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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河北省的北部相继发现古代山戎族文化的遗物，考古工作者又于80 年代的中叶，对北京延庆军都山沿线古代的山戎族遗迹进行考查与墓地的发掘，便发现大量代表山戎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器与陶器，这为我们研究该民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可靠的条件。不过，古代在我国的北方地区除了山戎族还有其他民族在燕山南北、军都山南麓区域内繁衍生息。有些民族因材料的缺乏，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时会将不同的民族混为一谈，分不清彼此。为研究的需要，笔者将山戎与奚及东胡的关系作初步的探讨，以求得到史学界同仁指正。
一、山戎与奚族
山戎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部族，其历史悠久。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说明山戎早在夏代以前就已存在。《史记·五帝本纪》亦载：在舜时期，曾“南抚交北山戎、发、息慎。”另据《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成周之会，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北方台正东山戎，戎菽。”这一记载告诉我们在西周早期的成周大会上，山戎不仅作为北方重要部族成员参加了大会，而且还向周王朝进献了本民族特有的产品——戎菽，可见山戎与中原的交往是比较早的。历史上常以地理位置称呼其名，山戎在文献中称为“北蛮”、“北山戎”，山戎当是居住在我国的北方。这些记载虽简略，但证明山戎在夏以前与周时皆活动在我国的北方。夏、商时山戎又是怎样？我认为山戎族在夏商时期并未消失，依然存在，只是中原史书在对其记载时，所使用的名称不同而已。甲骨文中有“奚奴”之称，据孙淼先生所著《夏商史稿》一书认为，在商时东北地区有奚族，与商朝进行过往来，并以白马与牛贡于商，推测商代之奚与后世南北朝及唐代的奚为同一族的延续。另据王玲先生发表的《辽代奚族考》认为，唐、五代、辽时之奚，地处燕山之北与今内蒙古东南部。唐代有东、西奚，西奚曾在今张家口和北京延庆地区，东部奚则地处今河北承德与内蒙古赤峰南部。从目前对河北张家口的庞家堡、怀来县的甘子堡、宣化县的小白阳、延庆县玉皇庙、葫芦沟、西梁、河北滦平县苘子沟等地山戎族遗址的发掘，证明他们活动在这个区域当是无疑。不过，我们还不能只从地域的相吻合便下结论。若从生活习俗上看，山戎与奚依然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朝日之俗，山戎人有，奚族人也有。山戎人崇拜太阳，这在山戎族的遗迹中显而易见。在山戎人的墓地，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不论是河北宣化的小白阳，还是延庆境内的玉皇庙、葫芦沟与西梁墓地，均是按山坡的走向由高到低，自北而南，且都设在向阳的坡地上。即使滦平苘子沟墓地是设在低山的东侧，墓主人的头皆是向东朝阳。山戎人没有同性合葬，或男女合葬和多人丛葬在一个墓内的现象，而墓坑的排列却是一律作东西方向，就连祭牲牲畜的吻部也一律向着东方。奚族人所居屋室，皆坐西朝东，亦崇拜太阳。苏颂于《牛山道中诗》言：“开门东向杂边方”①、指的就是奚族。奚族与山戎族崇尚太阳之俗别无二致。其次是制车。山戎很早就会制车，这在发掘的墓地中得到证实。考古工作者在延庆军都山②、怀来北辛堡③、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④等地均有青铜车马器出土。而奚族人更是以制车而闻名。据李商隐《为荣阳公贺破幽州奚寇表》中载：“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破奚人部落，俘获物中有奚车五百辆”⑤。一次，唐军与奚人作战，所获奚车多达二百辆。就连契丹君主到中原作战，所乘的亦是奚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⑥。奚人会制车，由此可见一斑。再有，山戎族的经济是以游牧为主，兼营其它，奚族亦然。地域相符，习俗相似，其中必有关联。再加上先人作史时对北方民族认识的粗略与混乱，我认为古山戎，在夏、商时被视为奚，而入周之后又以山戎为名。到北朝、隋唐、辽金时又以“奚”名见载于史册。由此看来，山戎与奚族息息相关，他们可能是不同时代的同一民族，只因历史的变迁，名称随之变更而已
二、山戎与东胡
东胡亦是生活在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与山戎族同时出现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东胡黄罴，山戎，菽”，以致于给读者造成混乱，或将两者相题并论，认为两者为一族，或认为山戎是东胡的先民等等，通过考古发掘资料进行验证，发现他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两者是我国古代北方不同时期存在的两个不同的民族。
（一）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
1、东胡的地理位置
东胡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最早可见《逸周书·王会篇》的记载：“东胡黄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春秋时期，“燕北有东胡”。在同一书中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载，战国时期，燕国“东北边胡”。东胡之名于《史记·匈奴列传·索隐》中引用东汉学者服虔的解释：“在匈奴东，故曰东胡”。这不仅告诉我们为何称之为东胡，而且还谈到了东胡的方位。《逸周书》云：“正北……匈奴、楼烦、月氏…… 东胡”⑧。这里指明了早在周朝时期东胡就活动在我国的正北方或偏东北。此后《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指辽东一带的东夷）”。郝懿行注疏：“伊尹四方会云天北东胡”。伊尹为商朝初期的一个大臣，受命于商为四方令，当时伊尹就称商朝的正北方有东胡。而今人孙进已先生的《东北民族源流》一书则认为“大泽”当指今边赖诺尔湖，其东正当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从以上材料的记载我们获悉，东胡在商和西周时期皆在我国的北方，但具体位置语焉不详，还需靠考古学文化来判断。目前，一些考古学专家们认为，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应属于东胡文化”⑨，并推断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上限时间，“可能早到商、周之际或西周早期前后，下限迄于战国早中期或战国中期前后”⑩。另有学者也认为，“早在商初，东胡就存在于我国商王朝的正北方，到西周初年，即约公元前十一世纪时，东胡居住在周王朝的北方正东” 。宁城南山根遗址、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以及辽宁建平水泉等古遗址发掘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上限约可早到西周早中期前后。笔者认为，虽然历史文献没有直接记载东胡起源于何时，考古发掘也没有发现东胡在商时的遗址，但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东胡族早在商初“就居住在我国商王朝的正北方” ，周代仍游动于这一地区，其具体位置约相当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范围。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与晚期的范围又有一定变化，靳枫毅先生认为，其早期遗存一般集中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而晚期则在大凌河、小凌河一带。这就是说，早期偏于西和北，晚期偏于东南，存在一个由西北向东、向南移动的过程，也就是由我国的正北向东北方向移动。这种迁徙也是从游牧区向农业区靠近。具体说，其北界可抵大兴安岭之东南部，即西拉木伦河的上游，今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一带；其东可抵医巫闾山；南界约至今山海关以外，青龙以北。西界到七老图山。根据考古发掘与文献资料的记载，可以说东胡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在我国的东北部，应是可信的。
2、山戎的地理位置
山戎的地理位置，以上曾谈到“北蛮”，或“北山戎”，这即是山戎在我国的北方大致的地理方位。据《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遂北伐山戎，令支、孤竹而南归”。令支：又称离支、不令支，其地在今河北滦县、迁安县间。孤竹：在今河北省卢龙县。令支、孤竹两国，韦昭注释说：“二国，山戎之与也”。其意令支、孤竹两国在当时都是亲附于山戎的国家。伐山戎之后而南归，说明山戎是在孤竹、令支的北方。又据《通典》云：“平州（今卢龙）春秋山戎国地”；“营州”（今朝阳一带）春秋时地属山戎。这虽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山戎，商周时期山戎的位置应该说也不会有多大变化，他们在我国的北方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关于山戎活动的范围，查阅《史记》、《左传》、《国语》、《逸周书》等史籍中均有记载，所指区域也主要是在我国北方，但欲求详细情况，依然要依赖于考古资料。早年日本考古学者江上波夫、水野清一等专门收集、研究过有关绥远青铜器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代表山戎文化的直刃匕首式短剑。解放后，这种文化陆续在八达岭长城以北的军都山南麓与燕山的南北地区发现，尤其是近些年，在北京及河北的十多个县内不断发现代表山戎文化的青铜器和同类文化的墓葬即含有此类文化因素的遗址。特别是延庆、滦平、平泉、怀来北辛堡、丰宁等地山戎墓葬的发掘，使我们对山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了较为具体的了解。其所处在华北平原的北端，燕山南北的低山丘陵地区。具体来说，山戎所活动的区域是由西南向北而又东南，呈一个扇面形分布在河北省的北端。并主要集中分布在伊逊河的上游，洋河的中游，潮河的下游，以及桑干河支流壶流河与滦河、白河一带。活动的范围，西部已到张家口地区的坝下，北部至河北省丰宁县，东到七老图山与东胡文化搭界。其南至军都山南面的延庆西拨子地区。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山戎族位于燕国的北部，晋国、林湖、楼烦等国的东部，东胡的南部偏西。
（二）山戎与东胡最活跃、最强盛时期的不同
1、春秋时期为山戎族最活跃、最强盛的时期
山戎虽在夏商以前就已存在，但他最强盛、最活跃的时期却在春秋时期。据《史记·匈奴列传》载：“是后（指周平王东迁）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有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从记载可知山戎的越燕伐齐与伐燕的军事侵略活动都发生在春秋时期，当时山戎敢于出兵对他国侵伐，说明其军事实力的存在，也是强盛的表现。春秋时期的燕国力量比较薄弱，面对山戎族的突袭却无力抵挡。在燕桓侯执政时期的公元前697—691年，曾为躲避山戎的侵扰，不得不放弃经营了近三百年的琉璃河燕都，向东南迁移到临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桓侯徙临易”之事。“临易”是燕之别都，据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验证，该地在今河北容城西南与雄县交接处。燕国在桓侯死后，庄公继位，山戎又进行侵燕的军事活动，齐桓公为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 ，使燕国转危为安，燕国约在公元前659年左右，才将都城再次由临易迁回蓟城。一个国家为躲避他人的侵扰在别都长达二十余载，这样的事在历史上也不多见。由此不难看出，春秋时期是山戎势力最强盛的时期。这一点，考古发掘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考古工作者在延庆玉皇庙发掘了280多座山戎墓（该墓地推测时间上限约当春秋初期） ，其中有随葬品的占90％，并在男性墓中出土各种形式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70多件，约占墓葬总数的25％。出土的青铜刀，约占墓葬总数的40％。在29％的墓中出土了各种铜带饰和铜锥及锥筒。出土的各种动物纹铜牌饰和铜泡、铜扣及铜带钩占墓葬数的18％。有五分之三的墓主人都戴铜丝耳环或昂贵的金丝耳环。随葬的青铜生产工具锛、凿等不仅铜质优良，而且数量也多。尤其是罕见的虎牌饰、璜项饰、金丝串珠、耳环、包金饰品（铜贝），与成套的青铜马具和成组的青铜容器及兵器在墓中出现，出土器物之多、之精，常使我们感到惊讶。一方面表现出二千多年前山戎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同时也标志着山戎族经济的强盛，其文化也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至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与铁器的出现，特别是当时燕国的冶铁技术在中原各国中又较为先进，而掌握铁制兵器较晚的山戎族，在燕与齐的联合征伐下，不能与之抗衡，便衰落下去。
2、战国时期是东胡族最强盛最活跃的时期
东胡族从商到周至西汉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灭，前后存在了大约1300余年，但战国时期是其最强盛、最活跃的时期。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是之时东胡强”。《晋书·慕容载记》亦载，东胡强盛之时，有“控弦之士二十万”。虽然，战国时期的东胡也曾几度发生强弱的变化，但总的来说是东胡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东胡曾一再南下侵掠威胁燕、赵等南部的国家，有时甚至还占领这些中原国家的土地。东胡的西南与赵国为邻，双方经常发生战争。
《史记·李牧列传》载，战国时期，赵国悼襄王元年（前244年），赵之良将李牧于代（今河北蔚县一带）、雁门（今山西宁武一带）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后，继续“灭褴，破东胡”。在战争中东胡与赵互有胜负。《史记·赵世家·索引》中云：“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这就是说，东胡在力量不抵时，也曾一度表现附属于赵，但在力量逐渐强大之后，不仅不肯臣服，而且还鼓动代地的赵民叛赵。“代”地在今河北蔚县一带，说明东胡的力量强大后，其势力又向南扩展了许多。
燕国是东胡的近邻，东胡对其威胁则更大。战国时期燕国虽属“七雄”之一，但在战国前期还不十分强大，是“七雄”中一个大而弱的国家，燕国因东胡的强大，将一位贤将秦开曾作为“人质”留在东胡。《史记·匈奴列传》中记有此事，“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据胡。”燕北长城筑于燕昭王时期，故而知秦开为昭王时人。这说明，在昭王初年燕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东胡的侵扰，故而将自己的贤才将领送入东胡为人质，当然，这是一条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由此可见东胡军事力量是比较强大的。包括燕筑长城都是用来抗拒东胡的，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前221年），东胡已是一个很强盛的部族了。
从以上诸例我们可知山戎与东胡的强盛时期，前者是在春秋，而后者是在战国，在时间上他们也有很大的不同。
（三）山戎与东胡不同文化的遗存
1、以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为山戎族文化遗存
在历史文献中对山戎的记载多是片言只字，更未有专篇论集，所幸的是近20 年来在北京、河北、辽宁等省市发掘了属于山戎部族的物质文化遗存，为我们研究探讨这一古老民族的历史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发掘中我们惊奇的发现，凡是山戎族的墓葬中，都伴随有各类形式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出土。如河北平泉县东南沟、宣化的小白阳、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延庆等地的山戎墓葬。只在延庆一处墓地就出土了各种形式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70余件。出土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几乎涵盖了山戎族所活动的区域。他们分布在七老图山以西的滦河、潮河、白河、洋河、桑干河与妫水河两岸的华北平原的北端。这些地方正是山戎族频繁活动与聚集的主要地区，与文献记载的“燕北有山戎”相符不悖。
2、以曲刃青铜短剑为东胡族文化遗存
在历史文献中有关对东胡文化的记载难以找到，可喜的是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起，于辽宁省的西部和中部的宁城南山根、十二台营子、锦西乌金塘等地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就有曲刃短剑，尤其是一剑柄的装饰格外引人注目。剑柄上一对男女为全身裸雕，具有鼻颧角、鼻骨较大、较长，眼球和颧骨突出的特点，这又与出土的人面形铜牌的人物形象一致，这些资料所显示的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的突出特征，又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的鉴定结果完全吻合，李逸友先生经调查研究认为分布在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民，应是历史上东胡民族及其先民留下的遗物。后又在沈阳郑家洼子、辽宁寺儿堡等多处发现曲刃青铜短剑。据不完全统计，仅辽西所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则就占整个出土地点的70.6％，沈阳占2.3％，辽东占18.3％ 。显然，辽西地区出土曲刃青铜短剑种类数量占多数，而分布之集中和工艺质量之高，其它地区都不可与之相比。特别是在敖汉山湾子水库、朝阳黄花沟还发现滑石曲刃剑范，则可进一步证明发现的曲刃青铜短剑可能就在这一地区铸造。在林西大井还发现古铜矿，该矿井集采矿、选矿、冶炼为一身的联合作坊遗址，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马首鼓风陶管等先进设施。这为我们在辽西地区早期发现的曲刃青铜短剑寻找到依据及可能。结合仅有的历史文献《战国策·赵策》记载：“东有燕、东胡之境”，及《史记·匈奴列传》有“燕国贤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又筑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等五郡以据胡的记载，该地区遗留物曲刃短剑应是东胡族的文化遗存。其遗存在山戎文化所分布的东北方向，于七老图山以东，北到西拉木伦河北岸，东南到医巫闾山，南部至大凌河的中下游，大致分布在辽宁省的西部和中南部。它与山戎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综上所述，山戎与奚族是不同时期的同一民族，只是名称有所变更而已。山戎与东胡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两个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活动范围也不同。山戎在燕国的北部，东胡却在东北部，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代表山戎族的文化，曲刃青铜短剑代表东胡族的文化，两者虽然同时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但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不能混为一谈。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对北方古代民族研究的进行。
内蒙古宁城南山根出土东胡曲刃青铜短剑（西周晚期?春秋早期）
①《四库全书》第1092册，216页，（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3。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第八期。
③河北省文化局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第五期。
④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二期。
⑤（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第四册， 卷568， 第2919页， 中华书局1966年5月版。
⑥沈括：《使辽图抄》，《永乐大典》卷108777《虏》，第448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⑦这一看法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个假设或推测，尚待日后发掘出更多的实物证据加以证实。
⑧《四部备要》，《逸周书·王会篇》卷7，65—66页。
⑨⑩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年第二期。
 内蒙古自治区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6月版。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一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学报》1974年第一期。
 辽宁省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二期。
 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四期、1983年第一期。
 《世本》卷2。商务印书馆《世本八种》本， 1957年版。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第148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东周时期的山戎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79—83页。
 朱贵：《辽宁沈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一期。
锦州市博物馆：《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五期。
林斡：《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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