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站前街东侧六条胡同
  1959年8月开辟起南北通道北京站前街，北起建国门内大街，与朝内南小街相对，南至北京站前广场，370米，宽70米。原来这里热闹的闹市口消失了，街面上的老店铺也没有了。
于此同时，东城区副食品公司在北京站口东北角至水磨胡同西口路段，兴建了一家面积很大的北京站食品店，大概是一排有九间门脸的平房，南北有二扇门，大屋内两侧是柜台，中间还有一排柜台。食品店门口常年设水果柜台，春节前是鞭炮销售点。这类主要面对过往旅客服务的食品店，盒装北京糕点盒装北京糖果最齐全，是到北京出差旅客购买北京风味礼品的好去处，销量很大。
北京站口的东侧有六条胡同，都是明代形成的老胡同。1991年港商进驻北京，在国企天鸿集团的合作性，在建国门西南角总共拆了21条胡同（包括上述6条胡同），建起恒基中心、中粮广场和中国海关三组建筑。
绒线胡同最短。也就一百来米，东到黄土大院，后来叫南裱褙胡同，与南边的北京站一巷、二巷、三巷一样是1959年被“斩”了胡同西口的小胡同。过去绒线胡同里净是独门独户的二进四合院和一进四合院，路北总共七户人家。
东裱褙胡同与西裱褙胡同相对，过去胡同里都是二进院落的标准四合院，所以解放后没有部长级住宅大院，但都是老北京殷实人家居住标准四合院。
水磨胡同，位于东观音寺胡同（1958年改称建国门内大街）南边的第一条胡同，正对着路北的明清贡院，所以从不胡同的宽度上看达80多米，完全符合建设三进大四合院的宽度。因此，在明清这里居住的据说都是与贡院考场有关的三品以上的官吏。进入民国以后，这些房子又成为北京军阀“新贵”的豪宅。
最典型的院落是水磨胡同东口路北带花园的大四合院，前门在水磨胡同，后墙在东观音寺胡同，四面院墙有八尺高，跟皇仓禄米仓似的，院内高大的老槐树和杨树遮天蔽日，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老北京豪宅。民国期间在院里盖起漂亮的小洋楼。解放后，该院落被中央军委首都机场接收，安排二航起义人员居住，住进二十多户人家，人称“二航大院”，1958年拆了北面高墙后院变成建国门内大街，但还保留有前面二个院落。
此外，水磨胡同的大四合院在解放后被中央单位接收的还有：铁道部三个院子、化工部二个院子、文化部一个院子。其余水磨胡同的院落基本是小门小户但是家境殷实，如央视名角赵忠祥他们家，还有著名画家吴作人。
2008年已故画家吴作人的一幅原创油画《解放南京号外》在香港拍卖行以1232万元人民币成交。吴作人的大公子吴立威附赠《父亲吴作人创作油画〈解放南京号外〉的点滴回忆》原文手稿。
吴立威回忆说，我的父亲吴作人在1949年春，曾创作了一幅紧跟时代命脉的油画《解放南京号外》。这幅写实主义题材的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已获解放的北平市民在街头争先恐后地阅读“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的新闻号外时，表现出来的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
1949年，对于当时居住和生活在北平的每个人来讲，确实经历和感受很不平凡。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24日南京解放和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堪称当年三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那时我们家住在东城水磨胡同49号（已于1999年全部拆除，原址位于现在的建国门彩虹桥南端以西100米左右，正对马路北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父亲正值不惑之年，不仅精力旺盛充沛，且充满革命激情，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满怀无限的希冀和向往。上面所述的三大事件，他和我母亲萧淑芳不仅都积极参加并融入其中，并每次都带上仅有8岁的我一同前往。他有时拉着我的小手，有时让我坐在他的肩头或站在他自行车的横梁上，使我大开眼界，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一家经常久久地伫立在街头，看着街上一幅幅动人的场面，和周围互不相识的市民一起欢呼雀跃，共同分享这令人难忘的时刻。对于街头观看散发南京解放“号外”一事，至今我印象仍很深刻。南京解放的当天，消息通过电台传来，北平的街头巷尾，人人面带笑容，爆竹声不断。
我随着父母连跑带踮儿地穿过了两条长长的胡同，来到东单牌楼的路口，只见长安街旁人们三五成群地伸着脖子围在一起读着刚刚油印出来的小报（只有发生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时才会出现的“号外”），远处还有人手中拿着小报不时地散发（胡同内见不到这种“号外”，只有在最热闹的大街上才能得到）。父亲早已汇入人流不知去向，母亲边挤边照顾着我怕我丢失。终于等来了拿到“号外”的父亲，他兴奋地告诉我们：“南京解放了！解放军把红旗插到了南京总统府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垮台了！”母亲在旁给我读小报的内容，而我的注意力完全被满街无比兴奋奔走相告的人群和如雪片般的“号外”以及人们争相传看的景象所吸引。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已从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着的速写本和炭笔迅速作画，他用一张张现场速写生动地记录下这些动人心弦的瞬间。
回家以后，父亲把这些原始素材稿一一贴在了墙上，右手托着下巴对着它们长久地凝思。白天街头百姓抢购“号外”的欢庆场面在父亲的脑海中不停地激荡，他那不可遏制的创作激情油然而起。经过选材、打稿、构图和找模特儿画像……终于，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生动地反映北京市民渴盼全国解放的油画巨作《解放南京号外》创作成功了。
北京站一巷，呈东西走向，中间曲折，东起南裱褙胡同，西止北京站街，北与北京站一巷相通，全长190米，宽7米。明朝属明时坊，称马皮厂，是南北走向马匹厂胡同北段往西拐弯部分。清朝属正蓝旗，沿称。1949年后沿称。1965年改称北京站一巷。该胡同于1991年后拆除，现为北京站街东侧商业设施。
北京站二巷，呈东西走向，中间曲折，东起南裱褙胡同，西止北京站街，南与北京站一巷相通，全长158米，宽5米。清光绪时称苏州胡同下坡，因位于苏州胡同之东下坡而得名。民国后称苏州巷下坡。1949年后沿称。1958年修建北京站，因靠近火车站而更名为北京站二巷。该胡同于1991年后拆除，现为北京站街东侧商业设施。
北京站三巷，呈东西走向，东起南裱褙胡同，西止北京站街，全长127米，宽3米。清朝属正蓝旗，称箭杆胡同，因其地形细长似箭杆而得名。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北京站三巷。该胡同于1991年后拆除，现为北京站街东侧商业设施。
现在人们一提及北京市区内的箭杆胡同，几乎都会异口同声地说，那条胡同就在东城区北池子附近。它东邻北河沿大街，呈南北走向，北起智德北巷，南止骑河楼南巷。原来胡同全长不过153米，宽也仅5米之距，现在拆得50米。这条箭杆胡同“貌不惊人”，和北京市内那众多的著名胡同相比，它实在算不得什么。不过，这条胡同的20号却曾因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居住过而名扬天下。
其实，当初北京城内并非仅只有这一条箭杆胡同。据史料记载，历史上北京有以箭杆为名的胡同达十条（一说七条）之多，而且它们的名字曾一直延用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前门外鲜鱼口一带曾经有过一条箭杆胡同，后来，它和其他胡同一起被并入了罗家井胡同。
菜市口附近也曾有个箭杆胡同，位于广安门大街路南的烂漫胡同西侧，和它邻近的胡同有醋张胡同、七井胡同、大井胡同、巴家胡同、石羊胡同、半截胡同。1965年，以这条箭杆胡同为主，将七圣庙及西砖胡同伸入箭杆胡同的部分合并后，称为永庆胡同。2002年，由于危房改造，永庆胡同已基本被拆除。现在“枫桦豪景”大楼南侧，就是它曾经的位置。
还曾有一条箭杆胡同在什刹海前海西街，东起前海西街，西至三座桥胡同。不过该胡同现已改名为千竿胡同了。北京同仁堂岳家老号的旧址就在此胡同的东北角，胡同内的3号院曾是岳家老宅。
如此多的胡同为何都以箭杆命名呢？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多种说法，其中有传说，有猜想，有史实证明。一种民间传说，明代大将徐达进城后，先后向北京城的各方向射出十箭，那十支箭的落地处就被命名为箭杆胡同。这样的说法简单，也基本涵盖全部以箭杆得名的胡同，可这样的说法并无根据。还有一种说法，属于顾名思义，就是认为一些胡同的路径狭窄如同箭杆一般，故取其名，这样的说法也有其合理成分，但终究概括不了所有以箭杆为名的胡同的情况，并且毕竟有的箭杆胡同宽度达数米之多，把如此宽度比作箭杆总使人感到过分牵强。所以，此说自然难以服人。还有人说胡同里曾住弓箭制作匠人等等说法，不一而足。
那么，北京城里的几个箭杆胡同是如何得名的呢？
北池子那个箭杆胡同，原来被写作“箭竿胡同”。这“箭竿”的意思，就是将高粱竿刮光溜儿后，再糊上纸，然后用来扎纸人、纸马，或者糊屋内顶棚时做龙骨用的材料。据说，这条胡同中原来有卖箭竿的工匠，时间一长，人们就习惯把这条胡同叫做“箭竿胡同”，后来才演变成“箭杆胡同”了。
菜市口的箭杆胡同在清《京师坊巷志稿》中有所记载，属外城西城宣南坊。因其南偏西处（现培育胡同西口）曾有一箭场，属南营守备署练兵场，胡同也因此得名。另据当地老人们讲，在清末，该胡同曾住有一名射箭高手，他经常在练兵场内射箭，久而久之，这条胡同就被人们称为箭杆胡同了。
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的北侧253号与255号之间，也有一个箭杆胡同，胡同长不过三、四十米，宽不过半米，从其宽度上说，这里更像是名副其实的箭杆胡同。解放初期，这个箭杆胡同在北京地图上有明确标记。1965年北京那次地名变动之后，这条曾“名见经传”的胡同遂成无名小巷，不再被人注意。不过这条胡同当年也曾有过“辉煌”，在由崔嵬、陈怀恺导演的《青春之歌》中的一场戏——逮捕叛徒戴愉（赵联饰）就是在这条胡同中拍摄的。
 到l965年，北京市内的所有箭杆胡同经历了一次“生死攸关”的活动，即北京市各区、县在市政府的统一布署下，有公安局、房管局、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参加，对全市胡同街巷地名进行普查，考证，整顿。对许多重名的胡同如扁担胡同、箭杆胡同、井儿胡同、口袋胡同、堂子胡同、梯子胡同等做了必要的调整。从此，北京除北池子那条箭杆胡同“荣幸万分”的得以保留外，其他各处的同名“兄弟”便都被“更名改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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