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高温和暴戾

2013-07-31  小园幽径...

媒体札记:高温和暴戾

 

七月,中国高温。

十余天来,多地气温连续创纪录,尤其是浙江地区,冲破40℃已成家常便饭,奉化以极端最高气温42.7℃引领全国。中国气象局昨天午前宣布,启动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重大气象灾害(高温)Ⅱ级应急响应,并有数据称,“截至29日,全国有43个市县日最高气温超过40℃,53个市县出现极端高温天气。高温天气覆盖江南、江淮、江汉及重庆等地的19个省(区、市),覆盖面积达到317.7万平方公里”。

所以,聚焦高温也就成了中国媒体连日来的头号话题。“中国1/3国土进入‘烧烤’模式”、“我和烤肉之间只差一把孜然”的自嘲自怜,与“湖南鸡蛋自然孵化”、“镇江货车翻车万斤鱼被烤熟”、“上海大理石路面‘烤熟’五花肉”、“杭州枕头晒一小时后被烧焦”等实地试验,正在“有图有真相”地被争相传说。

“七月流火,保卫生活”。于是,在向黄浦江畔家乡父亲发出《上海已有10余人非职业性中暑死亡》的警报后,今天的新闻晨报正用整个头版高声呐喊。

不过,在2013年的这个流火七月,需要保卫的生活,不仅缘自身体所感受到的烈日当空,更因深入内心的焦灼不安——暴戾之气盛夏升腾,那些看上去平静的日子,总被比高温更沸腾的怒火轻易摧毁,“私暴力”横行中国。

“城管、冀中星、精神病,一个个角色占据新闻热点;湖南临武、北京机场、朝阳大悦城、马连道家乐福、大兴摔婴、广西东兴市计生局、深圳……每一个地点都发生过暴力事件,受害者又都是无辜的人,难道天热真是催生暴力?”——@财经网前天下午盘点7月以来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时,就有此问。

在这些暴力袭击事件中,尤以发生在7月20日的首都机场爆炸案和23日的街头摔死两岁婴儿案,引发轰动。昨天下午,北京晚报即以头版头条刊出《机场爆炸案、摔死女童案三嫌犯被批捕》,并附加警方“对严重刑事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的安民告示。

除了用一整版讲解《非理性表达注定走向愿望和初衷的反面》外,配发的新闻快评更强调《公众不该成为个人泄愤的牺牲品》:“最近,各地连续发生的多起个人极端暴力事件。7月20日,山东残疾男子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引爆炸药;23日,北京两名驾车男子与一推童车女子发生争执,其中一人竟将一名熟睡中的2岁女童,活活摔在地上,导致女童死亡;26日,黑龙江省海伦市联合养老院着起大火,11人在火灾中丧生,这场大火的起因竟是凶手怀疑自己的200元被盗而恶意报复。而更早一些时间,6月7日,厦门市民陈水总因不满自己的退休手续未及时办理,上下班高峰时间在拥挤的BRT公交车里纵火,结果造成47人死亡。这些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不仅夺去了数十名无辜群众宝贵的生命,更是让公众陷入恐慌的氛围中,已经有些人开始畏惧到商场超市购物,畏惧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畏惧到一切人多地方。公众的正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

将这些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定性为“个人恐怖主义”后,北京晚报要在嫌犯批捕的紧要头再打预防针:“这样的罪案,在网络上,却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这些人片面强调事件发生的原因,把事件发生的根源,归咎于社会公平、归咎于政府、归咎于‘个人受冤屈’。这种认识,已经完全混淆了是非,完全失去法律和道德的底线。面对这种观点,我们不禁要问,那些葬身火海的敬老院里的老人、BRT公交车上的乘客和学生,凭什么要成为个人泄愤的牺牲品?这些无辜者的生命,与个人的诉求相比,哪个更重要?换位思考,如果这些暴行危害到自己或者家人身上,你还会说这样的话吗?我们仔细想想,不难发现,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同情,其实就是对公众生命的无情;对极端暴力犯罪的宽容,就是对残害无辜行为的纵容。如果任其蔓延泛滥,可能祸及我们每一个人。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打击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问题上,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也没有对暴力犯罪施以理解和宽容的本钱”。

不能再容忍“任何争论的余地”了。从昨晚白岩松在央视《新闻1+1》中强调“以暴易暴,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公平正义”,到今天早晨,中央和北京媒体集体表态,均是在向“一部分人的同情”说不。

新京报今晨即发表社论《面对个人极端暴力须坚守法律坐标》,并得搜狐首页推荐。其实,早在前天,就已有《共同维护法律底线,向暴戾坚决说不》表明立场:“戾气四溢,动辄打杀,乃至使用爆炸、纵火等极端犯罪手段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这种极端暴行虽是偶发,却社会影响恶劣,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以及舆论的谴责……然而,网络中却有一些声音,片面强调个别凶手施暴的‘外在原因’,或称凶手的诉求未得到满足,或称政府处理不够妥当,为极端罪行的‘合理性’做辩解,乃至公然叫好。就连持枪作案10起、打死10人的劫匪周克华,去年8月被重庆警方击毙时,还是有人企图把他描绘成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为他涂上一层梁山好汉式的油彩。这严重逾越了法律的底线,混淆了起码的是非对错”。

也是在前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别用“暴”与“恶”叠累戾气》更是广获门户推荐:“固然,戾气之源或与合法合理的表达渠道壅塞有关,也与正常的理性批评和依法维权困难重重有关,导致有些人形成严重的社会心理失衡,而扯皮推诿、办事效率低下,也使一些人的情绪易燃易爆。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不时发生暴力执法行为,一些无良官员行为失当失范,也给社会起了负面的示范作用。但,这绝不可以成为‘为以暴易暴叫好’的理由。不能希求每个人都成为‘以德报怨’的圣人,不过罔顾法制、以暴易暴,最终伤害的是无辜良善,阻滞的是社会安宁”。

今晨,在刊出两则批捕消息的同时,这份最高党报进一步加重语气:“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没有同情的余地,任何言辞和理由都无法给犯罪包裹上正当的外衣……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无情;对极端暴力犯罪的宽容,就是对破坏法治社会的纵容。如果任其泛滥,可能就会祸及我们每一个人。因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应为极端行为提供道德支持;无论什么理由,都不应成为我们对暴力犯罪施以宽容的借口。我们必须尊重法治,对任何实施或者扬言实施个人极端暴力行为的人员,如果涉及违法犯罪,都要依法严厉打击,绝不心慈手软”。

再加上新华社《对极端暴力行为不容“法外开恩”》、北京日报《谴责暴力犯罪是社会的基本理性》、京华时报《生命面前,一切犯罪动机不值一提》等,总之,都是在批评那些“侧重反映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境遇以示‘同情’和‘人文关怀’”的媒体舆论,呼吁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保持“零容忍”。

今天的中国青年报,也是在头版劝告了《不要以“社会之恶”替犯罪辩护》,此外,还在评论版另刊《精神病人犯罪带给我们的真正痛感》、《摔婴案再次拷问罪犯再犯率》。不过,由当家评论员曹林署名的《精英的戾气让社会情绪火上浇油》,还是借贵州副省长陈鸣明微博骂人一事,将为社会情绪降温的首要责任寄托在微博大V身上:“充满戾气的大众,加上浑身戾气的精英,对社会是一场灾难。所以,精英必须克制自身的公开表达,应该用自己的理性去引导公众理性地思考,向社会输入冷静的能量而不是戾气”。

此时,南方日报倒是允许作者认同陈鸣明那句“任何国家都会出现一些极端个案,这是无法避免的”,宽慰公众“该吃吃、该睡睡、该干嘛干嘛”:“无须夸大负面影响,也不必无限拔高破坏性……千万不要时刻担忧自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无辜受害者……或许过完夏天就没事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曾如此解释:‘夏天容易导致人们产生急躁的情绪,没有耐心,情绪性冲动较多,临时起意、激情犯罪案件会比较多发。’”

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系“大哥”这样表态,很有必要。虽说如今被各地媒体众口一词批判的“为以暴易暴叫好”之论,主要出自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阵地,但要知道,在这些“替犯罪辩护”的发言者中,多数恐怕是南方都市报的“粉丝”。

固然,南方都市报昨天已用转发推荐人民日报《别用“暴”与“恶”叠累戾气》的方式,贯彻了引导舆论的媒体职责。不过,在北京机场爆炸案后的第二天,确曾以社论之规格宣布《对极端行为的同情值得深思》。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分明就是在表达“人文关怀”。以一句“谴责是理所当然的”带过之后,全文就是不点明地为冀中星的引爆之举讲述不得已之处:“谴责也是有所保留的,在当前的语境中,鲜有人将极端行为制造者简单视为不可理喻的暴徒。底层弱者的遭遇,有限的抗争手段,泛滥的执法权力,层出不穷的截访,让一些围观者对肇事者的态度由责难转向了同情……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面临表达诉求的困境,多数极端事件的肇事者,往往是在走投无路之下的最后一搏”。

的确,由于冀中星引爆手中炸药之后并未伤及他人,视频显示他有把炸弹后撤的动作,这也使得网络围观者的同情之声远胜厦门陈水总。南方都市报亦有公开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极端事件中,肇事者并非以伤害民众为目的,他们有的展现了某种善意,防止个人行为伤及无辜。而进一步挖掘其个人所为往往可以发现,他们不乏通过网络陈诉冤情、寻求帮助的行迹。其极端行为诉诸暴力,但对肇事者而言,可能意味着生命的最后总结陈词。如此种种都强化了其‘悲剧英雄’的形象,导致极端事件发生后,感性的公共表达代替了对事件的求证,肇事者被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从中解读社会矛盾和时代危机”。

甚至,这篇《对极端行为的同情值得深思》仿佛是有先见之明般地埋下了预防批评的伏笔:“此前出现在各地针对学生的暴力行为,一度引发公共传播话题的讨论,一种声音认为,媒体应消极报道类似极端事件,以防止暴徒效仿。相对而言,发生在校园的针对无辜者的暴力行动,心理学方面的模仿效应较大,如今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抗争主题的极端事件,其发生背景则有所差异。肇事者效仿有着犯罪心理的影响,但更多却是经验积累的结果,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而媒体在面对这样的事件时,挖掘背后的悲情故事,从微观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症结,恰是其职责所在”。

事实上,当初也不只是南方都市报这样“人文关怀”了一把。在《冀中星引爆前12小时》、《冀中星,走向机场的路》等类似报道的衬托下,中国各地市场化媒体多曾大段转述这位男子自称被东莞治安员打残的往事。即便是在北京当地的新京报,也在呼吁《机场爆炸案:实现正义不能靠盲目声援》之后,于26日强调《消除暴戾必须找准暴戾根源》:“是不是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拒绝反思,拒绝将一些恶性事件跟社会因素建立联系?其实,重新发现一些暴力犯罪背后的社会因素,不是对于犯罪行为的辩护,更不是让全社会来担责,而是可以让我们发现一条有助于根除社会戾气的线索”。

财新网所发表的《冀中星们:中国记者的心债》,更是扩散了记者罗洁琪个人博客中的感想:“多么奇怪,爆炸事件发生后,我竟然对引爆者产生的是同情……如果冀中星当年找到我,我会报道他的故事吗?估计通过选题会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媒体没那么强大,总被扼住咽喉,要和‘禁令’赛跑。声音还没发出,新闻就被溺死,这是常态。而且,国家机关的信息不公开,黑暗都被锁在笼子里。那些人总会想出各种既滑稽又无耻的方法来拒绝媒体监督……厦门陈水总案件发生后,我采访了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他说,个人恐怖主义来自于生无所恋者。‘这部分人不是天生的罪犯,他们很多人是原来的工农。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为基础的。今天,我们怎么能把这部分人抛弃呢?’”

看着“中国记者的心债”,@五角场将进酒的感触是:“社会现实狠狠撕裂了新闻从业者,包括记者与评论者的立场、逻辑和新闻话语,深刻的片面和‘自由心证’无法被接受,安全稳妥和符合新闻专业主义基本规范的表述也被广泛质疑,‘共同体’内亦难以实质对话”。

的确,“自由心证”是一个问题,一个时事评述者开口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按照曹林在25日中国青年报所刊《不要动辄将犯罪与“报复社会”相关联》中的说法,就是“评论和反思跑到了新闻与事实的前面”:“事实还不清楚,就喋喋不休地争论‘犯罪与报复社会’的关系,从逻辑上看,这完全是臆想出来的假性因果。即使事实证明犯罪可能源于某种诉求得不到满足、问题得不到解决、权利得不到保障,也不能顺着‘报复社会’的逻辑去反思……中国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诸多矛盾不可回避,但问题一码归一码,在逻辑上要分清楚”。

分得清楚吗?在23日的首页专题《如何评价冀中星的行为》中,腾讯责编刘彦伟即将冀中星之举定义为残酷的维权“行为艺术”:“有‘谴责派’认为,人们说出同情也不应该,媒体过多报道也不应该,因为这会引起效仿。——这种担心并不多余。但是同样也该担心说出谴责。因为谴责有可能让维权者感受不到社会温暖,心灰意冷,做出更极端的举动。以死明志,毕竟还是对社会抱有希望的表现;如果对社会完全失望,那可能就会以死报复。所以最重要的是做出改变。让媒体充分报道,在讨论中形成改变路径,并推动各方面改变当改变发生,就有助于消除用极端手段维权的隐患。隐患既无,也就不用担心哪种表态会激发隐患了”。

新浪今日首页专题《我不想带着戾气站在你身旁》则是选取了另一个角度。编者按即云:“如果用‘戾气’做关键词搜索新闻,媒体上多的是这样口吻,‘积民怨成戾气’‘公权力有化解责任’‘彼此包容’……这些观察都对,但并非崭新的观察。要知道,摆脱戾气得过三关,面对动物本能,面对剿灭文化的环境,面对焦灼内心”。

给出“对体制,起身改变,不坐着抱怨”和“对己,不糟践自己”这两条消解戾气的人生态度后,这家老牌门户的编辑不许东在结语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抱怨社会不公,通常是廉价的,一味憎恨外界伤害,不智又不值。顾城因戾气而死,殊不知自己的诗,给了摆脱戾气者最好解答”。

如果说冀中星是令舆论对“以死报复”的痛楚加剧,那么,媒体人兼歌手吴虹飞因扬言“炸建委”被刑拘之事,更像是在知识精英圈中扔下了一颗炸弹,对言论自由的边界争议,沸反盈天。

就在冀中星案发生后次日,@吴虹飞微博留言:“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妈逼的建委……所有和建委交朋友的人我一律拉黑。还有,我想炸的人是一个完全无节操的所谓好人。我才不会那么傻告诉你他的名字,等他炸没了上了新闻你们就知道了”。

这倒也符合摇滚女歌手的范,此前,她也曾有过“炸了房东”之怒。不过,这次真闯祸了。关注此事者普遍相信,吴虹飞赶上了一场“运动”,一次“严打”,因为就在7月25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夏秋社会治安整治工作,表示将“坚决依法严惩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对“扬言实施放火、爆炸等极端暴力行为,扰乱社会秩序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刑拘消息传出后,微博瞬间沸腾,@网络新闻联播调查显示,超过八成投票者认为吴虹飞言论虽不妥,但不至于判刑。多有法学界人士亦为此写下辨析长文,例如@张千帆之《言论自由的宪法边界》、@谌洪果之《言论自由与权力边界:评吴虹飞因言受罚》、@小斯在广州之《乱世未到,重典先用?评吴虹飞被刑拘事件》,均强调对吴虹飞的处置“过于夸大了其中的恐惧,也蕴含着公权力滥用的更严重危险”,呼吁法律不宜干预言论,因为并不构成“清楚而现存的危险”。

更有异议者怀疑当局是“以冀中星事件作为社会背景,只是幌子,其用意应为整治言论与打压异己”,并举出左派人士@戴旭等对“西奴”、“汉奸”的“活埋名单”,厉声质问:“吴虹飞如果要被判刑,那么这些公开威胁杀人的微博主该怎么处理呢?”

与对冀中星的“零容忍”相比,截至今日,对吴虹飞“偏激言论”的容忍,仍能获准穿越微博,进入北京宣传官员管辖之外的正式媒体。齐鲁晚报《对吴虹飞的“想炸”还是就事论事好》、大河报《歌手吴虹飞该不该刑事拘留?》、晶报《如何看待吴虹飞被刑拘引起的争议》、腾讯《女歌手扬言“炸建委”被刑拘冤不冤?》,均是就此质疑“选择性执法”。

作为吴虹飞曾经供职的东家,南方都市报更是在27日发表社论《严惩极端暴力犯罪,也要警惕严打思维》:“法律作为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底线性规则,社会对其有确定性的要求,即法律的规定在本身未修改之前,其本身应当是明确、稳定且一致的,对同一类社会行为,应当给予同样的法律评价。惟其如此,法律本身才会真正具有可预期性,这也是公民信守法律、并遵照法律指引行事的最基本要求。同一类网络言论,并不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法律对待,正如不能因首都机场爆炸案而对随后出现的吴虹飞微博,予以超出其言论本身的解读”。

然而,在环球时报看来,不论是冀中星的“个人恐怖主义”,还是吴虹飞的“个人恐怖言论”,都是暴戾,都需严打。早在26日发表王小东《中国社会不是管得太严而是太松》的同时,就以社论宣布《杀人和扬言杀人,一样都不能有》:“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同互联网上比较出格的泄愤话相比,吴虹飞那条微博的内容也是严重的。她有‘想炸’的具体地点,而且暗示了有具体‘想炸’的人。除了对具体目标构成威胁,她作为公众人物还在敏感时刻向社会做了坏的示范。即使她真的只是‘说气话’,我们也看不到她应当被原谅、得到法律豁免的强有力理由。这与言论自由扯不上关系。所有法治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威胁言论,打击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和制裁相关威胁性言论不会以意识形态划界。中国的法治建设方向应当是人们对于涉及他人或公共安全的言论更谨慎,而不是可以随便扬言杀谁炸谁,这样的社会共识不应被威胁者针对的目标是谁而扰乱。当暴力犯罪酿成事实时,更不应有歧义”。

今晨,则是将机场爆炸案、摔死女婴案以及吴虹飞被警方申请批捕的消息三者并列,以社评高呼《及时批捕是对法的坚守,对理的厘清》:“冀中星案和吴虹飞案都有人在互联网上同情或支持嫌犯,主张他们‘无罪’。有人宣称互联网上的这种意见就是法律必须遵从的‘民意’,但这种说法是谬论……在互联网舆论有些混乱,常有人想通过营造声势影响一些事件进程的当下,法律决不可被所谓的‘民意’吓倒,而应通过坚决的依法判决巩固法治建设的阵地,推动舆论围绕法律建立甄别力,在层出不穷的各种极端事件面前不断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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