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1-25 15:52
晋中商帮在鼎盛时期的突出表现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票、当、印、钱、银、账六行并举，在金融领域全面称雄
经营当铺、印局、钱庄、银号(银炉)、账局，是晋中商帮成长期和崛起之后一贯的传统。晋商创办票号后，并未放弃当铺、印局、钱庄、银号、账局生意，而是依托实力强大的票号；业务更加兴盛，形成六行并举，在当时中国的金融领域里全面称雄的局面。
当铺起源最早，是以实物抵押放高利贷的机构，收当对象贫富皆有；印局在明代后期兴起，专放“印子钱”，一般针对无本小贩和雇佣短工，手段更苛，期限也短，但也有给小民救急“以资生理”之便。在明代典当业中，徽商超过晋商。到清乾隆之后，山西当商在长江以北地区完全取代了徽商，而山西当商的主力是晋中商人。灵石杨氏在京师及周围地区开设当铺多达70余所，以至北京人直呼其为“当杨”。1853年(咸丰三年)，北京有当铺159家，其中晋商开设的109家，占到68：55％。晋商中，介休人开设的59家，占一多半；其余为灵石人开的23家，平遥人开的11家，太谷人开的5家，汾阳人开的4家，文水开的4家，孝义、阳曲、榆次人开的各1家。晋中商帮还把当铺开到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例如道光年间介休冀家在湖北襄阳、樊城和平遥一带开设70多个商号，以当铺为主；靳姓、王姓在河北经营当铺曾著称一时。1891年(光绪十七年)，在汉口仅介休人的当铺就有15家。太谷商人在两江两湖以经营杂货为主，在华北、东北以经营典当为多亏成为太谷商人的传统特点。晋商巨贾，几乎无不经营当铺，如祁县渠家、乔家，太谷曹家，榆次聂店王家经营酌当铺就很多；―在晋中商帮酌家乡，当铺更多。如同治年间，仅祁县就有当铺96家(光绪《新修祁县志》)。印局也多是晋商所开，光绪年间《申报》曾报道；“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每日索逋，还讫盖以印子，以是得名乙是虽盘剥小民，然剜肉医疮，亦权济目前之需”。据民国《介休县志》记述，“河南、湖北、汉口、沙市等处，印行(局)邑人最占多数”。
钱庄产生于明代中叶，当时以兑换银、钱为主要业务，曾被称为“列肆兑钱者”、钱桌，清代称为钱铺或钱庄；银号由金银首饰铺转化而来，以熔铸银锭、买卖白银为主要业务。清代从道光、咸丰年间开始，一些大的钱庄、银号转为主要从事工商业贷款。票号产生后，在各地一面向钱庄提供贷款资金，一面让钱庄代理其部分支付业务，使钱庄业务更加兴盛。在北京开钱铺的“多为山东、山西铺商”。1810年(嘉庆十年)，京师有钱铺350余家，1840年(道光二十年)京城内外“钱铺不下千家”，多为山西商人特别是晋中商人所开。咸丰年间，山西商人祥字号钱铺，“京师现开四十余座，俱用票存，彼此通融”。(清档)在东北奉天，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有钱铺28家，其中有太谷北洗曹家所开的富生峻、义泰长、咸元会、环泉溥、渊泉福，祁县乔永&#x;等开的广聚增、合盛东，还有太谷人开的东升泰等。清末民初，河北无极县有钱铺初余家，从业人员300余人，其中近200人来自山西汾阳、太谷、祁县、平遥、孝义、文水等县，其中出任掌柜、二掌柜的就有五、六十人(山西人民出版社《晋商史料与研究》)。
账局属于早期的银行业，自产生起就经营工商业存贷款业务。中国第一家账局是汾阳人王庭荣于
1736年(乾隆元年)投资白银4万两开设的祥发永，设在张家口，兼营茶叶。历史资料记载，“放京债者山西人居多”，“都中设立账局者山西商人最伙”。到道光、咸丰以后，开设账局的晋中商人已占了绝对优势。以北京为例，1853年(咸丰三年)，北京共有账局268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的210家，占到78．36％。在山西商人开设的账局中，汾州府的介休、平遥、孝义、汾阳人开的共146家，占69．52％，仅介休人开的就多达18家；太原府太谷、阳曲、祁县、榆次、文水、太原人开的54家，占25．71％。此外，有灵石人开的3家，盂县人开的3家，崞县人开的2家，忻州、偏关人开的各1家。
二、康乾时期、起家的多数富商大贾绵延发展为商业世家和大型商业集团
康乾时期起家的晋中富商，介休张原官商范家在乾隆后期因负债经营，被朝廷查抄而破产；已在商、宦两途达到极盛的灵石王家，在进人道光、咸丰年间后因所营淮盐受太平天国打击而家遭中落。类似这种情况是少数，多数则突破了所谓“富不过三代”的俗谚，继续发展，成为商业世家或儒商世家，其产业则发展为大型的商业集团或商业金融集团。
在徐珂所著《清稗类钞》中，公布了光绪年间他在山西调查的14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为：
介休 侯氏资产七八百万两 冀氏资产三十万两
祁县 乔氏资产四五百万两 渠氏资产三四百
太谷 曹氏资产六七百万两 刘氏资产百万两内外 武氏资产五十万两 孟氏资产四十万两 杨氏资产三十万两
榆次 常氏资产百数十万两 侯氏资产八十万两 王氏资产五十万两 何氏资产四十万两 郝氏资产三十万两
这14户尚未包括平遥达蒲李家，也未包括经营大盛魁的祁县、太谷财东，仅是晋中商帮富户的一部分。同时因反映的是清末的情况，如介休冀家资产30万两，已是衰败之时；榆次常家资产百数十万两，已是对俄茶叶贸易大受挫折和损失之后。总之，这个清单还难以完全反映晋中商帮鼎盛时期的情况。
排在首位的介休北贾村侯家，传到二十世侯培余，在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考取贡生，弃儒经商，在道光年间开创了侯氏的辉煌。在1826年(道光六年)左右，他先将蔚泰厚绸缎庄改营票号，成为继日升昌之后的第二家票号，不久又办4家票号，成为“蔚”字五联号，相继由二十一世侯荫昌、二十二世侯从杰、二十三世侯崇基主持。此外，还在北京、介休等地开设有：16家字号，包括：隆盛永账庄，蔚新昌、义盛长、蔚新源钱铺，乾成染坊，以及同豫昌、源盛义、双余魁、同裕成、同德成、同裕远等杂货、布庄、粮油字号。侯培余在世时主持修建的新堡新院过厅有一副对联，道出了这个家族的信念：“读书好经商也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业亦难知难不难。”
太谷北洗曹家的“六德公”由族中六门股份组成，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家族商业集团。各门同时又有自己本门的字号，其中发展最盛的是四门的“三多堂”。从道光到光绪年间，三多堂一支的商号(不含分庄)即达39个，分庄上百，分布在全国几十个城市，其中最重要的带有总公司性质的是设在太谷的砺金德、三晋川、用通五3个账庄和彩霞蔚绸缎庄，由彩霞蔚设在张家口的锦泰亨绸缎庄(在库伦、恰克图和俄国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设分庄)，以及光绪末年开办的票号锦生润。三多堂十九世曹培义时家产达3000万两白银，二十世曹中美时代，家产仍有600万两以上。
榆次常家在分家析产后，发展为北常外贸集团和南常内贸集团。其中北常又富于南常，以张家口和太谷为大本营，共有12个大字号，各有众多的分号，分布于库伦、恰克图和上海、汉口、大同等地，在光绪年间又办起了票号。与此同时，常家从八世到十五世，人邑庠生达78人。特别是光绪年间，有4人拔贡，5人中举，1人成为进士，其中有一些人进入仕途，成为“世兼儒贾为业”的儒商之家。
祁县乔家发家之后，乔贵发三子分门立户。大门人丁不旺，后继无人。二门“保元堂”虽也经营商业，但重点转到读书求取功名，有多人中举做官。三门“在中堂”重在经商，乔致庸(乔贵发之孙，全美之子)历经嘉、道、咸、同、光五朝，享年89岁，在咸丰、同治年间由口外向内陆发展，把乔家商业推向极盛。其孙乔映霞主持家政后，仍有发展。乔家这一时期以经营茶叶为主，兼营票号，分庄很多，特别是大德通、大德恒、大德源、复泰谦等字号改组成以票号为主之后，在全国重要工商城镇遍设分庄，资产愈积愈厚。
祁县渠家、平遥李家等也在继续发展，情况大体类似。但介休北辛武冀家却在咸丰年间开始衰退。道光年间，在十七世冀国定(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去世)和其夫人马氏(人称“马太夫人”)的先后主持下，在湖北樊城、襄阳及京师、平遥等地设有字号70多个，以当铺为主，兼营布匹、杂货；油坊等生意，资产达300万两白银。但在咸丰年间，先是太平军围攻汉口，“全楚激战，商号之遭兵焚十余家，资已去大半”；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勒令捐输，“接连六七次，计前后捐款几数十万金”；继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设在京师“海淀字号被焚掠者四，山左、直隶诸字号资本亦多，亦大半被焚掠”(《冀氏族谱》)。因此，至1862年(同治元年)，资产较前已不及1／3。但到同治年间，冀国定之子冀以正还在乎遥设其昌德布庄，不久改组为票号。1877年(光绪三年)，另外三子冀以廉、以中、以和还分别以10多万到30万两白银修建豪宅、花园。到光绪后期，冀家资产仅剩，30万两，成为徐珂所列晋中14家富商中资产之最少者。
三、道光以来一批新的商界精英相继创业发迹
从道光到光绪年间，在家乡经商致富和贸迁四方发迹的晋中商界精英继续兴起，使晋中商帮阵容不断壮大，势力不断增强，并且在地域分布上呈现从祁、太、平、介、榆、汾向周边扩展之势。
在清代后期，汾阳商人相当活跃。在张家口开设的大商号有公合盛、日升光、大成魁、广丰德等10余家，均在库伦设有分号，在恰克图设坐庄老板。经济实力最强的是公合盛，财东为三泉赵家堡村孙家，清光绪年间传到孙竹霖，被誉为西南乡的“金财主”。宣柴堡村柴天宁，在库伦、恰克图、莫斯科设货栈，据说一次就从蒙古用骆驼驮回白银6万两。咸丰年间，汾阳珠宝商王吉成与刘姓太监合资，在北京开设同成信布庄，专门承揽皇室与达官显贵的衣服用料。光绪年间，樊世德在天津估衣街开设德昌公颜料庄，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设分号或内庄，经营骆驼牌颜料，被称作颜料大王。汾阳城内人牛允宽(名映星，以字行)、望春村人马汝朝、平陆村人殷尚质，被誉为清末民初“汾阳三巨商，俄国通”。其中牛允宽(1870―1936年?同治九年至民国25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私塾先生家庭，少年时只念过两年义学便随亲友赴莫斯科从商当学徒，后因性情耿介直爽而被解雇。失业之后，
在俄步行经商，始而小本经营，积累资金后，相继在莫斯科、恰克图；库伦开设“璧光发”字号，成为经营大宗皮毛的巨商。随后又远涉波兰的华沙、格旦斯克，德国的柏林、莱比锡，日本的东京等地，进行皮毛、茶叶交易，和英、美、法等国的商人也有大宗贸易往来。晚年又在天津法租界开设了牛裕如皮毛行。牛允宽在国外与俄国女子梁雅立结婚，生二子，一去美国，一在俄国德华洋行从业。牛允宽几次回国，携其三、四、五弟到国外就业。看来，牛允宽在对外贸易方面活动的范围，已超过了榆次北常。
孝义本地煤炭资源丰富，光绪年间有规模较大的煤窑8个，年产煤在1100―2100吨之间，办煤窑的财东不少。李元晋(1858―1934年?咸丰八年至民国23年)，父辈时发家，有良田近千亩，在本县开设崇发厚、崇庆祥油行，兼营钱业；其子李子嘉开设百逢源钱庄。庄子两代均为省议员。李家曾于1919年(民国8年)创设华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经营10余年。孝义人在内外蒙、宁夏、青海、京津、江汉、两广和本地经商者也很多。光绪年间，樊家庄杜有贵靠驼队运输发迹，在内蒙有7个大货栈和不少商号，在家乡置地1400亩，建宅院5处，现存樊家庄杜宅建于1929年(民国18年)。下栅村人杨得龄，于1882年(光绪八年)与财东王协卿在汾阳创办宝益泉酒坊，后与德厚成、崇盛永合并为义泉永，即今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前身。
平遥西赵村董家，从道光年间开始走向大富。董家本来在内蒙阿拉善旗定远营开设源泰当铺。定远营有一家靠肩挑背负积累资金于1723年(雍正元年)创办的商号祥泰隆，经过百余年的苦心经营，终因连年亏损；债台高筑，拖欠向源泰当铺借贷的巨额高利贷无力偿还，被源泰当铺兼并接管。董家接管祥泰隆后，主事财东先后为董得峰、董振镛父子。1875年(光绪元年)董振镛去世后，他的4个儿子公推老二董翰昌担任总管，后因病辞职，由其弟董国昌接任。同治、光绪年间到民国，祥泰隆在阿拉善旗的8个苏木(相当于区)设有8个分号，每号员工30人左右，从事购销，同时各有牧畜场1座，可以说完全垄断了阿拉善旗牧民的供、销业务。祥泰隆还在北京、天津、兰州、南京、上海、重庆、西安、汉口、宝鸡、成都、张家口、包头、归绥设立分号，派驻经营人员。1879年(光绪五年)和1887年(光绪十三年)，祥泰隆又先后在宁夏银川开设广发店和隆泰裕两家字号，并由初期隶属于祥泰隆到后来变为独立经营，直接对董家财东，后来双双成为“宁夏八大商号”之一。祥泰隆是与大盛魁同期创办的旅蒙商号，但它的兴盛却晚于大盛魁，可以说是大盛魁第二。
随着票号的兴起和发展，平遥还出现了与此直接相关的一家富商，即邢村毛家。毛家是由掌柜上升为财东的典型代表。晋中商帮的二掌柜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其中不少人以年俸和身股致富，毛氏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邢村毛氏发迹于在京津商铺当“伙计”的毛际美之子毛鸿翔(1787―1865年?乾隆五十二年至同治四年)。毛鸿翔起初在乎遥城内一家油店当伙计，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二掌柜，仅次于大掌柜雷履泰。由于毛、雷之间权力之争的矛盾激化，毛鸿翔出走，担任了介休北贾侯家蔚泰厚票号大掌柜，并协助侯家开设和指导、协调“蔚”字五联号。为此，侯家除允他在蔚泰厚、新泰厚各顶身股一股外，还在他身后允其子孙在蔚泰厚等号参加银股。1879年<光绪五年)，“毛忠恕堂”在蔚泰厚有银股4俸，占到总额的18．8％。传到其孙毛履泰，除在蔚泰厚的股份外，还在平遥城开设永泰昌钱铺、泰昌布庄和日生烟店，从1892年(光绪十八年)开始，又开设永泰庆票号(后改组为永泰裕票号)，成为平遥新兴的巨富。毛履泰时期，修建了供弟兄4人居住的4座大院，在邢村拥有土地7顷多，在山西安泽县拥有大量土地，每年地租收人4000石。1882年(光绪八年)平遥修县志时，捐银者198户，“毛忠恕堂”捐银数位居第二，仅次于达蒲李家。
道光年间，祁县大贾村温姓等投资设长盛源烟店，城南何家设祥和集烟店和永聚祥茶庄，何一开投资白银万余两开复兴当，都是新兴起的地方商人。从道光年间祁县人在北京开设义字粮行开始，到咸丰年间，祁人在京开的粮店已达100余座，均带加工磨坊，占到京城粮店总数的1／3。
榆次的中小商人在道光年间也更加活跃，有李凤池在张家口开设裕源生钱庄，张斌英在张家口棋盘街开设复兴成钱庄，聂店村王钺在省内外开设数处钱庄，后来都成为著名商人。1838年(道光十八年)，昆明修建黑龙潭文昌殿时，有榆次商人孙云汉捐银20两，也是一位中等商人。光绪年间，苏村韩姓在热河赤峰县哈拉卜吐经商致富。大张义村宋启英在榆次城先后办了8家“吉”字号企业，其中吉泰公、吉履亨粮店在榆次粮行中实力最强。榆次六堡村人贾继英(1875―1944年?光绪元年至民国33年)，原为大德恒票号跑街。在慈禧西逃时承办省城金融界借款有功，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政府试办户部银行时应召进京，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贾出任行长。民国时又曾出任阎锡山的晋胜银行行长等职，是晋商中一位精明的经理人才。
咸丰、同治年间，徐沟县商人张联辉在河南经商，曾任陈州府周口店商会会长，把徐沟的元宵社火表演引进了周口。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文水县在外经商人员多达13974人，约占成年人的1／5，仅在北京经营干鲜果行者就有2000多人。(宣统《文水县乡土志》)
中东翼的寿阳，本属贫困山区，在同治、光绪年间也产生了一批中等水平的富商，号称张、祁、李、孟、袁、郝、聂、赵、王、阎“十大户”。其中除宗艾镇张日士和段王村孟蔚华原本就是地主后来投资商业外，其余8户均为外出经商，或小本经营而致富，或“赤手起家成素封”，又一次重复了清初晋中人走口外、闯关东发迹的故事。如：张村李在恭，其祖父在内蒙垛垛城经商暴发，到其父李天赦已成境内闻名的“拐兔财主”，仅在县境内就设商号10多家，经营土地700余亩。上裕村祁康晋、祁葆元，其四世祖祁树青、祁树槐兄弟在热河临源县经商，积累资金后创设商号永聚光，雇佣店员百余人。传到祁晋康、祁葆元时，在热河临源设有20多个商号，2人拥有主要股份。另外，祁晋康仅在寿阳境内就有永聚光、聚成永、春吉胜、聚和永、聚胜远、聚士昌等10多家商号，同时在太原、平山等地设有商号，还经营土地200亩；祁葆元在县境内有商号10多家，经营土地170亩，临终前存有现钱30万吊。羊头寨赵培成，祖辈在辽宁铁岭地区开设烧锅酿酒，继而发展了油坊、粮店、当铺、绸缎店，总号名为田成永乙下州村的聂、阎两家，一在北路(晋北、内蒙一带)贩油起家，一在关东经商暴发，各有商号20多处，经营土地近百亩。范村袁福成、袁培成兄弟在清雍正年间才设县的晋西北神池以榨油起家，后又在忻州大盂镇开油坊2座，发迹后又相继开设天增锡帐局、天增福花布行、天锡通钱庄，逐年增至28家字号，资金达28万银元，还经营土地560余亩。河底村郝彭龄，其祖父郝银盛在辽宁铁岭经商，积成巨资。郝彭龄继承祖业，继续经商，咸丰年间捐官，出任陕西西安府耀州知州，后来又归里经商和购置土地。
太原之北的忻州、代州、崞县商人在清代后期也成为一支商界劲旅。以忻州为例，同治年间成书的《怡青堂文集》记载，“忻人敢于远行，自乾隆时，开新疆、伊犁、迪化、喀什尔、阿克苏、和阗、叶尔羌等处”，在大西路十分活跃。内蒙萨拉齐在清未有“崞县衙门忻州街”之民谚，丰镇有“小忻州”之称。到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郜、王、张、陈、连、石六大户。早在乾隆年间，双堡村郜怀琦三兄弟就到归化开六陈行，道、咸以后，又开设银号义大祥、绒毛店大义昌，并在北京、上海、甘州(张掖)、凉州(武威)、肃州(酒泉)等地设分号50余处，在光绪年间成为忻州的首富。王芳来、王朋山、王四毛在咸丰、同治年间到大西路经商，开设的字号有天申恒、义成昌、泰和昌(钱庄)、义和顺(货栈)，其中天申恒在新疆奇台、迪化、伊犁、阿勒泰、库车、吐鲁番、鄯善广设分号。东楼村张家经营布庄、粮店、杂货铺和钱庄，归化著名的聚丰粮店就是张家所开。张家的字号聚恒昌开设于同治、光绪年间，在张执中执掌家政时，一个账期(3年)每股分红曾高达9千两白银。嘉禾村陈家于咸丰、同治年间在忻州奇村开设商号，渐成大户。段庄村石家本为地主，光绪年间兼营商业，获利颇丰。忻州商人中还有一个杰出的人物程化鹏，他在咸丰初年贩运杂货，取道蒙古，抵达西伯利亚。当时清朝的法律不准私商运茶出境，但俄商却可在中国境内采购茶叶运回。程化鹏上书理藩院，力陈华茶出口之利与商税的关系，被朝廷采纳，开辟了华商进入俄国通商的新途径。
四、在屡受挫折和曲折中保持发展势头
晋中商帮鼎盛时期，时局越来越乱，商业风险越来越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又发生了1856年（咸丰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庚子事变），1904年（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国内局势也极为动荡不安，自1850年（道光三十年）至1864年（同治三年）有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同时期有捻军起义，1898年到1900年有义和团运动。在这些战争中，晋中大大小小的商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廷加紧了对商人的勒派，晋商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但晋中商帮一次又一次在挫折中奋起，在总体上始终保持着发展势头，使其鼎盛期一直维持到清末，甚至在光绪年间发展到极盛，说明其经济实力强大，经营之道灵活，有着相当强的应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票商的发展和茶商的曲折经营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晋中商帮和晋商全体在宣统年间和民国时期才开始衰退，直到遭遇到日军侵华长期占领这种毁灭性的打击，终于陷于灭顶之灾而全军覆没。这是再强的经济实力、应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承受不住的巨大灾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