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
你能想象吗?鸦片战争时期大批中国人帮助英军打击大清的军队，并且是奋不顾身，舍得身家性命的。
1841年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军军官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做汉奸的原因很简单，普通百姓早就不满清政府的统治了，英军对他们来说就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恩人，英军在开战前就对此非常清楚，英军在战前动员时就晓谕官兵，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中人（即外来的满族统治者）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当然也有一部分为了钱财，他们也不得不为钱财，林则徐禁烟之后，为英军服务的小商贩们被禁止与英国人交易，这等于断了他们的活路，，“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
道光时期，吏治腐败松弛，道光本人虽然朴素节俭，但是面对整个朝廷的贪污腐败，回天乏术。贪官污吏，历朝历代皆有，道光朝也有这种现象似不足为怪，但严重的是它的方法，即对前代已经形成的搜刮民脂民膏、侵蚀钱粮、滥用官吏的各种陋规和弥补办法，使用得更加普遍和频繁，而这些陋规、办法，不仅保障贪污的实现，更掩护这种丑行，使它成为合法的、无罪的，因而得以继续下去。即位之初，道光有意整饰吏治，道光元年英和建议清查陋规，他立即接受，发布上谕，指出:“
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削，民生困敝，职此之由。”
清查的方针是，将所有的陋规查明，该保存的留下，该取缔的消除（《清宣宗实录》卷四）。上谕发出不久，遭到中外官僚的反对，吏部尚书汤金钊等上书要求停止清理，所持理由不外三条:一是怕陋规因此而增多，因为承认一部分陋规是合法的，官吏胆子更大，“势必明目张胆，多求于例外，虽有严旨，不能禁矣！”（《清史稿·汤金钊传》）二是清查中滋扰百姓，扩大清理对象，把零星小户，如舟车户的陋规也进行登记，搅得民间不安宁（《清宣宗实录》卷十）。三是肯定该留的陋规，名声不好听，广东巡抚康绍镛上疏说，将陋规名目“逐款胪列，上渎圣听，于体制似亦未协”（《庸闲斋笔记》卷四）。
清查如果实行得好，并有其他的澄清吏治措施相配合，会有好效果，如若公开承认一部分陋规，于政权形象不利。道光帝于是决定顾名不顾实，罢免英和军机大臣职务，下命停止清查。朝令夕改，让官僚阶层对道光皇帝毫无惧意，道光之后再也没有对付贪污腐败的诏令发出。道光道光皇帝打算利用理学擅长道德教化的功能，恢复理学昔日意识形态的地位，来稳固他的统治。道光皇帝天真地以为这些程朱理学可以潜移默化官员的心灵，让他们勤勉工作，朴素节俭，这纯粹是痴心妄想，这样反而加重了吏治的腐败。道光五年御史明伦上奏，要求皇帝严格各部衙门考勤制度：十日不来办公的，分别记过；一月不到衙门的即行参处。但道光帝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而是希望各衙门官员们能学习理学，提高道德修养，自我约束。
结果官员们几月不到衙门上班，官员庸碌不堪，连军机首辅也是如此，曹振镛便是一个例子。曹振镛（1755—1835），字俪笙，号怿嘉，安徽歙县人。他一生政绩平平，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道光皇帝即位后，曹振镛入军机处，并在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5年。有个门生向曹振镛讨教为官的“诀窍”，他回答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多磕头，是唯上，“上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少说话，不轻易表态，即使非说不可，也要说得模棱两可，让人摸不着头脑，抓不住把柄。这样的人掌握军机处十余年，政治怎么能够振作呢？
贪污腐败之下，人民生活困苦，自然对统治阶级绝无好感。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十分普遍。而道光时期有种陋规叫别敬，道光时期的小官张集馨几次赴新任，所用别敬，据《道咸宦
海见闻录》的资料制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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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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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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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敬银数目(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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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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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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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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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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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军机章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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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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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按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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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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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尚书、都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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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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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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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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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郎、大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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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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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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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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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同年、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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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别敬，就是一家农户531年的收入。而清朝总督的薪俸是最高的，然而不过每年155两白银，一次别敬就花掉110年的薪俸。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讲陕西粮道向上司和有关衙门官员送礼定规为: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生日送礼，给看门的（门包）就40两，普通人家要干1年收入都没这么多。
这样的国家，不出汉奸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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