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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斌 加拿大地理学家鲍恩（L.S.Bourne）和西蒙斯（J.W.Sim-mons）在《城市体系》一书中曾说过：“任何一个城市的景观，都是这城市从有人定居时起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无数决策和措施的反映。” “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 广州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南武城。秦末汉初，秦军统帅赵佗在南武城一带创建了南越国，国都称番禺。南越国善于经营海上贸易，很快就聚敛了巨额的财富，并掀起了广州城建史的第一次建设高潮。 之后，广州城经历了三国、唐、五代十国、宋的建设，已经初具大都市的规模。 唐时有七条对外交通路线，其中就有以广州为起点通往印度洋和东非沿岸的西行贸易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顺着这条航线，中国船只从广州起锚，穿过马六甲海峡，渡过印度洋，最终抵达波斯湾沿岸和东非海岸一带，途经许多国家。广州也因此繁荣起来，奠定了基本的城市形态。 宋代广州建立了很多濠渠，最出名的要数“六脉”，一方面可以成为便捷的城市运输途径，另一方面濠渠还可加强城市的军事防御能力，且具有排泄污水、防范山洪冲击和提供水源以备火患等作用。 明代城建很重视濠渠与城墙，东濠涌不但是市内交通要道，还是广州居民的饮用水源。因此被形容为“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现在东濠涌北起麓湖，南衔珠江，是广州现存唯一一条贯穿市中心的河涌，全长4.51公里，一度受到污染，成了藏污纳垢的臭水沟，臭得两岸居民连窗户都不敢开，花费超过十亿元人民币后才得使东濠涌“旧貌换新颜”。 明代还扩建城墙将越秀山包入城中，并在山上建起了镇海楼，镇压古越王气。广州城在明朝的经营下已经有了大致的格局，城西的西关地区以商业区为主，城南沿江滩涂地主要以官有码头和民间集市为主，城东的东关地区以官府和官邸为主。 西关：十三行豪商云集
十六世纪，欧洲国家的商船来到南中国的沿海地带，争相对华贸易。广州是欧洲国家进入南中国海的首选口岸。 广州西关地区的形成肇始于贸易的发展，由于古代有“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说法，所以往来贸易的外商都被安置在西关一带，明代还为他们建设了专门的“怀远驿”。广州的外贸活动自然而然地就转移到西关。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政府设广东海关为全国唯一经营进出口贸易的通商口岸，并指定了半官半商的垄断性贸易机构“十三行”来充当外贸中介人。由于清朝拥有的优质茶叶、丝绸等在海外都是“刚需”，外贸十分繁荣，清代有首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十三行商总潘振承，擅长外语且经商有信誉，极受外国商人的相赖，生意做得很大，曾经垄断了对英生丝贸易。潘家到底多有钱？据一位法国商人记录，潘家每年的日用开支高达300万法郎，堪比西欧国王，潘振承也被《法国杂志》评为十八世纪的“世界首富”。 丝绸外贸还带动了大量的丝织工场就近在西关成立，工、商的发达使西关成为人口流入地，房地产租买需求旺盛。在西关的涌郊区，房地产事业繁荣起来，十三行及附近区域慢慢形成了洋行和外国人聚居区。上下西关涌的平原地带全部被开发为住宅区，西关很快就成为高尚地产的首选，潘、卢、伍、叶四大家族“甲第云连，鱼鳞栉比”。由于在此居住的富商特别多，大户人家集中，风气开化，所以早就有“西关小姐”之说。西关小姐在打扮上已经西化，但内心却依然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心理。晚清的西关小姐不少接受过西洋教育，是当时广州最时髦的女性。西关小姐喜欢逛街，身后会跟着贴身丫环和求爱的西关大少、东山少爷，花团锦簇，带动了西关第十甫路成了一条饮食街，老字号莲香楼、陶陶居等茶楼酒肆生意兴隆。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颇有置业眼光的潘振承在与十三行隔江相望的珠江南岸（即今滨江西路漱珠涌）购置了一大片河滩地。这片地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到对岸的商行上班楫舟即过，且闹中取静，适合修身养性。随后他在河南漱珠涌以西至珠江边大量购置土地，修建宅地、花园、祠堂。潘振承成为在河南地区开村建宅的最早开基人，有了潘家的开拓，河南一带也很快成为一些巨富们的新乐土。1803 年十三行的新一代巨商伍秉镛也把家选在此地，建起了伍家花园，与潘家隔溪相望。如果从依靠商业兴起的角度来看，河南的开拓可算是西关的延伸。今天，在海珠区南华中路231号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潘氏大院”洋楼，附近背路小巷的门牌很多都还是“龙溪乡”（潘家的福建祖籍）、“伍家祠路”等名字，昭示着以往主人的显赫身份。 富商们的主要住宅样式是一种土洋结合的“西关大屋”，对此，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体会是低调的奢华。宅院从外部看就是青砖高墙，平淡无奇，内部“除了占地不及皇宫大之外，各方面都丝毫不比皇宫逊色，分成若干套住宅，装修精美而高雅”。据说在潘家花园里极尽奢华，用广州本地话说是“镬底都镶金”，珍稀的古树、花卉到处都是，还养有鹿、孔雀、鹳鸟以及鸳鸯等。 西关大屋门脸小，进深却极深，深到一间大屋里面还可以有条小巷子，屋内的房间形成一条中轴线。西关大屋有三个最明显的标志：一是正面外墙铺贴的白色花岗岩石板墙裙和砌筑的“绿豆青”水磨大青砖，并称“青砖石脚”，用糯米饭拌灰浆，青砖墙没有一丝缝隙，坚固防潮；二是蚀刻彩色玻璃花窗“满洲窗”，阳光下五彩斑斓；三是趟栊门。趟栊门其实是三组门，最外的是像极了美国西部片中牛仔酒吧用的矮脚吊扇门，大概只有半人高，能够遮挡阳光和防止飘雨对大门门脚的侵蚀；中间是独具岭南特色的趟栊，这是一种栅栏式的拉门，趟栊的后部还装有竖插销和小铜铃，以铃声迎客，以铃声防贼，平时脚门和趟栊关上，既通风又防盗；最后才是真正的大门，三道门比现代钢铁制造的防盗门还要牢固。 沙面：英法经营的西洋租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愤怒的广州人为阻止洋人入城，火烧洋商聚居的十三行。十三行除一幢房子幸存外，全部化为灰烬。据说有些洋行里的珠宝被引燃，火光奇特，引得市民争相围观，有人还感叹一辈子没见过烧珠宝。有的洋行里的金银被烧化流入污水渠，被捞出来时都是水渠形状。 这次战争清军战败，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开始寻找一块新的根据地，最后相中了沙面。沙面位于广州珠江岔口的白鹅潭旁，只有0.3平方公里，原本是一片沙洲。因为是“国中之国”的租界，英国人哈里·帕克斯主导的沙面建设一开始就体现出了租界心态。首先沙面是三江汇集地，只有部分与陆地相连，利于军事防御；其次是视野好，军舰来去无阻，以后到了非常时刻跑路也方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外国商人千里来华追求的是金钱，沙面靠近经常与洋人打交道的西关商人群体，方便贸易。 为了实现这个思路，帕克斯指挥清政府以沙土充填原有的泥泞地面，用花岗石在沙面周围筑起高出水面5至6英尺的堤围（沙基），又开挖了一条小河把沙面与陆地隔开，使沙面成为一个椭圆形小岛。整个租界的建设英法两国各领受五分之四和五分之一的义务与权益，工程款从清政府的战争赔款中支付，共325000美元。 英法打通规划，按照西方式的网格式街区设计，将沙面规划成大小不等的12个区，用英文字母编写了门牌，所有的建筑围绕街区而建，主干道修有街心花园，南边还有临江公园，绿化面积很大，“形成沙面与外界的天然屏障，为沙面营造一个幽静的生活空间”。另外消防、电报、发电、供水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可以不依赖于广州内陆而独立运行。 1861年9月3日，清政府与英、法签订《沙面租借条约》，第二天，英国就迫不及待地由英驻广州领事主持公开拍卖英租界内除领事馆、教堂等公共设施外的75个地段，“凡投得土地者，由英女皇名义发给契证，契约规定使用期限为99年”，每段成交价在5000至8000美元，很快就拍出了248000美元。 沙面置身租界，房屋承建人又多是欧美人士，建筑设计基本与同期的欧美风格同步。从功能上大致有三大类：领事馆建筑（英国领使馆）、宗教建筑（天主教露德圣母堂）、民居等，从风格上包括了四大类：1、新古典主义（今沙面大街54号胜利宾馆），建筑下裙用块石装饰，中段采用古希腊、罗马的柱式；2、后巴洛克式（今沙面大街68号广东省外办），追求曲线和动感，在阳台、窗楣等细节处都有弯曲流畅的巴洛克线条；3.券廊式（今沙面大街48号广东省石油化工设计院），建筑外围有一圈或一段外廊，能起到类似骑楼的作用，防晒防雨，外廊富有韵律感；4、现代主义（今沙面南街12号沙面劳动服务公司），形体简洁少装饰，注重功能要求。 沙面的建设十分认真，工艺精湛，无论是石刻、意大利批荡、木作、经脚、山花、柱工、小品等都一丝不苟。 沙面建成后成为广州外国人的聚居区，有印度巡捕把守沙面东、西两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就肇始于沙面桥上悬挂的牌匾，沙面也成为广州人心目中帝国主义的象征，二十世纪广州反帝运动的标靶。一旦中外矛盾爆发，沙面第一时间会成为民众攻击目标。
东山：教会华侨开发洋楼新区
1903年，另一批外来开拓者——教会来到了广州东山。 在历史建筑的版图上，东山是与西关、沙面同样著名的地区，东山洋楼与西关大屋、东山少爷与西关小姐一样大名鼎鼎。不过与沙面不同，东山洋楼的主人大多是中国人。 东山在广州的东关以东，在地形上是一片山地，一直以来都是广州的乱坟岗。美国浸信会在东山购地，出资建造培道女学堂（今广州市第七中学前身）和两广浸信会神道学堂，聘请的设计方是沙面有名的治平洋行（Purnell&Paget）。这是一间由澳洲人帕内（Purnell）和美国人伯捷（Paget）合伙创办的设计所，他们在建筑风格上大多采用殖民地外廊式样式，并融入了岭南元素，留下了很多建筑杰作，如瑞记洋行、礼和洋行、的近洋行、花旗银行，以及东亚洋行、时昌洋行、沙面广州俱乐部、海关职员俱乐部及关舍（波楼）等；沿着珠江两岸，还有士敏土厂（即孙中山大元帅府）、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部分、广九车站、五仙门发电厂等，其中很多一直保留到现在。 “波楼”据说是珠江南岸最壮观的建筑物，波是英文BALL的音译，是舞会的意思，《海珠文史》中有记载，波楼里有客厅、壁炉、餐厅、舞厅、图书室、戏台、弹子房等设施，建造此楼，即使一钉一木，均由英国运来，折以高价，由中国承担。记者实地也感受到该楼的殖民风格，外设楼梯的铁扶手虽然历经风雨，但仍可看出当年的豪华。“波楼”西南角有一座百年气象信号台，因为台上有气象球，故称“波台”，建造此台耗银8000两，据说当年从这里用高倍望远镜最远可以眺望到珠江口的虎门！波楼所在的小街也得名“海天四望”。 教会又相继在东山建起了恤孤院、培正男学堂（即今培正中学前身）、浸信会礼堂等，东山云集了基督教的浸信会、安息日会、圣公会以及天主教的教派，教众、神职人员、教会学校人员等成为东山最早的定居者。与此同时，东山也建起一些公共建筑，广九铁路工程师楼、高尔夫球场、广九铁路大沙头站、广东公医学校、东山水厂等相继建成。 东山的开发吸引了广州的华侨群体。辛亥革命成功后，海外华侨在故乡情怀和爱国热情的推动下追随孙中山回国，一战后西方的经济低迷也促使上万的华侨归国。东山的宗教氛围和西式生活使得华侨纷纷选择此处为落脚点。 据华南师范大学彭长歆教授研究，1915年，美洲归侨黄葵石较早开始在东山开发房地产，他承领了一片官属荒地，平整后，清出四条道路，即今天的龟岗马路及各横路，然后分割出售。除了侨商个人外，还有更有实力的开发商介入，如浸信会背景的嘉南堂实业团和私募性质的南华公司，它们广泛吸收存款，将1920年代东山的房地产业推上高潮。 据统计，广东华侨以来自北美、澳洲为主，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审美上都习惯了欧美独立式住宅，他们在建楼及开发房地产时，不自觉地就以欧美洋楼为主要建筑式样，但同时又受各自的侨居国的具体式样影响，造就了现在东山洋楼风格多样的现状。 现在广州恤孤路有名的“彩园”、“简园”、“逵园”等都是这段时间兴建的，几乎每一座洋楼背后都有一个名门望族或政要显贵的故事。“逵园”是美国华侨马灼文于1922年建造，独立院落里花草掩映，红砖墙面、赭色门窗、钢筋窗花，最醒目的是洁白的西洋式立柱，柱顶还刻有精致的花朵装饰，侧门与院墙相连，取骑楼的形状，顶部连着二楼的阳台，构思巧妙，是东山新河浦五大名园之一。 随着历史变迁，民国政府的孙科、谭延闿、林逸民、陈庆云、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政要都曾在东山洋楼居住过。东山与西关，构成了老广州东贵西富的城市格局。
民国政府的住宅改良运动
1911 年辛亥革命后，广东都督胡汉民以“广东省会警察厅”名义制订了中国最早的建筑技术规则《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规则》，模仿香港，规定堤岸和马路两侧之建筑物，面前须留设宽 8 尺之骑楼，广州骑楼从此开始大量兴建。 沙面、东山的现代城市规划和洋楼建设对广州的城市生态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方略》中提到过要把广州建成“花园都市”的想法，1921年，孙中山之子孙科担任国民政府首任广州市市长，对广州原有民居的简陋、不卫生深为不满，立志要实现“花园都市”的理想，当时的广州是军政时期南方革命政府实际首都，承载着中国近代资产阶段革命的社会理想，做一个样板给全中国看，很重要。孙科于是向省长陈炯明提出在东山一带“建筑适宜的房宅，以为住居之模范”。 孙科早年曾在美国加州大学留学，对欧美的城市，特别是对巴黎、维也纳推崇有加，他认为巴黎是“19 世纪都市改建事业成功之最著者”，而维也纳最有借鉴意义。孙科很钟意维也纳宽阔的林阴主干道以及公园，认为对于改善城市形象非常有益，维也纳拆迁时先卖地，然后拿预售款拆迁的作法也给孙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孙科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 Murphy）制订广州规划方案，学习了巴黎的做法，以市中心为原点设计了4 条放射性道路。在街道规划上又主要学习了美国华盛顿的路网模式。 搞建设需要用钱，广州市府的运作颇具现代做派，市工务局先是不顾市民抗议，说服或强行迁走东山的乱坟三万余穴，平整土地，加强市政建设，提升了土地价值，然后卖地挣钱资助建设和革命。曾有政府纪录说：“该地岗一经开辟，则地价陡涨，以之变卖，可获利三十余万元，于市库收入不无裨益。” 民国政府领导人蒋介石也曾说过：“建设之事万端，唯市政最为先务，诚以都市者，人民所集中，文化于以胎息，政治效用，切近易观，民生福利，非此无以筑其基，民权运用，非此无以开其始也。”国民政府相当重视城市建设，而且把城建当作一种宣示政治合法性的方式。大规模的以西方为师的广州城建暗示着国民政府是一个比清政府更具科学魅力、更进步的政权，大片的西式洋楼是带领黎民走向西方式富强的最好象征。在建造广州的市府合署时，既没有采用岭南建筑样式，也没有选择洋楼，而是采用了清代的官府建筑样式，切合政权过渡时代的特点，突出了国民政府的正统性。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政府在广州当时最重要的景观轴线观音山公园（今越秀公园）的制高点上立碑，并刻上了总理遗嘱，昭示天下孙中山的遗嘱在国民政府中的至高地位。 历任国民政府外交署长、教育署长、上海市长的黄郛说过：“新的革命市政府的榜样是广东，那是第一个由国民党控制，并借鉴了西方经验建立了城市政府的中国城市。” 西关—沙面—东山，从古至今，从近代到现代，历史与地理共同织就了广州城的面貌，每一幢建筑身上都饱含着建设时的初意和后世改造的痕迹，印记着一个时代，诉说着一段历史往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建筑随风而去，但也有的建筑顽强地保留到今天。如果说一张照片穿越时光后就具有时间的重量，那么一幢老建筑，特别是一幢质量上乘的历史建筑，走过长长的岁月后，其历史文献价值就不言而喻了，它们是历史留给广州的财富和遗产，弥足珍贵。 （参考资料：邹东，《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规划建设研究》；孙翔，《民国时期广州居住规划建设研究》；彭长歆，《广州东山洋楼考》） (原文刊发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2013年7月下，封面专题《消失的老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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