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以讨论诗歌与睡眠著称的公众微信平台让我推荐并朗读一首诗。虽然近年来的狗血总编辑生涯毫无诗意可言，然而鉴于该平台成千上万的女青年用户，我仍然很有诚意地推荐了茨维塔耶娃的《安德列·舍尼埃》，还很投入地吟诵了一遍。
这算是首小组诗，共两首，其中第一首是这样子的：
安德列·舍尼埃走上了断头台/而我还活着——这是恐怖的罪孽/有一些时间，对大家来说都很残酷/那在火药桶上歌唱的人，不是歌手//那在大门旁掀掉儿子盔甲的人/又怎么能说是他的父亲//有一些时间，太阳是致命的罪孽/在我们的时代，活着的不是人。
（资料图：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Цветаева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1892-1941）。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是我最钟爱的两位俄罗斯女诗人，她们都是忍辱偷生在红色苏俄的贵族的后代。早在中学时期，我就在《苏联三女诗人集》中领略过她们非凡的才情。同一个集子里的英培尔，很快从我的记忆中消失，而在白银时代一起歌唱，在苏维埃帝国一起哀鸣的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一直伴随着我从轻狂少年到落寞中年。我总是会在旅行包里放上她们的作品，大多数失眠的夜晚，都会拿出来翻一翻。
茨维塔耶娃的这首《安德列·舍尼埃》，创作于1918年。我查不到她究竟是在哪种情形下写出这首诗的，但我想，那是《列宁在1918》的1918年，暴力革命正在裹挟每一个善良的人，传统的道义与生存的欲望都奄奄一息，时代的汪洋大海与人生的小小浪花如此格格不入。从被雅各宾党绞死的法国诗人安德列·舍尼埃身上，茨维塔耶娃似乎预感到了自己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她可能比阿赫玛托娃更聪慧，但毫无疑问，她比这位密友更脆弱。她是从巴黎回来的人，她是嫁过白军军官的人，在骨子里，她与苏维埃是如此格格不入。
23年后，贫病交加的天才女诗人，在向党领导下的作协食堂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而不得之后，用一根无情的绳索结束了自己生不逢时的性命。在留给儿子的遗言中，她写道：“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她不知道，丈夫艾伏隆与女儿阿利娅，已经被斯大林当局秘密处决。
我曾在十篇以上的文章中引用茨维塔耶娃的这首诗。每当我敲下“在我们的时代，活着的不是人”这句话，悲凉与绝望，就会将我卷入情绪的深渊，就像委身在那种最令人沮丧的通感，她对恐惧的描述是多么的一针见血啊，精确到连愤怒都没有容身之地了。
很多时候，我还喜欢把《安德列·舍尼埃》跟马雅可夫斯基这首哀婉的短诗放在一起读：
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会怎样？/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一旁/走过。
我常常一边读，一边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那会怎样？那又怎样？对此，我不敢做出答案。我知道，写这首诗的时候，斯大林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有点不正常。
与茨维塔耶娃不同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一度为苏维埃的老大哥所赏识，与茨维塔耶娃相同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也用自杀的方式唾弃了那个令他生厌的世界。马先生愤而辞世时，茨维塔耶娃称颂他“作为一个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而她本人自缢身亡后，爱伦堡说她是“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
苏维埃的诗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死去。而我们，曾经和他们一样傻逼。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