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成功擦肩而过的富兰克林
DNA之B型X射线衍射照片
1950年秋，22岁即从印第安纳大学拿到遗传学博士学位的美国“神童”詹姆斯?沃森，志得意满地去往哥本哈根，从事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翌年春天，沃森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做学术旅行，顺道参加一个小型科学会议。会议上，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物理学家莫里斯?威尔金斯展示了DNA晶体的X射线照片。沃森看后深受启发，意识到：假使基因能像一般化学物质一样被结晶出来，那就一定可以用通常的化学、物理方法测定其结构。
那一瞬间，沃森对化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萌生了与威尔金斯合作的念头。几个月后，沃森变更了学习计划，来到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并在那里遇到了刚从物理学领域转型、虽起步较晚但一心想在交叉学科上有所作为的生物学“老”研究生弗朗西斯?克里克。
二人一见如故，发现彼此的兴趣、思维方式和行为做派都惊人的相似。他们决计携手合作，以建模方式确定DNA结构。令沃森意外的是，比他大12岁的克里克跟威尔金斯居然是早就熟识的哥们。
起初，二人对成功并没把握，同行们也没太把这两个愣头青当回事。不过，他俩愿意“赌”一把，拼一拼。用沃森的话来说，“想要成名，肯定比成为一个从来没有冒险精神并备受压抑的学究要好得多”。
不错，像既往的许多科学发现一样，DNA结构的发现也有多种可能的途径。即便有着相同的想法，但科学家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各不相同，不同的方法决定了谁将最先实现目标；而且，往往是谁先发表了论文，谁才能最终赢取发明、发现权——荣誉和成功只“赐”给冠军。当中的“时差”，有时极短。这也正是“科学竞赛”的残酷之处。不用说，在这个狭小的研究空间里，所有的同行，彼此都被视为竞争对手。
然而，跟沃森与克里克这对“黄金搭档”形成反差的是，威尔金斯与富兰克林之间关系势同水火，几乎到了恶语相向的地步。缘由或许出自一个误会：曾在法国做过多年研究工作的富兰克林受聘来到伦敦大学任职时，威尔金斯恰巧外出不在。领导对她的安排及其承诺，让她理解是提供给自己的专项研究工作，而威尔金斯却想当然地把她看成了下属和助手。
富兰克林是个独立、好强的女子，对性别歧视特别敏感。在当年对女科学家怀有偏见甚至敌意的环境中，她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不甘受到威尔金斯的“领导”和钳制。此外，由于分工不同及研究思路差异，二人毫无共同语言，甚至连交换信息都做不到，别说合作了。
作为专业的结构晶体学家，富兰克林不相信直观的揣测，而是想用直接的方法来解决DNA结构问题。其实，在1952年前后，富兰克林已通过实验证明，DNA根据水分含量的差别分A型和B型两种形式存在。
但谨慎的天性使她进展缓慢，她在不断地完善DNA的X射线衍射图谱，并独自进行数学解析。她始终也不敢相信DNA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呈螺旋形，而是将其视为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情形。
不过，富兰克林提出的一个构想——螺旋的结构很有可能是磷酸—糖的骨架在外侧，而核苷酸碱基伸向内侧，给沃森与克里克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个时候，一场围绕DNA结构之谜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已然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被认为最有可能解决DNA结构问题的莱纳斯?鲍林误入歧途而不自知，令沃森与克里克备受鼓舞，加快了研究进度。
之后不久，沃森去找富兰克林交流DNA结构问题，因意见不合争吵起来，不欢而散。他退到门口时，碰巧遇到前来找他的威尔金斯。后者坦言，他一直在助手协助下，悄悄地重复着富兰克林的某些X射线工作，同时还给沃森看了一些新的X射线照片，其中包括由富兰克林拍摄、一直秘而不宣的一张DNA之B型X射线衍射照片。
“开悟”了的沃森与克里克随即展开新一轮建模工作。1953年2月28日，克里克冲进剑桥大学校园内的老鹰酒吧，大声宣布：他和沃森“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将近两个月后的4月25日，他们撰写的千字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引起轰动。
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始。
1962年，沃森、克里克与威尔金斯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富兰克林却于4年前因癌症英年早逝。
1968年，沃森出版《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个人经历》一书，书中有不少对于富兰克林个人品性和学术水准的负面描述，引来不少板砖。而克里克1974年则在为一部书撰写序言时坦陈，他与沃森两人中“谁也不会单独发现DNA结构，但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却相当接近于取得成功。实际上她只差两步。她只需认识到两条链是反向平行的和发现碱基配对就行了”。
2003年，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将一栋新大楼命名为“罗莎琳德—威尔金斯馆”，以纪念这两位曾经的同事和“冤家”为发现DNA结构所作出的贡献。沃森在命名演说中说道：“我看到了罗莎琳德的X射线照片……我并没有跑进去翻抽屉，把它偷走，是别人拿来给我看的，……一个月后我们便做出了这个结构，……罗莎琳德的贡献是我们能够有这项重大发现的关键。”
责任编辑：Judy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