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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把阿米巴原虫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阿米巴和爱因斯坦，都要解决各自的生存问题！”阿米巴之所以进化存活，所凭借者，无非“试-错-试-错-试……”之“试错法”——这恰好是爱因斯坦的方法论。 “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只有一步之遥”；然而，“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却又遥不可及”——因为两者之间，唯有爱因斯坦才知道“用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哲学家如是说。 世间万物，唯有吾人知道“用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哲学家一不小心，似乎代我们确立了批评的意义。不过，如果深刻检讨“理论的死亡”，那么，所谓“批评的意义”，有可能遭遇“非意义”的意义危机。 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1918～ ），西班牙天主教神父，神学家，生存论哲学家，佛学家、印度学家，“宗教对话之父”，他于1995年出版了《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提出“外在和平”和“内在和平”概念，并指明其区别：前者有可能靠“裁军”得到保证，而后者唯有靠“文化裁军”。所谓“文化裁军”，就是要放弃不同文化之间唯我独尊、你死我活的斗争，舍此无法保证“内在和平”——即吾人根本意义上的生存（存在）： 若有内在和平，仍有生存的机会；若无内在和平，就无以生存了。没有内在和平，人就崩溃。犯罪、毒品以及其他诸多个人与社会的灾祸都源于缺乏内在的和平。（《文化裁军》第21页） 今天人欲横流的文化现状，足以印证上述苦心孤诣的表述。今天，“大众消费文化”之发达，恰好显示其“文化水平是如何的不发达”（《文化裁军》第151页）：价值崩溃、精神失落、道德沦丧、你死我活、不择手段……让我们不得不肃然深思“文化对话”（包括宗教对话、文化对话、文化批评或文学批评）。需要一种“对话的对话”（《文化裁军》第150页），来突围“传统对话”。传统对话意味着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文化战争”或“理论战争”，其目的是某方的“胜利”，包括对方的死亡——“理论死亡”或“文化死亡”（“欧洲中心主义”和“义和团情结”各可引为一例）。与此相反，“对话的对话”坚信“胜利决不会通向和平”（《文化裁军》第23页），就吾人而言，没有“单方面的胜利或死亡”，也不存在“单方面的存活”： 因为生活本身是一场不断对话的对话。他方也总是有话要说。我不是世界的唯一窗口。没有“你”，没有其他所有人称代词，我的“我”也无以存在。[……]极性不是二元性，[……]极性是三元的。否则两极就不再是极了：它们将合并在一起或完全分裂。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就是如此，因为任何人都不是一个自足的单子。对话的对话不是旨在达成解决办法的对话，而是为了存在的对话，因为我离不了他人。“存在即共存”。（《文化裁军》第150-152页） 批评的愿景是什么？是胜利或死亡？是你死我活？是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是“存活”或“存在（即共存）”？是对话或“对话的对话”？ 批评可以选择“对话的对话”，其目的是“祈祷”共存的真理——这一真理大象无形，有可能让我们沦入盲人摸象的命运：大家争先恐后，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手握真理：真理（大象）像柱子！不！它像墙！不不！它像扇子！不不不！像管子！不不不不！像绳子！……争先是欲望，恐后是恐惧，既是想独占真理的欲望，也是怕抓不住真理的恐惧——这样一个“欲望/恐惧综合体”，唯有“祈祷”方能粉碎其奴役：真理什么都不“象”，又什么都“象”，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真理的确在每个人手中，但前提是“众生”相互效力、相互补充、相互依存，并最终“如一”。“如一”即圆满。圆满之外无真理。“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丧钟为谁鸣响，它为你鸣响。”（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生死边缘的沉思录》，第142页） 选择“对话的对话”之批评，或许可称之为“批评的批评”；它的基础理论来自耶稣；从“批评的批评”的角度，我们此刻恍然得以有所领悟：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圣经·马太福音》7章1—3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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