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基本确立，但行政部门或其他强势机构通过人为制造“供给短缺”，从中获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价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于经济中的很多领域，这直接侵害了作为需求方的广大民众的利益。
近期北京出租车全面提价，但在出租车牌照数量严格行政管制的背景下，提价、油价补贴等手段注定治标不治本。在总量供给未增加，供给控制造成出租车短缺的背景下，提价措施最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打车难题。只有敢于打破牌照垄断者享有的既得利益，放松当前出租车牌照和出租车运营权的供给管制，允许更多民间主体进入出租车运营市场，打车难的痼疾才有望得以根除。
过去十年，中国房价持续上涨，政府调控效果多年不达预期，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着力于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一二线城市“地王”频出的背后是实际供给量的远远不足。未来只有从供给侧着手，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同样的改革思路还可以扩展到医疗、教育和传媒等与广大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领域，上述领域中普遍存在着的“供给抑制”是造成当前民众反映孩子入学难、老人看病贵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如果敢于打破上述行业中广泛存在的各种行政管制以及与此相伴的垄断和既得利益阻碍，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并参与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那么高效率供给的增加无疑将有助于满足民众日益增加的对各种社会服务的需求，让全体公民以合理的成本公平享受到教育、医疗等基本的公民权利。
近年来决策层多次提出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愿景，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思想认识尚未统一，改革步伐的迟缓也就不足为奇了。收入分配方式应当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按劳分配”和后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彻底过渡到“按要素分配”，即按照劳动、资源、技术、管理、资本等五大要素的贡献和边际报酬，让市场完成收入分配。谁创造的财富多，谁获取的报酬就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从未创造任何财富的行政权力参与财富的分配不仅是腐败的源泉，也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其次要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润丰厚的企业，其实是靠垄断获取财富，这也是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公平问题，所以反垄断、放松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产权民营化，是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必然选择；第三，应当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比如对于在经济制度不健全的阶段通过各种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公共设施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等等，应通过以资源税为代表的税收政策予以调节，促进公平和效率。
为了刺激新供给，促进公平分配，可以考虑对于创业企业或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小的小微企业大范围免税。比如，是否可考虑对雇员在20人以下、销售收入在100万元以下的创业型企业在一定的创业期限内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税？只有这样才能扶持大批小微企业成长、做大以后，政府的税收总额甚至还会增加。
虽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调节的重点应该是严重偏离要素边际报酬的收入，比如房产持有和遗产继承等等。另外，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转移支付，长期来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应该尽量减少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增进民众福利与经济长期增长互为基础，互相促进。改革增进民众福利，需要从“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入手，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房价、物价以及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供给不足的顽疾，才能让广大民众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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