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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旧士人 “士”的本义是成年男子，最初指氏族中从事战争的男性成员。统治集团形成之后，“士”又可以作为各级贵族的总称。西周的“士”就是指这种贵族，他们既是政府官员、知识技能的传承者，同时也是王室宗族的成员。由于西周实行封建制度，各级贵族都领有一定的土地和人民，成为农村公社的领主。因此，作为贵族的“士”，在西周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既是宗法国家政权的当然成员，也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 东周时，社会发生激烈变革，士的角色发生了分化。由于分封制度的崩溃和宗法制度的破坏，“士”作为贵族的角色消失了，但是他们仍有机会扮演政府官员、或知识技能传承者的角色。同时，原来并非贵族的庶人，由于也有机会扮演官员或知识者的角色，并得到社会的认同，也获得了士的地位与身分。这时的士，有的是以自己的技能为当时的诸侯国君、贵族服务，他们被称为策士或纵横家，食客或养客，也可以统称为游士。这些游士，与当时国家政权仍结合在一起，但由于失去了贵族的身分，他们与乡村社会脱离了，不再是农村公社的统治者。 另外一些“士”专门创新、传播文化知识，或以统称为“学士”，并形成了春秋战国时代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士”的分化中，儒家的士比较独特，他们以传承和传播知识技能为本职，而这些知识技能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他们自认为有担任官职的资格，这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但因此同时。同时他们又认为，他们的人生价值是可以独立于政治体系的，他们有独立的文化信仰，可以凭借文化修养安身立命，这就是所谓的“士志于道”。 到东周时，政府官员、知识传承者、贵族成员三位一体的“士”的身分分化了，其中贵族成员的身分随着分封制度的崩溃而消失，“士”分化为政府官员和知识传承者两种的身分，而儒士又通过“学而优则仕”这种独特的信念，将两种身分结合起来。无论是游士还是儒士，由于失去贵族身分，脱离了乡村社会，但他们与国家政权仍保留着密切的关系。 秦朝建立后，游士失去了选择国君的机会，他们必须为秦朝服务，成了秦朝的官吏。同时，秦朝为诸子百家都立了博士官，学士也被纳入到官僚体系中，成了秦朝的官吏。在汉朝，士基本沿续了他们在秦朝的命运，《汉书》称“学以居位曰士” 。汉武帝时，儒家文化被专制政权所接受，儒家文化垄断了博士官，以儒家文化的标准选拔官吏。这样，将知识技能、文化信仰与政府官员结合起来的儒士，成了“士”身分的主流。不过，儒士又由于其独立的文化信仰，而区别于纯粹的官吏： 儒生习道行道，文吏习事行事……王充不惮其烦地强调习道之儒与未受道之吏因此而来的德行、功业诸方面的明显不同：由于儒生胸中富于“经传之学”、“先王之道”，具有深厚的精内内蕴，而文吏不学经术之义，既“空虚无德”，又乏知虑之明，所以当两者共同进入社会政治领域的时候，所成就的就将不啻是深浅多少上的差别。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士”的主流，儒士在文化信仰与政府官员两种身分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两汉时，士的身分又与宗族组织重新结合起来。秦朝建立后，国家体制完全排斥宗族组织，民间的宗族组织遭到全面打击。然而秦朝的统治很快就崩溃。西汉政府对有势力的宗族组织实行限制和打击的政策，但宗族在民间重新组织起来，并形成不小的势力，特别是许多官僚的宗族势力壮大起来：“在两汉三百年来大致安定的政治社会中，他们（官僚与士大夫）一直扮演着中间角色的功能，长期间发展，使这些中间人构成一个特殊的团体与社会阶层，地方豪族之士大夫化，以及士大夫之家族化，走向了中古士族之道路。” 东汉政权依靠宗族势力建立，因此东汉期间，宗族势力极普遍的发展起来。到东汉末年，有势力的宗族（“大姓”）与对地方官吏选举重大影响力的“名士”相互支持，普遍控制了地方政权。在这种背景下，“学而优则仕”的士，除了通过努力而成为官僚外，还进而组织自身的宗族，形成自己的势力。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在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的基础上，魏晋政权中形成了一批以宗族为主体的新的政治权贵。同时，魏晋政权通过九品中正制，保证这批宗族垄断政治权势，这些由九品中正制保证其政治权势的宗族力量就是“士族”。这样，文化识知、政府官员、宗族组织三种属性，在“士族”身上重新统一了。魏晋以来，由于士族对当时的社会与政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整个社会越来越强调自身的宗族属性，“士与宗族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换言之，宗族这个体现了血缘、地缘关系的特殊社会组织，成了士存在的难解难分的背景。” 这样，士族既是国家政权的当然力量，又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再次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整合的中坚力量。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性，与皇权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政治联盟的关系，甚至保留了争夺皇权的力量，出现了“东晋门阀政治”，并在此后形成了士族与皇权在政治上长期较量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士族”与秦汉之“士”有很大的不同，“士族”不像传统的士人那样完全依赖皇权而存在，而是具有某种程度政治主体性。不过，在专制政治体制下，他们始终是通过不断地获得官职的手段来保持其政治势力的，对皇权始终具有依附性。隋唐时期，专制政权开始实现科举取士，“门第”不再是保证士族成员保持政治地位的充分条件，科举的成败却成了继续保持家族“门第”的重要条件。出现了所谓“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 、“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 的现象，“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 这样，宗族组织与“士”的身分再次分离了。由于科举的发展，大量士族脱离乡村社会，使士族呈现中央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同时，由于唐朝仕进之途依凭的主要不是儒家传统文化，而是文学辞令，因此儒家的学术思想并没有通过唐代的文学之士而得到重要的发展。这样，“士”的儒家色彩也变淡了。唐末五代，士族遭到严重打击，藩镇割据，科举之士越来越多的充当藩镇的幕府，他们不再需要为唯一的政权、或君主服务，儒家的伦理规范随之消失，于是，宗族与儒家文化的因素，再次从“士”的身上剥离，这时的“士”类似于战国时的“游士”。这样，“士”再次扮演着国家官吏的角色，而与乡村社会脱离，无法扮演整合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角色。 唐朝的中后期，唐朝的国家秩序面临崩溃之势之时，有些士人开始思考如何重建当时的国家、社会秩序，于是再次发掘儒家文化中精神信仰层次的传统，并利用各种文化资源，以复兴儒学的名义，整合出一套思想文化体系。这个以韩愈等人为核心的文化运动在当时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五代时期，出于对政局的绝望，许多儒士归隐民间，以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所谓“鲁儒犹往往抱经伏农野，守死善道”。有的甚至做了道士，被后人视为怀抱儒家精神的陈抟就是典型的例子。 入宋之后，科举大兴，“士”主要是指科举入仕的政府官员。但其中有些人主动继承儒家文化传统，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创造出“理学”这种儒学新形态，再次将儒家文化与士人身分结合起来。以儒家文化来确认“士”的身分，这种意识在程颐身上体现得十分强烈，他说，“士之于学也，犹农夫之耕，农夫不耕，则无所食，无所食，则不得生。士之于学也，其可一日舍哉。” 程颐只能认同信仰儒家文化的“士”，“今之学者岐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 他又说： 及周室下衰，道不明于天下，才智之士甚众，既不知道所趋向，故各自以 私智窥测天地，盗窃天地之机，分明是大盗。 ……如经解，只是弄文墨之士为之。 佛亦是西方贤者，方外山林之士，但为爱胁持人说利害，其实为利耳，其 学譬如以管窥天，谓他不见天不得，只是不广大。 同时，程颐还将出仕任官的“士”分为两种，一种是“志趣污下”的“世俗浅士”：“若夫世俗浅士，以守道为迂，以稽古为泥，适足惑乱人主之听，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高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此风不革，臣以为非兴隆之象。” 他认为朝廷不应该取这些“世俗浅士”任官，“尔今取士之弊……概投名自荐，记诵声律，非求贤之道，尔求不以道，则得非其贤间，或得才，适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 而应该任用信仰儒家文化的“有道之士”：“自古以来，岂有履道之士，孝闻于家，行着于乡，德推于朝廷，节见于事，为其言合圣人之道，其施蹈经典之训，及用之于朝，反致败乱者乎。” 在理学家的观点中，将儒家文化与科举出仕，是构成“士”的两个必要条件。朱熹说，“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虽然他的本意是说科举对于人格修养是有害的，但他不得不承认：科举与读书对于“士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必的。总之，理学家将儒家文化与政府官员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认为这样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士”。 与此同时，在宋代，“士”的身分也渐渐地与地方家族联系起来。包弼德特别重视士人身分与地方家族的关系，“科举为士人家族提供了重新确认自己是士的手段”，他甚至认为，“当科举成为使对地方的支配权合法化的一条途径，教育显然就变得与个人行为无关”。这样的判断过于夸张，但不可否认，宋代的确有相当多的地方家族希望通过子弟的科举出仕，来提升和维持家族的地位，比如陈瓘就是为了家庭地位的提升而参加科举的：“陈瓘，字莹中，南剑州沙县人，少好读书，不喜为进取学，父母勉以门户事，乃应举，一出中甲科。” 宋代的“士人家族”与魏晋时代的“士族”有明显的区别。魏晋时代的“士族”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且这种政治力量根源于强大的宗族势力，以至于当时的政权必须以“士族”为基础，皇权必须得到“士族”的支持才能维持，通过九品中正制，“士族”还基本垄断了高层官员的职位。“士族”是因为其强大的宗族势力而获得政治地位的，而宋代的“士人家族”与此相反，他们是依靠科举出仕来维持其家族的地位的，他们的政治地位依赖于皇权，而不是皇权依赖于“士人家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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