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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诗成 改革开放以来，“引入竞争机制”成为各行各业具有共识性的管理智慧。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竞争提升发展效率，增强社会活力，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死气沉沉，于发展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但时至今日，回头审视会漠然发现，我们走得太远，似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整个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处在盲目、激烈、残酷的过度竞争状态当中，从官场到学界，从医疗到教育，可谓无孔不入，无以复加，这造成了社会普遍幸福感的降低、民众焦虑频生。7月1日中青报刊发《防止过度竞争导致社会冲突》一文提醒：如果所有社会领域始终处在过度竞争状态中，不及时警觉和调整，将会使未来的社会结构非常危险。 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也是对当下社会焦点矛盾的准确洞悉。社会在前进，但身处前进列车上的国人，却普遍有一种虚浮的“社会失重感”——精神不舒展，状态不从容，焦躁乏力，人心难安，好像总有一种力量在前方牵引着自己，拖着沉重的身躯从这个山头，奔向那个山头，让人欲进无力，欲罢不能。即便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强者、“成功者”，也身心俱疲，更不要说在一路比拼中败下阵来的弱者、“失败者”。我们一度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社会进步副产品，甚至美其名曰“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当各种美好的追求动辄走向恶性的反面，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感累积叠加，太多的人抱怨着被奴役感、被剥夺感和自主性丧失的时候，确实到了静下心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这是怎么了？这样争下去我们最终能得到什么？ 从幼儿园分好坏、中小学分普通重点，到大学分211、985，局促的教育竞争，造就了枯燥的应试链条、毫无创新的学术垃圾，和亿万陷于其中无力自拔的悲剧人生；从地方GDP竞争、政绩面子比拼，到官场级别鏖战，造就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庞大内耗于体制内的官员智力。上学要争分，不争就要摔倒在起跑线、加速线、冲刺线上；就业要争学历，不争学历就会被狗血的门槛绊倒，啥活都敢开口要博士硕士“学历高消费”；成年了要争财力、权力、关系力，抓牢一项或几项才能在社会上找到尊严与安全感，走到哪里都不怕……浸淫太久，我们视之理所当然，以至于忘了换个角度想：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此起彼伏熬煎人的竞争游戏，所有的竞争都是必要的吗，为什么不能有更多一些从容与平常心的共生规则？ 一个社会的健康奔跑，不仅要靠永争第一的向前驱动力，还要有身心平衡、不至于跌倒摔跤的平衡力、协调力——即便按照工学原理，绝对竞争的系统最终是要崩溃的，除非注入了必要的“协调性”因素。更何况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生来追求幸福的，不是生来追求竞争的——从真正人本的角度考量，多数老百姓的需求，是衣食住行的安全可靠，是育小养老的稳定预期，是舒展从容的确定感、幸福心，适度公平的竞争是可以接受的，以牺牲幸福感来比拼刺刀，是不可接受的。基于竞争在当下已经物极必反，矫枉过了正，对于已伤害到人之生存方式的过度竞争，有理由兜头来一盆冷水，理直气壮地向社会管理的设计者、运营者提出诉求：多一点和谐共生意识，克制检省一下“竞争工具”，在社会成员的行业选择、阶层流动等社会生活中，尽量减弱人为刺激过度竞争的泛滥举措。通过协调社会利益主体和缓共生，促进稳定安全的社会生活；而不是通过强化冲突、激化竞争，来折腾小百姓的小日子。 让人纠结之处在于：被我们寄望改变过度竞争格局的社会管理设计者，很可能恰恰就已经是这种过度竞争的“既得利益人”，以至于反省动力严重不足。这个社会为什么会竞争泛滥？表面看是因为中国人多，社会资源有限，只能物竞天择、强者得之；隐藏在底下的原因在于，竞争机制的强化，本身对组织的管理阶层是有好处的——大家都得争，不安逸才卖力，争不停才听话，管理阶层可以强化权威，提升手里权力的含金量，甚至可以满足自身的某些利益，可谓既容易又实惠，何乐而不为？比如把学校分等级，学校争得头破血流，教育主管部门手里的审批评估权不就大了吗？比如官场竞争，同僚勾心斗角，主官手里的权威不就有保障了吗？一旦尝到这种甜头，异化的“竞争机制”就难免被无以复加的积极推广，具有了强大的泛滥动力。 人类无法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我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纠葛之所在，首先通过呼吁和呐喊，唤起更多的意识自觉，多一点和谐共生的信念，不能在已经过度竞争的热锅煎熬中，傻傻地今添一把柴，明泼一勺油，而应该剖析盘根错节的现实纠结，为协力走出过度竞争裸奔伤人的错误轨道，创造更多的可能。毕竟，毫无节制的“竞争”无论如何不能再简单泛滥为各行各业理顺矛盾、协调关系的不二法门，因为我们不能容忍表面的活力和效率之下，掩盖着社会虚浮、冲突加剧直至局部崩溃的危险。危言逆耳，绝不耸听，因为解决它，本身也是社会和谐、科学发展、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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