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平
友生荐我以《诗里特别有禅》，说是新近出炉，已登排行榜首。真是“炙手可热”！对于榜首之属我素不留意，然而书的作者却不能不引起关注。骆玉明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圈内，可称“别才”，一种独特的本领是以性灵驭学问。前人有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也不乏兼能者，而骆氏之异则在于他的德性“不纯”，是一种名士风度的德性；他的问学也“不纯”，不专注雅正，而确乎杂学旁收。以“不纯”之德性驭“不纯”之问学，却每能发他家之所未道。于轻灵中见出沉厚。最近既忙且累，然而睡前夜读的积习不废，读骆氏书不累，于是倚枕伴酒，读了起来。
一个长夜，书也读了，酒也喝了，却依然略无睡意。这倒并非说这本小书已尽善尽美，作为个中人，吹弹一下，许还能补出点儿什么，甚至挑出些儿疵点。这些后文会随机涉及。我所兴奋的是，出版营生三十年，我对公众读物的理想是“学术成果之浅切化，社会化”，通俗点讲，就是要好看，却又具备“准学术”的品格。这工作“看似容易却艰辛”。至少我自己视为畏途。三年前，某中学生刊物约我写诗词赏析专栏，要求是连缀数作为一篇。犹豫了一年，还是婉谢了。因为这样的文章写一二篇容易，连写十数篇就得费点搜检的功夫了；这也罢了，问题是如果一二十篇各自为政，便只能聊供谈助，而我希望这一二十篇能从不同侧面构成一个要约的诗学体系，这就作茧自缚，难度大大的了。然而此书却做到了。书的跋尾说，希望“说得轻松自然”，而“散见于行文中的知识”却要具有“系统性”。可见作者在有意识地挑战自己。只是谈禅人主张“不道破”，所以，这“系统性”，还是让俗客似我辈者来挑破吧。
白香山的诗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风行水上般的轻快与令人目迷的美丽，应当是读此书者都会有的感受，然而要想在悦读中信马由缰，则不能不了解作者“费点心思”安排的篇章结构。全书十八篇加序跋，看似平行着三条线索：禅的观念，禅的历史，禅与诗。然而，平行中有主从。禅的观念是主线，禅的历史穿插其间，相伴相生，诗禅互证则是贯穿始终的阐述方法。第一篇《鸟鸣山更幽》，是对禅观念的总挈，不执于空有、动静两边，心境相缘，体悟空静之中超越名相而流动焕发的生命活力。这自然要追本溯源，于是便有二、三两篇，分述禅宗西天初祖摩诃迦叶与中土初祖菩提达摩及奠定中国化禅宗南宗禅根本的六祖慧能故事，并从中提挈了南宗禅的宗风，即以“拈花微笑”为代表，“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它的三大要旨：心外无佛、顿悟与不离世间；一种本质：由视个体生命与世界本质为同一而生发的不离日常的精神超越与生命实现。要之“禅就本质而言，是看入自己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枷锁到自由的道路。”
起首这三篇是一书之本，有点像《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而第三篇末对三要旨一本质的归要，则是全书的枢纽。以下十五篇，虽因禅宗以上一体三要本来浑一圆融，而必有所交互，然而大抵而言，则可见四、五两篇，主要说心外无佛（心佛）；六至十凡五篇，着重说顿悟；十一至十四凡四章，则落脚于不离世间（世间禅）；十五至十八又四篇更归要于流贯于禅宗三要旨之中的生命活力与本质超越。而南宗禅对佛氏一些重要术语的理解，如空有、性相、动静、生灭、一多、住往、我与无我、执与无执、顿、渐与顿渐、顿悟，则散在于各篇之中。读者只需把握首篇所提挈的总体精神，便可从作者随机开解的阐述中由诗禅互动逐步深入理解，而六祖后南宗禅从马祖道一（洪州禅）到唐末五代以降一花五叶的历史也穿插其中，生动呈现。
将文化普及作为一种事业来做的学人都知道，其难点不在于理论的条分缕析，而恰恰在于归要与浅切。浅而能切，驭繁执要，是衡量公众性知识读物高下的标尺。如果商量榷斟，我或可提出些补充意见。比如，在早期禅学的介绍中，晋宋间首倡心佛说与顿悟说的竺道生，倡积学顿悟说的谢灵运应当一提。而有关中国禅之发展，六祖后使南宗禅在南北之争中确然胜出并整理坛经的菏泽神会（较普遍的意见，是为七祖）应在书中有一席之地。禅的观念方面，如顿渐异同及顿教之植德、保任观，一行三昧与一相三昧等已有体现，然如有一针见血的提挈，会更圆满；而《坛经》中当由神会特地拈出的“无念”观，也最好一提。虽然如此，但作者以上所提挈的确是最紧要的，已称得上是浅切要约而具有系统了。这不仅在于作者提挈了以上要义——这些凡治禅学者都不陌生；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每一要义内所涵层次的准确把握，以及对各要素之间肌质联系的深刻体悟。这种把握体悟，正是团捏各要义使之真正成为有机系统的根本所在。
作者每分说一要素,都包涵数篇。如说心外无佛两篇，前篇谈“不动心”,后篇则进而由“无我”观念作理论提升，以阐明“不动心”必须破除“我执”。说顿悟五篇，前三者一说内，一说外，一说内外合，以阐明顿悟为“直指本心”与“无情说教”的因缘关系，并进而以“性体”与“心相”，即空有一体的观念作提升（此处引南怀瑾先生语，原文将“心”、“相”顿开，是小疵，应纠正），从而阐明顿悟的本质，是由因缘泊然凑合的瞬间所顿然开启的对于生命本质，即自性中的佛性的憬然觉悟；而阐述中也始终贯串着这种顿觉又有着前此的种种阅历做铺垫，这就兼顾了顿不废渐的道理。前三篇说义理已清，后两篇更分取“水与钟声”、“月”两组意象，以诗禅互动，形象地加深读者对前三篇所说义理的理解。说心佛、说顿悟各篇间的这类内在联系，在说世间禅，说生命本质两部分中同样似断而续地存在，读者不妨自行玩索，当有以增益读书、作文之能力。再就三要旨一本质的大结构来看，作者的安排与阐述，实体现了南宗禅三要旨以心佛为本源，以顿悟为法门，而以世间禅为方便践行的肌质联系；也从而展示了佛教“心地法门”各派中，南宗禅被视为“方便法门”的特质。不难看出，在三要素的阐释中，作者的重心显然落脚于一般理论性著作虽然提及、却阐述不足的世间禅上，并从而顺理顺章地归要于禅学之本质在于不离凡俗，精神超越之生命力发扬。要之，作者之说禅，实落脚于说生活态度。这应说是这本小书最有特色的地方。正因为对以上肌质联系的准确把握与体悟，作者避免了历来谈禅者的两种片面性。一种是流于枯寂，所谓“学者有沉性之失”（僧皎然语），多见于中唐前，今世禅学论著有以禅宗为空宗者是其流亚；又一种是将顿渐对立，一味强调无根基的放荡任心，即所谓“狂禅”作风，是南宗禅的末流，始于中晚唐，历宋元至明代后期，因左派王学的呼应，浸淫而为一代士风，明朝的覆亡，这也是一个助因。展卷前，我曾猜想，以骆玉明的名士作派，也许会对“狂禅”作风有所左袒，而阖卷时，则感慨于他作为学者的严谨。于狂禅，书中仅一笔带过，而批评亦恰到好处。于是会心一笑，想起僧皎然所说“清狂”一词，清狂者，清中狂外也。骆氏应有以当之。
禅家以世间禅为践行,为落脚点的独到体悟，正是诗禅互动的契合部。作者在述慧能再传弟子马祖道一（洪州禅）后，有对诗禅互动的简要解说。相信这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禅史与诗史切实考察后的安排。洪州禅将深受庄学在“人间世”，而作“逍遥遊”思想影响的牛头禅宗风，糅入南宗禅“世间禅”的观念，便使这一教义为更多的世俗人士，尤其是文人所接受。于是在中唐大历贞元年间，首先在江左地区形成了一种以前举“清狂”为标格的新士风，并开启了诗禅互动的新局面。其代表人物便是以诗僧皎然为核心的吴中诗人群。皎然不仅首先在诗作中标举“世上禅”，创作了一系列“大笑放清狂”的诗禅作品，而且以禅学思辨与诗学思辨相融合，撰作《诗议》、《诗式》两部诗学力作，将《文心雕龙》所总结的中国美文（广义的诗）创作理论，在诗歌领域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其中独重心性的“独创说”，强调直觉印象的“神会”、“意冥”说，“取由我衷（心），得若神表”的“取境”说，“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的“文章宗旨”说，“性起之法，万象皆真”的性真说，显然与禅学之心佛说、顿悟说、性相说、不立文字（不落言论）说，生命本质观念一一相应，从而构成了以我“心”之“作用”为本源，以以心击物，心境冥合而“意在言外”的诗歌境界为归要的，系统的古典诗歌美学理论；也同时开启了中唐诗一种独特的雅俗互动形态，即佛偈与文人诗互动对流。偈语日益诗化而趋雅，文人诗则由皎然等“白足行花曾不染,黄囊贮酒欲如何”之类的“世上禅”诗开拓，而逐渐俗化，并启迪了被称为“广大教化主”的白体（白居易体）诗的产生。在诗论方面，由皎然起至晚唐五代，今存诗僧撰作的诗格类作品达九种，占今存中唐至五代人诗格作品的40%左右。甚至日本集唐及先唐诗论之大要的《文镜秘府论》，其作者亦是中唐时来华而返的日僧空海。可见，诗禅互动，并非骆玉明之心造，它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而这本小诗作为公众性的准学术文化读物说得尤其成功。
这首先得力于前述作者以性灵驭学问的学术个性。禅家的机锋公案，素称难解，然而因为对于禅学精神与宗风的深切把握，作者均能单刀直入，得其肯要。如跋尾所举德山宣鉴“从今向去不疑老和尚舌头也”一语，骆解谓疑即惑，“不疑”应读如“不疑于”，亦即“不惑于”，而得其确解，便是好例。诗史名作，注说者已多，而作者以与禅思映照，则每能寓新意而得正解，如说龚自珍《梦中作四截句》“叱起海红帘底月”句，可称精彩。这种对诗禅两造似盐着水的体悟，又得力于作者出色的文字能力。我曾激赏骆氏在《中华创世纪》一书中关于“伶伦创乐”的想象描写，变无形之音乐为有形，而使无声之文字仿佛有声，大有《庄子》“洞庭张乐”一节之风致。而在本书中，这类于轻灵中见沉厚的描述，可称触处生春。好在不难感受，就不一一枚举，仅补充前述皎然诗论诗禅互通诸要点，为读者提供一些赏析的角度。
最后又要说到那位荐书的友生，他于激赏之余，亦有少许犹疑，谓书中所举如李白《山中问答》、张继《枫桥夜泊》、苏轼《题西林寺壁》等诗是否可视为禅诗。按禅学之于诗学的影响，不仅在于用禅语，说禅意，状禅境，甚至还不仅是得禅趣；其最高层次是始于王维后期诗作（如《辋川绝句》），而中经王昌龄《诗格》，至皎然《诗式》所总结的诗与禅在观照、思辨形态上的互通。友生所举以上各篇虽未必为禅诗，却正是在艺术思维上浸淫有禅学的观照、思辨形态，如前举率性、意冥、心境等，而体现了“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辞彩，而风流自然”的诗家文章宗旨，因此，由诗禅互动角度阑入这类篇章以说禅，亦是仁智自见，别有体会而可供玩味。唯说张继诗时随及刘长卿吊张继诗为悼亡诗，则当是随手而误，骆玉明常批评他人的此种毛病，不意间自己也犯上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