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华侨华人及其与浙江经济建设

      一、 浙江侨史侨情
    浙江列于粤、闽、桂、琼之后的华侨大省，有华侨华人和旅居港澳人士约120 万人，遍布五大洲117 个国家和地区；归侨3000 多人，侨眷约100 万。20 世纪80、90 年代以来，浙江人出国形成新高潮，新移民50 万以上，是全国最多的省份。

    （一）、浙江古代华侨出国概况及特点

    1．出国概况。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台州开元寺僧思托随鉴真东渡日本，并定居不归。唐代宗宝应元年（762 年）越州（绍兴）浦阳折冲都尉沈惟岳受命护送日本遣唐使高元度返日，“留而不归”，改国籍，改姓“青海”，是有记载的最早日籍华人之一。 《浙江华侨志·大事记》：温州人周伫，998 年在高丽当上礼部尚书；1038 年，明州陈亮、台州陈惟积等147 人从明州起航去高丽经商；1039 年，台州徐赞等71 人从海门（今椒江）出航到高丽经商，长期滞留。至今已有1 千多年。1132 年（绍兴三年），定海县有一批商人流亡到高丽，后经高丽当局同意回国80 人；

     出国原因：（1）经济发达。商业兴盛，特别在南宋，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有很多建大船的基地和出洋港口（杭、甬、温），设有市舶使、市舶场，便于下海；（2）兵事较多。黄巢起义发展到浙江，其他农民起义多次发生，流民不断产生，避乱下海出洋。（3）唐朝以降，浙江佛教兴盛，寺庙众多，高僧如云。佛教极具跨越地域推而广之的张力，而日本、高丽等到国佛事兴起较中国为晚，尚无多宗多派的分野，为溯源取经，寻宗弘法，文物之邦、佛教之乡的浙江被日本、高丽佛教界、文化界人士所看重，成为前来拜师取经、延聘高僧的首选地区之一。（4）浙南自然生存条件恶劣，天灾人祸，将浙南人推向绝境。

    2．特点。职业：第一，古代以佛教界人士为主的文化人，为弘扬佛法、传播中华文化、开展文化交流出国。寺庙，长崎4 座。日本天台宗以及创价学会、原道团等宗派的祖庭均以天台佛法为本，天台佛法乃至被誉为“日本文化之母”。第二，商人出国经商。没有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为谋生出国。明清时期屡屡实行海禁，民间商业界人士便寄希望于走私，这使浙江的以走私为主渠道的外贸反而趋向活跃，浙籍商从纷纷出洋，并且许多人难以回归，成为商业华侨。 去向和侨居地。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大部分旅居日本，占 2/3。其次是高丽，如南宋绍兴九年（1139）有4 批宋商共同327 人从明州出发去高丽；一些官员也到高丽定居，第三个去向是东南亚，而又以去越南为多。 17、18 世纪之交（康熙年间），青田人带着石雕进入欧洲，最早记载的是1798 年，山口陈半山人留国云东渡日本销售青田石雕；道光、同治年间，青田人进入欧洲的例证开始增多，于是，浙南旅欧美华侨群产生形成。

   （二）、浙江近代侨史侨情

  1．概况。契约华工少是浙江近代移民不同于闽粤等省的一大特点，也是浙江近代华侨队伍不大的主要历史原因。

 一战后期英法俄三国来华招募赴欧作战后方服役的劳工，总数约20 万人约有2000 名青田人。这是有史以来浙江最大批量的移民出国。

 浙江人出国还有三个渠道：第一，始于古代（康熙年间）的青田石商出国流在近代得到延续，并逐渐扩大。据查最早的是清嘉庆三年（1798）该县山口镇陈半山人留国云东渡日本销售石制品。苏伊士运动开通后，激起了青田人的出国热。他们又引带浙南其 2 他邻县（瓯海、永嘉、文成、瑞安等）的人出国，在欧洲形成浙江籍的华侨群，浙江旅欧华侨曾占整个欧洲的80%以上。

 至20 世纪20——30 年代，民不聊生，浙南人掀起了第一次出国高潮。青田人在海外最多时约达30000 人，整个浙南华侨不少于5 万。 第二，宁波、舟山及其他地区的海员、商人出国。 第三，留学不归者。第一批留美幼童120 人中浙江籍8 人，以后留欧、日生浙籍人士所占比重一直居前。

 2．去向——走出了亚洲，远涉欧美，从古代不足 10 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近代 40 多个国家。日本是浙籍华侨的最大侨居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的不断扩大，浙江民众移居日本急剧收缩，向东南亚移民增多，重点是移居欧洲。这一分布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欧洲是浙籍华侨的“重镇”。

职业：少数人搞进出口贸易，大多数人是挈卖零售业、泥木手工业，后期有一定数量的餐饮业、皮革业、制衣业等。以留学人员为主的知识人员从事各类科技、文化事业。总的来看，浙籍华侨绝大部分是服务性行业。

（三）“很苦与闯荡”：青田人的集体记忆与认识强化 青田人大规模移民西方的原因：1．经济压力。青田抬头：连绵的山和丘陵。耕地的缺乏、交通的不便给予他们沉重的生存压力。“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 2．石雕工艺。目前发现最早的石雕作品是1500 年前六朝时的4 只墓葬品小猪，现藏于浙江博物馆。 1 矿产主要在青田东南部，以山口、方山最为著名，另有仁庄的塘古、阜山的周村、季山、岭头等地。这些地方正是青田华侨聚集地，侨乡与石雕产区的重合，华侨华人与石雕的密不可分。 3．交通位置。青田处于山区，县城被瓯江流过，处于瓯江中游。山口、方山作为青田石矿的聚集地，与水道也相距不远，很容易利用这一便利的航运，顺流几个时辰就能到达商业氛围浓厚的温州。 4．文化因素。青田与周边地区的侨乡文成、永嘉等都是处于文化中心边缘地带，儒学教育普及远远不及杭嘉湖地区或者沿海地区文化发达地区。但是青田人更加注重的是实际利益，少了许多教条繁文缛节。由于山区人文化水平相对不高，对于西方的未知世界并没有多大的排斥，仅视之为出去讨生活的地方，较少有文化上的排斥感。他们往往保持血性，没有框架束缚，敢于冒险，甚至于毫无顾忌于法则或者规范，而家乡极苦的惨痛记忆，能使得他们很快适应外地环境，也使得自己对于苦难的忍耐力发挥极致，形成太苦了去闯荡，吃苦就能闯荡的集体意识和认识强化。 5．移民意识。明，倭寇常沿着瓯江溯源而上，袭扰青田。为了弥补人员的缺乏，从外地移民也就成为当时首要的选择。清代初年局势动荡，“三藩之乱”直接造成了浙南地区人口的大量减少，为此当局只得从外地招募移民垦荒，“青田自耿藩平，荒田特多。康熙四十年后，前县令郑新命招民开垦，大率皆有粮之荒田，谓之垦复。” 青田的敢闯精神，与历史上有大批外籍移民迁入应有一定的联系。 青田华侨起源的五因素中，单凭其中某一因素，都会有大批地区与青田相似，如经济的压力，在青田周围就有众多山区类似青田一样贫瘠，更遑论整个中国；每一种因素都有大量类似的区域，但是如果五个因素都叠加在一个地区，却也就造成了这个地区的独特性。

（四）、现当代浙江华侨概况

1． 概况。 浙江在民国时期的特殊政治地位，青田人大批投身军界，又互相提携。陈诚、夏超等著名将领和政治家。抗战时期，国民党9000 多将领中，青田藉90 人。 出去闯荡的青田人更多地选择了出国。对于早期的青田人，很少有明确的目的地，大家类似蒲公英四处飘荡，不顾路程劳顿而寻找赚钱的机会。、 50 年代初，大陆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科技文化人员及企业界、工商界人员大量撤离大陆，以“宁波帮”为主的浙籍工商界人士前去香港、澳门定居发展也不少。当年退居台湾的浙江人有 19 万人，为大陆各省第一，给浙江华侨社会和侨乡都带来了很大影响，使浙江侨乡数量增多，几乎是无县（市）不“侨”；浙江海外人数得到了一次较大的增长，扭转了二战后大量归国的下降局面。去港、澳两的浙籍人士及其后裔中一部分人先后转徒欧、美等国，成了华侨。 “两转侨”是本时期前期浙籍移民海外的主要源流。“两转外（侨）”者在文化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上普遍较高，他们作为华侨新成员，使浙江籍华侨文化素质大为提高，身份和职业结构中增加了高层次的人员和成分，使浙江籍华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前，大陆移民海外困难很大，国内严禁，只有为数很少的人被批准出国探亲团聚、继承财产，并取道香港、澳门才有可能出境。青田县申请者 50 年代平均每年上百人，能批准出国的只有1/10，总计152 人。1960——1976 年共批准出国215 人，改革开放前青田全县出国总计367 人，整个温州市只有数千人。 改革开放后，侨乡人率先“走向世界”。80 年代发展，90 年代掀起空前的移民高潮。 1977——1999 年，全省新移民达50 万之多，居全国各省市之首。海外新华侨人数的增多，大大加强了浙江的侨乡地位，在全国排名从80 年代的第9 位跃至第5 位。2000 年上半年，全省华侨华人80 余万，连同港澳同胞约120 万人。

2． 去向： 清朝末年中国人出国方向主要集中在四处：欧洲、日本、美洲、东南亚，初期的人们寻找最适合的目的地。在这些地方中，东南亚早已遍布广东、福建的移民，青田人很难有发展的空间，极少有去青田人去东南亚的记载。日本是青田人出国目的地之一， 1919-1929 期间有427 人赴日，以靠出卖劳动力为主。由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持续紧张，反华排华事件不断，华人在日本的生存状况愈加恶化，青田人最后弃了这个国度。 美国在发展初期，极需从中国招募大量廉价劳力，随着采矿业的衰落和铁路的建设完成，美国进入劳力过剩阶段，华工也成为美国工会的攻击目标在美国的华工以广东、福建占绝大多数，以他们为主体，逐渐形成了唐人街。基于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青田人很难形成规模性的移民，只能有极少数的人留在美国经商，直到 1965 年美国政府通过法案，改变了传统种族歧视与国籍歧视的立场，青田人在美国的人数才逐渐增加。南美洲，主要集中在巴西，第一批青田人是在 1910 前后由欧洲辗转到达。他们在欧洲时随身携带珠链叫卖，在巴西依旧采取这种方式。 欧洲无疑成为青田人最适合的选择。但是欧洲是西方资本主义发源地，工业高度发达地，传统的白人聚集区，种族歧视十分严重。虽然欧洲大陆没有采取北美地区政策，全面禁止华工进入，青田人却很难从他们经济分工以及发展中获取收益，只能从事底层的经济活动，这决定了他们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在欧洲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产生影响。 移出地（本源）和海外分布区（流向）是广泛又集中的特征继续加强。浙江籍华侨分布十分集中，欧洲约50 万人，占80%以上；美洲15%，近20 万，其中美国15 万。 4 这种高度集中于欧美的分布特征，造成了一种区位优势。这两个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外交事务的重点地区；浙籍爱国侨胞开展“民间外交”非常活跃。 海外华侨已有90%以上转变成了华人，但浙籍侨胞改籍的人数并未达到这个比例，不超过 50%，原因主要是浙籍侨胞中新华侨人数大大多于老华侨，有不少是 90 年代以后才出国，缺乏加入当地国籍的资格；其次，浙籍尤其是浙南籍侨胞文化程度欠高，不利于融入主流社会。浙籍侨胞面对的是欧美的与自己的人种、文化上差异悬殊的民族，不苦闽广东等省侨胞的大部分人面对的是东南亚的与中华民族差异小得多的民族。

 3．职业：第一，由国内宁波（含 山籍）等由工商界人士转化而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人士的经济，走向现代化、规模化、集团化，成了工商巨子，在住在国（地区）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世界级的10 位华人首富中浙籍2 人，香港10 大首富中宁波帮 3 人，在美国10 大华人财团中宁波籍1 人，在巴西华人首富中浙籍1 人。被称为“王” 的人：“船王”包玉刚、董浩云，“影视大王”邵逸夫，“春卷大王”范岁久，“大豆—— 石化大王”林训明，“香港电子大王”邵炎忠等。第二，一大批以留学人员和海外青年华侨中的高学历者构成的高素质科技人才群在经济领域崛起，成为“知识经济”生力军。第三，以往的浙南籍的青一色小商贩已经消失，他们被后代的以餐饮、皮革、服装业为主的多样化经济所代替。

 在早期赴欧的华人中，也只有青田人以及临近的温州人坚持下来，他们出国的线路有两条，一是从许多青田人担着小件石雕，一路叫卖，然后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走向欧洲各国，一条线路是海路，到上海坐船到欧洲。青田人依靠石雕到了欧洲，但是很快由于货物渠道问题，石雕的供货很不稳定，青田人迅速从“图书客”变成贩卖领带、睡衣、皮件等的流动商贩。这类小商品的品种比石雕有更广阔的市场，更贴近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市场空间的扩大又能让更多的青田人进入欧洲谋生，与天门人和山东人的生存方式有较大的差异。早期的海外青田人，从贩卖石雕立刻转到贩卖小商品，较少有出卖劳力者，这与浙南地商业传统直接相关。浙南温州沿海一带，由于群山环抱，温州一带与浙北相差较大，就少了众多儒家教条束缚，而温州在北宋就成为对外贸易口岸，南宋更是重要的港口，商业气息浓郁，“主张事功，不耻言利，提倡商品经济的”永嘉学派能在这块土壤中蕴育，当非偶然。青田虽是山区，但东部跟温州相连，深受温州的商业传统影响，也就兼具山区人的韧性和沿海人的灵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在中国招募几十万劳工，虽没有确数，大概在 20-30 万之间，战争结束后，绝大部份华工返回中国。而青田人应召的 2000 人。战后大多定居欧洲，其中在法国 1000 多人。这些青田劳工初期在法国工矿业工作，后慢慢又转向卖些小商品或者开杂货店、小餐馆等。

（二） 、浙籍华侨华人经济

港胞与侨胞身份双具的王宽诚、邵逸夫、包玉刚、南怀瑾、沈炳麟等。王宽诚在抗美援朝时一人独捐一架飞机，80 年代前期又捐给国家1 亿美元设立奖学金；包玉刚一人创建——宁波大学；邵逸夫捐给国内文教事业已达 21.5 亿港无；南怀瑾集巨款（占所需总资金1/3）兴建我国第一条地方合资铁路——金温铁路。沈炳麟自己并不富裕，但已在全国十九个省、市区，几百个县兴办希望工程和慈善事业上千个，成为全国扶贫状元。

 浙南华侨经济。

 地处浙东南的温州市及相邻的青田，是著名的侨乡，两者目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人数达30——40 万多，该侨群特具个性，自成一格。三个80%：在全浙籍华侨华人中， 5 浙南华侨华人占80%；旅欧的浙南籍华侨华人近30 万，占浙南籍华侨华人总数80%；浙南华侨华人在旅居欧洲的华侨华人总人数中，在印支印华人大批入欧前，也曾占80%。

 旅欧浙南籍华侨华人分布集中的特点，目前十分突出，多数集中在中西欧少数几个国家中。

 在二战前，浙南籍华侨华人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他们提篮叫卖加变相的乞讨，比通常意义的小商小贩职业尚次一等。他们所谓的经商，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商业领域。就经济能力说，还没有真正达到温饱的保障。浙南人几乎都是以上述方式赚取蝇头小利维生，在欧洲各国浪迹了大半个世纪，成为海外华侨的独特一群。

 二战前浙南旅欧华侨华人的经济水平和地位是十分低下的：第一，过街穿巷、奔逐于城乡的叫卖这种经商方式则商品流通地最原始方式，与原始社会后期就曾存在的尚未为真正意义的商业无异，与他们所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形成强烈反差。第二，他们在异国他乡，寄人篱下，干着早已过时的职业，惨淡经营，艰难挣扎，加上一些西方人固有的盛气凌人、种族歧视，以及国内的腐败落后，使他们成了最可怜的海外孤儿，他们在兜售中常常因按人家的门铃或缠着顾客不放，遭到大声斥骂，被扇耳光，用皮鞋踢蹬；被警察羁押、罚款也常有。第三，“职业”如此原始、落后，他们的劳动付出，得不到应有报偿，每天只能得到二三个法郎，好一点的或许有四个法郎。但这也比在家乡稍强些，因此也成了那时出国的一种诱惑，把无以聊生的浙南民众吸摄到西欧。此时浙南华侨华人的经济能力，仅能勉强达到温饱程度

。

 二战期间，浙南籍华侨华人大多陷于近乎灭顶的境地。

 浙南华侨到了二战后才摆脱原始古老的求生方式，从拎卖、地摊那样低档的商业转向“三把刀”职业（中餐业、皮革业、服装业），这些职业被西方人遗弃得差不多了，或被其他民族唱主角转变为温州、青田人唱主角，这个变化的后果是，浙南华侨在欧洲等地扎根更深，也落地生根了，而且由此作了相当高速、高效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积累。 在东欧的华侨异军突起，外贸红了一爿天，为华侨经济实力增长和为“夏天”的到来，准备了资金。

 在美国，温州旋风叫人目瞪口呆、刮目相看。“走在美国纽约的法拉盛街头，川流不息的人潮与车潮在缅街（Main st）攒动，无论清晨或黄昏，各超级市场内总有不停歇的人潮。????因为法拉盛近两年超级市场分布的密集，已到了三步一小家、五步一大家的程度。尤其是生鲜蔬果鱼肉超市，更如雨后春笋般在法拉盛发出新芽。????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提起背后这些财团生态的势力，已逐步由过去台湾、香港移民的财力，转移至温州人的版图中。”除法拉盛超市群这个商业“板块”外，在纽约的 10 余万温州华侨，还有坚尼路（Canal st）的礼品服饰板块，曼哈坦中城的“时尚大道”（Fashion Are）服装饰品批发板块。纽约的温州人，“在短短十年内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甚至有超越其他华裔移民族群的态势”。这类情况在巴黎及欧洲其他地方也存在。

 青田人在西方社会开设餐馆主要有三个因素，一、寻找商机，完成资金的流动和经营理念的革新，赚取更多的利润。二、政治原因。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逐渐恢复外交关系，大使馆在举办各种活动时就面临在何处就餐的实际问题，于是便鼓励大陆侨民开餐馆，如孙明权于 1975 在米兰开的长城饭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当时的意大利中国侨民普遍做皮革生意的，而开餐馆需要经济条件，手续也很麻烦。孙明权讲到：“大使馆让我们开餐馆，因为当时四五家餐馆是投向台湾的。????大使说你开餐馆，国家帮忙。我说有很多困难，他说要厨师，要物资，国家帮助你搞。虽然转入餐饮业有诸多风险，但是相对于其他新领域，餐饮业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最为适合的：这个领域不必 6 考虑与居住国其他族群的竞争，没有多少纷争，包容性很大，这对于当时比较弱小的青田族群中，在初创期尽可能避免摩擦，自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中国历来重视饮食，国人熟悉饮食，餐饮又比较简单上手，操控性强，青田人转行也容易得多：菜式内容丰富，原料材质与烹饪方法与西方饮食有极大的互补性， 这样就造成先天的需求存在。

 1972 年，双方促成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是当时国际最为轰动的新闻，而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用筷子吃中餐的场景也随之被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传遍全世界。西方的主流的电视、报纸等媒体常常有中国的介绍，“中国热”的形成顿时使得西方人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而当时中国与西方最大的交流和纽带无疑是中餐馆，中餐开始风靡西方社会。

 但是到目前，浙南华侨华人经济的主体仍是商业，尽管商业正将赶上现代化的步伐，但其性质还是商业资本。还没有进入一、二、三产业，没有实现“四化”。

 80 年代后期，浙江经济异军突起，以特有的民营经济形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浙江宽松的经济环境里，乡镇企业的发展释放出极大经济能量，在沿海一带形成门类齐整，成本低廉的日用品生产基地，传统的商业思维也被大大激发出来，出现了大批国家级市场，成为全国重要的日用品、小商品集散地，此时的青田华侨华人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浙江经济的独特性，逐渐尝试从浙江以及广东等地市场进货在本国批发，法属圭亚那郭胜华家族的发展史，即是见证了青田华侨充分利用国内的改革所带的成果，使中国商品行销世界的场景。

 回国内的投资基本可分成三种类型：一、基本放弃国外的发展，全力开拓国内市场，如旅意华侨陈侠先生就有一定典型性。陈侠在 1989 到意大利后从事餐饮业，虽然事业比较顺利，但是总觉得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他自述道：“我们在意大利，我自己买了房子，但总感觉这个房子不是自己的，家的感觉没有，根的感觉没有。所以那时候我想，回来干，因为在中国起码我在语言上没有任何障碍。还有一个在中国干，总觉得是为自己在干，为自己的家乡在干。国家这个东西特别你在外面呆了以后，有时候你在国内内论讨爱国，“祖国”这二个字的意义上有到了那边才感觉得到。所以我说我还是必须回来。” 陈侠从1994 年开始在国内创办房地产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从2000 年开始决定把家从意大利搬回国内，并把国外的店逐渐卖掉，回到国内发展；

 二、在国内投资建厂，又充分利用原有的销售网络，实现产销一体化，尽可能在消除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批人从原先的单纯订单提供者，逐渐转型为亲自创办企业，由自己的工厂生产自己想要的货物，虽兼顾产销两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由此带来的由市场导向为主旨的弹性生产机制，却使效率和成本得到很好的优化，三、继续从事国外的产业，把自己的多余的资金投入国内，实现投资的多样化。

 1994 年夏，浙江省受17 号台风影响，损失严重，荷兰华侨总会向浙江籍侨胞募得 19350 盾捐给浙江灾民，旅法华侨俱乐部筹集105.69 万法郎，并组团到温州慰问。美东纽约温州同乡会 14 位救灾委员紧急出动，募得捐款 8.9 万美元；新加坡温州会馆 177 人捐款折合人民币47.8 万多元，派人专程送到温州；旅法华侨文成联谊会收转61 人捐款13.3 万法郎；法华工商联合会收转19 人捐款7.3 万法郎，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收转85 人捐款3845 万里拉和5 万元人民币；意大利波伦尼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收转72 人捐款1440 万里拉；荷兰温州同乡会收转46 人捐款14450 荷兰盾；西班牙温州同乡会收转捐款180 万比塞塔。1997 年11 号台风，浙江宁波、象山、宁海、鄞县、奉化大面积受灾，世界各地8 个宁波籍侨团，150 多位华侨、港澳同胞在不到2 个月内捐款1700 多万元人民币。1998 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百年罕见大水期间，成立不久的全德华人暨社团联合会于8 月1 日专门成立“爱国赈灾委员会”，在德国范围内举行大规模募 7 捐活动，当晚就达16 万马克，以最快速度将首批捐款交到大使馆，请大使馆转交灾区。旅德青田同乡会8 月16 日午夜12 点召开特别紧急会议，为国内受灾捐款，第二天募得 5 万马克。旅比浙江工商联谊会于8 月16 日召开祖国灾区捐款紧急座谈会，捐款20 万比郎；法国华侨华人会赈灾捐款达 150 万法郎和 30 万元人民币；旅法青田同乡会举行 98 赈灾座谈会，组成8 个募捐小组，首日募捐超过30 万法郎。法国海外省江浙沪华侨同乡会募得捐款值 18.4 万元人民币，并委托浙江省侨办向黑龙江、湖南两省受灾群众各捐赠国家一级大米400 吨；至8 月31 日，旅比、卢青田同乡会以110 万比利时法郎，旅比华联会以25 万比利时法郎，旅比浙江工商联谊会以20 万比利时法郎，葡萄牙北部华侨华人协会以363.5 万葡币支援灾区。1999 年9 月4 日，温州发生特大洪灾，温州籍海外侨团纷纷慷慨解囊，截止 10 月 7 日，温州籍旅外（港）同胞共向灾区捐资近 500 万元人民币。不久，法国华侨华人会向灾区捐款150 万元人民币；美国江浙工商总会向永嘉灾区捐款10 万元人民币。

 海外侨团对国内的公益事业、教育事业也倾注了满腔热情。旅荷华侨总会会长叶世顺代表该会将 45400 荷兰盾交给有关部门作为修建金温铁路之用；旅法青田同乡 1993 年捐款72.55 万法郎建造瓯江大桥；1978 年旅荷华侨总会为安顿越南华侨给广东接待安置归国华侨办公室捐26 万多荷兰盾；1987 年为大兴安岭火灾捐7 万荷兰盾；1986 年起荷兰华侨总会为温州大学捐建了多座教学楼，其中“爱国楼”是最早的；1994 年，为配合国内“希望工程”，华侨成立荷兰希望工程基金会，资助失学儿童千名以上，捐给浙江省“希望工程”办公室5 万多荷兰盾，建成文成、洞头2 所希望小学，并向浙江省青年成才基金会捐 2 万荷兰盾；匈牙利华人联合会从成立到 1996 年向中国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4 万美元，救助1000 名失学儿童；1998 年比利时华商会捐100 万比利时法郎在遂昌县石练镇中心小学兴建“比利时华商会教学楼”，集图书室、实验室、办公室于一体。1990 年中国北京亚运会，1993 年中国申办2000 年奥运会期间，华侨华人社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献计献策，不遗余力，充分体现了桑梓之情，血浓于水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