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读书要会疑

12、读书要会疑

大凡读书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上学读书，把书看得很神圣，迷信书本，认为书上写的都没有错。记得在中学的课堂上，有一次面对一道解不出来的题，老师郑重地宣布，那是书写错了。我当时对老师顿生敬意：他居然能够发现书的错误！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多了，知识逐渐丰富了，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逐步提高了，往往对书上写的也会产生疑问，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尤其是我们这些学社会科学的，又从读中学到大学正处于“破旧立新”、“怀疑一切”的“革命大批判”的时代，也从客观上培养了我读书要疑的习惯和锻炼了敢疑的胆识。学习名人名家有关读书的论述，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我深刻地体会到读书要会疑是一个重要的读书方法。

“读书贵有疑”，这是从远古中国留下来的一句名言，称之为名言，则说明其所含的道理已经许多人验证其的正确性。“疑”就是怀疑，这句话就是表明学习要有怀疑的态度，不能对书本所说的东西深信不疑，要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事物，发现错误要及时提出来。“非学无以质疑，非问无以广积”。读书要思索，而思索的一个特征就是提出疑问，疑问是确信的先机，也是跨进新境界的首道门槛。没了疑问，大概求知、探索、创新便也停止了。所以，古之先哲们读书，均注重一个“疑”字。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宋代学者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悬疑而读方能知微见著。郑板桥有言：“书从疑处翻成悟，方到穷时自有神。”清代学者山阴金在所编《格言联璧》一书中写道：“读书贵能疑，疑乃可以启信。读书在有渐，渐乃克底有成。”清人申居郧也说：“悟从疑得，乐自苦生”，强调读书有“疑”，方能有“司”。由疑到司，其演变，其升华，全在一个“思”字上。“有疑者，却要无疑”，也是读书明理的一大法门。要使“有疑者而无疑”，就要读活书，就要像明人鹿善继在《四书说约》中所说的那样“有字书，却要识没字理”。联系生活实践，社会实际想道理，就有收到“阳光驱雾”豁然开朗之功效。越读越颖悟，越读越明白。这就是“善读书惟其意，不惟其文”的读书法。读书人当深悟之。宋人黎靖德之“有疑无疑说”颇有道理：“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这里讲的是读书方法，更讲了治学精神，充满了辩证法。读书无疑，最为有害。读书无疑者，似乎一读便懂，其实是“打漂游”，浮在水面上，水下世界并不知晓，实在是自欺自娱之病。朱熹强调教学要从“疑问”入手，教师只做得个引路的人：“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耳。若中间二十分工夫，自用吃力去做。”张载进一步指出：“有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我国古代书院的教学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难，鼓励学生问难论辩，督促学生认真仔细和有条理地带着问题读书，以提高学习效果。清代学者黄宗羲的经验也是要启发学生“见疑”：“读书始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却无所疑，方始是学。”王筠也主张：“时时请问之，令其善疑，诱以审问。”唐彪则更进一步提倡师生间的“驳问”：“学生复讲书时，全要先生驳问，层层辩驳，如剥物相似，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书理始见透彻，不可略见大意，即谓己是也。虽然，凡书不特弟子复讲时，师宜驳难，即先生讲解时，弟子亦宜驳问。先生所讲未彻处，弟子不妨以己见证之，或弟子所问先生不能答，先生即宜细思，思之不得，当取书考究。学问之相长，正在此也。切勿掩饰己短，支离其说，并恶学生辩难。盖天下事理无穷，圣贤尚有不知，何况后学！不能解者，不妨明白语学生：我于此犹未曾见到。如此则见地高旷，弟子必愈加敬之；不如此，反不为弟子所重矣。”不但强调教师启发，而且鼓励学生驳问，真是难能可贵。

读书最难得的是敢于质疑。达尔文敢于质疑上帝造人，于是有了《物种起源》；伽利略敢于质疑哥白尼，于是有了日心学说；爱因斯坦敢于质疑牛顿，于是有了《相对论》；王选敢于质疑比尔·盖茨，于是有了汉字照排系统……敢于质疑，才能进步；敢于质疑，才有创新。怀疑的过程就是获得真谛的过程。世界在一天天前进，社会在一天天变化，各种新的事物不断代替旧事物，新的理论也在不断地替代旧的理论，旧的知识。为什么新事物能代替旧事物，新理论能代替旧理论？归根到底是因为有“疑”在！因为新事物、新理论对旧事物、旧理论产生了“疑”，提出了它们其中的谬论与漏洞，并加以改正，就形成了新事物、新理论，但这个过程是个复杂的过程，虽然路途是艰辛的、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与前人观点不一致的情况，这时，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这个疑点，因为前人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他们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疑点，考察验证，与大家不断的推敲揣摩，最后找出正确的观点；无论谁对谁错，我们都要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在考察验证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知识。“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就说明了“疑”的重要性，与前人辩论是与非，从中领悟事物的真谛，则说明了怀疑的结果。在生活中也是一样，遇到不明的事情一定要问清楚，知识不一定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生活中形成更普遍的现象，生活是一本百科全书嘛！需要我们去怀疑，去探索。因此，读书要多思考，善于问，在正确理解原著的本义的基础上，将自己的观点和书中的观点进行分析、比较，然后提出质疑，发表自己的新见解。一个人只要多读书，多比较，多思索，就能有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在“批林批孔”中，为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我从批判的角度读《论语》，读后认为《论语》中不乏智慧，有些甚至是过人的。但是也同时确实发现，《论语》对政治的设计不是政治，而是道德；对生活的设计也不是生活，而是苦行；对未来的设计也不是未来，而是仿古；对现实的描述也少涉现实，而多呈理想。这样一路下来，就难免要贻人以无数似是而非的“道理”而非“物理”、精神而非物质的“画饼”来。孔子的理想国——“大同盛世”，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东周时分孔孟之未被任用，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另有使诸侯不能任用他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时势”，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而千百年来的教训则是：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我认为，政治是一个实在的事业，它要求人们对它所作的设计应该实事求是才行，否则，就是以假充真，以假乱真；倘若论说者再煞有介事地危坐耸听，作高头讲章，那便是十足的“假话真说”了。比如：颜渊被孔子设计得可谓无以复加。可他言听计从的结果，竟是英年早逝，陨命而无声。当颜父提议要用孔子的车为儿子做椁时，遭到的反而是孔子比较务实的回绝，即：“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先进》）讲了一辈子“仁爱”的孔子，一旦动了真格，其实还挺“自私”——这一后学无论如何也回护不了的事实，大概只能归咎于孔子平时的“假话真说”。其实，孔子类似的言行并不罕见。比如孔子究竟想不想做官？应该说是想的。不是一般地想，而是变着法儿地想。他嘲笑柳下惠官不辞大小、“降志辱身”，可轮到自己，却也是“乘田”“委吏”地做个没完，而且一直干到鲁国的司法部长（司寇）！只是当官场失意后，才反过来说些官员的坏话，唱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高调来。阳货给他台阶下，他伊始作不得已状，最后则小声地道出内心的轰鸣：“诺，吾将仕矣。”出人意料的是，孔子一旦下定决心，连“叛臣”佛肸的官竟也急着去做。当弟子们用他平时的道德说教来劝阻他时，他反而振振有辞，说：好人到了坏人堆儿里，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可谁能保证“白沙在涅”不“与之俱黑”呢？其实，孔门当中除少数人外之所以个个都是官迷，盖亦门风使然。孔子一方面大讲“富贵浮云”，同时却也是“学而优则仕”和“禄在其中矣”等口号的发明者。孔子留下的信息中，隐约间还透露出了“称王”的念头。他“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豪言，表白的便是其欲以文王的继承者身份来施展政治抱负的雄心；其弟子则把乃师置于尧舜之上，认为“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想不想富有并过上上等人的精致生活？也是想的。“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表明他是求“财”若渴的。他忘不了曾有过的高级生活，《论语》中还特地记下了他可能有过的贵族“起居”待遇和“菜谱”、“食谱”：“齐，必有明衣，布。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齐，必变食，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然而，没落的身份，使上述需求也只堪“过屠门而大嚼”了。问题是，“虽不得肉，贵且快意”也还属正常，可当这些已注定得不到时，孔子则用高尚其志的办法把它们虚无掉了。这种言论，充斥于《论语》的各个角落，一个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可说起“孔颜乐处”的全部谜底，大概都在孔子本人的无奈感慨中，即：“如不可得，从吾所好”。孔子之“道”的玄虚难识特征，使人们对儒生的很多豪言壮语，都不得不作两面观。可见，孔子及《论语》是有值得批判的地方，宋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言过其实了。

“人生识字糊涂始”，读书越读问号越多，问号积来象座山。读书要有质疑精神。这种质疑，不仅是书中所阐释的知识的审问和反思，同时还包括对市场上的书籍的直言式批评。很多的人对于好的作品会鼓励、赞赏，但对于不好的、品位不高的书却很少作出批评，这样，读者很有可能因为不了解情况而白白浪费时间。尤其是针对当下出版物所作的书评有捧杀的嫌疑，不妨多指出不足。现在的书籍五花八门，良莠不齐。打开一本书，想想作者是“何人”，写“何事”，想引导读者“何去”……就不至于被诲淫诲盗的书籍拉向深渊。看到一个题目，想想作者将写到哪些题材？情节将怎样安排？故事会怎样发展？再边读边对照自己的想法，就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或作者的欠缺。这种站在自己角度自我审视想问题的读书法，能激发最大的阅读兴趣与最广的思维空间。读到某一精彩语段或场面，稍作停顿、掩卷思索一番：作者何以这般想这么写如许说呢？是基于作者的个人经历？生活体验？逻辑思维？……称其精彩是因为所讨论的问题就是你我他生活中的一件常事，看似小却大到可以吞噬心灵、困扰人生，看似大却也可以泰然处之、四两拨千斤。所以，要将书读好，还真是不容易。怀疑是求知的动力，有言曰“书山有路勤为径”只要我们勤于“疑”，定能令书路更便捷、更宽广！比如，在1989年我在《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备课中，为了弄清楚工人阶级的阶级特性和历史使命时，我又重点阅读了《资本论》。在大学时代，马列课老师要求我们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时《资本论》被罩上了眩目的灵光，什么马克思读了多少千本书用了几十年才写成的，什么逻辑严密，什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什么工人阶级的《圣经》等等，人们只能怀着敬畏之心去理解它而不能以自己卑微的理智去挑剔它的，只能俯首仰望而不能直目平视的。我在专业课学习时即认真地啃过这三本《资本论》，也的确被那精心设计的概念的迷宫给绕进去了。而这次在读《资本论》中我却发现，该书的核心观点，即资本积累导致工人阶级贫困化的观点，是建立在错误的推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之所以搞错，是因为其推论过程有缺陷，所以必然得出与后来资本主义发展不一致的预测。连马克思的书有错，何况其他的人呢？在我所熟悉的政党理论和行政管理学科领域，发现学者们(包括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出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那种发现的亢奋已经不会出现了。不过，发现别人出错的经历也不时使自己得到警醒，迫使自己反躬自问：自己教了那么多年的书，讲了那么多的课，写了那么多的东西，又有多少笑柄会留在别人手里呢？

读书会疑就要有胆识。林语堂在论读书中说：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必须有自己的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耘人。诗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苏，或好韩，各人要凭良知，读其所好，然后所谓好，说得好的道理出来。或竟苏韩皆不好，亦不必惭愧，亦须说出不好的理由来，或某名人文集，众人所称而你独恶之，则或系汝自己学力见识未到，或果然汝是而人非。学力未到，等过几年再读，若学力已到而汝是人非，则将来必发现与汝同情之人。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少时读前后汉书，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责以童子轻议前哲，乃“赦然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偏偏发见张衡范哗等，持见与之相同。此乃刘知几之读书胆识。因其读书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一书。如此读书，处处有我的真知的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圈套，满口烂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毛泽东读书就善于改错纠谬。《伦理学原理》全书十万多字，但毛泽东用工整的小楷写在页边、行间的批评就有12100多字。延安时期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两个版本，毛泽东在书眉与空白处写了13000字的批评，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原则”，他用秀丽的行草字体写了近千字的批评，对原著作了扼要概括，既有赞同的评语，又有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对某些观点作的引申、发挥。他在《旧唐书》中《李义府传》、《杨再恩传》、《刘幽求传》的页边上分别写道：“李义府笑里藏刀”，“杨再恩是佞人”，“刘幽求能伸不能屈”。寥寥几字，把读书的“意见和感想”表达得相当精辟。对书中不正确的观点或引用不当的材料，也用笔记形式改正。如《南史》的《孔靖传》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指出此说不正确，十岁为盗，长大不一定为盗，可惜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今天也还有之”。在《辩证唯物论教程》旁批中，毛泽东用简略的话指出不正确处，如：“此例不甚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等。毛泽东读书非常仔细，连书中错别字、不妥当的标点符号，也一一加以纠正。这反映了毛泽东的严谨治学精神与刻苦的功读精神。时代是不断发展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面对前人的种种，我们应如何？我想，不离二字——胆识。胆识二字拆不开。胆，为勇气也；识，为学识也。首先，对于前人的学识，我们应有胆，有怀疑的勇气。其次，读书要有识，懂得用更好的方法承传前人的精华。俗话说“艺高人胆大”。识是自己的感悟，别人无法偷窃去的，但这识的前提是胆，胆就是敢于有自己的想法。若是想也不敢想的人，是无法读好书的。读书不唯书，不迷信书，不能死读书。读书要有胆与识，大胆怀疑，小心求证，凭己主见，扬其精华，才能做到真正的读书。做人要有胆识，方能见真知，方能成大事。然而，胆识来源于学识，没有渊博的学识，并无疑书之资。读前人的书，特别是读名人名家的书，须有胆识，有自己的见解。看人文字，不可随声迁就，不能人云亦云。书的内容有雅有俗，格调有高有低，读书要选择有用的内容并要善于思考，读书不选择自己有用的内容来读，不去思考，那不叫读书，只能称之为翻书。换一个角度来说，读书是带着脑子来读，是结合我们的实践来读。要获得知识必须要敢于有自己的想法和思想，而不是全盘照收书上的观点。我们提倡创造性的读书，只有加入了理解和思考的读书活动才能说是创造性的读书，它能使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变得更加理性。勇敢读书需要胆识。少了一份束缚，多了一份自由；少了一份畏惧，多了一份胆识；少了一份压迫，多了一份畅想。抛开所有顾忌，处处要有我之真知灼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面前的路才会好走，才能找到读书之乐趣，才能体会书中之真意，领悟作者所感，学之我用。

读书全部之主旨，读出自己性灵来，读出自己的特色来。“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生命长河奔流不息至今，从生命开始思考时起，便有了知识，从符号文字出现时起，知识便开始了它的流传之旅。千百个世纪以来，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前人为今人留下了许多绮丽繁荣的文化，留下了许多被誉为“经典”的学识，没有了他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多姿多彩的世界。但是这些“经典”是否仍然还是现代社会的“经典”呢？我觉得不尽然。且看例子：牛顿的成就很高，他的一生可谓辉煌。很长一段时间，他创立的经典力学体系曾在世界舞台上独领风骚。但是随着物理学的发展，随着对事物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他的经典物理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经典仍存，只“朱颜”改，人们对于这一经典的迷信崇拜已不再。随着时代的变更，许多前人留传下来的知识理论会暴露出其局限性。真理如果不在它的适用范围，即使越界一点，也就成了谬论。所以当我们发现事实与理论有分歧时，我们应该大胆怀疑，切莫让真理失去再次完善更新的恰当时机。对书中与己意见不同之处要勇于提出挑战，千万不可人云亦云，做墙头草。书籍是先达、至贤思想的概括，智慧的凝聚，经验的集大成，浓缩着时代的背影。但再精彩的作品，因时代的桎梏，思想的禁锢，有意的藏锋，难言的回避，还有的仅仅出于行文上的考虑，书中便有了缝隙处、断袭处、空白处、语焉不详处。所以要求读书人必须调动自身的观念与体验、学问与识见，去连缀缝隙，弥合断裂，填充空白，推想其详，进而探寻其所以如此的隐因，思考、综合，方能读出“大义”、“微言”来。真正的读书人，最忌讳的是将自己当成复读机、录音机，一味熟读、记诵，脑袋成了人家的跑马场。其实，读书的过程，是人们求知、求索、求证的过程。一个人只有用胆识去求知、求索、求证，才能将自己的人生乐章演奏得更为辉煌。纵观历史，放眼现代，无数仁人志士，成功者背后都有一段艰苦跋涉的求知路。没有一种求知的欲望就不要去读书，这是求知的先决条件。为娱乐消遣而去读书不是求知，打发时间更不是求知。读书就要有所知，有所得，有所获。为求知而读书，是人生获得前进的动力，也是一种高尚的境界。一个人读的书越多，学习的知识越多，就越感到心中的疑惑越多，需要读的书越多。有人曾用一道弧的长短来形容获得知识的多少，弧线越长，接触外界的空间就越大，就越感到要学的东西和未知的领域越多。读书应该上下而求索，求索是求知的深化，读书之后，别开生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问题，这才说得上是用功、用心来读书，带着问题读书，带着疑问读书，不人云亦云，从一定意义上说，求索的过程就是打破传统、破除固定思维模式的过程，是顺应时代发展、适应改革需要的重要一环。求证，这不但是一种读书的态度，也是一种工作的精神。科学实验是求证，社会实践是求证，追求真理也是求证。求证是读书的最高境界。生活中，为什么许多人只把路走了一半，就退缩了？其实，读书也需要一种无畏的精神和超人的勇气。虽然他们在求知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在求索中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却没有用恒心去求证，书虽然读了，却一知半解，所以也就没有领略到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的风光与豪情，没有品尝到求证的快乐与成功的喜悦。作家冰心曾写道：“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要好的朋友。”人的才、情、趣从哪里来，那就是多读书，读有趣的书，做有趣的人，做求知、求证、求索的读书人，这样内心世界才会富裕，视野才会开阔，见解才会独到，心情才会快乐，生活才会幸福，人生才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