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公众公司必须承担政策性亏损，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政策性补贴，而非投资者一力承担。
股市亏损王背后的“政策性边界”？
摘自《中外管理》
2012年，中国经济将纳入历史记录的财经事件之一是两大亏损王：其一是干散货“船王”魏家福，其二是太阳能“硅王”施正荣。这两个人都曾先后荣登央视年度财经人物的颁奖台，如今一个沉默寡言据说已被限制出境，另一个风采仍在博鳌论坛慷慨陈词。
亏损责任谁来担？
每个行业都有盛衰荣枯，一旦全行业发生系统性风险，行业领袖级公司自然首当其冲，亏损并非是见不得人的糗事，关键是亏损责任由谁来承担。有限责任制公司在制度上就是鼓励企业家挑战风险，风险财富具有无限的空间。而企业家就是主动承担风险的人，较之天性厌恶风险的芸芸众生而言，企业家是商业社会最稀缺的生产要素。管理的职业化改变了人们评价企业家的标准，企业一旦成为公众企业，评价标准中就多了一个公司市值。但市值并不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而是企业作为商品的价值，更多代表的是企业的融资能力。因市值背后是投资人的信心和资金，经营性亏损引发市值下降，承担亏损的是投资人。
投资人亏惨了，理所当然要讨个说法，魏家福的回答是：“党中央国务院认可中远”，还说，证监会的ST制度不合理！股民愤怒了，心里说：我们亏钱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啥关系？你魏家福究竟是什么人？证监会沉默了，心里说：中国股市ST制度是一把尺子量千家，怎么轮到你魏家福的中国远洋就不合理了？也有人不以为然，心里说：这就是中国特色，魏家福在骨子里是官员，而非职业经理人。无论人们怎么想，魏家福的委屈说明，中国远洋巨额亏损应该另有隐情。中国经济是全球进出口第一大国，而在进出口贸易中举足轻重的中国远洋却亏损累累，两年间把公司的净资产赔掉了近三分之二。
市场的“政策性边界”在哪儿？
2011-2012年，亏损是全球海运业的普遍现象。不过，2011年中国远洋亏损114亿美元，超过了同行业四大公司的亏损之和（中海集运亏27亿，马士基亏6亿，韩进航运亏5.5亿，韩国现代商船亏3.2亿）！相比之下，2012年其亏损还不算太惨！全年亏了95.6亿元！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魏家福为何如此傲慢，更难理解的是其所言“党中央国务院认可”，似乎只能理解为中国远洋的亏损中包含着政策性亏损。
政策性亏损是中国特色之一，说明中国远洋的经营背后有政府的有形之手，或者说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无独有偶，在太阳能产业的世界“硅王”施正荣的身后也有政府身影，如施正荣所言：“在尚德的发展过程中，无锡市政府像保姆一样提供服务，像导师一样给予指导”。在中国远洋背后，政府至少还有一个出资人的身份，因为中国远洋是国有控股企业。施振荣的尚德是民营企业，政府又当保姆又当导师，现在又不得不当债务清偿人！为什么？
无锡尚德是江苏省政府的标杆企业，尚德模式曾经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2006年，施正荣以23亿美元的身价荣登中国首富宝座，无锡市政府的政策取向似乎也无可争议地获得了认可。然而在尚德债权人会议上，无锡尚德所欠的71亿元债务摆在了桌面上，如果不能追索施正荣的个人资产，这笔债务就将由银行或政府“埋单”，此时此刻，债权银行身后的股东和政府身后的纳税人又将作何感想？
公众公司是商品化的企业，股票市场是投资人的市场，如果公众公司必须承担政策性亏损并接受政策性引导，公司的亏损就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政策性补贴。从两大亏损王的案例中，人们应该反思的是一个经济概念：政策性。如何界定市场的“政策性边界”？如何才能使公众公司走出“政策性”的阴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