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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代至文革前 1949年以后，中国油画家面临全新的历史时期。老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画家汇成团结的队伍，巨大的社会变革使油画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深刻的变化。油画家面临新的课题：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工农兵服务，深入群众生活等。新、老油画家都有一个调整或改变原有的艺术面貌，以适应新时代的任务。通俗的写实手法，带有理想主义的新生活题材，成为油画创作的共同面貌。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罗工柳的《地道战》，是两个经历、修养不同的画家，为表现新的时代殊途同归而取得的成功，因此颇具代表性。50年代的油画创作以表现革命历史、反映社会主义劳动和建设为主。1949年前占据油画创作主要位置的风景、静物越来越少。吴作人的《黄河三门峡》、《齐白石像》，胡一川的《开镣》、莫朴的《入党宣誓》、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等作品，与30～40年代的油画迥异，显示了油画家个人风格的重大转变。
50年代，国家选派留学生分批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美术。同时，聘请苏联画家和罗马尼亚画家，分别在北京、杭州执教。全山石、肖峰、李天祥、郭绍纲、张华清、林岗等人都曾在苏联留学。王德威、秦征、高虹、何孔德、王流秋、于长拱、侯一民、靳尚谊、詹建俊等人曾在苏联画家任教的油画训练班进修。学习苏联绘画对中国现代油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7～1958年前后，极“左”思潮使蓬勃发展的油画艺术受到严重挫折。60年代初，文艺政策有所调整，油画创作得到恢复和发展。油画教学方面，由罗工柳主持的油画研究班和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吴作人、董希文、罗工柳三个工作室的开办，使油画教学充满生机，几年之内既出人才，又出作品，堪称建国以来前30年油画艺术的高峰。《毛主席在井冈山》（罗工柳）、《东渡黄河》（艾中信）、西藏及长征路线写生组画（董希文）、《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决战前夕》（高虹）、《出击之前》（何孔德）、《延安火炬》（蔡亮）、《狱中斗争》（林岗）、《宁死不屈》（全山石）、《英特那雄耐儿就一定要实现》（闻立鹏）、《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靳尚谊）、《狼牙山五壮士》（詹建俊）、《延河边上》（钟涵）、《三千里江山》（柳青）、《在激流中前进》（杜键）、《金色的季节》（朱乃正）、《罪恶的审判》（哈孜艾买提）……从这些人们熟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知一种共有的特征，那就是高亢激越的英雄主义精神，汪洋恣肆的表现形式。50年代被忽视、甚至被误解的风景、静物，在60年代初也有一个短暂的繁盛。吕斯百、常书鸿、卫天霖、余本、李瑞年、吴冠中等画家都有佳作问世。 文革时期从1964年开始，油画创作中便流行起解说政治斗争口号的图式。在画面形式上，越来越追求宏大、激昂的声势，肖像、静物、风景作品几近乎绝迹，描绘人体被彻底禁止。虽然毛泽东本人曾经批示裸体写生可以继续进行，但这一批示直到80年代才被拿出来当作裸体绘画存在的理由。这是一个未予执行的毛主席指示，这种情况极其罕见。 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代表当时主流艺术的油画作品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各种规格的毛泽东肖像，可谓红色经典油画。进入70年代之后，各地组成“三结合”的创作组织，开展绘画创作。一般都采取领导定题目，群众讨论出主意，作者具体制作，再经过集体讨论、集体修改的办法，画家成为贡献手艺的工作人员。在人物画中，按照“三突出”原则，集中表现主要英雄人物的光辉和高大。在形式上的共同特点，则是所谓“红、光、亮”，即以明丽的暖色调，精描细磨的笔触构成的艳俗风格。从时代多娇（火红岁月）画展可见一斑。 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被称作“开创无产阶级美术新纪元”的样板作品，这幅油画被大量复制9亿份，成为世界绘画史上流传最广的一幅绘画作品。这幅画的创作和宣传，当然是为打倒刘少奇这一政治斗争目的服务的，因此被认为是最能体现“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油画创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的再次修改和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的遭受批判和毁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一批老油画家们陆续恢复工作。刘海粟、吴大羽、关良、卫天霖、常书鸿、吴作人、沙耆、吴冠中等重新拿起了画笔，中青年画家力图追回失去的岁月。这是中国油画家没有言语只有动作的时期，虽然不可能出现巨作，但确实产生了一些真切感人的风景、静物小品。 笔者感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中国需要在文化领域更加凸现社会主义特征，以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高地，抗衡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配合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因此一大批左派画家担当起了历史重任，并将起始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推向了极致，形成了中国绘画史上独特景观。当然，在一切服务于政治的背景下，艺术家的创造性处于从属地位，整体艺术风格非常单一，没有实现老人家所倡导的百花齐放景象。 现代油画名家名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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