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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二轴读王铎 作者：胡西林
（西泠印社 06 秋拍第 307 号拍品 )
（西泠印社 06 秋拍第 308 号拍品 ) 《庵在鹤林、甘露二刹……》的创作年代 严格地说，这是当年王铎差人办事写的一张“便条”。把“便条”写在纵 167 厘米 、横 50.5 厘米的上好板绫上，这样的事只有王铎也只配王铎来做。其实，这位书生气远远超过他为官才能的大书法家心里比谁都清楚，没有人会把他的“便条”看后搓搓扔掉，而一定会视若拱璧，藏之永远。所以，落笔的时候这份心情已经流露笔端，通篇书法使转自如，结字严谨，章法天成，貌貌然有才子气。但是未落年款，署名之后，钤名章和“大学士章”。 其实，王铎将“便条”的创作年代包含在“大学士章”里了。 众所周知，王铎出身贫寒，自从天启二年（ 1622 ）以殿试三甲第 58 名赐同进士出身后步入仕途，屡屡升迁。而每一次重要升迁后，他往往会刻一方章，钤于此后创作的作品上。王铎看重名份，个性如其书法一样张扬。尽管生逢乱世，一生中有许多时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他依然这样，不刻意掩饰自己。 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他仕清以前的作品上。 比如“少宗伯印”。“宗伯”自古就是官名，为六卿之一，“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其职掌自先秦的周朝一直到东汉、三国都与后来的礼部尚书相同。所以礼部尚书也称作宗伯或大宗伯，礼部侍郎则称为少宗伯。王铎于明崇祯十一年（ 1638 ）五月二十六日出任崇祯朝礼部右侍郎，不久他就刻了“少宗伯印”并频频钤于他的作品上。但是从崇祯十三年（ 1640 ）秋起，不见他在作品上钤“少宗伯印”了。原来，崇祯十三年（ 1640 ）九月，他受命出任南京礼部尚书，也就是说，他由“少宗伯”变成“大宗伯”了，怎么还会钤“少宗伯印”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见他钤“大宗伯印”的作品是从崇祯十三年秋天以后开始的原因。 那么，《庵在鹤林、甘露二刹……》作于什么时候呢？ 纵观王铎一生，共两次被授予大学士衔，都是南明弘光朝授予的，这是因为 1644 年 5 月，王铎对当时的福王后来成了弘光朝皇帝的朱由崧有救助之恩。第一次于崇祯十七年（ 1644 ）五月三日，授东阁大学士；第二次于同年八月六日，授文渊阁大学士，两次相隔仅仅三个月。授文渊阁大学士时，他还被加太子少保衔、授户部尚书。于是他先刻“大学士章”，再刻“文渊阁大学士”等章。然而仅仅过了十个月就改朝换代了，王铎刚刚得到的两个大学士身份旋即成为历史，而在清顺治朝，他再没有获授大学士衔。所以，王铎作品中凡钤“大学士章”或“文渊阁大学士”章的，都是作于明崇祯十七年（ 1644 ）五月到清顺治二年（ 1645 ）五月这一年时间内，入清以后，王铎不会也不敢在自己的作品中再钤“大学士章”或“文渊阁大学士”章，那将会被视作眷恋前朝，犯大忌的。《庵在鹤林、甘露二刹……》也是这一期间所作，确切点说，它作于 1644 年 5 月至 8 月这三个月之间。 从“烟潭渔叟”看王铎晚年心态 如果说在作品中闲章钤职官印意蕴王铎的得意，反映了王铎重名份的心态的话，那么，《游沐涧寺》闲章钤“烟潭渔叟”则表现了王铎趋于淡泊的内心世界。 《游沐涧寺》作于清顺治丁亥年王铎 56 岁时。绫本，纵 256 厘米 ，横 53 厘米 ，行书王铎自作五言诗一首。顺治丁亥年即 1647 年，这是王铎仕清后的第二年，其时他以弘文院学士充殿试读卷官。王铎是前朝礼部尚书，出任殿试读卷官也算合适，因为一肚子的学问连同满腹牢骚在吟诗作书之外又多了一个倾泻的地方。可惜不是常设职事，读卷完毕，他又闲了。 他回到了老家河南孟津，在乡人的陪伴下游览了邻县沁阳沐涧山上的沐涧寺。走在山坞小道上，耳边不时传来樵者隐隐约约的说话声，令王铎感到亲切，内心唤起的愉悦让他暂时忘却了索居紫禁城里所遭受的满人猜忌、汉人嗤鼻。孟津是他人生的起点， 30 岁那年（ 1621 ，天启元年）他在开封府中乡试后离开孟津，心气与才智都极高的他却生不逢时，其人生列车从此就像驶上了一条挖掘不止的公路而全程颠簸，最终因为没有死于晚明乱世且无奈地仕于清廷而染污一生。对仕清一事，他自有委屈无数，但在那个时候谁人与说，又与谁人去说？“既入北廷，颓然自放”，“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饰……”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精神的压抑改变了他的心态，痛苦淡泊了他的心境。所以仕清七年，官品虽多有升迁，却无意为政，所作所为无非书法和吟诗两件事，一生中诸多传世绝品却出于这一时期。 《游沐涧寺》即为其中之一。其实，游览沐涧山在其一生游历中不过平常一游而已，换作今人或许壁涂“到此一游”就算遣兴了，然而王铎却被一声樵夫的乡音牵动情弦，获得了由衷的满足。生命原本无需多少身外之物来支持，王铎的悟性不在政治而在艺术。“境由心造，情随境迁”，些许小事尽显文人本色。诗为纪游，朴实无华，书法也不作刻意追求，亦行亦草，任意挥洒，行笔间浓淡枯湿乃至涨墨并施……而最能反映他淡泊心态的是那一方“烟潭渔叟”印章。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则有“嵩樵”、“十樵”等十余个，“烟潭渔叟”是他晚年常用的号。以目前所见，至晚在 48 岁的时候他就开始钤“烟潭渔叟”了。 48 岁称“叟”，在古人并不为奇，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言，“老夫”那年多老？ 40 岁。但是王铎 48 岁钤“烟潭渔叟”印并不完全是平常心态，多少有点士大夫式的矫情。前文已经叙及， 48 岁之后他曾几度升迁，每一次升迁他大多会刻一方印，如“少宗伯印”、“大宗伯印”、“大学士章”等等，那个时候的他还看重名份，“烟潭渔叟”在作品中虽也出现，但只是偶尔钤用一下，多数闲章还是钤职官印。及至降清仕清，对他在精神上的打击太大了，满人的猜忌、汉人的嗤鼻更使他彻悟如大病初愈的病人，看什么都平淡了。何况年近六旬，已为“叟”人…… 所以，这方印晚年他用得最多，一直用到老去。 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了王铎内心的痛楚，看到了蒙在淡泊外表上那一层浅浅的惨淡色彩。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意识到心里的痛楚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终结而终结，所以死前遗命亲人“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以致我们今天只知道王铎死于何时，却不知道他葬于何处。这样的归宿为后世留下种种猜测，论家也多有说法，我们且搁置不谈。世上没有不朽的肉身，对于王铎这样的大艺术家来说，有作品传世就什么都有了。归于无踪，即归于大有，这是获观《游沐涧寺》后给我的感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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