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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地处内陆的合肥也慢慢地受到影响。特别是1877年芜湖正式开埠后，合肥的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自然经济结构加速解体，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变，至20世纪初合肥的整个经济社会面貌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对合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太平军在合肥曾取得了两克庐州、三河大捷等辉煌战绩。而以合肥人李鸿章为核心的淮军和淮系集团的兴衰，不仅是合肥地区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影响晚清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合肥向近代社会转变
鸦片战争以前，合肥的经济结构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大农村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得相当紧密，大多数农家过着男耕女织、自筹衣食的生活。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使中国沿海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变化。但在1877年芜湖正式开埠之前，由于合肥地处华东内陆腹地，洋货的输入较少，合肥地区的自然经济结构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同时合肥又是太平军与清军反复较量、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连绵不断的战争，清朝军队的掳掠，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合肥地区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甚至“有百里无人烟者”，庐州府城极度萧条。据光绪《庐州府志》记载，自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至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的65年间，庐州府五州县人口由351万减至140万。
1877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芜湖正式开埠，标志着帝国主义对安徽直接经济入侵的开始。芜湖开埠后，外国“冒险家”、商人纷至沓来。他们在芜湖设立各种商行，雇佣买办在安徽各地收购农副产品，又把各种洋货倾销到各地。合肥四乡均有外国洋行的代办商号。商号利用买办资本推销鸦片、棉纱、棉布、煤油等商品，同时压价大量收购农畜产品。仅合肥城内和丰乐河两处就设有收购庄20多处。有的洋商专门在合肥周围以每斤10元钱的价格收购鸭毛，运至上海，经粗加工后运到德国汉堡、柏林等地，供制造床垫之用。当时，每天仅从合肥经巢湖往芜湖的民船就达数十只，运去的是米、麦、菜籽等农产品，带回的是各种洋货。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全面形成，合肥被一步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市场。据《合肥采访概要》记载，清朝末年，合肥向外年运销的各种物资数量为：稻米130万担，棉花3万担，鹅毛6000担，鸭毛1万担，鸡蛋3万担，麻油1万担，豆油2万担，花生油5万担，小麦15万担，土布80万匹，杂粮3万担，牛皮8000张。每年由外地输入合肥的主要物资品种和数量：洋纱8000件，布匹5000件，香烟5000件，火油5万箱（桶），洋火（火柴）4000件，纸张14万件，盐30票，煤2万吨，炭4.8万担，木材1.5万码，毛竹5000万元量，杂货300万元量，铁8000件，瓷器1000担，茶叶5万篓，麻2.4万担，特货1000万两，颜料4000件等。合肥向外输出的主要是农副产品，而输入的主要是纱、煤油、火柴等洋货，表明合肥已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而商品交换量的扩大，也表明合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
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合肥逐步向近代社会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合肥出现了一些近代工商业，近代教育、近代科技都有一定程度之发展。1893年，合肥设立庐州电报局。1894年，李鸿章家族在合肥设立“李栈”，筹办招商局，经营合肥至芜湖的小轮船运输业务。1896年，外国传教士进入合肥，建立教堂、医院、学校。1901年，合肥开设“庐州邮务局”，属大清邮政管辖。
1902年，合肥开始兴办新式教育，李鸿章嗣子李经方在庐阳书院旧址创办庐州中学堂。1905年，合肥县立丙等小学堂创立。1903年，肥东人洪明炯采用木织机试织成功360条毛巾，其后，洪氏在合肥先后开办了“洪远记毛巾厂”、“华阳毛巾布厂”、“洪远记染坊”等企业。外省移民和外埠商家也纷纷来合肥投资。山西人来开设“典当”，湖北人经营“汉坊”，福建人生产“糕饼”，江西人经营木材，金陵、皖南人开办陶瓷、纺织厂店。至20世纪初，合肥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完成了向近代社会的转变。
太平军两克庐州与三河大捷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开始。太平军攻城夺地，势如破竹。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建为首都。为推翻清朝统治，巩固天京，太平军随即开始北伐、西征。不久，西征军攻克安徽省会安庆，清政府遂以合肥为临时省会。11月，太平军又连克桐城、舒城，随即自舒城起程，于12月12日黎明，兵临庐州城下。
其时，太平军自安庆至庐州，连营400里，气势恢宏，而清军也在庐州城内外重兵驻守。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领兵驻守城内，寿春镇总兵玉山率滁州营守北门，江忠源之弟江忠浚率湘军驻城西五里墩，陕甘总督舒兴阿所部15000人屯岗子集，总兵音德布领滇兵布防于十里铺。
太平军兵临庐州，到任才两天的江忠源，恰成瓮中之鳖。为了负隅顽抗，江忠源下令焚毁环城外围房屋，著名的包公祠即毁于此次大火。但是，“庐州城周围二十六里，为堞四千五百七十有奇，总七门”。面对偌大城池，拥有数千兵勇的江忠源，力不从心，穷于应付。他派亲信兵勇分守城门，又强令市民出人、出钱、出粮，上城分段把守。
太平军占据城外未被烧尽的房屋，环城构筑土垒，重兵围困城池，运用围点打援战术，首先肃清了城外敌军。12月17日，太平军大败清寿春镇总兵玉山、已革安徽按察使张印塘援军于拱辰门外，阵斩玉山。19日，败音德布于大西门外，迫其退至20里外之大蜀山。1854年1月12日，舒兴阿率兵万人从冈子集进援水西门，太平军迎击于四里河，并派兵绕道掩袭敌后，重创清兵。清军“马兵四溃，舍骑而徒，或走匿松林中，骈坐雨泣”。
1854年1月14日凌晨，雾气弥漫，咫尺莫辨。太平军在水西门一带用地雷炸毁城墙，向庐州城发起攻击。把守拱辰门一带的徐怀义的庐州勇与周恩的霍邱勇，在太平军的感召下，将长绳系于城垛垂至城外，接太平军入城，并绕城高呼：“贼至矣，贼至矣。”清兵“人人心惊胆落，哭的哭，喊的喊，跑的跑，走投无路”。江忠源见大势已去，只得投河自杀。清安徽布政使刘裕珍以下不少要员被太平军镇压，署知府胡元炜投降。
1月16日中午，太平军举行声势浩大的入城仪式。胡以晃、陈享荣等太平天国文武官员率太平军自大东门整队而入，观者如潮。太平军贴出告示：“士农工商各有生业，愿拜降就拜降，愿回家就回家”，全城秩序如常。当年8月，太平军在庐州和三河一带推行太平天国的《计亩征粮纳税法》和《乡官制》。
太平军攻占庐州，使天京有了北部屏障，北伐军有了后援基地，也使太平军安徽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有了保证。此后，太平军在安徽境内屡战屡捷，控制区域不断扩大。胡以晃因功被封为护国侯，随即晋封为豫王。
庐州大捷之后，先由胡以晃驻守。1854年9月19日，胡以晃赴援湖北，庐州守军不足万人，居于守势。1855年11月10日，清军联络城内奸细攻陷庐州。
1856年9月，太平天国发生天京内讧，元气大伤。清军乘机反扑，于1858年初进围天京，太平天国局势危急。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太平军将领李秀成、陈玉成等在安徽枞阳县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以攻打庐州和解除天京围困为突破口，扭转战略上的被动局面。
1858年8月，太平军前军主将陈玉成挥师越潜山、过舒城、经三河，于8月23日，再次攻克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李孟群仓皇逃往六安。陈玉成令部将吴如孝镇守庐州，清剿团练，安抚民众，再建乡官制度。陈玉成则率军移师浦口，与李秀成部会合，横扫苏北清军，解除了天京北面的威胁。战后，陈玉成晋封英王，年仅23岁。当时在合肥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英王兵占庐州城，穷人脸上露笑颜，出门有地自己种，进门吃到放心饭。”
正当太平军在苏北战场节节胜利之时，湘军在安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湘军鲍超部进犯安庆，李续宾部则在接连攻陷潜山、桐城、舒城之后，进逼庐州。11月3日，李续宾率马队2营，步兵11营约6000人，全部来到三河，拟取三河后，再攻庐州。
三河镇位于巢湖西岸，距庐州仅60余里，它是皖中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和粮油土产贸易集散地，水陆交通便利。1854年以来，三河镇就成为太平军的军需供给基地。湘军头目胡林翼曾说，“该处为水陆要冲，实扼庐州之总要，其屯聚米粮军火，即以接济庐州、金陵。”湘军进犯三河，意图庐州，然后回兵南下，陷庐州以南各州县，孤立安庆，切断太平军的粮道。
陈玉成得知三河危急的消息，挥师西指，星夜驰援三河，经巢县、无为，约于11月7日进抵三河西南30里之金牛岭一线。同时，李秀成部进抵庐江白石山，庐州守将吴如孝与捻军张乐行部从庐州南下，切断了舒城、桐城方向的敌援之路。
太平军大军压境，在湘军中引起了一片恐慌，有不少人劝告李续宾：“三河圩堤交错，不可战，当速退舒、桐。”但李续宾一意孤行，叫嚷“军事有进无退”。11月初，湘军以伤亡千余人的代价，攻破了三河外围九座军垒。但三河太平军守将吴定规仍坚守城寨，顽强抗敌。11月14日，陈玉成派出小股部队骚袭敌人，引蛇出洞。15日，李续宾以马队与部分步卒组成“轻兵”出犯，太平军采取先退后进的伏击战，在湘军骑兵必经的一片沙淮上埋下无数铁锅。湘军“马出踏足穿锅中，悉为贼擒”。失去马队的掩护，湘军步兵乱了阵脚，伤亡惨重，有不少死于三河乡民之手。李续宾见势不妙，仓皇退入三河镇里。太平军乘胜追击，白石山附近的李秀成军闻声赶来，三河守将吴定规也带兵杀出，三军会合后绵延二三十里，把李续宾残兵层层围住。太平军挖断河堤，断绝敌军去路。困在圩田的湘军士兵，一个个如瓮中之鳖。李续宾面对圩田里的滔滔洪水，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叹：“今败矣。”至18日，大战结束，太平军全歼湘军6000多人，李续宾自杀，曾国藩的胞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400多人均被击毙，太平军取得了空前辉煌的胜利。
三河大捷既胜利地保卫了安徽根据地，又扭转了天京内讧后的危局，是太平天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役。三河大捷后，太平军乘胜收复舒城、桐城、潜山、太湖，迫使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安庆之围不战而解。号称强大的湘军在三河遭到了太平军的沉重打击。曾国藩哀叹：“敝邑弃勇，自三河败后，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胡林翼也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伤尽，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善战之才，明达足谋之士，也凋丧殆尽。”“全军皆寒，不可复战。”
淮军与淮系集团的兴衰
以合肥人李鸿章为核心的淮军和淮系集团是晚清时期的一支重要的军事、政治集团。在其全盛时期，淮系集团成员执掌中枢重权和地方政事，对晚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淮军是为了镇压太平军而产生的一支军事力量。从1861年12月起，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开始招募庐州团练筹建淮军，以对抗太平军。淮军的招募办法效法湘军，即由大帅选拔统领，由统领选拔营官，营官选拔队长，队长选拔勇丁，其显著特征是兵为将有，以将立军。
1862年初，由李鸿章招募的刘铭传、张树声、潘鼎新、吴长庆任营官的4营，赶到安庆集中。后曾国藩又调拨湘军程学启2营、新募湘军4营和亲兵2营，充实新军。1862年3月4日，李鸿章偕同曾国藩一同到安庆校场检阅各营，淮军正式宣告成立。淮军甫成，适逢上海士绅赴安庆请兵，以解上海孤城之危。4月5日至5月29日，驻在安庆的淮军约9000余人在李鸿章的率领下，陆续搭乘英轮到达上海。清廷随即于1862年5月13日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
入沪后，李鸿章集领兵、筹饷两项权力于一身。他充分利用当时军事形势的发展，迅速扩军。他一面对当地防军大力裁汰整编，一面又针对苏南太平军中皖籍将士较多的状况，积极进行策反，招降纳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淮军便在最初13营的基础上，陆续增加了30多个营号。此后，李鸿章通过回乡募捐、发展水师、大量引进洋枪洋炮和采用西方国家的治军方法加以训练等手段，继续经营、扩充淮军实力，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支较为系统地接受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的军队。
李鸿章率领淮军在上海外围及苏南战场与太平军正面作战，与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一道最终镇压了太平军。太平军失败以后，淮军又充当了镇压捻军的主要力量。西捻军失败后，淮军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开始裁军，共裁去马步军50营，但仍保留了相当力量，计有75营，总兵力约5万余人。从1870—1898年期间，是淮军充当国防军的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士气低落，一败再败。淮军在总体上呈现衰败之势。1898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练成后，淮军作为国防军的历史即告结束。
李鸿章凭借淮军的力量而位登显要，他自1862年组建淮军，统率淮军东援入沪，并担任江苏巡抚成为地方大员起，一直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后去世，在近代政坛活动了整整40年。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要职，成为影响和执行清廷高层决策的关键人物之一。
在李鸿章的提携下，淮军将领、淮军幕僚、李鸿章的亲属也纷纷发迹，出任封疆大吏或中枢重臣，最终形成了以李鸿章为核心的淮系集团。
在淮军组建之初，李鸿章即注重征选“同里敢战之士”，最初淮军13营中的程学启、刘铭传、张树声、张树珊、潘鼎新、吴长庆，以及后一批的周盛传等皖籍将领，都是他加意提携的对象。据统计，原淮军将领中后来文职位在道员以上、武职位在总兵提督以上者共有424人，其中皖籍276人，占65%。除李鸿章外，担任清廷封疆大吏的淮军将领有：张树声，合肥人，廪生，树军统领，1866年授直隶按察使，1871年任漕运总督，后历任署理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一度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秉璋，庐江人，进士，庆军统领，1865年授江苏按察使，1875年升江西巡抚，1886年升四川总督；潘鼎新，庐江人，举人，鼎军统领，1865年授山东按察使，1876年升云南巡抚，1884年任广西巡抚；刘铭传，合肥人，铭军统领，因战功授直隶提督，1884年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抗击法军，1885年为首任台湾巡抚。
淮军幕僚中出任疆吏枢臣者共20余人，如两广总督周馥、河南巡抚钱鼎铭、广东巡抚刘瑞芬、首任出使英国大使郭嵩焘、福建巡抚丁日昌、湖广总督郭柏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广西巡抚倪文蔚、刑部尚书薛允升、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胡燏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新疆巡抚袁大化等。
李鸿章亲属中担任疆吏枢臣者亦有多人：李瀚章，李鸿章长兄，拔贡，1865年任湖南巡抚，1867年调任江苏巡抚并署理湖广总督，旋实任，后调任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李经方，李鸿章嗣子，举人，先后出使英、日，1895年在马关协助李鸿章与日谈判，1911年底任邮传部左侍郎；李经羲，李鹤章三子，优贡生，历任湖南盐法道，福建、云南布政使，1901年任广西巡抚调云南巡抚，1909年任云贵总督，民初曾任国务总理；张佩纶，李鸿章女婿，进士，1884年任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署理福建船政大臣。
在淮军充当国防军后，同光年间提督、总兵以上重要将领，如吴长庆、周盛传、张树屏、丁寿昌、聂士成及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相当影响。此外，淮系成员中后任驻外使节约有20人，如许钤身、马建忠、龚照瑗、许景澄、伍廷芳、郑藻如等；而出身淮系，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方面具有重要影响者亦有不少，如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吴汝纶、俞樾、张謇、徐寿等。
势力强大的淮系集团，成为影响晚清政局的一支重要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军事上，李鸿章创办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开创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淮军参加的军事行动有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一些淮军将领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了爱国主义的一面。在经济上，李鸿章及淮系集团的其他成员积极倡导洋务运动，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外交上，从19世纪70年代起，淮系集团的核心人物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经办了晚清一系列重大对外交涉。
淮系集团的势力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淮系集团靠淮军起家，也随淮军的衰弱而败落。甲午战败和袁世凯“新建陆军”练成，淮系集团的势力逐渐下降。1901年，淮系首领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后去世，淮系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历史便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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