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康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始建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历经曹州中学堂、山东省立六中、冀鲁豫边区中学、菏泽中学、菏泽第一中学等几个阶段,至今已走过了整整110个春秋。从最初的简陋学堂成长为盛极一时的历史名校,从辗转奔波的游击学校发展到雄踞齐鲁的重点中学,几度浮沉,却从未消沉。
山东省立六中历时二十三年(1914—1937),是菏泽一中校史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江北第一名校”、“六中——北大——哥伦比亚”、“老六中”等称呼至今口耳相传。省立六中汇聚了王鸿一、丛禾生、葛象一、侯功备、严星台、梁漱溟、陈亚三、田竹桥等教育名家,培养出的学生如何思源、张含英、于天仁、何兹全、萧之楚、徐鹏翥等都是时代的精英。
王鸿一:
20世纪教育界的“豪侠”
王鸿一(1874-1930),郓城县人。十八岁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济南高等学堂,后被选派留学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后毕业于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是近代山东的首批留日学生。
1903年,王鸿一回到家乡,先是在曹州官立高等小学任教员,同年秋,创办了菏泽县小学堂。1904年春,相继创办两所公立小学堂,同年创办曹州警务学堂,规劝乡绅桑树勋和曹某分别捐资兴办“桑氏女塾”、“曹氏女塾”。至1908年,在他的直接参与和推动下,菏泽城乡小学70余处、各类学校百余所,仅用几年时间就使鲁西南基础教育初具规模,走在全省乃至全国教育革新的前列。
1903年5月,曹州知府丁镗主持创办了菏泽第一所中学——曹州官立中学堂(菏泽一中前身),设址在菏泽城内的佩文书院。1905年,王鸿一被任命为曹州官立中学堂监督,增扩班级,招收学生180人,教职工十余人,学堂中学、西学知识同时讲授,面貌焕然一新。并聘请日本进步人士丰田孤寒来校任教员,这应该是最早的中学外教了。
王鸿一先生被称作教育界的“豪侠”。1904年他曾在曹州招收土匪,以身作保,设立“自新学堂”。当时的匪首杨占先、郑金贵、冯金銮等人率众入学,王鸿一亲自讲课,给他们讲授文化知识及天下形势,目光炯炯,慷慨激昂,感染了很多的占山土匪成为后来曹州的豪杰志士,王鸿一所到之处,大家都敬称他一声“鸿一老师”。能让恃强斗勇、打家劫舍的村野莽夫“知书达理”,无异于仙人点石成金。
在辛亥革命前夕,王鸿一曾发动11县的进步人士在菏泽龙厅开会,成立“尚志社”,鼓励各校学生分赴上海、徐州等地参加国民革命军,并商议在城内起事响应,以推翻清政府。“五四”运动爆发,他领导民众团体为争取国家主权,开展大规模请愿活动。1925年在曹州组织国民革命第五军,支持孙中山北伐,与阎锡山、冯玉祥、段祺瑞、张宗昌、韩复榘等军阀、枭雄做各种政治斡旋。王鸿一先生的义行壮举不胜枚举,梁漱溟称其为“盖今世之一真人”。
葛象一:
省立六中的“多面手”
葛象一(1882—1949),是王鸿一先生的得意门生,在初级师范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员；他做过省立六中的校长,虽然只有一个学期,却赢得了师生的一致尊敬；他从教二十五年,见证了省立六中创办、崛起及繁盛的全部历史；他前后与七位校长搭档,是省立六中公认的“多面手”,被称为鲁西南的“一代师表”。
葛象一先生是省立六中的“门卫”,他手上有全校学生的名册。平时新生入校,学生请假,都要在他那里办理；他是学校的“总班主任”,经常到各班教室“查堂”,无故旷课的学生,休想逃脱他的“训话”；他是“餐厅管理员”,那时候六中的学生都是集体用餐,无论贫富,伙食平等,大家都以苦作乐说是“集体用膳”；他是学校的“后勤部长”,平时学校座椅板凳的维修,体育用品的支用保管,甚至办公室冬天取暖,伐木烧炭这种事也要过问；他是省立六中的“人事部长”,六中创办之初,教师队伍与资金问题一直是学校的难题。葛象一平时和蔼可亲,“待学生如子”,深得学生们的敬重,很多学生毕业后长期与他有书信往来。葛先生向他们发出回六中教书的邀请,大多学生都义不容辞,欣然前来。
葛象一老师在省立六中工作二十五年,具有“多重身份”,在学校的“辈分”最高,但他从未“拥权自重”或“倚老独断”,反而淡泊名利,甘居人下。他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自己的三儿子曾两次考六中,因成绩不够照样不能录取。
丛禾生:
此人只应天上有
丛禾生(1871—1940),山东文登人。他曾两次留学日本,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并被黄兴委以重任；他担当过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为近代女子教育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他担任省立六中校长十二年,荟萃名师精英,铸造“六中精神”,为学生设计“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的成才之路,使省立六中名震全国；他被鲁西南民众美称为“人间能得几回见”的“圣人”。
1914年,王鸿一升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遂推荐八代教育世家出身的丛禾生来曹州任校长。丛禾生辞去省教育司科长职务来省立六中,自感如鱼得水。他亲自率领全校师生运土填壑、刈草伐木、兴建校舍、食堂及图书馆,不到一年,学校官俗旧气尽去,代以浓郁的书香之气。
丛禾生先生学养深厚,富有新思想,同时又有丰富的办学经验。来六中后,努力革除旧制,规范管理制度,四方聘请名师,凭借个人威望相继召请毕业于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的楚宝卿、马醒尘、陈亚三、王星楼、马观海等昔日六中学生来校任教。六中教员素有“北大派”一说,正是源于此。此外,丛禾生先生坚持开放办学,经常请国内知名学者来校演讲,曾邀请济宁孝廉李湘九来校讲四书及《易经》两个月；邀请北大教员梁漱溟来校连续讲学六天；邀请留美博士冯友兰来校讲西洋哲学,此举大大拓宽了学生的文化视野。
学生何思源走出了“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的成才之路,李怀秀、王继仲、张会若、王近信等十几人相继留学日本、法国、德国、美国,这些成为激励六中学生奋发图强的最大动力。1919年七、八班毕业生共56人,其中33人升入大学,考入北京大学的就有18人,六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北第一名校”。
丛禾生先生非常注重学生的身体锻炼,他从日本学来了体现自强尚武精神的“稽古”,分别在夏天最热与冬天最冷的时候进行持续一个月的早起跑步。令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的“寒稽古”,丛禾生先生制作两盏红灯,自己提着一盏,上书“五十岁的青年”,在前面领跑。另一盏上面写着“自强不息”,每天由秩序最好的班级打着。
梁漱溟:
“中国的脊梁”在曹州
梁漱溟先生拥有一大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身份与名衔,他被学人称作“中国的脊梁”,美国上将马歇尔称他是“中国的甘地”,著名学者林毓生说他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而这位纯正的国学大师,竟与曹州有着深厚的缘分,与菏泽一中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1916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穷元决疑论》,这篇文章将古今中外学者诸如康德、叔本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进行了批判,极力推崇佛家之言。此文立刻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17年,蔡元培聘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讲授“印度哲学”,年仅24岁的梁漱溟成了当年北京大学最年轻的讲师之一。
说起梁漱溟与曹州的缘分,不得不谈到他北大哲学系的学生陈亚三,陈亚三是曹州府郓城人,暑假回乡探亲时拜访了自己在曹州读书时的老师王鸿一,并向他介绍了梁漱溟及其思想,王鸿一听后“遽如饥渴之得饮食”,1921年夏,便邀请梁漱溟来济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四十余日,不论风雨,王鸿一无一日迟到,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1924年6月,梁漱溟接受王鸿一的邀请,毅然辞去北大教职,来省立六中创建高中部,聘请熊十力、王平叔、王近信、秦亦文等为该部教员。蔡元培为北京大学辛辛苦苦招纳贤才,王鸿一竟然来北大“挖人才”,梁漱溟与北大有七年情意暂且不说,他能放弃在北京各方面的优裕条件,心甘情愿来鲁西南穷乡僻壤办中学,真让人嗟叹,这一选择是王鸿一有魅力还是梁漱溟有魄力?
梁漱溟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传授,不顾及学生人生道路的指引很不满,想推行一种注重全面发展、师生切磋共进的新型教育形式。他以“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之精神,试图按照自己的新见解全盘改造中国的教育制度。
首届高中部共招收80人,分两个班,能否入学根据报考者在两次考试中的成绩来决定。第一试考察国文、外交及常识；第二试为口试,测定学生的品质和态度。在《办学意见述略》中,他强调学校应突出对学生人生道路的指导,学校的实质就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办学的宗旨就是“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互相策励”。他的很多教育思想与今天全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全面课程改革的主旨相同,其在教育方面的探索与远见令人叹服。
省立六中的大师大多没有眼花缭乱的荣誉,也没有等身的著作,虽然弟子众多,遍布海内,却从未想过从弟子那里奢求什么,甚至“自喜渐不为人知”。“欲知医德如何,一日之内分生死；欲知官德如何,十年之内见治乱；欲知师德如何,百年之内显盛衰”,历览无数六中学子奋发图强,或积极投身关乎民族存亡的革命大业,或奔赴血与火的抗日战场,或在各个领域成为时代的精英,这难道不是大师们“立德”的惠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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