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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肛肠手术(原创)

 紫墙微 2013-07-11
俗话说:十人九痔。原本并不知道痔疮这种常见病会对人体有多大危害,也不了解痔疮会引起其它的很多病変,总以为是个小问题,不用太重视。特别是当自己觉得有必要去咨询一下医生时,走进周边的大小医院,肛肠科接诊的都是男医生,于是,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是一件羞于就诊的事。

一年前经打听,得知宜昌中医院肛肠科有位女医生,便专程去做了检查,结论是:混合痔加轻微肛肠脱垂,必须手术治疗。问起病因时,医生说,就我个体情况看,可能是长期胃肠功能弱,消化不好引起便秘所致。因为害怕,我未选择手术,抱着饶幸心里,希望能够通过各种特效药控制症状,维持治疗。谁知,事与愿违,用了一年多的药,钱花了不少,症状不仅没有控制住,好像还更加严重了,并且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无奈之下,托朋友介绍去仁和医院看了专科,于六月二十六日住进了肛肠病区,亲历了一次"紧张万分"的肛肠小手术。

说紧张万分,无疑是对本人恐惧手术心里的一种确切描述。从老公联系医生那天起,就开始在心里紧张害怕;从确认非得手术治疗后,就渐渐彻夜难眠。对常人而言,肛肠手术的确是个小手术,不会有太大的风险,而且通过术前体检,本人除白细胞偏低外,其它各项指标均属正常值,管床医生说比同龄人都还更好些,安慰我千万别紧张、别担心。可没办法,我就是害怕!

手术时间定于二十八号上午九点半。二十七号晚八点多钟护士来到病房,用特制的肥皂水为我清洗肛肠,直到最后排出的是清水为止。在妹妹的陪伴下,两个小时里,共灌了1500毫升的肥皂水,每灌500毫升排泄一次。护士说,多数病人灌一瓶,就有便意,每次限量只能是两瓶,必须排出后再继续。由于心情紧张,我头天起就没什么食欲,加之本身胃不太好,晚餐一般是面条,所以,清肠比较顺利。首次清肠结束后,我对妹妹说,"万里长征"我总算把脚步抬起来了。

夜深了,亲人们都走了,因为次日要手术,我必须留在病房休息,同室里还有两个病友和一个男陪护。只见他们三人都睡得香香的,甜甜的,时不时那男士还鼾声起伏,而我怎么也静不下心来。尽管清肠消耗了一些体力,但一闭上双眼,脑海里浮动的全是手术,手术,手术......或许是太累了,夜二点过后还是迷糊睡了一会,五点多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眠了。

因为手术当天还要第二次灌肠,所以,老公和妹妹、妹夫早早地来到了医院。六点多钟,护士又提着大瓶、大瓶的肥皂水来了,由于有了头晚的经历,所以,身体的不适感就减轻多了。至少,心里平坦一些。四瓶水,两次排泄,肛肠彻底清洗干净了,离手术的时间也越来越临近了。

妹妹陪我坐在病房里,边看电视,边等待着术前准备。此时,内心的感觉难于言表。有转瞬的放弃念头,有无奈的坚强面对。就像行走在一条无法转身的窄巷子,退后受卡,前行步艰。九点半消炎液吊上,大概十分钟后吧,护士又来打了术前肌肉针,不一会就通知我进手术室。

手术室和病房在同一层楼,步行只要分把钟时间,比以往我经历的、需躺在手术车上推进去的恐惧感轻多了。妹妹举着液体瓶陪我到手术室门口,老公和医生朋友早己在那等候。护士让我换上手术室的专用拖鞋,将我带了进去。

手术室不大,就一台手术床,里面温度适宜,空气也清净。刚进去时,就我和护士两个人,她要我躺在手术台上,然后开始做自己的准备工作。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护士,我心里因素不太好,特别紧张,希望你能鼓励我。她笑着对我说,不用怕,没事的,一会就做完了,做过这种手术的人都感觉没什么呢。接着她又说,您刚来医院时穿的衣服好时尚、好漂亮。或许是她谈到了与手术无关的话题,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我们说话这会,一位全副武装的医生进了手术室,我以为是主刀医生,就招呼他,原来不是,是麻醉医师。他来到手术台的左侧,要我向右侧卧,双腿并拢,紧贴胸脯,头部向下,全身成弯曲状,型如孕妇肚子的胎儿。我按要求摆着姿势,全身的神经也跟着绷紧起来,心咚咚的跳,感觉大脑有些缺氧。赶忙跟医生说,头有点晕,好像供血不足。麻醉师问我是不是有颈椎病?我说,是的。他说,那有可能岀现此症状,要我把头稍抬高点会好些。此时两个手术医生也进来了,我赶忙和他们说话,以缓解自己的紧张心情。管床医生来到手术台的右侧,扶着我弯曲的双腿,安慰我说,没事,别紧张,也不要怕,一会就做完了。说话间,感觉麻醉师在我的后背大面积擦拭消毒液,然后用手在腰部上下测量,接着就有一根粗针头插入了腰椎里,那针头给我的感觉就是农村妇女做鞋用的大锥子,似乎扎了两、三下,但我对打麻醉的疼痛并不敏感,或者说,我本人心态虽差,但意志还是很坚强的。只觉得有点胀痛,可以轻松承受。管床医生夸我说,还不错,有些男病人打麻醉时都觉得很难受呢。

打完麻醉后,医生要我平躺着,他们迅速地将我的两支胳膊绑在手术台的支架上,氧气瓶及相关监测设备瞬间上阵。我感觉从胃部起,麻醉药在快速向下延伸,一时间,呼吸急促,好像要窒息似的。想翻身、想逃跑,但下半身完全由不得自己,僵尸一般,动弹不了。那滋味真的是好难受、好难受,好无助、好无助啊!这可能就是一半清醒,一半麻醉的最大之痛。可是没办法,只有挺住这一条路。我一边问主刀医生能否深呼吸?能否左右转动头部?一边在心里呼唤"观音菩萨""观音菩萨"默默给自己鼓气:坚持住、坚持住,忍忍就过去了!那会儿真想自己能睡上一觉,真想能像小沈阳调侃的那样,眼睛一闭一睁手术就结束了。可人始终处于虚弱的清醒中。

我做的是目前最先进的PPH肛肠手术,其特点是微创,出血少,病人恢复快。术前也问过医生是什么体位,记得说的是和肛检时一样的侧位,其实不是。我隐约感知,医生拉下睡裤,将两支宛如绑了石膏的大腿硬梆梆地抬上手术床的脚架,接下来的操作就全没反应了。唯有大脑和心脏是灵敏的。医生们边手术,边针对病灶交流,时而还有电话打进来。他们说的什么我也不太慬,但有一句我印象很深,说我身体大瘦弱了。其实,我曾经历过多次手术,如剖腹产、阑尾炎等,但唯有此次感触最深,那就是:躺在手术台的病人真的就不像个人!为何如此认为呢?因为,虽是自己的身体,但却无能力支配,任由医生像活体标本一样摆布,如果不是上半身还有触感,能偶尔随手术台晃动,只怕都不知道自己还是个活的。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手术台上的我也在深呼吸中,胡乱地给自己鼓气、加油。一会儿数数数、一会儿数数羊;一会儿闭闭眼、一会儿观观墻。同时,自动测压器的间断振动也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动力,它突突突地响声,分散了我紧绷的神经。我就这样在手术台上有气无力地支撑着,像沙漠中的饥渴者,拄着拐枨,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地前行.......

当我的脑海还在执着地、晃晃悠悠地瞎想之时,主刀医生对我说:手术结束了。听后,松了口大气。此时,虽感身体特虚弱,不想开口说话,但还是一个劲地对他们表示感谢:感谢医生,感谢护士,感谢麻醉师!那阵势,全然像个获奖感言者。他们将我抬到推床上,亲人们都在门外等着接病人。我被快速转移到病房,护士们立即给我插上氧气瓶,接上心脏和血压监测嚣,并详细地给亲属叮嘱护理中的注意事项,然后就是一瓶又一瓶的液体送来。

我从头到脚平躺在病床上,六小时内不能喝水、不能抬头。因为麻药未醒,所以,高腰以下既没有知觉,也不能动弹。由于前晩开始医生对饮食就提岀了要求:只能少量流食、七点后不能进食、十点后至手术前不能吃、不能喝,加之又两次灌肠,五次排泄,同时又经受了近一个小时的手术,原本瘦弱的身体,此时更是雪上加霜。满以为只要把手术熬过去了,其它都没什么,哪知,术后六小时的滋味比手术台上好不了多少。反而,随着麻醉的渐消,各类疼痛相继浮出,人的感觉就更加难受了。
难受之一,不能喝水。我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早起一杯水,现在是从头晚十点到术后六小时,共计十九个小时没进水,可想而知,多口渴?嘴唇都干枯了,只能用消毒棉用白水时时擦拭一下。
难受之二,腰部酸痛的厉害。可能是打腰麻的副作用,也可能是平躺的时间过长,总之腰部痛得十分严重,既不能翻身,又不能动弹,折磨的很。
难受之三,插尿管的刺痛。在手术室我曾问护士,万一在手术台上想小便怎么办?护士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我还以为是手术时间短,不会小便呢。回到病房才知道,打腰麻的人,在手术台上就插上了排尿管,自己自然是没有便意的感觉了。

如果说把肛肠手术治疗分成几个阶段,那么,两次灌肠、清肠应为第一段;动手术为第二段;术后六小时监测观察为第三段;麻醉醒至次日拨尿管为第四段;一般消炎、换药、促进伤口愈合为第五段。对我来说,又紧张又难受的是第二段;又虚弱又难受的是笫三段;又疼痛又难受的是第四段。

六小时过后,身上的麻药全部消失了,虽然可以喝点水,吃点流食,但由于胃肠长时间没有进水、进食物,同时又有一些用药的副作用,所以,一点食欲和胃口都没有,吃什么,喝什么都返胃,干呕。再就是,氧气瓶、心脏和血压监测仪虽然都拆出了,但尿管还插着,要次日液体输完后方可抽掉。尿带被固定在病床上,想左右多侧卧一会都不是很方便。伤口的疼痛加尿管的刺痛,术后当晚也是很艰难地度过的。从上午十点五十出手术室,到晚上十一点,输了多少瓶液体我都记不太清了。为了减轻病人的疼痛,晚上医生开有止痛药,叮嘱:必要时可服。我问护士,什么是必要时?护士说,就是痛得承受不了就服一粒。应该说我是很有毅力的,整晚过去了,一粒也没服。虽然感觉伤口很疼,但还是能忍住。这一晚比头天睡眠稍好点,因为紧张被疼痛替换了。

次日早晨醒来,人轻松了很多。除了尿管的不适,伤痛、腰痛明显减轻。吊瓶液体比手术当天减少了一半,特别是上午输液结束,尿管取掉,躺在病床上的活动空间就更自由了些。唯一不舒服的就排小便时还是有刺痛,由于插尿管的损伤,刚开始便意都不明显,好像解不出来似的。但此状持续了二天就渐渐好转了,毕竟天天都在输液消炎。

PPH术,一般要求在术后48小时左右通便,最好是每天一次。术后第三天首次给伤口换药,液体减为三瓶,增加了二种口服药:通便和止血的,目的是软化大便,减轻排便时对伤口的刺激,减少岀血,促进伤口愈合。接下来每天就是输消炎液、给伤口换药,外加中药熏蒸。笫六天停消炎液,改服口服消炎药、止血药和中药熏蒸,三天后,消炎药也不用服了,只需服一种:云南白药胶囊,功能是既止血又促进伤口愈合,继续每天中药熏蒸。同时要求病人注意清淡饮食,少坐多卧,外加适当活动,至出院为止。

由于手术做的很成功,后期治疗也规范到位,本人恢复的还是很快。术后第二天可下地走动,第三天可正常饮食。由于我肠胃不好,加之身体恢复也需要营养,所以,嫂子每天都给我送饭、煲汤。大热天的,她做好后还要坐半个小时的车到医院,也真够她辛苦的。幸好每天的输液量在逐天缩短,所以,待我打完针后,老公可以开车去取,她的负担才减轻了些。亲情就是这样,关键的时刻,她总能给你伸出援助之手,而且不计回报。夫妻也是,术后老公坚持自己在病房陪夜,手术当晚几乎没睡,因为时时要清排尿袋。此后的两夜,虽然不用关注尿袋了,但我每上一次洗手间,他都要陪着,担心我独自行走不安全,就这样陪了五夜,才肯放心地回酒店睡安稳觉。

医生说,肛肠手术病人术后输液时间都不会太长,主要是要注意饮食和休息。所以,停药后,除了每天给伤口换药和熏蒸,基本没什么事,但是,病人却不能随便离开医院,更不能乱动、乱跑,护士说,术后半月内都要少活动,以防止伤口出血。人的需求就是这样,躺在病床上时,什么想法也没有,只祈求自己快点好起来。一旦能吃能喝、能走能动了,就觉得这样不疼不痒地躺着也难受。

说到这,又想起了人的脸面。健康时、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行为时,遇到某些病会害羞、会难为情,一旦因严重而必须住院治疗时,面对医生和护士,全都得抛到九霄云外。老公曾开玩笑地对我说,那些医生把你们这些病人训练的多好,隔壁的女病友,医生一喊:x床换药,她笑嘻嘻地,蹬、蹬、蹬就跑过去了,还没到换药室的门口就开始在自己挎裤子。有一次,我们聊到此事,女病友哈哈大笑地说,你老公形容的还很确切,当初我还是很害羞的。虽然我们住的都是肛肠科,但病情却各异。她得的是肛屡,就是屁股上长了两个浓胞,她自嘲地说是长了两个"钉钉"。初起病时也没在意,由于长在这个特殊部位,一般都是自己治疗。痛了就涂点消炎膏,不痛了就懒得管它,若再不舒服了,就又这样简单地处理一下,久而久之,越拖越严重。这次实在是太痛了,她就去看医生,在门诊本来是想去问外科医生的,见是个男的,就转身找内科医生。医生问她,你哪不舒服?她说,屁股上长了两个"钉钉",很痛,请您帮我开点药。医生说,那你应该看外科医生呀?她说,刚刚去了,见是个男医生,我没好意思问他,因为你是女的就来找你了。医生说,那你还是要找他看才行。无奈,她只得去外科,外科医生问她哪不舒服?她同样回答,谁知,那医生根本就没看,直接说,你这个我们门诊看不了,你到住院部去看。她仍着疼痛来到外科住院部,也是个男医生,问了她同样的问题,她答后,医生说怎么跑到住院部来看了?她说,是你们门诊医生要我来找你的。医生帮她看了一下说,你这病应该看肛肠科,我们这治不了。找到肛肠科,还是男医生,询问病情后,给她一检查就确诊为肛屡,必须马上住院手术。她一听,吓了一跳。啊!还要做手术?幸好这次对上症了,否则,拖的时间越长,以后手术痛苦就更大。

随着身体的恢复,病友间的交流也增多起来。或许是同病相怜吧,大家彼此都能相互照应。我们没带晒衣架,室友就主动拿来我们用;老公常被朋友请去吃饭,我们也主动将富余的饭菜送给那些没陪伴的病人。我们就诊的是个三甲医院,但病区则设在另处,病房内没有洗手间,都在公房里共用。彼此关心起病症时,大家在求医过程中都有类似的经历。由此也体会到,如果病已得上了身,面对医生和护士就不要有什么顾虑,应把治病放在首位。那些男患者在手术室里还不是全暴露在女护士面前,给他们插尿管、抽尿管都是女护士操作的。病区的保洁大姐曾给我们讲了个笑话:一位男病人,做完手术、临出院时对她说,我活了六十多岁,这次总算把老脸给丢尽了。全身上下让那些姑娘们翻了个够!大姐笑着调侃他,哪个姑娘儿想看你哟,还不是你自己花钱请她们看的呀。大姐的话,语粗但理不粗。不是吗?谁要你是病人呢?医生和护士都是救死扶伤的天使,他们的职业操守要求他们对待患者一视同仁,不分男女、不歧老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群体,广大患者才能得予及时救助。作为病人,我们应该信任他们,感谢他们才是!

还有两天就要出院了,应该说我是幸运的,平安顺利地经历了这次手术。人生在世,总会遭遇许多的磨砺,病痛就是其中之一。虽然特别的紧张、害怕,但我最终还是面对了,也战胜了。时至今日,我最想表达的,是由衷地感恩和感激一一感谢医生,是他们精战的医术,为我解除了疾病的折磨;感谢护士,是她们天使般的安慰,给了我精神上的勇气和动力;更感谢亲人和朋友,是他们的细心呵护和温情探视,陪我度过了这段难忘的日日夜夜......在此,真心祝愿大家:天佑吉祥,幸福安康!

                                                                                                                                         本文于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至七月七日写于仁和医院肛肠区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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