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吉安：视觉理性的“建构”文/李宁 转载自《东方艺术-大家》2013年6月刊
在一种既定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都会试图去获得一种现成的经验。但在用这种被动的经验去看待一种现象和问题（没有一种问题共鸣感）时，所得出的结论却往往是没有经过考察和思考的远距离观看。而经验在这种共存的文化背景下的无效性也制造出了一种不共存的现象：在一种看似合理的视觉现实中经验渐渐地失去了作用，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发现问题的线索。因为往往在我们质疑一种经验的时候，首先是要拨开表层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共存经验的影响，并对其本质进行干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对一种惯性的、感性层面的观念制度的质疑。如何在经验中产生碰撞，这时需要一种行为——制造“事件”，让“事件”引发的视觉性抱有怀疑和警惕，延伸到在使用固有的经验看问题时所带给它的一种感性到理性的冲击。对于艺术的方法论来说，难免会把一种社会化的现象和问题转化为一种制度式的视觉呈现，并迫切地希望自身关于社会性的表述能够直白地在视觉中生效。但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来对当下文化和社会性进行更深层的呈现，并在思考之后以视觉的形式对其提出新的问题呢？
这个疑问或许是每一个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和困境，而对于这一问题艺术家姜吉安有着个人的观看角度，他往往会从对人的个体的观看再到对整体的反馈这一切入点去观察和发现问题，并且发现在当下这种既定的文化环境中，个体并不代表着个体本身，它是一种被文化制度驯化过的共存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写照。而在这种大背景下，知识的传播是一种带给个体被动观看后反馈给另一个个体的视觉经验，而对姜吉安来说真实性是否会变得模糊，这构成了一种线索，同时这其中与大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有怎样的关联，这些都是构成他思考的基础元素。
姜吉安 《遮蔽 No.2》
从社会文化本身出发看问题，并不等于就直接的去呈现社会化的视觉样式。姜吉安给出的反馈是，他一直专注于一种视觉本体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大的文化感性层面和意识形态的制度点上进行放置的。他试图提出问题，并建构一种在现存合理视觉现象中存在的新视觉逻辑。首先出发点是生成一种新的视觉表象，同时自我建构的逻辑是具备一种合理性的。从他的《两居室》作品来看，其中有我们在共存的文化系统中所接受到的知识经验，但它受到了一种合理的视觉现实的冲击，产生出一种对抗——经验性与视觉真实性之间的冲突。我们进一步观看，这其中的经验是指什么，并且在这种语境下，经验总是介于有效与无效之间。被统一控制过色调的物件，与本身更更贴近于美术教育系统制度的光影法，在这个特定空间中被视觉化。而经验的有效在于，空间现象的真实存在是符合着这种光影分析法的现象的，但是在这种原理经验面前错综复杂的光影关系顿时是失效的，以这种光影原理去观察，反而显得更加虚假，正是因为这种强加的话语让我们看现实时贴上了标签。这似乎也质疑了一种概念的文化传播经验，而这种发问显得更有内在问题性。 姜吉安通过对视觉现象到视觉问题的研究，逐渐获得了一种自身的语言方式，而这最终并不倾向于一种个性化，而是持续在传达他所关注的话题。他从早期就一直致力于一种对视觉问题真实性判断的探讨。而他一直在思考一种更属于他个人的更深层的“发现”，姜吉安喜欢在更接近生活的，人们不甚关注的问题上找问题，在他一段时间的作品中，会有一种现象——用艺术的问题来呈现艺术。在这种多媒介的当代艺术语境里，艺术家逐渐会远离种种最基础的元素，同时打开对综合媒介的使用，来用更加知识综合的方式去完成所要到达的观念。而在姜吉安的作品中频繁的出现石膏几何体，在很多人来是太基础的，甚至和当代艺术都不可能构成关系的一种元素。同时在此警惕的分化出几个问题点，一是看待这种元素初级性的角度，这种话语的出发点是一种受美术教育系统驯化过的一种观看，它上升到一种意识形态。这也正是他所要获得有效性的地方，他要获得现在的这种共存的观看经验，来制造一种不共存的视觉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在用艺术的态度来解决自身的艺术问题。
姜吉安作品《丝绢15》解析图
近几年姜吉安一直围绕着绢本绘画进行创作，或许有人会把他定义为当代水墨艺术家，但从他90年代到现在的创作实践过程来看，我认为不能把他单纯的定义为一个当代新水墨的艺术家。从他过去的空间装置作品到现在绢本绘画来看，绢本绘画的创作是他对于材料引申问题的使用。这也同时展开了对于艺术家本身使用绢本绘画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问题的一系列探讨。往往涉及到有关“当代水墨”之称的作品时，人们总是会把“传统”这个概念提出来并进行讨论。提到对姜吉安创作的观看，他对传统有这样的看法，“始终不会把传统当作一种符号来看待，传统并不是被固定的定义成这样的或是那样的一种画法，它应该是一种不同的世界观系统，同时指引了很多生活的方向，对于艺术来讲，传统真正有价值的是这种思想系统，并且它在这种当代的语境中显得更有效”。同时姜吉安对于这种传统问题进行发问的方式更加不同，首先他引用了现存传统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一种人们陈旧的、表面的、惯性的看问题的方式，而与真正以往的传统状态相比似乎处于一种文化难以渗透的漂浮状态之中，从整体上来看只剩下了一种传统的样式。姜吉安正是对这种形式化定义传统的方式产生了质疑，从而挑战一种教化的经验和制度。他试图再制造一种我们前面提到的行为和事件来干预这种所谓传统的不可靠性，使用的是一种生发矛盾的方法。绢本绘画作为他说明问题最有效的可实施的对象，姜吉安提取了绢本对传统制度问题的针对性，同时设立了一种象征着西方绘画的系统并和这种制度产生矛盾的光影的方法，而光影作为了最体现这一问题的基础元素。而制度在这里会是一种现存的大的文化和艺术层面上的经验。这样看来他很大一部分丝绢的作品都是对一种绘画制度经验的质疑。
事实上姜吉安一直是在用视觉的经验问题，并针对现在中国艺术的现状，来干预艺术自身形而上学的部分，同时这也是对意识形态系统提出问题的体现，是对感性的重新建构，并且逐渐的在这种视觉问题中进行着身体和行为的干预。而他的新的系列作品“剩余价值”似乎打开了一种新的视觉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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