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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博物馆绝少收藏能够代表外国文化成就的艺术品。然而无论是大英或者大都会这样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都汇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最顶尖的艺术精品。对于这些博物馆所在地的人们来说，“足不出户”便可感受全球各地域文化、领略无比精美的艺术风采!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国际间各大博物馆的交流愈发频繁，也使得广大民众收益匪浅。 坐落在北京复兴门路的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是中国第一家以世界艺术为收藏、展示、研究对象的艺术馆。从2006年的开馆之作《意大利文艺复兴展》开始，走过7个年头的世界艺术馆涉猎的国际项目数十个，每一个“国际借展”几乎都是“大手笔”，有时一个项目甚至要耗时4、5年。在以往的国际合作中，从博物馆到美术馆，艺术基金会，世界艺术馆的团队几乎已经“走遍”世界，考验世界艺术馆的是要持续不断地推出不同范围的艺术文明门类的优质项目。美术馆、博物馆如何做系统的国际、全球概念的展览布局不仅是世界艺术馆的课题，也是国内其他美术馆要面临或即将面临的课题，而“考官们”不仅是业界专业部门、人士，也是广大的社会群众。 很小量的借展费看来只是一个专项的补充，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的大馆历来借展费都要得比较高，典型案例无疑是前两年法国国立毕加索博物馆借出的“毕加索中国行”的巡展，据了解，上海首展，主办方光借展费就支付给了毕加索博物馆100万欧元，之后巡回至成都站，借展费也与此相当。有人估计，毕加索真迹在中国这一圈跑下来，至少可为博物馆带来500万欧元的收入。在业界看来，毕加索的中国之行，上海主办方至少亏本一两千万。“把这些经典的文化展览、艺术展览作为一个单纯的商业运作，问题还很大。目前我们解决到能够用低成本做高投入的大型展览，就是用联展方式，大家共同享受一个展览资源，然后共同来摊薄运营成本，比如说国际运费是一个大口，如果有了几家来公摊国际运费就下来了。”冯光生告诉记者。 “前不久还有一个项目，他们(承办毕加索中国行的上海主办方公司)也跟我们做了联系，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把这种文化精品来作为一个商业模式的打造是很难成功的，为什么?第一，用门票的方式来保本很难;第二，中国的企业家的文化责任还没有充分地唤起，他们的赞助热情和一些运行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第三，就是受众。我觉得往往这样操作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他们会过度运用一些市场运作，实际上是一个很糟糕的方式，或者是拿高额借展费，就是拿经济价值和猎奇心理去影响观众，其实最后可能会伤害观众一种正常的需求，所以这样是一个更危险的事情，从这几个方面来做，来想，这样的炒作在中国要做得成功是很难的。”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博物馆绝少收藏能够代表外国文化成就的艺术品。然而无论是大英或者大都会这样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都汇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最顶尖的艺术精品。对于这些博物馆所在地的人们来说，“足不出户”便可感受全球各地域文化、领略无比精美的艺术风采!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国际间各大博物馆的交流愈发频繁，也使得广大民众收益匪浅。
坐落在北京复兴门路的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是中国第一家以世界艺术为收藏、展示、研究对象的艺术馆。从2006年的开馆之作《意大利文艺复兴展》开始，走过7个年头的世界艺术馆涉猎的国际项目数十个，每一个“国际借展”几乎都是“大手笔”，有时一个项目甚至要耗时4、5年。在以往的国际合作中，从博物馆到美术馆，艺术基金会，世界艺术馆的团队几乎已经“走遍”世界，考验世界艺术馆的是要持续不断地推出不同范围的艺术文明门类的优质项目。美术馆、博物馆如何做系统的国际、全球概念的展览布局不仅是世界艺术馆的课题，也是国内其他美术馆要面临或即将面临的课题，而“考官们”不仅是业界专业部门、人士，也是广大的社会群众。 面对无法规避的成本问题，世界艺术馆只有在项目合作时，选择合理的借展方。“比如像大英博物馆，我们现在基本上不接他们的项目。他们一个展地的借展费除了承担运输、保险费等等，一个展地是200万人民币，当然也有跟我们开过40万欧元的单位，像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做。因为这样会对那些很慷慨的馆来说是一种不公平，尤其我们长此以往要做这些，最后会造成不公平。所以说那种特别贵的，一般有一些借展费是我们主动提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家要做一些工作，尤其是我们形成了联展模式之后，我们就主动给别人很少的，几万美金而已，有所补充，人家要有差旅，要发生一些费用，我们不要让他们再贴钱。”
冯光生告诉记者，在世界艺术馆以往的很多个展览基本上都是对方的“慷慨”支持，“基本没有要我们借展费的，但是久而久之总会遇到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些‘选题’，也确实会遇到借出方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现在欧美的经济状况，所以说借展费这一块还是有，但是微不足道。比如刚和我们合作的一个基金会，后来我们觉得虽然他们不要借展费，实际上基金会为此要有投入和工作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合理的角度，我们主动提出一些很小量的借展费，对他们方面的一些投入做一个补偿。虽然他们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他们也会利用展览资源进行一些宣传，或者一些补偿，但是借展费就目前我们所涉及的这些馆都很难从中间有什么盈利。因为他们要有专家的投入，比如要确定一些展品借给我们时会做加固、修复等等，还有一些资料和研究的一些针对性的工作。” 在冯光生看来，与国际间的合作更重要的是有共同的文化意识，分享意识，这是主导作用。“包括像美国的博物馆联盟，过去可能会邀请一些中国学者参加他们的会议，现在是他们的会议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是为中国的博物馆同行开的，会形成专门针对性的会议的主题，在共同主题之下他也会有针对性地为中国的博物馆作出一些针对性内容，其中很重要就是展览项目的交流，大家都希望更多地从中国借展览。现在中国的需求开始有了，从国外来输入、来引进，包括国际的同行也看到这么一个需求，所以他们开始有针对性的为中国的博物馆准备一些好的选项。”
美术馆巡展：不可规避的经济效应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博物馆绝少收藏能够代表外国文化成就的艺术品。然而无论是大英或者大都会这样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都汇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最顶尖的艺术精品。对于这些博物馆所在地的人们来说，“足不出户”便可感受全球各地域文化、领略无比精美的艺术风采!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国际间各大博物馆的交流愈发频繁，也使得广大民众收益匪浅。 坐落在北京复兴门路的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是中国第一家以世界艺术为收藏、展示、研究对象的艺术馆。从2006年的开馆之作《意大利文艺复兴展》开始，走过7个年头的世界艺术馆涉猎的国际项目数十个，每一个“国际借展”几乎都是“大手笔”，有时一个项目甚至要耗时4、5年。在以往的国际合作中，从博物馆到美术馆，艺术基金会，世界艺术馆的团队几乎已经“走遍”世界，考验世界艺术馆的是要持续不断地推出不同范围的艺术文明门类的优质项目。美术馆、博物馆如何做系统的国际、全球概念的展览布局不仅是世界艺术馆的课题，也是国内其他美术馆要面临或即将面临的课题，而“考官们”不仅是业界专业部门、人士，也是广大的社会群众。 巡展模式虽然为一个大型国际项目寻求了更多的社会效应，但在经济效应却是不可规避的问题。像世界艺术馆和他们的合作单位都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免费开放单位，经济效应从门票这一块上来讲就无法体现。目前，世界艺术馆的绝大部分展览都是免票，只有特展会设了一个很低的门槛，十块钱一张票。“要掏十块钱接受文化熏陶的劲头都没有的人就不要来，我确保那些想看展览的人。”这是世界艺术馆给出的态度。 “我们在06年刚刚建馆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实行免费开放，06年那一年我们的门票收入大概是1170万，但是相比我们做的展览而言，最多是对我们的整体投入算是有所补偿而已，门票这样的收益和其他收益，要想能够完成一个展览的费用的支持是做不到的。”冯光生告诉记者，开馆展《意大利文艺复兴展》的投资是1500万，门票的最后收入只回收了成本的1/3，政府支持占去1/3，其他的部分是衍生品和社会赞助占了1/3。“像衍生品，我们在有门票销售的时候做过统计，观众如果是按十块钱说，如果十块钱来买门票就会用八块钱买衍生品，1：0.8的比例，应该是比较高的比例。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展览观众非门票消费的平均消费达到了32块钱人均，但是对展览总体投入仍然是很少一部分，所以本身不是一个盈利的，它总体还是公益的。从经济上衡量是一个问题，不过就目前来讲，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模式，就是说我们第一年做展览，第一个展览1500万，第二个展览《从莫奈到毕加索》投资大概1800万，亏了二百多万。” 冯光生提到的《从莫奈到毕加索》是向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另一次“借展”。当时的克里夫兰艺术馆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改建工程，所以要把艺术馆所有特别珍贵的藏品借到全世界去巡回，“我们也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不管在场馆的条件上，在展览的筹备过程，包括在展览的协议书的谈判上，都经过了很艰苦的过程。可喜的是这次由于美国政府把展览的保险费由联邦政府做了担保，所以促成了这次展览在北京的开幕。而且这次展览也是克里夫兰全球巡回展的第一站，很难得。”世界艺术馆馆长王立梅回忆到。北京站之后，《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印象派至现代派精品展》巡回到了日本、韩国，然后是欧洲、加拿大，最后再回到美国。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博物馆绝少收藏能够代表外国文化成就的艺术品。然而无论是大英或者大都会这样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都汇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最顶尖的艺术精品。对于这些博物馆所在地的人们来说，“足不出户”便可感受全球各地域文化、领略无比精美的艺术风采!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国际间各大博物馆的交流愈发频繁，也使得广大民众收益匪浅。 坐落在北京复兴门路的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是中国第一家以世界艺术为收藏、展示、研究对象的艺术馆。从2006年的开馆之作《意大利文艺复兴展》开始，走过7个年头的世界艺术馆涉猎的国际项目数十个，每一个“国际借展”几乎都是“大手笔”，有时一个项目甚至要耗时4、5年。在以往的国际合作中，从博物馆到美术馆，艺术基金会，世界艺术馆的团队几乎已经“走遍”世界，考验世界艺术馆的是要持续不断地推出不同范围的艺术文明门类的优质项目。美术馆、博物馆如何做系统的国际、全球概念的展览布局不仅是世界艺术馆的课题，也是国内其他美术馆要面临或即将面临的课题，而“考官们”不仅是业界专业部门、人士，也是广大的社会群众。 筹划一个大型“国际借展”费时费力，极其考验团队的执行力，冯光生告诉记者，世界艺术馆曾经举办的《秦汉罗马》从筹办到展出用了5年时间。“当时我们选择二千年前雄踞东西方的两大帝国，秦帝国和汉王朝以及和罗马帝国，这两个帝国，现在世界无论是政体还是格局，还是文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早的、很稳定的一个定位了。像他们的议会制和我们的统一制度，在当时都已经形成了。一个是我们的国体的形成、制度的形成，应该说在二千年前都奠定了。现在西方的议会制在他们那里也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但是都有共同的人们对衣食住行的追求，各有各的解决方案，不同文明是可以相互影响，也可以有各自的精彩。所以我们馆就开始筹备这个展览，用这个平台把世界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文化它是怎么交流的，怎么冲突的，然后又是怎么融合的，或者是相互怎么影响的来进行这样的对比。我们请了意大利方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部的专家为首的专家组，我们这里请了以北大的教授为主的中国专家组，两个专家组各自按各自的构思和想法去构架它，又用展览的语言和展览的布置需要进行整合，整合出方案以后再向各自开专家会，就这样反反复复，从04年开始筹备这个展览，这个展览是到了09年才推出来。实施的过程是一个很庞杂的过程，后来我们把这个选题提交给国家文物局，由他们出面主办，这样一来才有可能调集全国的博物馆，所以后来有七十多家博物馆参与，这中间我们有系列的讲座、学术活动，包括出版物的跟进，大致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 最后这个展览作为重点项目到了罗马和米兰巡展，目的就是为了平衡投入和产出的效应比。世界艺术馆曾经举办的《伟大的世界文明》的基本陈列做了四年，这个展览的合作对象是来自包括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内的美国和意大利的14家博物馆，能将各馆珍藏的三百多件稀世珍宝聚集到中国真的很不容易，但对与国际博物馆的合作发展确实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经验。“不仅是国际博物馆之间合作的一个新创举，也为国际博物馆的合作创建了新的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地区的差异、国别的差异、博物馆收藏的差异、展览内容多元的差异，开启了国际博物馆合作办展的新篇章。” “从07、08年开始一些重大项目都是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博物馆、国家级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去巡展，这样一来，在自己本馆的《伟大世界文明》基本陈列应该是有一百多万的观众。尤其是在2011年，我们分别做了两期《古典与唯美》的展览，展览巡了五、六站，最后的观众也达到一百万，就是说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到世界的文明和艺术，寻求更大的社会效应。”
美术馆展览的“国际布局”：“借展”是一种业态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博物馆绝少收藏能够代表外国文化成就的艺术品。然而无论是大英或者大都会这样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都汇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最顶尖的艺术精品。对于这些博物馆所在地的人们来说，“足不出户”便可感受全球各地域文化、领略无比精美的艺术风采!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国际间各大博物馆的交流愈发频繁，也使得广大民众收益匪浅。 坐落在北京复兴门路的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是中国第一家以世界艺术为收藏、展示、研究对象的艺术馆。从2006年的开馆之作《意大利文艺复兴展》开始，走过7个年头的世界艺术馆涉猎的国际项目数十个，每一个“国际借展”几乎都是“大手笔”，有时一个项目甚至要耗时4、5年。在以往的国际合作中，从博物馆到美术馆，艺术基金会，世界艺术馆的团队几乎已经“走遍”世界，考验世界艺术馆的是要持续不断地推出不同范围的艺术文明门类的优质项目。美术馆、博物馆如何做系统的国际、全球概念的展览布局不仅是世界艺术馆的课题，也是国内其他美术馆要面临或即将面临的课题，而“考官们”不仅是业界专业部门、人士，也是广大的社会群众。 4月，《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融合》;7月，《日俄战争与中国命运——西方画刊版画展》;9月，《家宅荣光——欧洲19世纪室内装饰画》;12月，《凿枘工巧——中国古坐具文化展》。这是世界艺术馆今年已经定下名字的项目，已经公布在世界艺术馆的宣传栏上。 世界艺术馆副馆长冯光生告诉记者：“这是已经公布的，在年底我们还有一个展览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还没有把名字最后确定下来。这个展览是徐悲鸿和他老师的作品，这也是一个国际巡展，应该是会在几个国家去巡回。这个主要是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先生在策划的，他希望在北京这一站是在我们这里展。” “我们现在把像徐悲鸿这一代作为中国油画的开山一代的宗师，其实他们的外国的老师也应该是我们艺术的启蒙者，他们当时的创作，以及他们的创作对后来第一批中国学生的学习的影响，以至于对今天的影响，我们想做这样的回顾还是会十分有意思的。现当代的艺术，上世纪进入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线条是清晰的，我们把这个清晰的线条做一些了解，实际上在说我们如何学习其他的文化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不管是从动机还是从方法，对我们今天越来越开放的一个中国，对中国的这些知识群体和艺术群体，还是会有一些借鉴的意义，还是能够引起人们的思考。” 在世界艺术馆的展览体系里大致有两大主题可依循，一个是文明类，另一个是艺术类。“当然文明类也是偏重从艺术角度看文明，艺术类的展览就偏重于古典的、经典的方面，在当代也有所涉足，但不是我们的主流，我们主要是偏重于艺术史的，已经经过了历史沉淀的经典。”冯光生介绍到。 2006年2月，世界艺术馆的开馆之作端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展》，展览作为2006中国意大利年的开篇项目，来自80组具有全球价值的13至16世纪的大师作品一齐涌入北京世界艺术馆，这些大师们有：马萨乔、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乔尔乔内、提香等20多位，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们，平均每天创下1140人的参观纪录。世界艺术馆的来势汹汹让人咂舌，可在之前，并少有人看好世界艺术馆。 事实上，在世界艺术馆开馆前，他们至少做过三次论证，其间邀请了国外各大博物馆的馆长、国内像国博、故宫、首博、南博等地的专家，美术界的大画家和评论家，研讨世界艺术馆在中国的可行性。甚至在一次论坛中，画家陈丹青先生讲到：在中国办世界艺术馆，不可能，比造氢弹原子弹都难。但看完《意大利文艺复兴展》的陈丹青说到:“我觉得最应该来的其实是文艺复兴展，它来得有点迟了，但还是很高兴它来了。” “我们绝大多数的展览都是来自于境外，可以说都是‘借’来的，但是这个‘借’不是单纯的‘借’，比如有一些是我们自主策划的，有一些是联合策划的，有一些是现成的选题。但是所有的展品，因为中国近代史使得我们不可能有国外的文物和艺术品的收藏，倒是中国的文物和艺术品在世界的大城市和大博物馆都可以见到，这是一个历史造成的，所以说从“借”来讲这是我们主要的业态，当然这个借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刚才所说的有自己原创，有联合创作，也有单纯的引进这么几种形式。”冯光生告诉记者。
“国际借展”背后的国家态度
2013年初，国家博物馆首次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了一场“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本次展览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科全书式的浩瀚藏品中精心挑选了127件世界顶级的艺术珍品，这些珍品皆以大自然为主题，涵盖了绘画、雕塑、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展品中既包括了艺术巨匠伦勃朗、德拉克洛瓦、莫奈、雷诺阿、塞尚、凡?高、高更、透纳、霍普等人的杰作，也涵盖了多位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艺术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以精湛的技艺展现了大地与天空、植物和动物、花园及农田，它们表达了人类眼中不同层次与面貌的自然界，彰显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与思考。雅昌艺术网就国博与大都会合作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博副馆长陈履生。 雅昌艺术网：近年来包括国博在内，还有上海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等，越来越多的与国际知名博物馆、艺术馆展开合作，借展已经渐成趋势。这里面显现出什么样的原因?是国家经济上的日益昌盛、在政策上的有所激励以及博物馆本身眼界的放开? 陈履生：这里所说的借展，其实是指展览项目的引进和输出。正如你所说，目前国内博物馆、美术馆都在积极引进国外的优秀展览，这里面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这种引进并非单向的引进，而是一种交流，在引进展览的同时，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展览项目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推广中国文化，对于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国家来说，积极进行文化交流与对话，是一种必要的文化战略。唯有积极交流，才能增进了解，才能求同存异，树立自己独特的文化形象。我们输出的许多展览，在国际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去年我们在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举办的“味蕾的诱惑”展览。如果说这是一种趋势的话，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中国正在了解世界，世界也在了解中国。 其次，这种引进也并非没有选择的全盘接受，从宏观层面而言，我们会挑选能够引起中国观众共鸣的、对中国社会现状具有现实意义的展览来到中国来展出，以期达到更好的展览效果和社会效果;从操作层面来讲，具体到展览中的某一件作品，中方的工作人员都会从策展的具体环节参与意见，从作品的挑选到展示，双方都会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调。 这种交流，使得彼此都能够增进对对方的了解。与其说政策有所激励，不如说这种需求在双方同样存在;与其说眼界开放，不如说双方在此达成新的共识，双方共同进步提高。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通过这样的交流，弥补了我们缺少外国文物和艺术品收藏的不足。 雅昌艺术网：我们看到，国家博物馆的建筑体量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冠以“国家”头衔也具有极高的荣誉象征。但博物馆的大小不能以它的建筑体量和用什么样的华丽名称，更在于它的影响力。博物馆不断有一流的展品展出，才把扩充自己的内涵，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博物馆? 陈履生：首先，冠以“国家”不是一种荣誉，也不是一种象征，更应该说是一种性质。作为一个国家的博物馆，它所展示的就应该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精品。它的藏品、它的展览、它的学术研究以及它对公众的影响力，都应该是一种国家态度。水平可能有高低，但态度不能有丝毫差池，和世界顶级博物馆比起来，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刚刚走过一百年，还很年轻，还有差距，但唯有承认差距，才能不断提高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各项业务水平，一流与否，一方面在自己，一方面在别人，是需要比较才能得出的结论，而这种态度，则是世界优秀的博物馆所共通的精神，是责任与专业，博物馆的进步需要多方面共同的努力和保障，需要全社会对博物馆的关注。 雅昌艺术网：那么国际展览中的许多展品都是价值连城的。合作的博物馆凭什么信任?是国家博物馆的招牌?或者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对方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对文化是业的支持? 陈履生：从某种程度上讲，信任是一种理智权衡之后的选择。你当然可以选择不信任，也可以选择不来办展，那么，就看你来办展的风险和你对对方的信任程度孰轻孰重，而判断的依据则在于己方需求的强烈程度和对对方了解的程度。在此情况下，对于大都会博物馆而言，信任基于了解，需求大于风险。 对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言，政府的支持和国家的强大是背景，使得我们有能力去承办这样的展览，另一方面，在沟通交流中，通过显示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专业态度获取对方的信任同样显得必不可少。从国外引进优秀的国际展览对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通过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接触沟通，我们也一样信任这些美国同行的专业能力和态度。当然，就展览而言，信任还基于保险金额。 雅昌艺术网：有数据显示，国外艺术品大型展览进驻中国在近十年来出现并有逐渐加强的势头。那么也不能讳言这背后的利益驱动。毕竟近年来欧美经济一蹶不振，这些博物馆对外募集经费和获得捐款的能力受到挑战，出借获取借展费成为不错的选择? 陈履生：此展览在登陆中国之前，曾经在日本东京展出，并且获得了非常轰动的效果，如果探讨利益驱动的问题，那么，大都会博物馆在日本的运作无疑也是一个成功案例。博物馆是非营利机构，利益驱动更多的是表现文化方面，而不是赚钱的问题。至于说国家财政的支持，这是无疑的。但不是支持某一个具体的展览，而是支撑国家博物馆的各项工作，运营与发展。不用否认，在整个项目的操作中，借展、运输、保险、布展、宣传推广等每一个都离不开资金。 雅昌艺术网：除了此次与大都会合作，国博是否有计划在未来时间里加强和其他国际主流博物馆合作?除了“展览”方面的合作，其他方面的合作项目还有哪些? 国家博物馆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合作
2013年初，国家博物馆首次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了一场“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本次展览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科全书式的浩瀚藏品中精心挑选了127件世界顶级的艺术珍品，这些珍品皆以大自然为主题，涵盖了绘画、雕塑、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展品中既包括了艺术巨匠伦勃朗、德拉克洛瓦、莫奈、雷诺阿、塞尚、凡?高、高更、透纳、霍普等人的杰作，也涵盖了多位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艺术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以精湛的技艺展现了大地与天空、植物和动物、花园及农田，它们表达了人类眼中不同层次与面貌的自然界，彰显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与思考。雅昌艺术网就国博与大都会合作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博副馆长陈履生。 雅昌艺术网：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国博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合作?在我们想来，国际借展合作中会有很多困难的? 陈履生：首先，国家博物馆自新馆开馆以来，秉承“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办馆方针，积极展开包括德国三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以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内的世界著名博物馆、美术馆的合作，在2012年庆祝国博建馆百年期间，我们还成功举办了国际博物馆馆长论谈会，扩大了对外交流的范围。在我们的展览工作中，通过引进各类优秀的展览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得我们的观众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欣赏到全世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精品。另外，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在整个世界格局中，中国正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地位，而中国国家博物馆近20万平米的建筑面积，也越来越为世界各国博物馆所重视，世界各国在逐渐重视与中国进行交流时，都希望通过博物馆这一重要的文化平台开展展览等各方面的交流活动。由此，也有许多世界著名的博物馆、美术馆主动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接触，这是本次展览得以举办的国际环境。 具体到本次展览，当然也离不开两国博物馆的同仁为此付出的努力。还在国博改扩建工程尚未完工之时，大都会博物馆的副馆长就访问我馆。2012年4月1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访问大都会博物馆，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计划在藏品保护、陈列展示、学术研究、信息共享、社会教育、宣传推广、合作出版等诸多领域，展开两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说，“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展开的。这是我馆第一次与大都会的合作，也是大都会首次在中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展览。这一展览主题中的“自然”，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尽管东西方有着不尽相同的自然观，在艺术创作中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人类发展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因此，在当下高速发展的中国举办这个展览具有特别的意义。 无疑，博物馆之间的展览交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其中不能说没有困难，但是，两馆本着积极的合作态度，进行充分的沟通，在各个环节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最终使得展览得以成功举办。 雅昌艺术网：此次与美国大都会借展聚集起这么多珍贵展品，这大概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策划的起因是怎么样的?从提议到实质性开幕到底筹备了多久? 陈履生：此次展览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根据东西方文化传统中相对于自然的不同理解这一概念进行策划的一个重要展览，展览的起因即在于此。另一缘由是因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先期在日本东京举办这一展览，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们对该展览的投入，使得机遇成为可能。为了实现这一展览，双方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展品全部来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藏，筹备时间将近两年左右。 雅昌艺术网：本次展览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心挑选了127件世界顶级的艺术珍品，涵盖了绘画、雕塑、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既包括了艺术巨匠伦勃朗、德拉克洛瓦、莫奈、雷诺阿、塞尚、凡?高、高更、透纳、霍普等人的杰作，也涵盖了多位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艺术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按照“道法自然”的主题进行遴选的吗?这些不同风格的艺术品汇聚到国家博物馆，学术价值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吗? 陈履生：“道法自然”的英文标题是“大地?海洋?天空——西方艺术中的自然”，也是它原来的标题，我们认为过于直白，没有中国的特点。因此我们将它改为“道法自然”，大都会的馆长和专家们对这一标题的确定给与了高度的评价。此展览的主题是展现西方文化传统中对自然的种种表现，而“道法自然”语出老子的《道德经》，所反映的是一种东方传统的自然观，从本质上来讲具有相通的内涵。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们都从自然中汲取力量，完善自我，而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人们越来越注重与自然的和谐。因此，自然也都为各自文明所着力描绘。此次展览所呈现的艺术品涵盖不同时期，时间跨越五千年，每一位作者都着眼于对自然的表现与再现。 这一展览的学术价值在于它在“自然”主题的名家名作的集合，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作品来诠释主题意义，产生了大于一加一的效果。因此，展现在各种面前的是，不仅仅是某一件历史或艺术作品，而是它们整合到一起的关联性，当然这些作品自身有着它们独特的历史和艺术的价值，也有着独特的审美内容。因此，本展览中所呈现的作品，在综合考量其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同时，能够引起人们关于历史和艺术的博大厚重与多样精深的思考，则充分展现了其学术价值。 雅昌艺术网：我想会否有许多来自香港、台湾以及其他国家观众?毕竟这次的展览汇聚了许多大师的精品，即使在美国集中的展现也是很难的? 陈履生：国家博物馆每天的观众数以万计，观众构成也来自五湖四海，根据我们此次布置在每件展品标签上的二维码系统统计，截止到目前为止，展品二维码的扫描次数已经超过13万次，平均每件展品的扫描次数超过一万次，已经充分说明这个展览的受欢迎程度，另外，通过国家博物馆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多次发布了和展览相关的信息，国家博物馆仅新浪微博粉丝的数量有134万，再加上腾讯微博和微信，这种数量级的传播，相信会吸引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前来参观。在前不久由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率领的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就到国博参观了这一展览。 “国际借展”：今天更有话语权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博物馆绝少收藏能够代表外国文化成就的艺术品。然而无论是大英或者大都会这样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都汇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最顶尖的艺术精品。对于这些博物馆所在地的人们来说，“足不出户”便可感受全球各地域文化、领略无比精美的艺术风采!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国际间各大博物馆的交流愈发频繁，也使得广大民众收益匪浅。
2004年，中国美术馆的一场展览在全国引起很大的轰动，这就是当时中法文化年的重要艺术项目——“法国印象派珍品绘画展”。从此开始，国内的美术馆、博物馆的的眼界逐步放宽，艺术品“国际借展”之风蔚然盛行。2007年，中国美术馆向西班牙博物馆借展，给全国人民呈献上了古典艺术大师的盛宴：“从提香到戈雅——普拉多博物馆藏艺术珍品展”。 2007年3月8日，故宫博物院与大英博物馆首次合作隆重推出为期3个月的大型综合性展览《英国与世界——1714～1830》。至2012年，上海博物馆为了庆祝自己建馆60周年，举办了“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时间来到2013年初，国家博物馆首次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了一场“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本次展览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科全书式的浩瀚藏品中精心挑选了127件世界顶级的艺术珍品，这些珍品皆以大自然为主题，涵盖了绘画、雕塑、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展品中既包括了艺术巨匠伦勃朗、德拉克洛瓦、莫奈、雷诺阿、塞尚、凡?高、高更、透纳、霍普等人的杰作，也涵盖了多位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艺术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以精湛的技艺展现了大地与天空、植物和动物、花园及农田，它们表达了人类眼中不同层次与面貌的自然界，彰显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与思考。 中国博物馆事业走过了一百年。国际借展在整个一个世纪的进程里偶有发生，只是在一个特殊时间的窗口才接踵而至的。那么这些年随着中国博物馆的一步步成长壮大，国际借展又有哪些变化呢?杨长青回忆到：“早期是这样，因为以前国家比较穷，故宫也比较穷，没有什么企业愿意赞助这种文化活动。偶然发生的国际借展都是‘被动’的。国外博物馆来约谈，表示想让中国的某些展览到他们那儿去。那好你给我们钱，负担所有的费用，可能还要给我们展费，有点’出租文物‘的意思。早期通过借展能有一笔收入。但是我们在展览中话语权是很小的，只是配合对方的想法：你想要龙袍，给你一件龙袍;你想要一个龙椅，我就给你一个龙椅。这便是早期的借展。”话锋一转，杨长青接着说：“最近几年我们跟世界各大博物馆进行合作，越来越多地做互换展览。我们跟卢浮宫也好，跟大英也好，包括跟东京国立都尝试做交换展览。交换展览即是互相不收对方展费，我引进你一个，你也引进我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独立的策展想法。例如，我们去卢浮宫办展，去展示什么题材?如何展示?我们在策展方面有更多的话语权，不仅仅是顺随对方的想法，更加能够正确地展示我们中国自身的灿烂文化。我认为这就是近几年最大的改变。另外一点，我们以前可能只是跟英国、欧洲、美国，甚至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做这种交流的展览比较多，现在我们希望把交流展做到更多的国家去，比如我们跟澳大利亚在谈展览，我们去年跟墨西哥也办了一个展览。墨西哥也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以前还跟巴西办过展览，这样扩大了故宫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这是我们如今在做国际借展的一些变化趋势。” 杨长青并不避讳谈到早期的国内某些美术馆从国外借来作品之后，曾存在着缺乏策划以及管理不严谨的问题，导致了国外很多博物馆给我相关机构给予不合格的评估，致使对方不愿外借。“但随着经济、硬件设施、及员工素质在这几年获得改善和提高，向国外借展可以说是‘越来越容易’!” 应该说，时间和条件都已经成熟。中国美术馆/博物馆在不断调整经营方式及拓展新的空间，从各个方面与国际上相对成熟的艺术机构进行接轨。“借展”势必会成为未来几年重要的展览形式。作为“借展”伙伴的欧洲博物馆协会，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告诉我们，世界各国的美术馆/博物馆馆藏利用率都极低，很多藏品一直“躺”在库房。如何加大美术馆/博物馆馆藏品的利用率，是值得期许和利用的。
“全球博物馆”：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博物馆绝少收藏能够代表外国文化成就的艺术品。然而无论是大英或者大都会这样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都汇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最顶尖的艺术精品。对于这些博物馆所在地的人们来说，“足不出户”便可感受全球各地域文化、领略无比精美的艺术风采!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国际间各大博物馆的交流愈发频繁，也使得广大民众收益匪浅。 2004年，中国美术馆的一场展览在全国引起很大的轰动，这就是当时中法文化年的重要艺术项目——“法国印象派珍品绘画展”。从此开始，国内的美术馆、博物馆的的眼界逐步放宽，艺术品“国际借展”之风蔚然盛行。2007年，中国美术馆向西班牙博物馆借展，给全国人民呈献上了古典艺术大师的盛宴：“从提香到戈雅——普拉多博物馆藏艺术珍品展”。 2007年3月8日，故宫博物院与大英博物馆首次合作隆重推出为期3个月的大型综合性展览《英国与世界——1714～1830》。至2012年，上海博物馆为了庆祝自己建馆60周年，举办了“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时间来到2013年初，国家博物馆首次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了一场“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本次展览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百科全书式的浩瀚藏品中精心挑选了127件世界顶级的艺术珍品，这些珍品皆以大自然为主题，涵盖了绘画、雕塑、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展品中既包括了艺术巨匠伦勃朗、德拉克洛瓦、莫奈、雷诺阿、塞尚、凡?高、高更、透纳、霍普等人的杰作，也涵盖了多位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艺术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以精湛的技艺展现了大地与天空、植物和动物、花园及农田，它们表达了人类眼中不同层次与面貌的自然界，彰显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与思考。 国际借展当然不是单向的，我国博物馆/美术馆在外借的同时，也在大量输出。“这里所说的借展，其实是指展览项目的引进和输出。目前我们看到国内博物馆、美术馆都在积极引进国外的优秀展览。但这种引进并非单向的引进，而是一种交流，在引进展览的同时，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展览项目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和推广中国文化。对于一个开放和充满活力的国家来说，积极进行文化交流与对话，是一种必要的文化战略。唯有积极交流，才能增进了解，才能求同存异，树立自己独特的文化形象。我们输出的许多展览，在国际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去年我们在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举办的‘味蕾的诱惑’展览。如果说这是一种趋势的话，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中国正在了解世界，世界也在了解中国。”陈履生总结说：“其次，我们引进也并非没有选择的全盘接受。从宏观层面而言，我们会挑选能够引起中国观众共鸣的、对中国社会现状具有现实意义的展览来到中国展出，以期达到更好的展览效果和社会效果;从操作层面来讲，具体到展览中的某一件作品，中方的工作人员都会从策展的具体环节参与意见，从作品的挑选到展示，双方都会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调。” “引进来”的好处很明显，弥补了我国馆藏品之不足，还能让观众在国内欣赏到西方艺术大师的精品。而“走出去”更多的意义则在于对博物馆本身的宣传，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故宫杨长青表示，这么多年来，与国外博物馆建立联系的同时，也给故宫带来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无论是故宫还是国博的博物馆人都认识到：“和世界顶级博物馆比起来，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刚刚走过一百年，还很年轻，还有差距。唯有承认差距，才能不断提高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各项业务水平。通过与国际顶级博物馆的交流，也是我们学习的机会， 给我们的管理、策展思路都带来了一定的启发。目前，我国的博物馆更加需要加大国际化的进程，积极与国际接轨，跟西方主流社会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多引进展览，多进行交流，对我国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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