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流刑”作为仅次于“死刑”的最严厉的刑罚，起源非常古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这里的“幽陵”，或作“幽州”，在今北京地区；崇山，一般认为在今湘西；三危，在今甘肃敦煌；羽山，在今苏鲁交界处。这四个地方，被认为是当时天下的“四极”，也就是最偏远的地方，所以《左传》记载这件事，说是将共工等“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显然是将这些有罪或治理无方的部族首领放逐到边远地区。
秦汉时期谪戍流放地示意图
秦汉时期，谪戍流放的地方主要有三处：一是今鄂西北的房陵（今房县）、上庸（今竹山）地区。秦灭赵国之后，就把赵王流放到房陵；两汉时，仍把这里作为囚禁有罪废黜的诸侯王的地点。这里地处崇山峻岭之间，交通闭塞，与世隔绝，距离都城却又不太远；将被废黜的诸侯王安置在这里，既便于严密监视，又可防止他们东山再起。二是西北边疆地区，主要包括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2年），蒙恬驱逐了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这里的“榆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鄂尔多斯高原；“阴山”，即今大青山；“高阙、阳山”，均在今阴山山脉西段；“北假中”，大致相当于今河套平原。到两汉时期，谪戍流放的地点逐步扩大到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很多大臣获罪后，其本人与家属都被流徙河西。阴山、河套地区在汉代属朔方刺史部，河西五郡属凉州，所以我们在文献中看到很多流徙朔方、凉州的记载。三是岭南地区，主要集中在合浦（郡治在今广西合浦市北）、日南（郡治在今越南中部顺化市北）、九真（郡治在今越南中部清化附近）。
隋唐时期，西域取代河西，成为重要的流放地。据说大诗人李白的祖先便是隋末因罪而徙居西域的，到唐神龙初年（705年）才回到中原。唐贞观十六年（642年），规定将死罪减等，发往西州（即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市）屯戍。自此之后，直到“安史之乱”前，西域就成为唐政府安置流放犯人的主要地区。大臣裴、杨德裔、李义府诸子及其女婿，都在高宗和武周时被流放到庭州（今乌鲁木齐、玛纳斯、昌吉、奇台等地）。裴流放五年，在那里娶了胡女，“以财自雄，养客数百人”，到中宗复位后才得以东归。漠南（主要包括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也是主要流放地之一，其流人甚多，成为当地汉族人口的重要来源。武则天时因越王李贞谋反牵连籍没的5 000余人，全部流放到了丰州（在今内蒙古五原县南）。“安史之乱”后，西域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将犯人发往西域事实上已不可能，于是更多的犯人被发往岭南，其最重要的流放地则是循州（治所在今广东惠州市），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市北)与廉州(即合浦郡)。
唐代谪戍流放地示意图
在唐代，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更可能遭遇的流放还是“贬谪”，即降职安置边远州县。根据罪责的大小，贬谪的职官与地点均各有不同：一般来说，以贬任州司马者为多；而贬谪地点则主要集中在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僻远州郡以及岭南（今两广、海南及越南北、中部）、黔中（今贵州）地区，罪责越大，贬得越远。“永贞革新”失败后，王叔文集团的重要分子都被贬谪为外郡刺史、司马：韩泰初贬抚州（治今江西抚州市）刺史，再贬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市）司马；韩晔初贬池州（治今安徽池州市）刺史，再贬饶州（治今江西鄱阳县）司马；柳宗元初贬邵州（治今湖南邵阳市）刺史，再贬永州（治今湖南永州市）司马，更贬为柳州（治今广西柳州市）司马；刘禹锡初贬连州（治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再贬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司马。显然，官越贬越小，而地越贬越僻远。至于支持王叔文集团的宰相韦执谊，则干脆被贬谪到崖州（治在今海南海口市东南）做司马了。
广西柳州柳侯祠
总的说来，唐代士大夫的贬谪之所主要是在岭南及江南西道的南部，而又集中在道（治在今湖南道州市西）、永州、连州、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潮州（治今广东潮州市）、韶州（治今广东韶关市）、循州、恩州（治今广东恩平县）、贺州（治今广东临贺县）、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市）、廉州、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县）、崖州等地。这些地方，都是所谓“烟瘴之地，魑魅之乡”，对于中原文士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化外之国”了。《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容州北流县（今广西北流县）南30里有一个关口，俗称“鬼门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十人九不还。’”张均《流合浦岭外作》句云：“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流放到岭南，是否还算在人间，就很难说了。
唐亡之后，梁、唐、晋、汉、周五代只拥有北方半壁江山，北方草原上又有契丹帝国，西北则有吐蕃、回鹘，既不能向岭南流放，也无法流放到西域和北方草原，只能流放到今陕北与党项邻近的地方。北宋初年，沿用五代旧制，仍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灵武（治今宁夏灵武市）、通远军（今甘肃环县）等西北缘边诸郡作为流放地。后来，南方渐次归入版图，于是重新开始流放岭南，而最重的流刑则流放登州沙门岛（在今山东蓬莱市北渤海中）与通州海岛（今崇明岛当时分为崇明、东州两个小岛）。到庆历间（1041～1048年），逐步形成定制：最重者流配沙门岛与通州海岛，其次岭南，再其次是内陆僻远州县。被流放的犯人除命官外，都要“黥面”，所以称“刺配”。南宋时期，沙门岛已归金朝所有，重刑就改流春州（治所在今广东阳春市）及琼州、万安军 、昌化、朱崖军（都在今海南）。
宋代谪戍流放地示意图
宋代重文轻武，对士大夫十分优待，官员犯法、失职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很少被杀或被处于流刑，而是和唐代一样，降职流放，不过只能流放到岭南了。哲宗绍圣间，苏东坡被贬谪英州知州（治今广东英德市），又谪居惠州；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越贬越远，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虽然苏东坡淡然处之，但实在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洒脱罢了。
宋代以后，岭南的社会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很多地方早已不再是烟瘴荒蛮之区了，所以流放地越来越向海南、雷州半岛推进。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原居岭南的犯人或犯官，如果仍然流放在岭南州县，岂不是太舒服了？这个问题，在南宋显得很突出。所以到了元代，就想出一个办法，规定“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这里，流放湖广（实际上主要是岭南，元代湖广行省辖今两广及两湖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是女真与高丽人，南人（汉人）则流放到辽东的“奴儿干及取海青之地”（今黑龙江下游与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明朝沿用了这种安排：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直隶、福建，南直隶的犯人，都发往云南、四川；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的犯人，则发往大宁、辽东等地卫所。换言之，就是南人北流，而北人南流，以犯人不习惯流放地的生存环境为准则。
冰山雪窖之乡，翻成说书敦诗之国
象吴汉槎这样生长在纨绮之中的的江南士子，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宁古塔去，本身就够残酷的了，所以这些流人到流放地之后，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当地官府对待他们并不很苛酷。虽然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旗人使唤的，需要做各种苦差事，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住进兵营，只是在每月初一、十五前往点卯，并在战时随旗兵出征、服侍他们，而平常只是自己经营生计。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自由的。有些读书人还可能被将军、都统看重，请他们去教书。吴汉槎就受到宁古塔将军巴海的赏识，请他为其子教授经书，从游甚众。他甚至还和朋友们一起组织了一个“七谪之会”，纵酒放歌，谈诗论史。一时之间，宁古塔竟成了关外的文化重镇。
海口五公祠。为纪念唐宋时期贬谪到海南的五位著名历史人物：唐朝名相李德裕、宋朝名相李纲、李光、赵鼎、名臣胡诠而建。
虽然并非每一个流人都有吴汉槎这样的机缘，但流人在流放地基本上可以相对自由地生活，却是没有疑问的，只是不能离开流放地。他们的后人有很多终未能回到故乡，就一直留在流放地生活、繁衍，从而为边疆地区的开发与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吕留良的后人被流放在齐齐哈尔，“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初，开原、铁岭之以外，皆故胡地，无读书识字者。……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诲后裔谪戍者开之。”吴汉槎的儿子吴臣《宁古塔纪略》说：
乃皇天默佑，荷戈二十三年，百冷辟易，疾疫不作。所遇将军固山，无不怜才，待以殊礼；穷边子弟，负耒传经，据鞍弦诵。彬彬乎，冰山雪窖之乡，翻成说书敦诗之国矣。
至若岭南文化的发达，有赖于唐宋时期众多文人的贬谪流放，更是人所皆知的事情了。
如果说这些谪戍或贬谪的文人士大夫及其子孙后裔主要是给流放地带去了先进文化、促进了其文化发展的话，那么，那些普通的流人则对流放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汉代河西五郡、河套地区以及唐代与清代西域（新疆）地区的经济开发，都与谪戍的流人罪隶有着密切关系。而随着这些地区汉族人口的增加与经济的发展，这些流放地所在的边疆也得到了巩固，各民族的团结也得到了加强。当然，这些历史性的进步都是建立在流人们的痛苦之上的。
（作者：钮勤瀚 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