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仁顺：以沉静之心建造心灵后花园

金仁顺：以沉静之心建造心灵后花园

http://www. 2012年10月10日15:36 来源：《芳草》 张丽军

　　张丽军，一九七二年生，山东莒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金仁顺，著有长篇小说《春香》，中短篇小说集《彼此》、《玻璃咖啡馆》、《桃花》等，散文集《美人有毒》、《时光的化骨绵掌》，为电影《绿茶》原著作者、编剧，电影《时尚先生》编剧。现居长春。

　　张丽军：童年时代的经历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很深远的影响。鲁迅因为幼年的经历而冷静尖刻地思考世界。我了解到您的童年与煤矿有关，您也曾提到“我在这群人中间长大，在这些故事中间长大，我习惯见到一些缺胳膊少腿的人，我也习惯于见到死亡。”那些司空见惯的死亡是如何在您的内心沉淀？您是如何看待那些轻易的死亡呢？请谈谈您的童年生活。

　　金仁顺：我爸从工业学校毕业的时候，被要求下基层。他就下到了煤矿。我是在煤矿出生的，也在煤矿度过了少年时光。我住的那个地方有些特殊，它由三部分组成，小镇、一个大型的国营煤矿、一个中型的国营冶炼厂。周边是蔓延开来的村庄。回想起来，这个居住环境相当丰富多元。

　　煤矿工人的工作不见天日，脏累不说，还挣扎在生死线上，他们收入高，但花钱大手大脚，性情又暴烈，动不动就打架斗殴。小镇的原住民很讨厌这些六十年代末突然涌来的工人们，而冶炼厂的工人们也自有他们的骄傲，所以三方各有自己的世界，互相不买账。可想而知，我们那儿的社会治安很成问题，派出所所长跟我们家是邻居，我对他的制服，尤其是腰间那条宽宽的皮带，以及手枪印象深刻，仿佛连带着他那个人也发出腥冷的气息。

　　煤矿总是经常死人的，残疾的也多。但因为有钱，矿区生活又异常的生机勃勃，文艺活动尤其多，这种活跃和繁荣把死亡和伤残事件变成了背景。对小学生初中生而言，死亡既在身边又在远处，暴力事件也是一样。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长大的。

　　张丽军：在您的早期作品中，《五月六日》、《鲜花盛放》、《恰同学少年》描写的都是少年，他们都有着看似并不符合年龄的早熟与残忍。祁政见到田原原落入深井所表现出的极度冷漠；李紫死于同学们的嘲笑与嫉妒；一群本该天真无邪的孩子却充满了成人间的报复与陷害。为什么在您的心中孩子也变得冷酷无情？这除了与您童年时关于死亡的经历有关外还有什么促使您写出如此冷酷的故事？您对于儿童的这种早熟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请谈谈您的少女时代生活。

　　金仁顺：我作品中的主角是少年，跟我自己在煤矿时的年龄有直接关系。年龄、记忆跟环境、事件息息相关。我并不认为孩子天性方面冷酷无情，但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们确实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得既冷酷又冷漠，他们对于人生还是个新兵，还不懂得怜悯为何物。我写这些孩子的时候，已经长大和远离了当时的环境，但也恰因为如此，我看他们看得清晰，脉络分明。

　　张丽军：您什么时候萌生了当一名作家的意识？您的第一部正式发表的作品是什么？是怎样创作和发表出来的？

　　金仁顺：很晚很晚我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奢望，认为自己能当作家写出什么响当当的作品之类的。即使在我写作了一段时间并且发表了一些作品之后，我也没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作家对我而言，是世界上最最意味深长的称谓。但后来我不断地被外界这样认定并称谓，而且从职业体制上说，我还是“专业”的，所以，不是也是了。

　　大学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些小说，十万字左右，那应该算是我为写作做的准备和练习。一九九六年我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叫《爱情试纸》，算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吧。

　　张丽军：您毕业于戏剧系，对于写出一个好故事的要求一定很高。那么这种写好故事，写新颖具有戏剧张力的内在要求，是否是您最初的写作风格冷酷而内敛的一个诱因？请谈谈大学时代对您的影响。

　　金仁顺：我读的是艺术学院戏剧文学专业。相对于其他中文系的学生而言，我的文学体系缺少坐标，杂乱无章。这对于写作倒无伤大雅。我对戏剧性确实很有兴趣，但当然，不是晚报新闻那种戏剧性，而是真正源自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充满张力的那种紧张感和荒谬性。好的戏剧中，每句台词、每个动作，甚至沉默，都负载着使命和意义。这一点确实对我的小说写作有影响。

　　张丽军：您的作品多数都以悲剧收场。有人认为您的作品“埋藏着悲剧性的，近乎残酷的宿命苦果”，您是怎么看的呢？古往今来的戏剧中，悲剧更能触碰人的灵魂。那么您的作品是否受这种悲剧情怀的感染呢？您是想用悲剧来深化您作品中的故事，还是您本身就带有这种悲剧的情怀？

　　金仁顺：人是脆弱的，人性是复杂的，生命是无常的。这几样因素集中在一起，悲剧是自然而然的，不是我刻意如此写，而是生活原本如此。我很希望自己能写些喜剧故事，温暖的故事，但前提是，这种喜剧和温暖是真实、不做作的。这个真的很难。

　　张丽军：您的作品《水边的阿狄丽娜》被改编成电影《绿茶》，您有没有看过呢？您觉得这种改编是升华了《水边的阿狄丽娜》还是仅仅呈现出其精彩之外，抑或没有完成你想要的风格？

　　金仁顺：刚刚公映的时候，觉得还不错。遗憾当然也有很多。但对于一个短篇小说的衍生物而言，过得去吧。二○一○年，我又看了一次这个电影，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电影了，对白如此油滑，令人汗颜。

　　我后来参与了另外一部电影的创作，《时尚先生》，它的阵容没有《绿茶》那么豪华，形式上又不许我做根本改动，电影因为反映时尚生活，难免浮华浮夸，但那个故事和人物的核质，相对而言，倒是朴实真诚的。但谁知道呢？也许过几年，我会再度汗颜也说不定。

　　张丽军：您非常喜欢的中外作家是哪几位？是哪些作品？他们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金仁顺：这个单子要是列起来，真是太长了，一定要说吗？

　　这么说吧，每个时期喜欢的作家作品都不同。有些作家作品是一以贯之地喜欢，什么时候读都喜欢，像马尔克斯；有些则随着时间流逝被淘汰掉；而有一些，以前没发现有那么好，随着阅历的增加，回头读，越读越好，像托尔斯泰；我现在喜欢的作家，是理查德·耶茨这类的，诚恳、真实地描摹人生，像《卫报》说的，“耶茨是个讲真话的无情作者，他从不考虑让读者心里好受点儿。”而且即使经过翻译，文字仍旧精准精彩得让人吃惊。

　　张丽军：您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描写爱情，关于都市的爱情故事在您的笔下充满了浮华与游离。在您的作品中爱情是脆弱的，欲望与冲动才是支配感情的原动力。您在用各种爱情故事来试图探测人性和情感的肌理，那么您在这种探寻中有没有找到爱情本来的样子？或者说您在用这些故事质疑和揭露什么呢？您是想用冷酷的爱情故事击碎什么吗？

　　金仁顺：就如同你说的，爱情是脆弱的，欲望和冲动才是支配感情的原动力。我们对爱情有各种各样的质疑，但谁都不能否认，爱情是生命中的传奇。人生如果没有爱情，那该多么乏味。

　　爱情充满不确定性，能让人上天堂，也能让人下地狱，还能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地暧昧不明。激情消退后，它又因为跟婚姻关系挂着钩，而对家庭对社会影响深远，这样的主题，文学怎么会回避？

　　至于冷酷？我小说里面的爱情冷酷吗？呵呵。我不觉得冷酷啊，最多是直面现实吧。爱情容易让人耽于幻想，而幻想是非常不可靠的。我写爱情的时候，只不过在孔雀开屏时，把它的背面也展示出来了而已。

　　张丽军：您的写作应该是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至今您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很多。但您的作品的笔力却是沉厚的。您对写作的态度如此认真，那么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写作给您带来了怎样不同的人生呢？

　　金仁顺：写得多或者写得少，都是习惯而已。写得多或写得少，除了收入上有差距以外，对大多数作家而言，没有太大区别。有些时候，少就是多，多反而是少。

　　人生很短暂，能让我们认真对待，并且一以贯之地保持严肃态度的东西并不多。文学，至少小说写作对我而言，不只是职业和兴趣，随着写作年龄的增加，它类似于我的宗教。有些东西，只有在你真正陷落，并抵达到一定的深度时，才会明白个中的奥妙和意义。

　　写作最了不起的地方，是给予了我一个内在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使我可以在外部世界的动荡中保持平衡，而且每篇小说，无论长短，都是一个走向自己内心深处的通道，反之亦然。这种沟通非常迷人。

　　张丽军：“写作，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这是一种交流。”这是当代小说家雷蒙·卡佛说过的一句话。您的作品也绝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内心的简单表达，您在通过您的小说与作者交流，您的爱情小说总是充满着神秘与受挫。那么您想用这样的爱情故事与读者交流怎样的爱情观呢？

　　金仁顺：爱情观说到底是人生观。当然爱情有很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爱情的功用太多了，既能让人把最真最好的部分袒露出来，又处处都是伪装和表演。同时还是白日梦最适合的空间。多少女生以为自己是暂时沦落市井的灰姑娘，早晚能邂逅王子；而多少男生以为自己能遇到朱丽叶，纯情，多金，愿意为他殉情。醒醒吧，爱情不过是个荷包蛋，每天都见到，或者吃到。荷包蛋，往深刻了说，并存着月色清明和太阳朗照；讲实用，它营养身体和神经，价廉物美，多么好！

　　张丽军：您的作品语言可以用干净来形容，没有繁复的词汇。只有深入灵魂的文字幽灵。很多先锋作家喜欢玩弄文字，将文字作为一种挫伤读者阅读经验的手段。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新文学，是最有先锋性的表现。那么您对文字的掌控是如何理解的呢？

　　金仁顺：我个人的理解是，好文字和美貌美景一样赏心悦目，还要“更加”赏心悦目。因为文字直抵心灵。好作家通常有好文笔。而所谓好文笔，最重要的是“准确”。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施朱太艳，敷粉太白。而准确本身带来的优美，回味无穷。

　　张丽军：您作品的结构都很简单，一条线索写下去，视角也并不像许多先锋作家那样，做随心所欲的空间转换。您的长篇小说也呈现传统的叙事结构。您是怎样看待传统叙事方式的？对于现代与后现代的形式实验您是如何看待的？

　　金仁顺：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也“探索”过。呵呵。我写过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小说，比如《听音辩位》、《名叫马和》之类，但越写得多，越觉得那种浮华的形式并不重要。相反，线条简单，故事的含金量反而要相应地增加。传统的叙事方式并没什么不好，旧瓶里装的东西有无真正的价值、有多少价值，才是重点。

　　写作时间越长，我对于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形式实验就越没兴趣。尤其在现在这样的时代，抖机灵，玩形式，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领域。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说写作就该从此停滞不前，只向后看，事实上，写作的内容跟时代精神是血肉交融的，它的与时俱进，与时俱变是必然的。

　　张丽军：您的近作《春香》写得华贵唯美，大气磅礴。但相对于文字的华美，人物的命运与人性的叩问显得有些轻了。您在写给《收获》杂志程永新的一封信中表达过您写作长篇的困扰。请您谈谈您的长篇之困。那么在写作《春香》时您是否也出现过写作的困扰呢？在《春香》中您的困扰是否得到解决呢？

　　金仁顺：写《春香》初稿的时候，我心态相当放松，只想写故事，写人物，好玩儿的那种，但完成初稿后，所有关于长篇小说写作的问题一一摆到眼前，我这才发现，我还没准备好写长篇呢。所以，这个小说就放下了。这个期间我在《收获》上发表了两部短篇小说，《爱情诗》、《彼此》，跟程老师时有交流，他想起来了就会问问我，有没有改《春香》？我说没有啊。说说也就放下了。二○○七年的时候他又打电话给我，还是希望我能把那部小说写出来。我想，作为素材放了这么久，也确实到了该有个结果的时候了，于是就下决心改。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要说困扰，现在也是困扰的。我觉得写作中的困扰，或者说困难是永远伴随的，每部作品，困扰和困难都不同，但都存在。

　　张丽军：《春香》在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上都很像您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伎》。您在写作《春香》时，是否在继续着《伎》中所讲的许多故事？《春香》又在《伎》之外揭露出什么？您觉得《春香》的创作是否存在着遗憾？

　　金仁顺：本来就是从一个民间传说里面衍生出来的，《伎》是短篇，还是过于简单了些，无法把这个故事的复杂性呈现出来，所以，在写过《伎》七八年后，我写了《春香》。

　　《春香》有很多不足，但我倒不觉得怎么遗憾。在我那个时期，它充分体现了我写作的特点。

　　张丽军：您在《时间的化骨绵掌》中曾说过，“写作十年，我的生活如今可以用‘沉静’来形容。我的写作始终不能——我也不想——把‘超越’、‘理想’、‘崇高’之类的词具象化。对我而言，写作更像是一个可以独处的房间，能让我看看树，看看天，无所事事。”您的写作是完全个人的事件，并不想进行自我超越。您在遵从内心来写作，是什么让您对于写作有如此沉静的想法？是什么让您的内心如此平静又如此深刻？

　　金仁顺：我是在阅读中成长，在阅读中成熟的那种人。学校教育的意义对我倒不大。阅读是令人沉静的。

　　在写作上，我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目标，顺其自然。劳伦斯有句话挺逗的，“我做的是艺术。如果我想写，我就写；如果我不想写，我就不写。”在中国当下，纯文学写作能带来的名与利可以忽略不计，但遵从自己的内心需要，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写作这件事是多么优雅奢侈啊。

　　张丽军：在您的作品中，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少年青春小说，一种是都市爱情小说，一种则是古典爱情小说。这些小说中很少涉及地域和故事背景，很少触及时代与历史，虽有时代与历史的外衣却很少深入探讨故事与时代历史的关系。您为什么不将地域的标志写得更浓烈更清晰呢？

　　金仁顺：不强调背景的好处是，读者会把注意力都放在小说的故事以及人物身上。就像舞台上的追光，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太阳底下无新事，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但人性是相似的。在人性方面挖掘，远比罗列背景有意思。

　　有些小说，比如古典题材，我还是多写了几笔的，尤其是在衣食住行这些方面，一是这会让小说更有质感；二是这些闲笔里面处处埋伏着人物的情感。

　　张丽军：您是朝鲜族，那么您的这种少数民族身份对您的写作是否有影响呢？您的一些朝鲜族叙事作品写得很好。《桔梗谣》写得很温暖，也很动人，后来的《春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细腻的温情力量，这是否是您写作的另一个路数，抑或是一种新的突围与人生发现？您的新作《爱情走过夏日的街》，与您的短篇相比也少了早期的冷酷与寒冷。是什么让您将作品写得如此温暖，没有了冷酷人生的深刻思考，只有对温情的一往情深？

　　金仁顺：年纪渐长，阅历增加，难免发现少年时代的锋芒虽真诚却也幼稚。这样就难免想写点温暖人心的作品。但这类作品的前提是，不能虚伪。

　　朝鲜族身份对我而言是个很重要的符号，以前我只在古典题材方面涉及朝鲜半岛背景，但最近几年，我陆续写了《桔梗谣》，还有《梧桐》、《云雀》等等小说，视角放在了当下的朝鲜族人群中间。但《爱情走过夏日的街》不能算数儿。它不是小说，是个影视故事。

　　张丽军：在您的作品中，女性总是飘忽不定又自立自强的。她们对于身体并不坚贞，而对于爱情的坚贞也并不坚强，《月光啊月光》中的女人；《爱情冷气流》中的万依；《啊朋友，再见》中的白芷。您对于这种女性是如何看待的呢？是什么造成她们的爱情错位？

　　金仁顺：爱情对很多人都是错位的，只是，千姿百态的人，千姿百态的错位方式。现在这种社会，女人常常是纠结的，就业机会使她们能像男人一样自立自强，但情感方面几千年来的传统意识又时常困扰着她们，患得患失是必然的。女人对身体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坚贞的重要性远远低于自立自强。

　　张丽军：您是七○后作家，可以说您这一代作家所经历的历史与六○后作家所经历的是有天壤之别的。六○后作家经历了很多历史所带来的伤痛，他们对于来自时代与历史的痛感更加敏锐也更加勇敢。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看见历史的尘埃与时代的波涛，而七○后作家的作品中题材是多元而复杂的。您对于七○后的写作方向有什么看法吗？您遇到的长篇创作困境，您认为是个人性的还是七○后整体性的？您是否认为中国七○后作家面临着长篇创作困境？

　　金仁顺：六○后经历了“文革”，所以，他们生来就带有历史的痛感，而他们发表作品时，正好是中国八十年代的黄金期，“文革”刚结束，国人对文学的热爱前所未有的热烈，几乎等同于宗教，他们的写作真是恰逢其时。而七○后，一方面写作时间开始得相对晚一些，另一方面，当我们开始写作时，金钱至上的理念已经风行全国，文学退回到它原本的地位，边缘、守望、思索。这种背景注定我们的写作是多元的，跟六○后比，也注定要缺少一些历史感。

　　写作是相当私人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因人而异。七○后整体的写作困境到底在哪儿，我不敢遑论，但一个共同的困难也许是在写作持续力上。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涌现出来，转而又消失掉，这个世界变化之快，选择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程序处于不断更新中，我们必须努力在外部和内部的双重震荡中寻找内心的平衡点。有了这个平衡点，才能更好地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态度。

　　张丽军：作为当前国内颇具实力、潜力和资质的作家，您认为您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您取得创作成绩的创作经验是什么？

　　金仁顺：断断续续也写了十五年了，不知不觉有些模式了。模式，或者说风格吧，难免有两面性，受到表扬的同时也要被批评。我个人的经验是，不要因为写作时间长了，变得油滑，有腔调，这是非常令人厌烦的。诚实、诚恳地写，并且持续下去。我们或许抵达不到什么高峰，但为自己营造个心灵的后花园，却是完全可能的。

　　张丽军：您谈到了长篇创作的困扰，不难看到，您对自己的创作情况是很清醒的，也是要求很高的。您认为自己的不足或局限是什么？

　　金仁顺：我的局限应该是来自生活和经历。线条简单，也没什么波澜。有些作家可以依靠自己的经历写作，我肯定不属于这一类。所以，拓展自己就非常必要了。

　　张丽军：请您谈谈您未来十年的创作计划或想法。

　　金仁顺：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想法，一直写下去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