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税警总团成立的准确时间目前尚未查到正式资料，但根据原新38师老军医薛庆煜编的孙立人年谱以及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队史（网页资料，未见原件），等资料，估计可能是1930年10月。
成立伊始，在宋部长的偏好和热情倡导下，税警总团积极效仿美国财税武装组织体系，仍按陆军编制装备、训练、执勤。由于身为财神爷的门生，加之洋人买办为了能够在华获得较为稳定的投资环境，八国银行集团也利用盐税的余额经费对税警有所拨款，因而总团一开始就天资独厚，得到了最优良的装备，器械素质甚至超过了当时中央最精锐的陆军主力师。据老牌德国军火代理商丁福成老先生回忆，1930年10月财政部宋部长亲自签约，一次性就为税警总团购进了批量的德国测距仪、炮队镜、瞄准镜、望远镜等等先进的军用光学仪器。税警总团还被认为是当时国内最先装备有师属战车（英制vickers-carden-loyd轻型两栖战车）队的单位（之一？），但据总团的作战纪录和黄杰将军的资料，这种认为似乎颇为牵强。
历来国府装甲部队史中有一种说法，认为1929年3月陆军第一支装甲部队“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第一任队长张杰英中校，实际上也是一支师属战车部队）建立时，从税警总团手中接受了18辆vickers-carden-loyd。笔者对此甚感疑惑，其一：税警总团当时可能尚未成立，即便成立了也是初始阶段，阔气到一下子给出18辆英国战车的可能性甚小；其二：当时向外定购装备主要由财政部负责。个人认为，历来许多人都倾向将财政部-宋子文-税警总团混为一谈，本来战车由财政部购进后再拨给教导第一师顺理成章，但把税警总团视为宋子文的亲兵，再把宋先生视为财政部的化身，因而将正规渠道调拨的战车当成是从总团身上挤出的油水也就合情合理了。不过，战车运到后先让总团开开眼界，再交给有关单位也是可能的；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当初财政部确实有意将总团装甲化，但未能得到政府点头，故将装甲车交还政府调配。但有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税警总团的装备、经费、待遇远比其他军事或准军事单位特殊。
税警总团建立以后，首任总团长是美国西点军校1915级的高材生王赓；从有关资料分析，总团初成立时驻在上海，总团部设于徐家汇，下属三个分团，第一分团（团长赵君迈）驻徐家汇，第二分团（团长古鼎华）驻南翔，第三分团（团长张远南，1.28后由莫雄旧部刘天绍接任）驻闸北。总团还建有直辖的特务连、工兵连、通信连、迫击炮连、卫生队。由于总团配有德国装备，当时还有8名德国顾问。
此后总团的架构迅速扩大，不久就设有自己的医院（到1931年还扩大成总医院）、修械所、迫击炮营、炮兵营、通信营、辎重营等等单位，并含有号称八大处（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军医处、顾问处、政训处，后两处是一般陆军师没有的）的管理单元，整个设置比一般的步兵师还齐全得多。 显眼齐备的架构加上不断扩充的意向，难免使得宋子文先生长期被人怀疑可能有建立自己的御林军的野心，甚至有人认为宋部长积极筹划兵变。 这种看法也并非毫无道理：首先，税警总团作为装备一流的武装组织，却不受国家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节制；再则盐务军警是否有必要以比国防主力师还健全的架构建设，确实令人颇有质疑；况且根据中国的传统，上下几千年的掌勺者或有志掌勺者，都对军事具有特别的兴趣以及过人的敏感，不少甚至连正步或齐步都分得不太清楚的名人，同样渴望能有显赫的军功流芳百世。
无论宋部长成立税警总团的初衷如何，有一点却是非常明确的，税警总团标新立异，还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训练，试图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鹤立鸡群，无论其效果如何，首先就肯定令人非常看不顺眼，加之总团的官佐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之间开口就是洋文，更加使得旁人无形中感到自卑，进而将这些海归军官视为异类。 这种情形为总团以后变迁中不同出身的干部之间的彼此信任带来了隐忧，这点可以在孙立人将军以后的回忆口吻中明显感觉出来。
有关总团早期的训练以及执勤的情况目前尚难查证，可能大方向是以美国陆军的训练为蓝本，德国顾问主要负责装备器械的使用、保养等方面的指导。虽然王赓总团长具有优秀的美国教育背景和长期的美式文化习惯，但同样首当其冲地要面临一个：自从晚清开始直至今天仍然根深蒂固的、海归后如何在巨大的环境、物质、人际差异条件下施展才华的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甚至使得30年代的一名留学现代航空的饱学之士自恨报国无门，怒投扬子江。从零星的资料看来，王总团长回国后并没有享有或者没有很好利用人尽其才的境遇，因而目前公认税警总团自建立伊始就系国府武装精锐的看法值得大打折扣，人浮于事、勾心斗角甚至贪污腐化的风气可能是避免不了的。 据莫雄先生的回忆：他任代总团长时，军需处处长就曾经诱劝他趁司令部每月有几百万（？）的大洋过手“捞一把”。不过话又说回来，考虑到莫老先生的江湖背景以及回忆时的环境，这种说法是否有夸大成分就值得推敲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