几眼的收获也不菲，根据当事人的供述，这几位专家也得到了数万甚至十几万的“鉴定费”。
其实，在裴光辉的记忆中，这样专家看走眼的情况，实在是不胜枚举。
裴光辉曾遇见这么一件事情。某拍卖行与一位专家商量好，把一件赝品鉴定为真货，然后专家从卖家的款项中获得10%的提成。这件藏品拍出了五六百万的价钱，但拍卖行反悔，只给了专家10万元。专家一气之下，向卖家“露了底”。没多久，卖家就停止了付款。
体制内腐败，也是让专家频频“看走眼”的一个原因。“公立博物馆这十几年收藏的藏品，都存在不少赝品。有地方博物馆，收紫砂壶就去宜兴，收青铜器就去洛阳，收青花瓷就去景德镇——现在那些地方可都是造假的窝点聚集地啊，人家在当地研究了多少年了，技术日新月异，这不是主动送上去挨蒙嘛！怎么看都像故意送钱的行为啊。”他听说，有些博物馆的领导亲属竟然在拍卖行工作——“这也太让人有想象空间了。”
他做了个悲观的预测，公立鉴定机构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中国的古玩市场就真的“玩完”了：不仅缺乏民主的选拔机制，近亲繁殖，更缺乏问责制度。
而专家的个人品行，也是个大问题。
现在很多专家都有多重身份：“既是鉴定的专家，又是一些拍卖行的合伙人。”——民间、官方都存在这样的人。外界是看不出来的。在明文规定上，这些专家只是鉴定家，并不拥有企业的股份，是古玩交易过程中的第三方。但是依然存在这样一个灰色地带：企业会给古玩卖家股份和提成，但不明写。
“鉴定家是不应该参与买卖的独立方。有这种利益关系的专家，你敢信么？”他反问道。
裴光辉认为，除了提升学术和研究能力之外，监督机制的重建，也是让专家重获信任的前提，“在我看来，专家需要拥有公民意识，要有独立的人格，不能高高在上。还有法治精神，有自我约束力，而且能够抗拒诱惑，这样的专家，民众怎么会不相信他？”
一场关于“信任”的媒体实验
2011年9月20日，一位50多岁的妇女在北京的几处闹市区频繁倒地，等待被人扶起。而两天后，她成为“新闻”出现在北京的一份都市报《法制晚报》上，标题赫然——“老人倒地扶一把，你敢吗？”
事先策划、全程跟踪、完成报道，身为记者的徐超成为了这场实验幕后的主角。
上午10点30分，在王府井新东安商场外，一位面色黝黑的老妇倒在地上，“胃病发作”的她一动不动。鲜艳的红色上衣，在铺着白色瓷砖的路面上很是显眼。
商场门口的一名促销员迅速跑上前询问，随后，不少路人聚在“老人”身边，并有多人掏出手机，打算报警。老人用“微弱”的声音请求，“能不能搀我起来缓一口气？”第4分钟时，一名女士手扶住她并拨打电话，直到“老人”称没事之后，她才安心离开。
11点55分，正是午餐时间，老人倒在了白领聚集的CBD永安里东街。5分钟内，有多名白领经过，偶尔有几人扭头观看，又在同伴的催促下离开。直到第8分钟时，才有一名餐馆工作人员出来询问“老人”的情况。
一直到10分钟后，一名骑自行车送外卖的小伙子才将“老人”扶起，然后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妈，我得送东西去了。”便匆匆离开。
12点40分，“老人”出现在清华大学某食堂前。不少学生刚好用餐完毕，正欲离开。见到倒地“老人”，路过学生纷纷停下围观，不过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约4分钟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生蹲下来，在1米左右距离的地方询问。随后她走开，开始拨打电话。此后有不少学生重复了那名女生的动作，但一直无人上前搀扶。
下午15点20分，“老人”倒在大型居民社区回龙观某过街天桥下，路过的多是去超市采购的家庭主妇或居家老人，有人上前询问以及打电话，但无人将她扶起。
这一天的实验和跟拍，让徐超内心忐忑不安，“一方面有道德折磨感，怕被说成站在道德高地；另一方面又会想，如果最后没有一人肯施以援手，那将多么可怕！”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过的媒体实验。徐超是《法制晚报》的记者，如今主要在负责一个新开设的栏目“生活实验室”，“栏目以关注当下社会热点为主，会涉及自然科学，也有社会人文方面。”
在徐超看来，这场实验最“麻烦”的就是记者身处的位置，“必须要隐蔽起来进行拍摄”。
当然，仅仅观察是不够的。所以，在实验结束时，徐超就会告知处在实验场的人们，“这只是我们的一场实验”，“那些伸出援手的人，起初会很惊讶，怎么会有这种实验，解释过后都表示很理解，也会坦诚告诉他们的想法，虽然会后怕，但还是救人要紧。而当我们追问某些人为何冷漠时，要么拒绝表态，要么听到的回答大多是，我可不想上当，最近刚出了这样一件事！”
对于这场实验，徐超认为：“有帮助，有冷漠，这样就有了对比效果。即使发生没有人去搀扶的悲剧，我们也会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们意识到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让大家有清醒的认识和反思。”
砸碎“墓碑”才能重建信任
2007年9月3日，宣读完一审判决书上最后一个字，南京鼓楼区法院法官王浩长出一口气，敲响法槌，转身离去。
他留下的判决，后来被无数次诟病：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原则，彭宇赔偿徐寿兰损失的40%，共45876.6元。
然而，“彭宇”案并未像王浩敲响法槌般一锤定音。2008年的十一假期，根据省领导要求，江苏省高院和南京中院的领导加班加点的研究，结果是彭宇和徐寿兰“案外和解，当天撤诉”。
有媒体对此评论说：“对于这个本来就没有赢家的官司，和解，也许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尽管，唯一不能和解的是真相。”
不可回避的是，尽管四年过去，“伤害”似乎从未离去。
彭宇案后，公众认为“判决结果让国人的道德观倒退了50年”，司法的权威性受到质疑，甚至动摇了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任。
而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看来，“彭宇案”传递出的信号让人感到恐怖。“正义被埋葬。没有证人证明我没撞的情况下，就算我撞了。彭宇案是墓碑式判决。”何兵说。
“墓碑上刻上越来越多的名字，开始闪闪发光。它不断挑战你的良知，你想把它遗忘，可是没有人会遗忘。”何兵如此评价“彭宇案”判决的影响。
“彭宇案”之后，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发生在天津的“许云鹤案”。2009年10月21日，车主许云鹤和王秀芝老太之间，发生了与“彭宇案”极度类似的故事。
2011年6月16日，天津市红桥区法院一审判决许云鹤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赔偿王秀芝10.8万余元，而判决书并没有认定许云鹤是否碰撞王秀芝的事实。
这样的判决与“彭宇案”何其相似：同样是40%的责任，同样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后，许云鹤曾经对媒体表示：“我不相信世界是这样的。但这件事情以后，我要助人为乐一定会三思而后行。”一位一直关注此案的网友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如果这是真的，我不敢转给孩子看。”
有舆论认为，从彭宇案到许云鹤案，无疑又给几近崩溃的社会道德体系一记狠狠的鞭笞：1990年代以来主宰公共空间的经济学，把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假设，普及成一条伦理戒律。凡此种种前因后果，推动中国跌入一个伦理道德空白的深渊。
有舆论将矛头指向事件背后的法院，甚至法律：无论双方如何各执一词为自己辩护，最终作裁决的都只能是法院。但法院遇到类似这种各执一词又没有证据的案件，在审判时要慎之又慎，在事实真相无法判断的情况下，在依法作出审慎判决同时，是不是应该考虑对社会公共道德体系的维护？是不是应该重视公众对于法律“信任感”的维护？
10月21日凌晨，近来牵动无数关注目光的佛山女童小悦悦终因抢救无效而离世。值得关注的是，在小悦悦离世3天前，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会后，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意见或会成为广东省制订相关政策的依据。
对于可能到来的“立法告慰”，何兵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其效果高下有待检验，要想破解“彭宇”困境，恢复重建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任，首先要做的是“把墓碑敲碎”。
“把原来的墓碑大张旗鼓地敲碎，重新树立一块正义的碑，并且不断宣传，”何兵说，“最高法院在类似的案子里，重新做一个判决，放到司法解释里，才能把墓碑敲碎。”
http://www./uploadflash/35/flash8net_34601.swf 梦花园的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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