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李大路 10月8日，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会上，一个身材瘦削、神态严肃的中年男人出乎人们意料地成了当场的明星——他以8578万港元拍下一把乾隆御制的“水波云龙”宝座，打破了中国家具的世界拍卖纪录。这个买家不是地道的收藏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国际富豪，而是在中国资本市场大名鼎鼎的“法人股大王”、“资本猎豹”刘益谦。 10月17日上午，环球人物特约记者和刘益谦一起坐在上海汤臣会所里，面对面地听这个上海男人畅谈他的故事…… “我不买，这把椅子未必能回到国内” 被刘益谦拍得的乾隆御制紫檀宝座长140.5厘米，是迄今为止拍出的最大的紫檀木龙椅之一，椅背上五条“水波云龙”花纹工艺精湛，属于难得的高浮雕技法刻画。 刘益谦告诉记者，拍卖会之前，有收藏界的朋友说过，行家对这张宝座的评价仅次于2005年拍出的元代的“鬼谷子下山图”青花瓷罐（当年，此罐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元，创下了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因此，虽然拍出了8578万港元的价格，但刘益谦自己表示，“其实这依然低于我的心理价位”。他表示，“这种连故宫都没有的紫檀木椅，如果由单独一个工匠来完成的话，可能需要10年以上；从椅背来看，正反面都有镂空，应该是放在一个房间偏中间的位置，而当时宫廷礼节很重，这也是宝座的价值所在，”这把“龙椅”从上世纪30年代起，一直被日本人收藏，在刘益谦看来，“如果我没有参与拍卖，估计这张椅子可能未必能够回到国内！” 在拍得这尊“宝座”之前，“刘益谦”这个名字已经被收藏界所熟悉，在他的藏品中，无论是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陈逸飞的《踱步》，还是宋人的《瑞应图》，都是价值数千万元的大手笔。 如果要追溯刘益谦收藏艺术品的开始，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我在1993、1994年前后进入这个行业，算比较早的。当时应该说不是兴趣使然，也没有投资的概念，只是觉得这是个新兴事物，可以参与一下”。 由于文革的原因，出生于1963年的刘益谦和他的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或多或少地遭遇了文化断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只知道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这样的画家”。但现在，说起“清四王”（包括王原祁、王时敏、王鉴和王翚（huī）在内的“清四王”，是清朝初期四位著名的画家）来，他也如数家珍。刘益谦对记者说，刚入行时，他买了两幅画，其中一幅价值11万元的是王原祁的手笔，现在估值已经在500万元左右。 刘益谦认为，从古至今的收藏家，都是专家、行家，或者是集研究、著录、鉴赏于一身。而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即使到现在，看了这么多东西，我还是没法搞懂这个行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时间；二是主观上也不愿意搞懂。不了解，反而会更有满足感——我不懂，我也不会辨别真伪，但我敢买！” 刘益谦有自己的收藏投资之道。在拍卖场上，他果断出价，“志在必得”的凶悍竞投作风让很多市场人士为之叹服。只要是他感觉值得收藏的作品，就会尽力出价收藏，有人甚至用“巨资狂揽”来形容他。“到现在为止，我依然不敢说我会鉴别艺术品，但是，我会用各种方法，让自己不买到假货。其实，艺术品投资并没有股票投资复杂。”刘益谦平静地说。 虽然他投资的不少艺术品已经增值不菲，但他并没有选择要出手转卖，“这些东西升值了，说明我投入这个行业没有错；但我不会卖，总不能卖了之后，去买股票吧？说实话，至少，我目前还没有卖过。” “我不幻想自己一夜暴富” 收藏市场上的一掷千金，来源于刘益谦在资本市场上囤积的雄厚财力，他在那里的发家，为他赢得了最为人所熟知的绰号——“法人股大王”。提及往事，刘益谦有些感慨。 刘益谦1963年11月28日出生在上海所谓的“下只角”（意思相当于贫民区）。1980年，刘益谦初中没毕业就开始帮舅舅做皮具生意，手工做一个人造革手提包可以挣1块钱。生意红火后，他还外包给别人做，“每天赚100多块钱不在话下”。 “你们读书吧，我赚钱去了。”初中没毕业，但已是“万元户”的刘益谦这样对上了高中的同学们说。3年后，20岁的他在豫园商场租下了一个小铺面，经营小百货。 刘益谦的原始积累来得辛苦，但绝对正当。脑子活泛的他不愿意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沉淀在银行里，于是开始谋求新的出路。他买过国库券，但他真正意识到资本的魔力是在1990年。那年，豫园商场发行股票，每股面值100元。由于在那里有个铺面，压根不懂股票的他也花10000元认购了100股原始股。1年后股票上市，刘益谦成功地在高点抛出。就是这100股股票，使他跻身了百万富翁的行列。 从国债到股票，彻底打开了从小在“小生意”中摸爬滚打的刘益谦的视野——10年前，刘益谦成立了专门投资法人股的新理益公司；从今年年初至今，他以新理益公司的名义已经参与了总投资额超过50亿元的增发；2008年，他曾以3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成功跻身“2008胡润百富榜”。 “我不幻想自己一夜暴富，但我不会放过每一次暴富的机会。”刘益谦说。用“幸运”甚或是“奇迹”来解释刘益谦的成功，过于简单了，在他的经历中，“暴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财富的持续。 恋家的上海男人 坐在记者面前的刘益谦，脸上时不时洋溢着笑容，他开心地告诉记者，今天他家里“很热闹”。因为他的四个孩子都在家，在外地读大学的大女儿带着男朋友回来了；就读于上海交大的二女儿也带来了一些同学；还有念初二的儿子和才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女儿；当然，家里还有他结婚20多年的妻子。 提到孩子们，刘益谦的眼中充满了慈爱；而谈到妻子，他则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我向别人介绍家里人的时候，总是说我的太太和她生的4个孩子，免得别人有误会。” 刘益谦是典型的恋家型上海男人。在上海浦西上班的他，总是尽量回到浦东家中吃晚饭；因公出差的时候，只要可能，他当天都会立刻飞回家中。 提到自己的事业传承，刘益谦告诉记者，“我从来没有想过让孩子们做我现在做的事情。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我也不愿意给他们压力，他们好像不感兴趣，不愿意就算了。” 采访结束后，刘益谦驱车将记者送了一段，略带歉意地说，“今天实在不能送你到家了，我家里人都等着呢。” 评价刘益谦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人说他是“草根富豪”；有人称他“总是出奇制胜，在他涉足的任何领域都不按常理出牌”；他的一位生意场上的 “对手”曾心悦诚服地说过：“他是上海人中的‘人精’，但也有真诚的一面。” 还有人评价刘益谦，“没有多少知识，但是懂得很多常识”。而记者看到的刘益谦，正是这样一个多面的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