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容闳是一件难事。相比与他一起在少年时代赴美的黄宽和黄胜，容闳无论生前身后，都是名副其实的“大人物”，哪怕是中学生，也知道他是“中国留学生之父”。越是大人物，越让人难下笔。写生平？写事迹？各路学者、作家早已研究透彻并写了个遍，何必再炒冷饭？我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一题目。
但说起“旧时海归”，肯定无法绕过容闳。他不但是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也是近代留学生事业的先驱。在堪称“浩瀚”的资料中，我寻得一些断章，这也许是我唯一可操作的方式吧。
(图注：中国留学事业的先驱容闳(1828－1912年)资料图片；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洋学堂与穷孩子
1847年，容闳、黄宽与黄胜三人跟随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一起赴美，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这一经历对于容闳的人生而言，意义不言自明。若无这次远行，就不会有中国第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也不会有日后那批留美幼童。
容闳在洋学堂里已就读多年。早在1835年，时年七岁的他就随父前往澳门，就读于马礼逊学堂的前身——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的马礼逊纪念学校。1839年，马礼逊学堂正式成立，他也随之成为首批学生之一。
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还有一年时间。
鸦片战争是近代最关键的时间点，它使得国门就此被强行打开。自康熙后期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禁教，基督教仅秘密流传于沿海地区，葡占的澳门为最重要“据点”。1553年，葡萄牙人租占澳门，几百年过后，澳门已成为一个中西交融的城市。当地传教士们为了吸引人入教，常兴办一些低价医院和免费学校。也正因此，在洋学堂读书绝非什么光彩之事。但凡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让孩子读私塾或正规学堂，日后可走科举之“正途”。唯有贫困家庭的孩子，才会去时人眼中“不伦不类”的洋学堂。
对于这些孩子而言，选择洋学堂，就等于断绝了科考之路。他未来的人生选择极为有限，或是参与传教工作，或是去洋人家中当仆人，当然，最好的情况是从商，像漂洋过海而来的那些外国人一样有钱。
在《容闳自传》(即《西学东渐记》)中，容闳这样分析父母送他去读洋学堂的动机：“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
容闳的这些猜想其实多少有点马后炮的意味，也有“为尊者讳”的可能。对于他的父母来说，经济压力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容闳的哥哥已经进了私塾，他们无法负担容闳的学费。至于“中外交往”这种宏大又长远的命题，压根不是底层可以想到的事情，尤其是在闭塞的当时。
我曾查阅马礼逊学堂历史上的全部学生名录。这个名单人数其实极少，历届毕业生合计只有41人，均来自香山(含如今的中山、珠海和澳门三地)。其中，来自今珠海地区的学生最多，占了大半，比如容闳和黄胜来自珠海南屏，黄宽来自珠海唐家，来自前山、上栅、夏美、官塘等珠海村落的也有不少。此外，还有学生来自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这里恰恰临近珠海。澳门其他洋学堂的情况也与马礼逊学堂类似，容闳曾回忆，他在女校读书时，由于不满学业枯燥，曾与几个同学一起乘船逃回家乡，他“原打算先带大伙儿到我家，然后她们再各自分散回各自的村子里”。按这个叙述，几个幼童都能乘船回家，并各自回村，也侧面说明了当时澳门洋学堂的生源主要来自附近。
尽管教会学校以传播教义、培养传教人为主旨。但同时实行双语教育，既有传统的四书五经，也教授外语、历史、地理和天文等科目，间接传播了西方文化。
我曾读过某位学者的一个说法，指中国历史上一直边患极重，澳门这弹丸之地被葡萄牙人所占，根本不会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但若将澳门置于当时的全球背景下，就会明白这不同于以往的任何边患，带给这个古老国度的冲击也注定惊人。因为，在这个小岛上有两种文明的碰撞。近代国人放眼看世界，以岭南为先，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先驱亦都出身此处，显然是澳门的星星之火逐渐扩散的结果。南海的康有为、新会的梁启超、香山的孙中山……抛开日后的那些成败是非不说，他们的年少时代，一定在这文化碰撞中汲取了养分。
一个人的耶鲁生涯
先是黄胜因病离开，后是黄宽远赴英伦，到了1850年，那三个一同赴美的少年中，仅剩容闳一人在美国坚守。
在孟松学校毕业后，他考入了耶鲁大学，但他根本无法负担学费。孟松学校虽有资助名额，但前提是毕业后要担任传教士，容闳表示拒绝，他虽是基督徒，却不愿被限定择业自由，他也认为，贫穷不是丧失自由的理由。他的这一决定，也使得原先澳门的资助方放弃了对他的支持。好在布朗又一次伸出援手，他找到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说服对方为容闳提供资助，此外，阿立芬特兄弟公司也负担了容闳的一部分学费。
当时的耶鲁，仅有学生五百人，容闳是唯一的华人。
此时的容闳，其实已融入了美国社会。早在孟松学校期间，他便习惯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式生活。当时，他自个儿承担劈柴烧炭生火之类的事情，也帮人劳作换取生活费，大学时也当过图书馆管理员，承担学生宿舍的食品采买。他还酷爱锻炼身体，据说，这个在中学时代一直穿着中式农民衣服、盘着辫子的少年，曾是足球场上的骁将。这个景象在大学时代成了“绝响”，因为入学才一年，容闳就丢弃了中式长袍和辫子。也是在那一年，他加入了美国国籍。
如今说起容闳，无论是国人还是耶鲁人，都将其视为大人物。我曾读过不少“寻访容闳耶鲁故迹”之类的文字，里面有各种关于他的传说，比如他是划船队的成员，在球场上也流传着如“我们一定WIN，因为我们有WING(容闳之名)”之类的话语；还有他曾经在报纸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得到著名学者关注……但这些光鲜绝不是容闳大学生涯的全部。一百多年后，我们往往只能见到结果、见到光环、见到各种经过渲染和加工的故事，这让我很难全部相信。
我更相信的是，作为一个独在异乡的东方人，容闳所遭遇的困难绝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种族歧视、地域歧视，以及好奇心带来的种种“围观”，恐怕都是容闳无法绕过的挑战。他可以依仗的，唯有自己的适应力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度所特有的包容性。
据载，耶鲁大学档案馆保留了1854级毕业生的同学赠言簿，其中就有容闳那本。他给其他同学写下的赠言都用中文开头，毛笔正楷，再用英文翻译，起始往往用传统格言，有“礼之国，和为贵”，“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有志者事竟成”等。在那一届的97名毕业生中，有92人为容闳留言，其中多为热情之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获悉(因为我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
这位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注定背负着一些很沉重的东西。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