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当选主席、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奥尔德里奇： 学会超越自己的狭隘来看待问题
本报记者 李纯一
如今，美国政治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充满着技术化的辩论。要想阅读并作出回应，就必须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语言和工具了如指掌。那么，统计方法和形式理论是如何被引入政治学领域的？何以现在的这一领域能被称为政治科学？近日，本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当选主席、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奥尔德里奇。
现在打开《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和《美国政治科学季刊》，你可能已经很难看懂了。美国政治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充满着技术化的辩论。要想阅读并作出回应，就必须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语言和工具了如指掌。那么，统计方法和形式理论是如何被引入政治学领域的？何以现在的这一领域能被称为政治科学？
这要从50年前说起。1962年，威廉·赖克（WilliamH.Ri ker）来到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当时该校政治学系的规模很小，只有6位教师，也没有研究生课程，几乎无人知晓。赖克将实证政治理论，包括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运用到现实政治的研究，由此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他的同事小理查德·芬诺（Richard F.Fenno,Jr.）说服学生们将注意力转向美国国会研究，而这一做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及其产出的成果不仅让人们在理解美国国会这一点上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也让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系不出十年，就跻身全美顶尖的政治学系之列，并成就人们现在所知的“罗切斯特学派”（Rochester School）。
罗切斯特学派相信，要理解错综复杂的政治进程，引入统计方法和形式理论有着巨大的价值。他们的方法深刻改变了政治学这一学科，其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们也始终致力于推动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和科学地研究政治这一使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奥尔德里奇（JohnH.Al dri ch）就毕业于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系最辉煌的1970年代，他的博士论文也以定量分析美国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为题。此后他一直在投票、选战、政党等美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社会和集体选择、博弈论、空间建模等形式理论，以及统计方法论等领域持续耕耘。奥尔德里奇于2001年成为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于2012年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当选主席。近日，他在来沪参加2013上海交通大学社会科学暑期方法营之际，就美国政治科学、罗切斯特学派的历史以及美国政治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将两个已有的研究传统以全新方式融合，是罗切斯特学派成功的重要原因
文汇报：作为一名政治科学家，您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何以被称作一门科学，它在什么程度上是一门科学?
奥尔德里奇：政治科学家是科学地研究政治的人。要知道，研究政治的人并不一定都是采用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会问为什么，并且尝试系统性地回答这个问题，以数据为客观的衡量标准，而不是以研究者个人的主观评价为标准。因此，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是完全可行的，美国政治科学里一直存在这样一个传统，现在已经蔚然成风。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它也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分支。
文汇报：政治科学是否假设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
奥尔德里奇：这个问题要从我念研究生的学校说起。我硕士和博士阶段就读的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系，是将人作为理性行为者、并建立基本的系统模型为研究基础的。这种方法对研究国会议员如何行为及投票、如何竞选连任等事务非常有效，因为国会议员有强烈的动机来理性行事——他们的政治生涯就建立在遭遇各种境况时有否做出可能的最佳选择，而这也就是“理性”的一种定义。
人们在与政治互动的过程中会使用的应对和策略一直让我很感兴趣。不过，这不是对政治做科学考察的唯一路径。另一种主要的方法是心理学的模式，在研究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投票行为时，心理学是更主要的方法。因为公众和国会议员、政治精英不同，他们对大部分的政治事务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花大力气去了解，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因此，公众是在用相对较少的信息来快速作出决定，这些行为就通常是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而不是可以使用理性模型的研究范畴。
文汇报：您提到您就读的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系，其在1960年代就因使用实证理论研究现实政治而声名鹊起，成为美国顶尖的政治学系之一，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派。可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研究方法兴起的背景？
奥尔德里奇：回顾政治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大多数时候，学者们都在研究政治学的规律及其在历史上是如何被使用的。然而，二战以后，政治学像所有社会科学一样也发生了“行为学转向”（behavioral revolution）。对于政治科学来说，这就是要去研究人们在想什么、相信什么，以及这些态度如何塑造他们的行为。罗切斯特学派将体系性的制度同人们的信仰、价值和目标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在像如何设计选举、如何让提案在国会通过成为法案等事务中，人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因此，罗切斯特学派是将两个已有的传统用一种全新的、激动人心的方式融合起来，这也是其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汇报：罗切斯特学派重视形式政治理论（formal political theory）和定量分析方法（quantitativemethods）。形式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theory）有怎样的关系？对后来的政治科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奥尔德里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形式政治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之间有一种操作层面的联系。因为研究理性选择理论不是一定要使用形式的或者说定量的方法，但如果用的话，会很有帮助。罗切斯特学派在很多方面都从经济学借鉴良多——1960年代时，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学变得非常地数学化，因此政治学可以直接从经济学借用已有的形式化建模（formal modeling）。试想，我现在断定说如果事件A为真，事件B也为真，那么接下来一定会发生事件C。你可能会相信我，但是，假使我能用数学化的方式来证明，就会让我的结论更有底气。在这里，逻辑和数学就成为推出这一结论所必需的了。
罗切斯特学派迅速崛起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理性选择理论、形式政治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都非常地适合研究选举、国会等几乎所有美国的民主建制和活动，这是一个全新的、振奋人心的研究方法。
文汇报：您认为，形式政治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发展至今，在解释各种政治概念、制度和现象中，是否发现了若干限制？它是尤其适合解释美国政治，还是可以跨越国界，用于其他国家政治的研究？
奥尔德里奇：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是在研究美国政治的过程中发展成型的，因此其大部分发现都是基于民主如何运作。所以，将之运用到研究其他民主政体或建制，是很“自然的”，或者至少也是相对容易的。而最近，理性选择理论也开始被年轻学者们用来研究非民主的政体。
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则是另一回事了。长久以来，至少在美国的学术界，这一领域被“现实主义”进路所主导，即主张国家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行动。这也是另一种定义理性选择的重要方法，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理性选择理论也很适合解释国际政治。
文汇报：政治科学是希望做一些价值中立的研究吗？
奥尔德里奇：首先，我们研究的是带有价值观的人，作为科学家，我们要确保的是在观察其他人如何行为和表现的时候不要带进自己的偏见。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自己的政治价值观。我一直寻求这样一种研究环境，即我最后做出的研究结果能帮助我学习、并践行自己的价值观，但我在做研究、阐释数据的时候，是力图避免自己的价值观迎合我的观察、或扭曲我的观察的。
文汇报：希望经验性地解释政治现象的政治科学，和以某种政治价值为出发点的政治哲学之间是否存在交集？还是随着各自的发展，两者已经相互分隔？
奥尔德里奇：罗切斯特学派的方法，及其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运用，一直包含着这样一个主张：形式模型可以产生出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实证论点，并且多多少少与此同时，会对我们应该如何设计选举系统这一问题产生出一种哲学上的立场。有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那些提问选举及相关体系如何实际运作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回答这些问题时使用的就是理性选择理论。这可以体现出两者的交集。
美国政界人士对政治科学家的想法不是那么感兴趣
文汇报：您从1980年代以来撰写分析历年总统大选的《变化与延续》系列。在您看来，美国的大选模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美国政治科学的形态？
奥尔德里奇：美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在于，政界的人对政治学家的想法不是那么感兴趣。总的来说，我们和政治体系是互相隔离的。
美国的政治科学和其他国家的政治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多地是以美国政治为研究背景，因此民主及其如何运作这个问题几乎主导了美国政治科学的研究，而在其他国家不是这样。现任的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曼斯布里奇（JaneMansbridge）教授曾有一段时间很痛苦，她觉得将来很可能会有政治科学家对研究民主政治不感兴趣了。所以，我们美国的政治科学家有整个政治体系和国家科学基金（NSF）在背后使劲推着，让我们努力回应我们的研究对美国政治科学有何价值，对理解民主、尤其是美国的民主有何价值，这样就会令一些更重要、更宏大的问题，如世界和平，被排除在思考的范围之外。
因此，对民主尤其是美国的民主的研究，确实塑造了美国政治科学，塑造了其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很狭隘的，当然每个国家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狭隘的，只是不同的狭隘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地方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学会超越自己的狭隘来看待问题。
文汇报：您说到美国的政界和学界是相互隔离的，那么又如何解释学者和官员之间相互流通的“旋转门”现象？
奥尔德里奇：“旋转门”只在少数时候包括学者，更多时候是指政界、商界人士，以及游说政府的人在相互流通。要说美国政界人士想找的学者，也通常是其他学科的学者，而不是政治科学家。他们想知道如何去赢得选举、如何通过法案，因此我们的专业知识对他们来说似乎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通常是能够帮助制定卫生政策的医学专家，或者知道怎样能创造更多工作岗位的经济学家。
文汇报：在您看来，在美国选举方面，这些年来最大的变化和延续分别是什么？
奥尔德里奇：最大的变化并不和总统直接相关，而是跟国会有关。现在，国会两党的分化更严重了。过去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有许多偏自由的民主党人，但也有部分偏保守的民主党人，有许多偏保守的共和党人，但也有部分偏自由的保守党人。而现在，几乎没有偏保守的民主党人，也没有偏自由的共和党人了。这改变了国会两院的选举，也改变了国会的形态。这对总统也有影响，总统更多程度上是被作为所在党的代表，而过去，总统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度，可以为所在党工作，但也会为另一个党而工作，现在不再是了。
最大的延续性在于选民。从我们写第一本书的1980年代到现在，并没有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选民结构变得更多元了，有了更多的西班牙裔和各种少数族裔，他们来到美国并进入了美国的政治体系，甚至有人说将来白人会成为少数族裔。但是，相比政治家的变化来说，选民还是具有更多的延续性。
文汇报：这些年来，选民的政治参与度有怎样的变化？
奥尔德里奇：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参与度从1960年代以来一直都在上升。我们都知道1960年是一个高点，但过去的两次大选可能还更高一点。2008年大选的投票与参与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也比2012年高。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文汇报：稳定的政治参与度，是否可以称为美国的“社会资本”？但罗伯特·普特南（RobertD.Putnam）也曾写过《独自打保龄球》，认为美国社团组织的逐渐消失代表了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
奥尔德里奇：参与，特别是政治参与，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现在我们也一直都在讨论普特南说的美国社会资本的问题。比如，人们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社会或政治参与和面对面的参与一样吗？当然有所不同。但通过互联网能建立起社会资本吗？普特南认为完全没有可能。但我想，网上生活和其他日常生活其实并不是分开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我的主页上会有朋友来打招呼问最近过得怎样，虽然我很少更新、很少看——但我们的下一代就不同，互联网已经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建立是有贡献的。所以，我并不像普特南一样悲观，觉得美国的社会资本衰落了。
调查作为一种滞后的工具，关心的是即刻的事实
文汇报：您曾在中国开展不少调查项目，如关于能接触海外媒体的中国人对时事的看法，关于乡村选举，关于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等。在这么多各种不同的调查中，您都是如何选取样本的？
奥尔德里奇：我们做的调查里有一种，如在拉美国家的调查，是可以购买已经做好的调查里的问题的。只有一小部分的问题要自己提。这会让我们的研究简单许多，可以快点腾出手来做很多其他事情。
像在非洲、东欧和其他晴雨表类的调查里，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在每个国家里找到一个有强烈研究性取向的、高品质的调查团队，这就需要有找对人的判断力。举个例子，如果一项调查涉及30个国家，就要找30个不同的团队，通常是从受雇的大学学者里选出来组成的。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找的团队不对，那么可能就会破坏整个调查。
文汇报：对于一个跨国的调查来说，最核心的是对各国文化传统和心理的熟悉吗？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是否会根据不同国家调整问法？
奥尔德里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实际上，我们在翻译问题的时候要用不同的语言完全表达出同一个意思都是很难的。是的，对于你想要测量的概念，要让各种人都能够理解，并且在提问中很好地使用这些概念，是跨国调查中最有难度的技巧之一。
文汇报：现在还会采用电话或面对面的调查吗？现在，调查技术相比几十年前，有了哪些进展？大数据会改变调查的形态吗？
奥尔德里奇：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是喜欢做面对面的访谈。这是这行的“金律”——如果想要把一个调查做出最高质量的话。但是现在做面对面的调查太贵了，电话调查也越来越难做了，完全通过打人家手机做调查会有很多麻烦。最新的技术是互联网调查。但即使到今天，互联网调查还是做得非常糟糕，就像没做一样。
大数据对我们这样的调查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而是对社会科学有非常大的影响。调查所关系的是一个狭窄得多的、即刻的事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像棱镜事件和大数据会让人们对参加调查产生反感，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害怕个人信息受到侵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思考这些创新的方式，来理解人们究竟如何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处理信息，并做出决定。下一代的学者可能会做出真正有进步的研究。
在接下来的20年里，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些技术发展对调查的影响。这里存在真正的机遇，也有一整套问题需要解决。调查将来或许不会再使用传统的方法，但我想，它一定不会发生激烈的改变。因为调查是一种滞后的工具，是同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情保持一致。
文汇报：您曾于2006至2012年担任《科学》杂志书评版的编辑。《科学》杂志也关注政治科学的作品吗？
奥尔德里奇：这段经历很有趣。我是在书评版面，另外还有一位同行在论文版面。《科学》也认同说，有些好的成果是自然科学的，有些则是社会科学的。当然通常他们发表的是生物、化学、物理学方面的进展，但他们也希望对最好的社会科学成果有所覆盖。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在我们这行里重要的、高质量的社会科学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