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衰落

苏州的衰落——十九世纪上海的崛起无可奈何地宣告苏州的衰落

    苏州自阖闾命伍子胥建城始，一直是东南地区重要的城市，至唐代，她已成为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唐朝的行政区划），繁荣程度仅次于长安，白居易所谓“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苏州发达的经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吴文化，使苏州深具文化底蕴，保证了教育的高质量，培养了多种多样的人才，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无形之中，形成了对其他地区官员、富商、文人的吸引力、号召力。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同时政治因素也影响经济的发展。当时苏沪两地在行政管辖上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上海在经济上对苏州的依附性。

    元朝，上海诞生于苏州所管辖的华亭县。明清时期，由于经济发达，苏州的政治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高。明代，苏州府辖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今上海地区）六县。在清代，苏州府辖吴县、长洲、元和、昆山、常熟、吴江、新阳、昭文、松江（今上海地区）、震泽九县。在明嘉靖以后，应天巡府移驻苏州，从此直到清末，都是江苏省会。清代江苏布政史驻苏州其间，苏州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从历代的行政区划来看，上海一直是苏州的一部分，从属于苏州。

    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上海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埠，以其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参与国际大循环，进行经济交流，涌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形成了新的生产力，与主语处于封建时代生产力水平的苏州形成鲜明的对比。上海大规模地开设工厂，自然要选择地理位置，选择易于获得原料、能源、劳动力，交通灵便，通讯设备优越的城市。在这些方面,上海较其他通商口岸远为优越，因而成为他们集中投资之地。逐渐开始了取代苏州成为长江三角洲商贸中心乃至全国经济中心的历程。

    太平天国战事对江南的浩劫性破坏，加速了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苏州的衰落。苏州的富庶与繁华，对于农民造反者来说，当然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太平军决定东征苏州、上海，由李秀成统帅数万大军。于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亦沦为战区，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兵锋所至，官绅、商人和地主纷纷携款逃跑。苏州是当时江苏省的省城，由巡抚徐有壬负责城防。徐有壬和总兵马德昭出于城防的需要，颁布三道命令：“首令民装裹，次令迁徙，三令纵火”。三令一出，苏州向来万商云集市肆繁盛的金门、阊门一带，顷刻之间烟焰蔽天，日夜不息，城内外秩序大乱，号哭之声震天。时人曾作《姑苏哀》，讽刺当道：“清军十万仓皇来，三日城门闭不开。抚军下令烧民屋，城外万户成寒灰。健儿应募尽反颜，弃甲堆积如丘山。”城外是延烧不息的大火，城内则鸡飞狗跳、惊惶失措，守城兵勇见大势不好，四处焚掠，一派末日景象。

    浩劫之后，苏州“几于百里无人烟，，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随风而逝，文化上的极致与优雅亦如梦幻般消失了。

    在长达10余年的内战烽火洗礼下，大量难民纷纷避入江南地区唯一的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这个“丛集”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才和资金向上海汇聚的过程。难民的大规模涌入，给上海带来了崛起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上海租界以一隅之地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成为难民的福地；而源源不断的难民则以他们的智慧、资金和技艺等给上海的都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他们与界内的外侨一起共同缔造了近代上海的繁荣。

    苏州和上海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大地理环境，甚至走过相同的道路，有过相似的功能，但在封闭时期，苏州必成为上海的向往。一经开放，上海必越苏州而上。虽然有六十年风水轮流转，虽然目前苏州的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预见的很长时间内，苏州再也不可能成为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苏州拥有2500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古城保留完整，古迹众多，同时，苏州处于中国沿海经济带和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是距离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最近的城市，苏州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也因为地域近，苏州多次招受强邻的打压，忍气吞声，这到底是苏州的优势还是苏州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