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书札集萃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初名俊，后改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等。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石尊者，七十岁后又署大聋。他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家，是公认的上海书坛、画坛、印坛的领袖，同时又是杭州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

    吴昌硕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处在晚清民初一个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其书法根植于秦汉，这与其印风是相一致的。同时他更追求一种古朴美，这就是通常说的金石篆籀之气。先秦石鼓文及汉碑是吴昌硕的篆书基础，同时又将这种金石气引入到他的行书、草书。这种石鼓文的笔力骨线与汉碑的雄浑气度被巧妙地融会贯通在他的行草书中，成为吴昌硕书法美学的基础。他自己也说自己“强抱篆隶作狂草”。单从这一句字面意义来理解，他是用篆隶的笔法来书写草书。但是我们从更深的意义上来理解，则是一种创新的意识，他要写出自己的面貌与特色来。创新是任何艺术的不息生命力，也正是吴昌硕书法中的篆籀气，使得他的草书中充溢着篆隶意韵，而篆隶中也时常能看出他的草意来。这种篆与草的对立统一，使得吴昌硕的书法如长江黄河，一泻千里；似高峰坠石，势如破竹；像铁锥画沙，真气弥漫。沙孟海先生评他的书法“行草书纯任自然，一无做作，下笔迅疾，虽尺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势”。吴昌硕先生自评其书法时，却明确地说“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古”。虽然他的书法在当代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应该说是取得了成功，但离他追求的高古之气还相距甚远，这更能说明他追求秦汉古风的殷殷之心。

 

 

 

 

 

 

 

 

 

 

 

 

 

 

 

 

 

 

 

 

 

 

 

 

 

 

 

 

 

 

 

 

 

 

 

 

 

 

 

 

 

 

 





 

 

 

 

 

 



 

 

 

 

 

 

 

 

 

 

 

 

 

 

 

 

 

 

 

 

 

 

 

 

 

 

 

 

 

 



  



 

 



 

 

 

 

 



 

 



 



 

 

 

 

 

 

 

 

 

 



 

 

 

 

 

 

 

 

 

 

 

 



 

 

 

 



 

    吴昌硕书札集萃

   
 

吴昌硕何故从戎半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8月1日，吴昌硕生于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一个读书人家。幼时随父读书，后就学于邻村私塾。10余岁时喜刻印章，其父加以指点，初入门径。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与清军战于浙西，全家避乱于荒山野谷中，弟妹先后死于饥馑。后又与家人失散，替人做短工、打杂度日，先后在湖北、安徽等地流亡数年，21岁时回到家乡务农。耕作之余，苦读不辍。同时钻研篆刻书法。同治四年（1865）吴昌硕中秀才，曾任江苏省安东县（今涟水县）知县，仅一月即去，自刻“一月安东令”印记之。同治十一年（1872），他在安吉城内与吴兴施酒（季仙）结婚，浙江归安县（今属吴兴县）菱湖镇人。结婚后不久，为了谋生，也为了寻师访友，求艺术上的深造，他时常远离乡井经年不归。光绪八年（1882），他才把家眷接到苏州定居，后来又移居上海，来往于江、浙、沪之间，阅历代大量金石碑版、玺印、字画，眼界大开。后定居上海，广收博取，诗、书、画、印并进；晚年风格突出，篆刻、书法、绘画三艺精绝，声名大振，公推艺坛泰斗，成为“后海派”艺术的开山代表、近代中国艺坛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二十二年被举为安东（今江苏省连水县）县令，到任一个月便辞官南归。三十年夏季，与篆刻家叶为铭、丁仁、吴金培、王等人聚于杭州西湖人倚楼，探讨篆刻治印艺术，1913杭州西泠印社正式成立，吴昌硕被推为首任社长，艺名益扬。七十岁后又署大聋。中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家，是当时公认的上海画坛、印坛领袖，名满天下。
    吴昌硕以诗、书、画、印名重艺坛。鲜为人知的是，作为一介书生，他还有过一段金戈铁马的从戎经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光绪皇帝在主战派的支持下，下令征召已退职在家的吴大澂督军御敌。退职后的吴大澂，在上海颐养天年，他工篆书、擅金石、富收藏、精鉴别，整日陶醉其中，乐此不疲。闻知边关战起，正准备请缨杀敌，圣旨传到，令吴大澂领兵部尚书衔，率领湘军出关迎敌。在组织幕府时，吴大澂想到了自己的忘年之交吴昌硕。他们四年前在苏州相识，几经交往，彼此意气相投，吴昌硕曾为他治印多方，深得其爱。吴昌硕到上海后，两人过从甚密，在吴大澂的寓所中，吴昌硕得以观看大量古代文物和历代名家手迹，眼界大开，受益匪浅，这对他的书法、金石、绘画和诗文，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吴大澂非常钦佩吴昌硕的学识才华，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但共同的爱好和兴趣，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吴大澂的知遇之恩，吴昌硕无以为报。此次邀他入幕,吴昌硕认为于公于私，都责无旁贷，于是抱定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虽然吴昌硕已经50多岁了，身体羸弱，家人也极力劝阻，他还是毅然应允，慷慨从戎，协助吴大澂办理文书柬笺和军机事务。

　　正当吴大澂准备出征之际，忽有人献上汉金印一枚，印文是“度辽将军”四字，吴大澂见之大喜。原来在汉昭帝三年冬，辽东乌桓反叛时，朝议中，有大臣提出“当度（渡）辽水往击之”，于是便有了“度辽将军”一职，担负镇守东北边陲的重任。得到这枚汉印，吴大澂认为是自己万里封侯的吉兆，此去必胜券在握，更加坚定了去辽东作战的信心。对这枚印的来历，当时就有人指出是吴昌硕伪造，目的是激励吴大澂像度辽将军那样，守土抗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枚印章的来历也是一团迷雾，无从考察了。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边陲的荒寒、苍凉、雄浑，对吴昌硕这个生长在南方的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路上吴昌硕吟诗刻印，手不释卷。他旅途中所刻的“俊卿大利”一印，表达了对胜利的期望。可事与愿违，东北战场各线均告失利，日军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后，海城和盖平又相继沦入敌手。收复失地的重任，便落到了吴大澂的这支队伍身上。面对日军的凶残和国土的沦丧，吴昌硕悲愤交集，赋七律一首，以祭忠魂：“凭吊忠魂歌莫哀，传闻邓禹绘云台。可怜旗鼓伸天讨，未见珊瑚入贡来。谢傅围棋终破贼，班超投笔敢论才。妖星看挽强弧射，独立营门遣酒怀。”诗中把吴大澂比作淝水之战中大破苻坚的东晋宰相谢安，马到成功，驱除倭贼，力挽狂澜，自己则比作投笔从戎的班超，有所发挥，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此时的吴大澂，自以为部队士气旺盛，必胜无疑。为了在气势上压倒敌人，立了一块“投降免死牌”，告敌兵跪此牌下愿降者可以不杀，又亲自拟定一通文告，让吴昌硕书写，文告最后警告日军“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擒七纵之计。”日军大怒，必欲抓住吴大澂杀之而后快。敌首领告部下：“吴某好为大言，政事兵略非其所长，惟小学及篆法为一绝，若生擒之，断不可伤其性命，可以使其赴我国传授清国绝学。”吴大澂雅好镌刻，行军时携有工匠，经常亲手模仿古篆文字，令匠人镌刻在枪支木柄上，当时日军能以缴获湘军枪支为幸事。吴昌硕在军中，虽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军事地图和吴大澂的各种文告，大都出于吴昌硕之手。

　　吴大澂和友军一起围攻失陷的海城，胜利指日可待，他甚至已拟好了上呈朝廷的捷报。令吴大澂料想不到的是，在海城外围的一个叫牛庄的小镇，经过两昼夜血战，他那骁勇的部队，却溃不成军。在敌人的包围中，由外国教官训练出的枪炮手，惨烈地倒在血泊之中，八千子弟尽丧辽东，堆积如山的粮食、弹药，都成了敌人的战利品，接着便是无休止的奔逃。他的劝降书也成为人们的笑料，最终吴大澂被“降旨革职，永不叙用”。吴昌硕虽没有受到追究，但这次挫折，对其仕途理想、济世之梦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他的耳朵不幸被炮声震聋，其后他遂有“大聋”之号。

　　吴昌硕这次从戎，虽然只有半年，但北国江山的奇丽景色，风云激荡的战事氛围，开阔着他的胸襟，激励着他的豪气，对其浑厚雄健画风的形成大有裨益。他在旅途中的写生作品《乱石松树图》（见题图），老笔纷披，乱头粗服，极尽苍莽之致。对这段岁月，吴昌硕终生难忘，他曾让好友任伯年作《山海关从军图》纪念，年届70时还有诗：“石头奇似霓当关，破树孤藤绝壑攀。昨夜梦中驰铁马，竟凭画笔夺天山。”壮怀激烈，豪情犹在，令人不胜感慨。

                                                                              （佚名）

 

    吴昌硕书法墨梅双挖，29.5×41.5cm；29×41.5cm（1883年作）

    吴昌硕绝笔诗稿（选页）

    吴昌硕行书诗稿（52cm×2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