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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概念：一种尝试性界定 从语源学意义上看，学术一词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在使用，但含义与今天有很大不同，严格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一词源于西方，中国人使用该意义也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因此，进行语言分析，需要考察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含义。 从西方来说，有三个脉络。第一，学术源于academy，指柏拉图创建的学园，在那里，人们探索哲理是为了摆脱愚昧，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第二，在欧洲传统中，学术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非实用性的探索。第三，在英语中，几种通行对学术的解释都指向两点，即“与学院有关”和“非实用性”。从中国来说，也有三个典型性观点。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提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之观点；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上）》总序中说，“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关系，形成建立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识，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识的具体运用”；之后，贺麟、徐复观、冯友兰等人从学术与政治、与人生、与社会等不同方面探讨了学术的内涵，核心逻辑还是体用之辨。 对比可见，对于学术的的认识，中西异同可这样概括：相同点两个，即都认为学术是研究学问，都有目的性；不同点在于目的的取向不一样，西方认为“非实用性”（只能为了知识而“学”，不能为了“用”而学），中国认为“体用合一”（既要研究学问，又不能“学”与“术”相分离）。基于此，关于学术含义至少可以在两个层面进行概括：一是专门探求新知识，二是基于什么目的去探求。前者意味着学术需要专门的人群去做，学术研究会形成专门的领域，专家化和专业化是学术的首要特征。后者则意味着，研究的目的不一样，会产生研究模式和路径的差别，“非实用性”决定了研究的“基础性”，学术性研究是其基本模式；“实用性”决定了研究的应用性、工艺性、对策性，应用研究、工艺研究、对策研究是其基本研究模式。 由此，关于学术是什么，可以这样界定：它是由社会专业人士从事的研究活动；专家化、专业化是其特色；“实用性”和“非实用性”是其价值取向；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实用性研究”和“纯学理性研究”都不可或缺，因此现代研究体系逐渐向两个方向分层次发展。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来看，这种双向分层次发展体现为研究的学术化和思想库的崛起。 现代研究体系的演化：学术化与思想库崛起 从根源意义上讲，学术在现代社会之所以会向两个方向发展，起因于社会需求体系中两个需求的凸显，即“新知识稀缺”和“社会冲突加剧”。新知识稀缺，意味着社会对新知识的需求日益强烈；社会冲突加剧，意味着社会解决问题的需求日益强烈。基于这两个“日益强烈”，社会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这就是学术性研究和思想库型研究。 第一，学术研究的深化。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在知识社会中，知识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而知识资源具有特殊性，即它是无限的、可复制并在很大程度上共享，这就决定了在知识社会中，竞争的核心不在于知识多少，而在于新知识能否被发现。而在一个社会中，新知识的发现并非人人都可以胜任，它需要专业人士才能完成。而这意味着“实用性研究”无法满足，研究只能是“非实用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社会的到来，对学术研究的“非实用性”和“象牙塔”要求不是削弱了，相反，更是增强了，体现为公共教育的崛起，其核心是“学科建设的兴起”和“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在这里，“学科建设的兴起”意味着，知识体系的“专业性”得以强化，相应，基于专业性的专家队伍也随之“精英化”；“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对接”意味着，大学教育的“公共化”程度提高了，相应，基于这种公共化，高等教育的“大众性”也增强了。[2] 放置在整个社会大场景中，上述崛起结果呈现为下述社会架构：一端是社会的“知识需求”，一端是社会的“公共教育”，中间，是基于“非实用性”的“学术--大学体系”对二者的有机连接。在这里，以大学为载体的“学术”之所以能把“知识需求”与“公共教育”联接起来，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学科建设”增强了学术的“专业性?精英化”之内涵，这一特质可以提供专家和专业能力，即保证这是专业人士在进行专门研究；二是“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对接”为“学术”提供了“特定环境”，这种环境内含“公共化?大众性”两大规定性，本质是“实现知识的传播”，因此，基于“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对接”的“学术”又意味着，研究面对社会公共教育，不是谋利，也不是基于政治要求，即“非实用性”，这样就保证了“象牙塔”的纯洁性。由此，关于学术的现代价值可以这样概括：建立在现代“公共教育”基础上的“学术”，具备了两个核心规定性，即“专业性?精英化”和“公共化?大众性”，前者保证了学术研究的专业性和专家化要求，承担着“新知识发现”之重任；后者保证了学术研究的“非实用性”取向和“象牙塔”特征，担负着“知识传播”之职责；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上述内容如下图示：
第二，思想库的崛起。思想库的崛起源于社会冲突的加剧，在根源上，冲突来源于社会需求紧张。一般情况下，社会需求之间是有张力的，只要这种张力适度，不会对社会发展造成消极性影响，但是一旦张力过大，则必然引起紧张，进而引发利益碰撞，形成社会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解决社会冲突的根本办法，是分析社会需求状况，并根据状况设置不同的应对方案，这就是政策设计的基本逻辑。但问题是，谁有能力设计政策，这些设计的方案如何才能转换为真正的国家政策呢？ 从逻辑上看，依据需求分析设计方案，既包含基于发现问题的“应用性”分析，也包含旨在解决问题的“对策性”分析，是一种“实用性”研究。因此，这种研究首先不是“学术研究”。 从内容上看，社会需求很复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领域，能分析这些需求，并进而设计应对方案，显然，非专业人士是做不到的。这意味着，能进行这种研究的主体必须而且只能是专家，必须具有专业能力。可见，这种研究其次是专家性、专业化研究。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到，这种研究不是“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具有“专家?专业化”的特质。那么，这种研究是什么呢？ 从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的大场景进行考察，这种研究也处于中间位置，一端是“社会需求紧张”，另一端是“公共政策”。也就是说，该研究是把“需求紧张”与“公共政策”通过“需求分析--对策分析--方案设计”连接起来，其目的是把“政策方案”转换为“国家政策”，即，这种研究旨在把学术与政治相连接，试图实现专家系统与政治家系统的有机链接，因此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决策咨询性质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该性质的研究被称之为思想库型研究，因此，笔者把这种研究路径的凸显称之为思想库的崛起。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思想库有这样几个要素：联接“社会需求紧张”与“公共政策”；对“社会需求紧张”进行“需求分析--对策分析--方案设计”，以形成“政策方案”；“政策方案”通过某些环节转换为“公共政策”。因此，在这里，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政策方案”与“公共政策”之间是如何转换的？ 从思想库发展的历史来看，政策研究行为内含“两化”脉络，即研究的专业化，运营的职业化。研究的专业化，是解决如何把社会问题分析准确，形成对策方案，包括三个环节：“从社会需求中提取研究议题--进行对策研究--设计政策方案”。专业化的背后是高质量的专家系统，其功能是保证研究的质量。运营的职业化，即解决如何把政策方案推到政治家的议程表上，主要通过职业经理人，经过职业性运作，让政治家认同并放置到政策议程上去。职业化的核心环节是“职业运营”，包括对思想库内部的管理，对思想库与政治家之间通畅渠道的构建。该环节的背后是职业经理人的专业操盘能力。上述内容图示如下：
总之，学术研究的内在强化和思想库的崛起意味着：在社会宏观场景中，当代社会在“需求”一端，两个因素凸显，即“新知识的需求”和“社会需求紧张”；在“供给”一端，满足“新知识需求”的是“公共教育”，满足“社会需求紧张”的是“公共政策”；联接“需求”与“供给”的分别是“学术”和“思想库”；“学术”通过自身的“专业化?精英性”和“公共化?大众性”两个特质，提供了公共教育要承担的“知识发现”和“知识传播”两大功能，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了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思想库”通过自身的“专家?专业化”和“经理人?职业化”两个规定性，完成了把“社会紧张需求”转化为对策方案，并把对策方案推到政策议程，最后形成“公共政策”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思想库的地位和价值得以不断提升。这就是现代研究体系双向分层演进的基本内容。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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