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抗议现场
洪仲丘下士之死引起台湾“全民愤慨”，主因是一位阳光少年好端端地赴军中服役11个月，退伍前夕竟然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台湾军事检察部门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二六九旅戒护士陈毅勋，以“残酷虐待的训练方式”，凌虐洪仲丘致死，求处七年至无期徒刑的重罚。
不过，台湾民意对此还不买账，认为军中真有一个犯罪集团，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要致洪仲丘于死。大喊“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要求查清下述三大疑点：一、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二、犯案者的动机何在？三、是谁营造情境压力？哪些人进行犯意联络？
台湾的电视、平面媒体，特别是网络，充斥了这种狂躁的民粹主义情绪，以诅咒谩骂代替理性分析，一切都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一切都成了道德评判。
现如今，在台湾谁只要胆敢站出来说上一点不同的声音，各种帽子、棍子立马铺天盖地当头砸下。“名嘴”陈挥文、董智森及唐湘龙，就因为质疑这种质疑的言论，受到了网友与其他媒体人、社会人士的疯狂围剿，被讽为“新时代三宝”。
所幸，隔海相望，我们还可以心平气和的探讨这个真相。
一、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7月3日傍晚四点到五点半，正关禁闭的洪仲丘被安排进行日常体能训练，由于禁闭室全程有监控录像，根据军事检察官和洪仲丘亲属一同观看监控录像，点验出来的数字，在半小时训练，半小时休息，再接半小时训练的时间里。洪仲丘一共做了32下平躺抬腿、交互蹲跳39下、伞兵操开合跳110下、7分钟跑30米操场40圈(合1200米)、82次俯卧撑、仰卧起坐50下。
关于这个训练强度，以大陆初中一年级的体育测验标准。1000米跑的及格标准是4分50秒，如果5分40秒跑完，只有10分。折算下来，也就是7分钟跑1200米的水准。
以一个24岁军中青年男子的体格，以这样的初中少年最末流速度，两分半跑一圈足球场的速度慢跑下来，尽管也强度较高，气喘吁吁，但并不是一个非常痛苦，必须冲刺体能极限的过程。至于连同82次俯卧撑、50个仰卧起坐，以及其他热身训练，在一个多小时内做完，强度并不算高。
当时初始气温33度，湿度80%，后半段气温降至32度以下。同时接受操练的还有一同被关禁闭的3个人。在训练结束前10分钟，下午5：20时洪仲丘两度举手表示要求喝水，但陈毅勋未同意。5：30操练结束，洪仲丘张嘴表示不能呼吸，疲惫地回到禁闭室后倒地不起，被送往医院急救，抢救无效死亡。
尸检报告证实并无遭到殴打的痕迹，纯属中暑脱水，引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不全症”及肾衰竭暴毙身亡。
二、犯案者的动机何在？
实际上，导致洪仲丘中暑死亡的原因，主要是在训练过程中，洪仲丘举手要求喝水，负责管理的班长陈毅勋没有同意。由于在高温高湿环境下皮肤虽仍在大量排汗，但挥发散热的效率却很差，加之水分大量流失，引发体内水和电解质失衡。因此引发急性中暑死亡。
陈毅勋没有掌握运动生理学的知识，加之关注不够，引发了这一悲剧。这是属于无知、过失和疏忽，但应绝非故意。
从温度湿度来看，温度在32℃，湿度在60%以下时，属于人体对高温的适应阶段。到了35℃，湿度高于60%，是容易中暑的临界点。一旦超过人体温度37℃以上，湿度大于80%，就很容易中暑。
当时环境初始气温33度（后期还有所下降），湿度80%，加之接受训练，应属中暑的临界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被关禁闭、一同接受训练的其他3人并未中暑，显示洪仲丘体能偏弱。
三、是谁营造情境压力？哪些人进行犯意联络？
洪仲丘死亡的原因是夏季训练防护不当中暑死亡，其他的“互相打小报告”“一定要关禁闭”“快速处分”，都不是死亡的原因。同时，无论是尸检结果还是同时被关禁闭的其他士兵都证实，没有虐待殴打的行为。
至于是谁营造情境压力？我想，首先是被民意挟持的台湾军检部门，经过28天“不眠不休的侦查”，把一次正常的夏季训练描述成“残酷虐待”，认定管理人员“基于凌虐的犯意，挟其威势”，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法制精神，
而主犯，应该是台湾“民意”，“无罪推定”的概念在台湾未曾普遍建立起来，在众多“名嘴”的鼓噪、煽动之下，人人慷慨激昂，个个面红耳赤，在他们口中，案情早已“真相大白”了，就是官兵联手杀了洪仲丘！
但证据是破案的必要条件，侦查是检警宪的责任，所谓“证据到哪里就办到那里”。凡事需凭证据、逻辑、事实，既不能押人取供，也不能听爆料就抓人。正义要抬头，司法同样不容践踏。
正如自由主义大家哈耶克所言，“无限民主”(即不受法律限制的民主)会导致“恶”的产生；只有接受法律制约的民主即“有限民主”才能为人民带来自由和幸福，民主只能是法律秩序下的民主。
与之相反，民粹主义从来都是激情的、浪漫的、非理性的。它是一种与公民社会的理性主义相对抗的非理性倾向，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崇街头运动。认为民众天然正确，天然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也是民粹主义的核心价值。
在民粹文人看来，民粹是不能反对、不能批评的，简言之，就是越是贫穷、劳苦、原始，就越具有神圣性，这种神圣性随着财富、权力、知识的增加而逐渐递减。换言之，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因此“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民众的任何诉求官府都应予满足，精英对民众的任何批评都是错误的，否则就必然导致专制独裁。这一逻辑显然非常荒谬。
此种观点与某阶级、某政治团体天然正确都是一种神话。从我们上面的讲述中可知，民众并不天然神圣，同样，也不天然正确，因此，不能说民众就一定代表善，官府就一定代表恶。同样不能说民众就一定伟大光荣正确，官府就一定阴谋诡计丛生。
而实际上，从民粹主义的要义，很容易导出反精英的反智主义与反公民理性的非理性主义，以情绪、伦理、美学、传统的因素代替理智。
民众的诉求与意见，既有正确也有错误。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绝对化、片面化的共识，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
反对理性，崇尚人类原始本能思维，结果往往是民意被误导、欺骗，被少数人绑架。民众的意见，也许根本就是少数人操纵的，在组成群体运动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暗示并相互传染造成轻信。最后有可能为了少数人不合理的利益让大家一起付出代价。
例如在这几年的“唐慧案”中，一边倒地站在所谓弱者一边，对所谓“有权有势”的警方人员、对为嫌疑人辩护的人进行“舆论审判”和人身攻击，都是不正常的总以为自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然后拒绝真相，主观臆断。
这样的非理性、误读和情绪化，以及更加极端化“舆论”推波助澜，并不能寻得正义，却导致很多无辜者受牵连，从而破坏了正义。“唐慧案”如此，“洪仲丘案”也如此。
民粹主义的反专制从美好的愿望出发，得到的不过是以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这就是反理性的唯一结果。幻想利用民粹主义来实现历史的进步，只能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
要真正逃脱民粹主义的怪圈轮回，就必须健全法制，尊重宪法和法律，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打着公平的旗号违背法律，实施多数人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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