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闻名遐迩的重要文物陈列-青铜器

2013-08-09  榆城古风
 
探寻上海博物馆闻名遐迩的重要文物陈列-青铜器馆。
作为国内最知名的博物馆之一,上海博物馆已经连续三年蝉联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排名冠军,上博的软件硬件实力无疑已居国内翘楚。

而在上博最引已自豪、藏品最为丰富的青铜、陶瓷、书法、绘画四大展馆中,青铜器馆堪称为首,这除了多年的苦心经营之外,无疑与已故的前馆长马承源先生本身乃是国内资深的青铜器专家有莫大关系,在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出的珍贵一级文物清单中,上海博物馆一共有两件(组)入选:大克鼎和晋侯苏钟,全部为青铜器,由此可见上博青铜器收藏实力之一斑。无论以收藏的广博性、系统性、藏品珍罕度;还是陈列水平、研究深度,上博青铜器馆都堪称国内最佳。
本版chino兄曾经在"镜头中的博物馆"中介绍过上博青铜器中的部分精品,而本次我将努力汇集更为完整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来展示上博青铜器之珍品的点点滴滴,进而透过器物本身来考察中华青铜文明发展和变化的脉络与进程。
中华博物馆探宝第九集,让我们步入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
 
 走进上博青铜器馆,在入口处,你会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件有些奇特的青铜器,说它奇特,是因为大多数青铜器陈列馆喜欢将国人最熟悉的鼎,作为开门之宝来呈现,而上博的这开门的第一件,却完全不同,它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夏代的“钺”,这件青铜钺,其价值又何在呢?

镶嵌十字纹方钺  夏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长35.6厘米,刃宽33.2厘米,厚0.9厘米。

    钺是古代的兵器或用于杀戮的刑具,而且也是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此器方形平刃,阑旁有两方孔,似用于皮条捆扎。器物中心有一圆孔,其周围用绿松石镶嵌卉纹六组,纹饰较为特殊。此方钺大而且重,使用不便,还有绿松石作镶嵌,精致秀美。刃部平口无锋,不具备实战功能,当是仪仗用具。
   在《苏武牧羊》中提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长柄的武器,头部沉重,  青铜斧钺自有一股威猛刚烈之势,力量与霸主的最好象征。
   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至于斧钺,由于其杀伤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时期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钺的形成与斧的形成属相同的时代,斧、钺(yu?)通常被联称,二者的形制相似都是用来劈砍的长兵器。区别在于钺是一种大斧,刃部宽阔,呈半月形,更多地用作礼兵器;斧则是一种用途极广的实用工具。据《六韬》记载,周武王军中有大柄斧,刃宽八寸,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名曰“天钺”。 
   钺是由原始社会的劳动工具——石斧演化而来的。石斧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那时人们用磨制粗糙的石斧,砍斫器物、捕猎禽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之一。古汉字中“斤”就是砍木头的斧字,所以后来从斤字旁的汉字多有斩截、折取的意思。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一种磨制非常精细的石钺,钺体扁平,刃部宽阔,弧曲度大,两角微微上翘。这种精心制作的石钺显然不适宜砍伐林木或用于农作。据推测很可能是古人专门制造的原始兵器。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姬发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伐纣,在孟津会合八百诸侯,北渡黄河,陈师商郊牧野。誓师后,武王“左杖黄铖,右秉白旗”,指挥战斗。激战中,殷军“前徒倒戈”,武王乘机挥兵追击,纣王“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姝玉,自燔于火而死”。于是,武王“以黄铖斩约头,悬大白之旗”,纣之嬖妾二女自杀,武王又”斩以玄铖,悬其头小白之旗”,以示众。胜利后的第二天,武王进驻商宫,“除道、修社”,完成接管商王朝政权的典礼。这时,“周公旦把大铖,召公把小钱以夹武王”。从这段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上古时代的斧铖,不仅是用于战阵的白刃兵器,也是军队、指挥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
   商代的钺在国内很多博物馆,如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等都有展出,但大多以兽面为纹饰题材。而收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件钺,它的两面都是以人的面部作为装饰,
   
   人物造型生动,以镂空手法雕制出极其讲究对称的人物眼睛、耳朵、鼻子及嘴部。包括脸部的肌肉、嘴部的牙齿都细心表现出。虽然在钺的表面,也由于历史的原因布有铜锈,但其制作的精细,特别是艺术处理上的对称美感、肌肉立体感等,无不证明了这是一件罕见的青铜器珍品。在山东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有国内仅有的两件人面钺,中华博物馆探宝后面会陆续介绍。
     夏代的青铜器本身就不多,上博这件镶嵌绿松石的夏代铜方钺更是难得之重器,上博将其放在青铜器馆门口,也许是想表达一种号令天下的雄心? 
     这件器物早年被认为是商代晚期之物,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圆形铜器,上面留有较厚的织物痕迹,经过对其X光摄影,可观察到铜器上用绿松石镶嵌了十字纹,其排列方式与此器纹饰一致。由此,将这件器物的年代提前到夏代晚期,这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这件大钺援部接近正方形,有别于上下援部曲弧的形式。这样的大钺仅发现数例,均出自等级较高的遗存里,如湖北盘龙城商代中期的龙纹钺;安阳殷墟M5出土两例妇好钺;山东青州苏埠屯大墓出土两件透雕人面钺,其中一例有亚酗铭文(分藏在山博和);江西新干大洋洲也发现两例透雕云纹大钺。我们可以发现,大钺的文化属性非常复杂,值得进一步探讨。
          圆孔周围用绿松石镶嵌两周弦纹,弦纹中间饰以两周十字纹,外圈12个十字纹,内圈6个十字纹,这样的数字组合似乎似乎有深意。近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太阳火焰有12条,而飞鸟有四只,这样也似乎有所指代。

          大钺作为礼仪用器,仪仗用器,应该用柲穿束立起。柲是弹性较好的木柄,表面涂以天然漆,在湖北一带的东周墓葬中有的保存至今。柲的长度一般比较长,“戟,车戟也,长丈六尺。”按汉尺换算,长度为3、69米。从东周铜壶上水陆攻战画像上来看,柲确实很长。靠近内部之处设有两个长方形孔,用以栓系皮条,来捆绑长柲。如此重量的大钺想必其柲也是很粗大的。
      经科学检测,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含铅量都比较高,这件器物的含铅量也高于一般大钺,这也可以作为断代依据之一。
 
  从陈列品来看,上博的青铜器来自于全国各地,收藏范围之广、器型之多令人大开眼界。与众不同的是,上博的青铜器因为数量众多、品种丰富,因而展陈顺序是按照青铜器的不同发展时期来设置的,顺序主要是:萌生期青铜器、育成期青铜器,鼎盛期青铜器、转变期青铜器、更新期青铜器以及边远地区青铜器。这样就可以系统地了解整个青铜器从始至终各阶段的顺序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器型、纹饰特点等等,如此丰富的馆藏品足以担当起这样一个相当专业的展陈。

第一篇:萌生期青铜器
     萌生期青铜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左右,中国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址中出士了青铜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饰件,并发现铸造遗址。青铜礼器造型初具规范,器壁匀薄,铸造技术已达熟练水平。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显示中国业已步入文明社会。
        
    浩瀚史海,我们溯源而上,来到有朝代纪元的第一章。
    夏商周是我国的先秦时代,这一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的使用与祭祀和战争是紧密相联的。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历史朝代,而我们祖先冶炼和铸造青铜器的时代比这更早。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古人发现了铜矿,进而学会了采冶,熊熊炉火烧起来,青绿的铜液流淌出中国一个青铜时代。中国青铜器出土年代最早的地方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是一座夏代的遗址。这里出土的青铜乐器、兵器、容器等,代表着中国文明的进步。在这里还发现了夏代的大型宫殿遗址和青铜器铸造遗址,因此它被统称为二里头文化。
 
细腰爵
夏 
高11.7厘米,流至尾长14.1厘米,重200克。铸造于公元前16世纪以前。
        爵是古代饮酒器。此爵狭流、束腰、扁体、平底,颈腹间有一阔鋬把手,流和口沿的连接处设有通常所见的柱状物。三足较短,张开,有稳定感。器壁很薄。青铜爵的内部有陶范残留,表明它是用陶质块范法铸造的。
       首先我们可以先对比的看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1984年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铜爵的造型
      
上博收藏的此件细腰爵造型原始,尚带有陶爵的特征,与1973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出土的一些青铜爵相同(参见上图),属夏代晚期的器物,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饮酒器之一。
 
乳钉纹管流爵
夏代晚期
公元前18世纪-公元前16世纪
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而出
          三足残缺,根据痕迹想象复原。与一般铜爵不同,此器一侧斜置一流,流上有两个曲尺形装饰物,造型别具一格,没有一般的狭流,敞口,两端呈翼形,靠近管流一侧略高。口沿略厚,防止使用时破裂。萌生期铜器器壁普遍较薄,这样可以节省贵重的青铜原料。此器鋬特大,平底,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腹上饰有弦纹和乳钉纹,这时期的乳钉纹很特殊,为实心,区别于后期与此相似的空心连珠纹,应该加以注意。管流口部水平线低于器口,这样液体会自主溢出。从痕迹来看,管流前端断缺。可知管流应该比目前状况更长。1965年公布的一件二里头遗址出土管流陶爵与此器相同,现藏洛阳市博物馆。
       爵和角都是用于饮酒的容器,但爵有流而角的造型则无流而具有若尾的双翼。此器形似角而带有管状的流,属于特殊形式的爵,非常少见。 

 
连珠纹斝
夏代晚期 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斝是中国古代用于盛酒或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源自同形陶器。三足,一鋬(耳),两柱,圆口呈喇叭形。由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定为御用的酒杯,诸侯则用角。
        斝是祼酒器,用于将酒倾洒到茅草上进行祭祀。爵和斝是二里头文化最主要的酒器,此外还发现了数量很少的封口顶流式盉,这样就构成了所谓夏代酒器组合。从整体观察,二里头时期的斝,器鼓腹部分似乎归属于三足部分,而商代早期斝的鼓腹已经与器体浑然一体。三个锥形足与器腹相通,这是由于那时期铸造技术还没有解决内范悬空的能力,其实是一种缺陷,但也成为育成期铜器特点之一。器体与鋬投影位置总是有两道范线,这也是铸造时候留下的痕迹。在口沿部分设置一对柱,柱为三棱形,整体似钉。内口沿有一圈范线,口沿也经过加厚斝的腰部有三条不平行的横纹,特別的是有一排凸出的小乳钉,作为圆突的圆形装饰。故称"连珠纹斝",这是火纹的滥觞。这种纹饰是夏代晩期青铜器的特征。
(刻划)云纹鼎
夏代晚期 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高18.5厘米,口径16.1厘米  重0.71千克

        敛口,厚唇,小立耳,深弧腹,圜底,腹下有3空锥足。腹饰一周粗疏的斜角云纹。器壁薄,为了防止铸造爆裂,口沿处理得比较厚。合范技巧不够成熟,尚未掌握范芯全封闭铸造技术。198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网格铜鼎也为阳文线条。
        用三块外范铸成,分范不均匀,间距15.8—13.8—15.9,腹部周长45.5厘米。耳为连铸,一耳与足垂直,足中空,纹饰劲健有力,有多处补铸痕迹
        上海博物馆最新定为夏代晚期。
        也有意见反对上博的断代,意见如下: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收藏和研究水平国际领先。馆藏铜器数量目前已超过7000件,青铜器专业著作也接连出版。在待变上博青铜器研究成果的青铜馆,陈列意见标识为夏代晚期的云纹鼎(以下简称上博鼎),半环状立耳,侈口,饰云纹,圆底,锥足中空,造型古朴,线条劲健。一耳于一足相垂直。这也是育成期青铜器鼎、鬲等三足器的普遍特征。耳足在同一垂直线上的原因,至今仍不十分清楚。耳足相垂直在视觉上产生的不平衡感,不会再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不被工匠察觉,况且这在制范工艺上更为繁琐。从一些耳足垂直的器耳残存范线来看,至少有一部分器的器耳在制贩时候被分割在两块范上。所以,是由于技术意识、手段的落后与原始,是当时的工匠无法在较短时间内摸索出新方式去改变这种现实。笔者在对上博鼎进行细致考察后认为在断代上存在可商榷之处,理由如下:
1、通览二里头文化出土之铜礼器,无论是爵、斝、盉、鼎,皆为平底,唯上博鼎为圆底,且甚为明显。
2、二里头文化出土之铜礼器,大部分为素面,仅有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一例铜鼎,铸有粗浅并十分原始的网格纹。而上博鼎铸有更加复杂抽象的云纹,线条流畅有力,绝非信手拈来之作。
3、上博鼎为建国后自冶炼厂拣选,无确切出土地点记录。
        综合以上三点疑问,认为上博鼎并非夏代晚期器物。根据其器壁较薄,分范数量少,耳足垂直,三足中空,无垫片,又补铸痕迹的特点,并兼及整体形制风格,定为商代早期是恰当的。

附一篇夏代青铜器的研究文章:
                                     高良:夏代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

                             一    造型形式

       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
        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
        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
       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

                               二  纹饰意蕴
        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
(一)几何纹
       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
       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
       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
        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
       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
(二)动物纹
         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
      
      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
三 艺术风格
       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
       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
       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
      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
      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
       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內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
       “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第二篇:育成期青铜器
        育成期青铜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於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分铸技术的应用已较娴熟,制范、合范技术相当进步。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发展的基础。
      育成期青铜器最明显的标志是"兽面纹"的出现。兽面纹的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形象比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的两侧有的有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
      商代早期兽面纹最简单的仅有一对兽目,而将其他各部分都省略了。一般的都用横条或直条的复线或单线为主体的末端呈勾曲形的条纹构成,并歧生出简单的雷纹。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斟酒器:
(变形)兽面纹爵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 史的余辉。而青铜器在各期的特征,有不同的发展,其间最辉煌与最早当为青铜器“爵”。而透过爵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青铜器各个时代的不同特点。可以说,爵是青铜器中不可缺的重要一簇奇葩。从各个不同时期来看爵的表述:
        爵可以说是最早的酒器,功能上相当于现代的酒杯。流行于夏、商、周。爵的一般形状,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鋬,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此为各时期爵的共同特点。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的商代早期: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凶楹系囊惶拙破鳎已普遍出现。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 本帖最后由 情枭的黎明 于 2013-2-6 13:31 编辑
 
兽面纹爵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
          这件商代中期的兽面纹爵很有意思,腹部的上下两段,上腹部的纹饰是早商样式的凸线线刻的阳纹;下腹部则是浅浮雕样式的兽面纹(兽面纹的刻划也比早商时仅仅表现一对巨睛的形象要变得复杂、繁缛一些了,有了许多用凹线刻出的纹饰细节上的刻划),兼具早商和晚商的两种纹饰风格,就此最能看出育成期青铜器在纹饰上的这种过渡风格。连珠纹是早期青铜器爱用的一类纹饰,商代中期时仍然流行。但是即便如此,在商代中期时纹饰在器表的覆盖面积也大大扩大了。可以看到这件爵的腹部几乎布满了纹饰,早已不是早商时那种简洁的形式了。
 
 
兽面纹爵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兽面纹爵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
本组斟酒器"爵"



            这件爵的底部由早商的平底变成了后来一直沿用到明、清的圜底的样式,流也变成较宽的舌状流(当然宽度还不能和后来的爵相比,还略受早期爵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其腹中部的夹在上下两周连珠纹之间的兽面纹,已经具有较复杂的细节纹饰的刻划。虽然仍比较抽象,但相比早期仅有简单的一对突目的兽面纹,已经复杂、具象了许多。柱的个体也显著的变大了,而且顶部铸成蘑菇形,开始具有了装饰效果。
       关于柱的功能, 上博已故马承源先生认为这样的柱是用于挂滤网用的。用于爵上时,一端挂在两根柱上(有的爵是单柱),另一端挂在爵的尖锐的角状尾部,这样可以过滤酒渣。因为当时还没有蒸馏用的清酒(中国人用蒸馏法制酒,取得纯酒精,然后以低度的酒或水直接勾兑成各种度数的低度酒,据考证是始于宋代),从酒最初产生,直到宋代以前的酒,多是发酵法酿成的浊酒,酒色浑浊,类似于今日的米酒,所以饮用时需要用苞茅的叶子来滤酒,即缩酒。
 
兽面纹觚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觚”是一种饮酒器,盛行于商代,其基本形制为长筒状身,大喇叭形口,斜坡状高圈足。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据专家考证,饮酒时如需温酒而饮则用爵,不需温酒而饮则用觚,所以觚、爵常配对而出,成为当时礼器组合形式的核心。
      觚之与觯,古籍记载颇有混淆处,如《考工记》:“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二升,觚三升。“而《韩诗》云“二升曰觚”,因此古籍对于觚的容量解释也不相同。现今考古界所通称之觚,是沿用宋人所制订的旧名,是否即为古籍中的觚,无法证明。因为商周之觚铭中皆无自名,但据形体定为饮酒器,还是可信的。有一商代早期觚,其口部半封顶,并有一流可饮,是为饮器的直接证明。觚与爵是一组配合使用的青铜饮器,常相伴出土,也有觚与斝成组合的。
     兽面是古代人们想象中的怪兽的面部,将其刻画在器物上所形成的纹饰称兽面纹。宋代的学者把兽面纹称为饕餮纹。兽面纹是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之一。
勘误:本组为饮酒器。
敞口,长身,束腰,高圈足。腹饰兽面纹、联珠纹。圈足有十字形镂孔,底有折棱。
        从其兽面纹带下方的十字形孔中可以看到觚的下腹部(位于兽面纹带下方的腹部)实际上是假腹,因为真正的器底并不在圈足处,而在上字孔的上方,即兽面纹带下缘的位置。所以兽面纹带下方的觚腹并不是真正的腹部,而只是假腹。这在一些鼎盛期的觚身上能看得更清楚。
     关于觚的这种较高的器底,以及十字形的镂孔。有的的解释是铸造工艺不成熟的原因。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上博已故的马承源馆长则认为是为了防潮透气,将器底铸高,使之远离地面,这样就能防潮,防止器底长期接触潮气而锈蚀,而开十字形镂孔之后则可更保持通风,便于潮气排出,故实际上是保持器底干燥的一种保护措施。这种说法亦有一定道理。实际上,不仅早商时的铜器大多带有这种镂孔,晚商时也象征性地保留着这种构造(或用相似的结构进行代替,比如黄觚下腹部的镂空装饰),而西周的许多簋都带有空心的方座,使得簋的圈足远离地面;甚至于有些簋(比如首都博物馆藏的西周穆王时的班簋、上博藏的妊簋)更用四条长足把簋的圈足架空,使之悬空离地。因晚商、西周时青铜铸造工艺早已成熟,故就很难再用铸造工艺上的缺陷来解释这样做器的目的了。
 
兽面纹觚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前13世纪
顾恺时先生、成言嘉女士捐赠
          顾恺时(1913-2005),江苏启东人。我国著名的胸心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教授。 1938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留校任附属红十字会医院外科医师和外科系助教;1947年赴美国Mayo Clinic(梅育医学研究中心)研修外科和胸外科,1948年转入哈佛大学麻省医院进修,师从R.Sweet教授,1949年回国任南洋医院院长;1957年起任上海市胸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副主任;1985年起任上海市胸科医院名誉院长。1984年被美国胸外科学会聘为终身会员。
       1956年,顾恺时将自己所拥有250张病床的私立南洋医院无偿捐献给国家。
       1957年以他为主筹建了上海市胸科医院。
       1978年将个人珍藏的历代文物225件(上至商代晚期,下至战国时期)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斜角云纹觚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敞口,粗身联圈足,圈足有十字形镂孔。口沿腹间有一牛首。
            这件觚的造型较粗而矮胖,早商时多这种矮胖形的觚,郑州商城、黄陂盘龙城出土的的觚中都可见到。唯这件觚带有用于持握的鋬,似不太常见(但不是没有)。这件觥的造型多少让人联想到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那件带鋬的象牙杯。
兽面纹觚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本组饮酒器"觚"


兽面纹斝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斝(汉语拼音:jiǎ)是中国古代用於温酒的酒器通常有青铜铸造,三足,一鋬(耳),两柱,圆口呈喇叭形, 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
        基本造型为侈口,口沿有柱,宽身,下有长足。斝的形制较多,器身有圆形、方形两种,有的有盖,有的无盖;口沿上有一柱或二柱,柱有蘑菇形、鸟形等不同形式;腹有直筒状、鼓腹状及下腹作分档袋状几种;有的是扁平素面,有的用兽头装饰;底有平底、圆底;足有三足、四足、锥状空足、锥状实足、柱形足等。一般来说,商早期斝多为平底、空锥形足或较瘦的袋状足,胎体轻薄,纹饰简单,一般只有一层花纹。商中期至西周早期,斝多为圆底或肥圆的 袋状腹,柱形足,器体厚重,花纹繁缉, 常用蕉叶纹、饕餮纹、云雷纹等纹样装饰,有的以云雷纹做地,其上饰有多层花纹。斝作为礼器,常与觚、爵等组合成套使用。
        关于斝的用途,有种说法认为它是温酒用具,但在礼制方面,据《礼记》 、《左传》等书所载,斝主要是用来行祼礼的酒器。众多青铜斝总体上都纹饰繁缛,穷极富丽,斝当不是寻常的酒器,应是正规祭祀、盛会活动中的用器。
 
兽面纹斝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以下内容由 情枭的黎明 于 2013-2-8 20:14 补充
       腹部的一周涡纹(火纹)十分奇特。
兽面纹斝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不仅锥足明显地粗壮,而且伞状柱上也出现了纹饰,装饰效果渐趋繁缛。
兽面纹斝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饕餮纹束腰袋足斝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腰部装饰有连珠纹. 这件饕餮纹(兽面)斝可是登上过国家钱币的青铜重器。
参见:
煮酒论青铜之兽面纹斝
 
换一个角度再看,这只斝杯置于一个独立的展柜,其纹饰较之前的几只明显更为繁复精美,其袋形足也显得与众不同。
饕餮纹束腰袋足斝
31.3厘米,口径18.4厘米,重1.8公斤。
          这是一件 属于商代中期的器物。以兽面纹为主要装饰的斝,所以命名它为“兽面纹(饕餮纹)斝”。斝是用于盛酒举行祼礼之器物,兼可用以温酒。
      这件斝上装饰有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兽目突出,以鼻梁为中线,左右对称。细密夸张的线条突出神秘庄重的风格。
兽面纹壶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椭圆形壶,长颈,深垂腹,双贯耳、圈足。颈饰弦纹,身饰虎首、牛首二组兽面纹、龙纹,足饰云纹。
       壶主要作祭祀和禮儀、宴享活動的禮器,也可作盛水器。现在所知最早的壶是商代中期的,直至汉代壶仍然是较常见的青铜器之一。由于壶的使用时间较长,其形制变化也就比较多。
       壶的基本形制是圆形或扁圆形,也有方形或椭方形,有盖,肩上有环套接提梁。也有个别壶没有提梁,仅在壶肩设一对环,估计当时是直接用绳索作提梁,由于时间久远,绳索早已朽烂无存。
兽面纹壶(局部特写)
兽面纹尊   
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张雪庚先生捐赠
              这件尊口部侈大,超过肩径,肩部丰圆突起,圈足较低,是商代早中期常见的式样。此尊的肩部有三个牺首,体现了商代中期铸造技术的发展。肩腹部兽面纹精丽工整,结构紧密,兽目及躯体上与方整齐排列的羽状纹饰更见绵密精细的气质。但整个图象仍有强烈的抽象感和神秘感,兽面的主干和地纹没有明显的区别。

延伸阅读:
张雪庚:历经坎坷的古董大鳄

 
兽面纹鼎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鼎圆体,深腹,薄壁,平口沿外折,口沿微敛、折沿、大立耳、浅腹。腹下三扁足,足作夔形,首朝上,尾部作支点。颈部饰兽面纹,无地纹.
          鼎”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              扁足鼎被归入异形鼎一类,被认为是温食器,用于温羹,在鼎的大家族中不占多数,但是颇具特色。这件早期的扁足鼎与郑州白家庄、黄陂盘龙城出土的早期扁足鼎在造型、装饰上都差不多,纹饰较简单。其扁足上的纹饰似是由云纹构成的夔纹。早期的扁足鼎都是深腹圜底,进入鼎盛期后鼎腹则显著地变浅,成为钵状的半球体。
兽面纹鼎
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这件商代中期的鼎,鼎耳仍然是早商时流行的立耳。此鼎相对于早商的鼎而言最大的变化在于鼎足部分。虽然仍是锥足,但却已有逐渐向柱足演变的趋势,足尖已不象早商的鼎足那样尖锐。
 
兽面纹鬲(念l?)
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口径14.6厘米,高19.2厘米。
               鬲腹饰卷角型兽面纹,兽目巨大,图案条纹粗犷,结构复杂,构图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器壁均匀而薄。在商代中前期青铜鬲中以这件器物最为精致。
         鬲是古代煮饭用的炊器,可用于炊粥,兼可用于盛放肉食。铜鬲最初是依照新石器时代已有的陶鬲制成的。其形状一般为侈口(口沿外倾),有三个中空的足,便于炊煮加热。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商代前期的鬲多无耳,后期口沿上一般两个直耳。
 
第三篇:鼎盛期青铜器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艺术辉煌灿烂。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於完善,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运用夸张、象徵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纪事体铭文在商末出现。周初礼器沿袭商制,出现了向重食体制转变的端倪。铸记长篇铭文是西周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艺术第一次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虽然各有特点,但具有更多的共同点。最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器物的造型设计上,例如卣、觥、尊等,器形本身已成为一件完整的立体雕塑。这种造型艺术与实用性相结合的风格,一直延续到青铜艺术的衰退期。艺术装饰趋于复杂化,在庄严而瑰异纷繁的纹饰中,最能概括时代风格的,是常见的采用夸张艺术手法的兽面纹。它的要素是巨目、裂口,额鼻部分成直线突起,多有一对利爪,两旁有对称的张开的身躯。这些都形成定式,而角的形状最富于变化,通常所见有内卷角、外卷角、平置角、曲折角、分枝角等。艺术装饰的另一特点,则是在一个图案单位上除了主体纹饰以外,常以各种动物形象作为陪衬,一器少者二三种,多者可达七八种,有的甚至更多,使器上无空隙处。纹饰的物象形态狰狞可畏,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气,形成独特的时代风格。这种物象构成了我国古代礼器装饰的传统特点。鼎盛期铭文书体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巾的重要阶段。书体结构尚未脱尽图形文字的形态,笔画中常以细笔和粗笔相间,证明书写者已注意行款章法的联系。铭文中载有许多氏族的徽记,则是研究当时氏族方国志的重要资料。此时的铭文不仅是记录思想和语言的工具,而且已成为青铜器独特的艺术形式。
        鼎盛期的青铜器,每一件器物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件器物都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开篇就是两件鼎盛期的重器,先上第一件:
 
牛首兽面纹尊
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
       敞口,内收颈,折肩,弧腹,圜底,圈足。肩饰透雕牛首铺首。腹饰外卷角形兽面纹,圈足有圆形镂孔。

 

一件令人屏息的杰作:

29
父乙觥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29.5厘米  长31厘米 底纵12厘米  底横16.7厘米  重4.8千克

        这是一件器形和纹饰都很别致的盛酒器。觥盖前端是昂然而出的兽首,牴角、双耳凌空翘起,两目圆睁,神态肃穆。盖后端作牛角形兽面纹,双耳翘出于器表。盖的中脊浮雕一条小龙,长体卷尾,两侧是凤纹,凤的前方各有一条小蛇。觥体周身饰凤纹,主凤特大,长冠飘逸,昂首伫立,凤爪置于圈足。其余诸凤长尾逶迤,各择空间而居,因所处部位不同而各具形态。
    器的前端为流,后部有鋬。器及盖内各有铭文“*父乙”三字,是*为父乙所作的祭器。(*字在字库里没有,为“共”字上面的一横在中间断开)
    整器装饰手法纯熟灵巧 ,在商代晚期作品中非常独特,是一件形神兼备的青铜艺术珍品。此器集多种动物纹样于一身,是将精美的艺术设计和器物的实用性高度统一的一件瑰宝。              


30
父乙觥(局部特写)


          共父乙觥由盖、身、鋬和圈足等几部分组成。觥盖的前端是幻想动物的头部,这种幻想性动物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器物上十分流行,它有一对长颈鹿的牴角和兔子的耳朵,双目圆睁,两角后各有一条曲体小蛇。
     关于父乙觥头部的犄角是长颈鹿样式的说法来自上博前馆长马承源,但也存在着争议。

31
父乙觥(背部特写)

         中脊浮雕一条长体卷尾小龙,盖的后端是一只牛头,双角突出,长舌上翘,与器身的牛头鋬形成对应。觥身周体装饰了凤鸟纹,器腹部的主凤体态雍容华贵,神情肃穆,其余诸凤鸟装饰在圈足、主凤背上及器盖的各个部位,每只凤鸟都大小不同,布局错落有致



31
父乙觥(另一侧面)

           有人曾因为觥(gōng)有个可以倾倒酒液的流部而认为觥是饮酒器,也有人认为觥是水器,其作用与匜相同。考古发现有的觥的器腹中有一道隔,它可以盛放不同的酒类,而且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物中都发现有的觥附有一个可以用来舀酒的斗。这些材料都表明觥不可能是饮酒器或水器。觥是盛酒器。
       觥的造型有两大类,一类是完全以动物形象,特别是牛或羊的形象作为器物的造型;另一类是是器物的上半身,仿造动物形象,而且这种形象多数都不能特指某种具体的动物,而是经过加工后创造出来的具有神话传说性质的动物形象,下半身则是器物的造型,如器足作圈足的式样,这类觥的器腹有椭圆体和长方体之分。
       觥的器形与兽形尊相似,有时人们容易将其误认为是兽形尊。其实觥与兽形尊在器形上有明显的区别,觥盖都作兽首连接兽的背脊式样,这样动物的颈部形成一个很自然的流槽,可以用来倾倒酒液。兽形尊的器盖均不连接兽首,盖均在动物的背脊上。而且觥的形体较之于兽形尊一般要小一些。
        觥使用的时间在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 

32
父乙觥(局部特写)

从这个角度看去,这头怪兽仿佛有了生命和灵魂...... 
下面上一组鼎盛期的斟酒器"爵"

33
旅祖丁爵

西周早期 公元前十一世纪
器高23.4厘米,流至尾长17.9厘米,重0.96千克。

              旅祖丁爵为为上博青铜馆三大著名青铜爵之一。
         流短而宽,尾稍短,原来应该在流根部的双柱已经向后移,柱呈方形,顶有帽形装饰,腹一侧的牛首鋬既厚且小,仅能够容下一指;杯体较宽,圜底下设三棱形足外撇,扁如刀形,这正是典型的西周早期爵的形制特征。流部装饰有对称的兽纹,尾部满布雷纹。体部纹饰分上下两段,各装饰兽面纹,但不辨兽体纹饰,均以精细的雷纹组成下段纹样。以羽列形和雷纹构成的象征性兽面纹,但是雷纹之雕刻不如商朝的精丽规整,构图也不完全相同。这一类纹饰在西周早期流行时间甚短暂。
        该爵鋬内铸有铭文一字“旅”,一个“且”(通假字,通“祖”)在立柱上。“丁”在另外一个立柱上。此爵形制高挑修长,廓线流畅优美,纹饰繁缛细腻风韵自见。造型极具匠心,各部分尺寸比例非常恰当,曲直方圆妙于变化,使之既显阳刚之气,又透露出阴柔之美,格外精美,令人赞叹不已。
        爵,酒器,盛行于商代与西周时期,商代较多,至春秋战国时期爵就少见了。这类器物可能是一般人最熟知的青铜器种类,我想原因大是与我国的酒文化不无联系。但是青铜爵作为我国古代青铜礼器当中的重要器物,它大多数时候其实是和其它青铜礼器组合使用的。从商朝墓葬出土的青铜饮酒器陪葬器物来看,常是一爵一觚成组出现。

34
商爻(yao)爵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20.1厘米,通长18.2厘米

       该器长流上扬,兽首鋬,腹饰兽面纹,鋬内铭文一字,三足修长,器形雅致。爻爵共为两件为一组。这是其中一件。 

35
爻(yao)爵

这是本组中的另外一件。其腹部近鋬处,有铭文“爻”字,当是器主之名,故定其器名为“爻爵”。


36
畐父辛爵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腹近鋬处有铭文“畐父辛”三字。


37
龙爵

西周早期 公元前十一世纪
通高18.9厘米、流至尾长15.8厘米

        龙爵为上博青铜馆三大著名青铜爵之一。爵作垂腹式,双柱较高作圆锥形,龙形鋬极小,仅容一指,三足为宽扁的刀形。柱饰曲折雷纹,流及尾饰变形龙纹。腹部纹饰作斜条形构图,一条龙纹,一条雷纹,以沟形纹相间隔。这种形式的装饰设计,在青铜器中极其罕见。鋬内侧铭一“龙”字。 龙爵形制独特、纹饰精美,罕见的造型格外吸引人眼球。而无柱帽的双柱在已发现的青铜爵中也仅有此例,堪称古代青铜爵中的绝品。 

38
亚其爵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20.1厘米, 通长16.8厘米

         亚其爵,与龙爵、祖爵并列为上博青铜馆三大著名青铜爵,这件爵的造型和纹饰都极为精美,器形高大瑰伟,器壁厚重均匀,足部粗壮,具有端庄凝重的气派。亚其爵的流与尾以及口下饰有蕉叶纹,腹部则饰有分解的兽面纹。主要的纹饰分为三层,以雷纹为地,突起得主纹上面则还饰有细雷纹。装饰幅度很大,与雄伟的形制构成奇妙的对比,给人以华丽夺目的美感。 
         爵是一种饮酒器,或谓斟酒器。爵流上有较高的菌形柱,腹部两侧有棱脊,一侧有兽首鋬,三个棱形足向外撇. 这件器物上有铭文“亚其”二字,故而被命名为亚其爵。 


39
本组鼎盛期的斟酒器"爵" 
40
*角

 上博的很多青铜器上都有这样的古字,他们一般不释读,不注音,直接给出原字形。因为这些字都是一些在今天看来失掉了实际意义的“死文字”,都是表示人名、地名、物名等含义的一些专名。因此能不能读出它的音来,意义并不大,只要知道它是用于专名的字就可以了。
             角是饮酒器,形制与爵相似,但无流和注。流行于夏商周时期。是下级官吏及平民使用之物,出土数量很少。西周中期以后,角便不复存在。 由于青铜角流行的时间短。 
        角的出土和传世数量远远地少于爵,青铜角行于商末周初。角是从爵演化出来的一种新型酒器,大量出现于殷商晚期或商周之际。其用途与爵相同,亦是饮酒器。《礼记.礼器》说:"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考工记.梓人》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一般墓葬中出土的酒器是觚、爵组合,但有时以角代爵,如安阳殷墟第160号墓就是十觚与十角相配,在河南鹿邑商周之际的大墓中也有类似现象。虽然角与爵用途相同,但其数量却少得多,而象晨肇宁角这样带盖的角就更少见了。现在所说的角,是宋代金石学家对无流而具两翼若尾的爵形器的习惯称谓,其容量与爵相若。


41
宁角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42
彳止角

西周早期 公元前1前11世纪
高23.1cm,重1.02kg
丁燮柔女士捐赠

       这一件角的铭文,是纪事性质的,格式是西周的程式化的形式,已经比典型的晚商的标识器主的纪事铭文要长了。所以无疑是西周的器。

 这个字“角”这里不读作“搅”,读作“决”,与“爵”同音。
    关于角,与爵相似而无流、柱,具相对而类锐的两尾,张开如翼状。有的角还有盖,比如河南博物院的晨肇贮角(也叫父己角)。它的功能上,和爵一样也是做饮酒器。据学者们猜测可能用在某些场合替代爵的功能。古代文献上记载爵和角的区别主要是容量的大小之别,以及与之对应的使用人身份的差别,但是实际考古中发现的角与爵,大多数的大小却相差不多,因此亦很难用文献里的标准来与实际情况相套。不过有些墓葬里没有随葬爵,却随葬有角。这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说明角与爵确实有时候是可以互替使用的。需要说明的是,角出现的年代,比起爵来要短得多,只在商周之际流行过较短的一段时间,在出土的数量上也远远少于爵。

捐赠者丁燮柔先生是潘博山先生的夫人,潘博山的来历请参见:

43
本组鼎盛器饮酒器“角” 

44
四瓣目纹觯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12.3cm、口纵8.5m、口横11.4cm

           四瓣目纹觯为椭圆体,侈口,束颈,鼓腹,圈足。颈饰三角云纹,腹饰四瓣目纹,在突出的目纹四角有对称的叶瓣形纹。圈足饰云纹。以四瓣目纹作为觯的装饰题材,在青铜器中并不多见。
       觯是古代饮酒器,是中国古代礼器中的一种,也。圆腹,侈口,圈足,形状小瓶,大多数有盖。这种形状的觯多为商代器。西周时有作方柱形而四角圆的。春秋时演化成长身、侈口、圈足觯,形状像觚,自身铭文称为“鍴”(如王义楚鍴)而不叫觯。 青铜器中习称的觯有两类,一类是扁体的,一类是圆体的,此两类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皆有,后者且沿用至东周。
45
父庚觯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父庚觯是圆体垂腹的觯,颈部饰蕉叶纹和分尾的鸟纹,腹部则为对称的凤鸟纹,昂首垂尾,华丽而精美。从西周初年起,鸟纹装饰逐渐增多,并常作为主题纹样,且形式日渐华美,尤以康王、昭王时代最为著称。  
        西周早期的觯,器形上保持了商觯的特征,但器身更显修长,形如侈口的瓶。觯到西周中晚期以后就罕见了,但还没有消失,在春秋时,还能偶尔见到它的身影

46
小臣单觯

西周成王 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
高13.8厘米, 口纵长9.3厘米,口横长116厘米,底纵长8.1厘米,底横长10.3厘米,重 750克
李荫轩先生 邱辉女士捐赠

              椭扁体,侈口,束颈,鼓腹。颈饰一周首尾相连的龙纹与凤鸟纹,装饰简朴。腹内底铸铭二十二字,记成王平定武夷叛乱之史事,铭辞所记与史籍相符,是一件记载周初史料的重要实物例证。
        这件器的重要,不在器形本身,我们可以从它身上看到它的体型仍是商觯那种矮胖型的,纹饰也较简朴,只在口沿下颈部饰一周简单的凤鸟纹。
   但是它的铭文比较重要。“王后*克商”,是说周王重新克商——即重新打败、攻克了商的军队,驻军在成(或成师)这个地方。周公赏给小臣单十串贝(五枚贝用绳串成一串,叫一朋——也有说五贝为一系,两系为一朋的),它作了这件觯以纪功。
        这里的“后*克商”,明显的是指的成王时的周公东征。武王伐纣时,由于商朝的军队主力正在东方与东夷人作战,后方空虚,因此武王联合诸侯打到牧野时,纣王来不及调回前线的部队,不得已临时拼凑了七十万奴隶进行防御,结果奴隶们反戈一击,商纣王的抵抗便土崩瓦解,他只好逃回鹿台自焚殉国。但是这个时候商朝的元气并未完全丧失,“小邦周”居然一战而胜“大邑商”,这其中也有侥幸的成份。所以周武王的兴奋可想而知,还未下车便已分封了几百个诸侯。武王克商后便念念不忘地要在东方设立监视、控制殷人的重镇,于是便有卜居伊洛宅兹中国之谋。但是武王克商后两年便病死了,生前的计划并没能全部实现。而他显然是明白当时周朝面临的形势的。所以他对商朝的残余势力采取又拉又打的策略,一方面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诸侯,以示拉拢,另一方面又在武庚周围安插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作诸侯(被称为“三监”),让他们实际上监示着武庚。但武王死后,周公旦与成王的矛盾一度激化,武庚遂借机拉拢三监一起叛乱。周室岌岌可危,于是周公奉命东征,用三年的时间打垮了叛军,从此周朝在东方的统治才最终稳固下来。这件器的主人小臣单,很可能就是参与了东征的军事行动,立下了战功,因此在大军凯旋回师,驻军于成的时候,受到了周公的赏赐,用得到的财富铸了这件觯以纪功业,传之子孙。

        李荫轩(1911~1972), 现代文物收藏家、藏书家。字国森,号选青。祖籍安徽,生于上海,李鸿章侄孙。从十几岁就开始收藏历代钱币,自收得邓秋枚的藏品后更一发不可收。几十年来,大量收集中国、欧洲、美洲古币、历代中外徽章,共达3万枚之多。其珍品如“大宋通宝当拾”、“临安府行二百文、叁百文、五百文”等,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的钱币,其价值几乎无法计算。他在钱币收藏中,自号室名“选青草堂”。1920年开始收藏青铜器、古钱。珍贵文物有小臣单觯、鲁侯尊、厚越方鼎、秦汉铜镜、秦汉瓦甓、历代印玺、元代铜权、明清符牌以及古版书籍等。如有汉印“居巢侯相”、“乐昌侯印”、清代银币“广东水师提督”,明代建文年间的“吏部稽勋司郎中朝参牙片”,明正德年间的“养鹰营铜牌”、清乾隆年间的“太上皇帝御赐养老银牌”等,达200余件,他书房的钥匙,随身携带,寸步不离。一生深居简出,不愿为官。为此他写下的数十篇考证文章,曾得到上海博物馆馆长马长源先生的肯定。1979年,其夫人邱辉决定将所有藏品,其中包括14箱明版书,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藏书后大部分被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


47
父乙觯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ZT
          觯是饮酒用的杯,初见于商代晚期,沿用至东周时期。它的形制有扁体和圆体的两种,往往带有盖。这件觯为扁体,纹饰精美,盖、腹、圈足均饰兽面纹,颈部为三角雷纹,其下还有鸟纹。盖和器身四周都有突出的扉棱,这是为了掩盖范缝美化器物而特设的附饰,是独特而巧妙的艺术构思。内底铸铭文4字
          象此图中的这种侈口、宽颈、深腹、带盖、有圈足的觯,虽然也被归入觯类,但其实是另一类自成系统的饮酒器,与传统认为的觯(侈口、小颈、深腹鼓出、圈足、无盖)略有区别,但是从宋代起,也被金石学家归入觯一类。 

48
一组鼎盛期的饮酒器:“觚”(念GU)

(左一)工觚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吴清漪女士捐赠

ZT
         这件觚有个小秘密,就是所谓的内底和假腹。所谓的外底(即从器物表面看上去的位于下腹下方与圈足部相接的那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对于大多数器物而言一般是其器底所在的位置,故以“外底”称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器底,真正的器底其实是从中腹与下腹的分隔带(饰有两周凸弦纹)的十字形镂孔向觚内部看,所看到的那层器底。那个实际上是中腹的底部。因为其隐藏在器内,从一般的角度很难看得到其结构,故常称之为“内底”。因此这件觚的下腹,其实是假腹,它是圈足的组成部分,并不是真正的腹部。黄觚的结构当与这件觚相似,只是下腹更做成镂空的形式而已。


(左二)耳戈觚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左三)黄觚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左四)龙纹觚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可以看见这件典型的晚商铜器表面布满了三层花纹饰,形成错落有致,立体层次分明的繁复华丽的装饰效果。其表面的纹饰就同时运用了好几种:最上层的蕉叶纹,似乎是由头部向下的蝉纹所构成;蕉叶纹以下是蛇纹,中腹和下腹装饰夔龙纹,其中下层夔龙纹的上部接近中腹处还饰有一周蝉纹。可见这时的工匠对于青铜表面装饰技术的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地步了。


(左五)*觚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觚颈所饰蕉叶纹,是由头朝下的蝉纹组成。
49
黄觚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这是一件美得令人窒息的商觚。
        此器喇叭口,高圈足,中间细腰可以把手。口部和颈部饰三角形变形兽纹,中腹部饰两组对称的龙纹。尤为特殊的是在圈足上的曲角龙纹采用透雕的样式,装饰性极强,同时也显示出极为高超的铸造技术。 
        觚是一种出现得很早的饮酒器。在出土的属于早商时代的器物组合中,人们就已经能常常见到觚与斝、爵所组成的标准的“三件套”成套地出土,成为早商时代的酒器的标准组合。早商的觚体型较粗而矮胖,至中商以后高度不断增高,同时中腹渐细,逐渐成为体态修长匀称的器形。觚从这时起具有了典型的三段式造型,即喇叭形外侈的敞口和圈足(亦可称为上腹和下腹),以及较细的中腹——而在早商时代的觚上,中腹常常是较明显突起的鼓腹,可见形态变化之大。这三段之间常常有明显的分隔区域。在中腹与下腹之间的分隔带上,还常常象早商那样铸出十字形的镂孔。而实际上,觚的下腹部并不是真正的“腹”,而是圈足的一部分,因此也常被称作是“假腹”。因为透过这些十字形的镂孔,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觚的器底(即内底,是从器表看不到的器底,只能从中腹与下腹之间的十字形镂孔,或者从觚底圈足向上看才能看到)实际上是中腹的底部,而不在下腹的底部,它离地面其实是有相当的高度的(在后面所贴的一件觚的图片上会有清楚的显示)。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防止潮湿的水汽把觚底锈蚀,与建筑中为了防潮而使用底层支架把屋底悬空起来的所谓干阑式建筑有异曲同工之效。

再上两件鼎盛期的重器。

50
龙纹扁足鼎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31.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4.85千克

                扁足鼎,传世和出土均很少。此鼎立耳、方唇、圆底,与其它商代晚期的扁足鼎一样,这件扁足鼎也是浅腹,器身的花纹抽象而神秘,下置三个龙形的扁足。每一个扁足既薄又宽,且两面都有繁密而遒劲的龙纹,龙尾斜卷成落地的支撑点,这种扁足的设计使鼎的支撑点缩小到最底限度,但整个鼎却具有很好的稳定感,从而增强了造型的气势。鼎的腹部饰长鼻兽纹,图案结构别致协调。这件鼎从整体到局部的设计都很和谐,纹饰繁缛富丽。三条夔龙变足格外生动,与鼎腹的精美卷云纹和雷纹相映成趣味。如此清晰,如此灵动,构思非常巧妙,具有相当高超的工艺水平。 
          扁足鼎在鼎的分类中归入异形鼎一类,是温食器,用于加热食物的,因此后来从这类鼎中又演变出一种改进型的高级版本,在扁足下加了一个箅盘,带有镂空的箅孔,用于漏炭灰。这种在扁足鼎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温鼎至少有好几件,山西博物院所藏、曲沃县北赵村西周晋侯墓地出土的晋侯温鼎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扁足鼎的起源很早,早商已有,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有一具夔足鼎,郑州商城也有类似的扁足鼎出土,但是都是深腹的鼎,扁足较短而足较直,足尖尖锐而不上翘——整个足部形似尖锐的水果刀或匕首,鼎身也没有过多的纹饰作装饰,与晚商和西周早期的浅腹、具有修长的卷足、通体遍饰华丽繁缛纹饰的扁足鼎相比显得寒酸朴素多了。
         虽然在西周的用鼎制度中扁足鼎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其非常有特色、有个性的造型,仍然非常吸引人。属于晚商殷墟中期的妇好墓,出土的完整的各类鼎共有32件(不包括破碎不完整的残片),其中就有不少扁足鼎。江西新干大洋洲晚商大墓(有说是窖藏或祭祀遗址,今且从发掘报告的观点认为是墓葬)所出铜器,具有非常鲜明的地方特色,而特别是出土了较多的形式各异的扁足鼎,非常精美。


51
龙纹扁足鼎(局部特写) 



52
亚fu方罍(fu字打不出来,网上一般用“夫”代替。) 

商代晚期 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53厘米,口沿纵长17.2厘米,横长20.1厘米

          罍(leǐ)是大型盛酒器,使用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罍有方体和圆体两类,一般均有盖,作小口、短颈、圆肩、深腹、腹壁斜直,有圈足或平底两种形式。肩的左右两侧有鋬,腹部正面的下部通常也有一个较小的鋬,或称之为鼻,可作倾倒酒液时提力之用。无论方罍或圆罍,其最大径都在器肩与器腹的连接处。西周时期有的圆罍器径较大,腹下不设鼻,肩部两鋬内多套铸有大环。
           亚夫方罍由于放置于棺椁之间,受到朱砂侵染而通体成红色。其铭文位于颈部内壁,共两行。右侧文字尚未得到解读,左侧外部为一“亞”字,内部为一“夫”字, 表明器主族徽“(fu)”,因此命名它为“亚(fu)方罍”。这件罍具有厚重的形态,雄奇瑰丽的纹饰,表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器的四角和每面中线处设宽厚的棱脊,肩部置兽首耳,腹部正面下方置一兽首鋬。
          亚夫方罍,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其精美华丽的纹饰。纹饰从内到外共三层,自上而下分为四大段,六小段。第一大段为口部凤鸟纹。另外可以从口部很清晰的看到纹路的三个层次首先是云雷纹做底纹,之上是主体凤鸟纹,再上就是凤鸟纹上的纹饰。第二大段为肩部的夔龙纹.第三大段第一小段为腹部的凤鸟纹;第二小段是整个纹饰的双角高耸、獠牙突出的兽面纹;第三小段是外卷角兽面纹。第四大段为圈足上的凤鸟纹。  
       亚(fu)方罍的纹饰繁复精细,具有神奇诡秘的气息,属于典型的商朝青铜器风格。是商代青铜器中的杰作,极为珍贵,代表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铸造工艺水平。 

53
亚夫方罍(局部特写)

口部凤鸟纹。以云雷纹做底纹。

54
亚夫方罍(局部特写) 


55
亚夫方罍(局部特写) 
56
亚夫方罍 
下面再上一组鼎盛器的灌酒器“斝”(音甲)

57
兽面纹斝

商代晚期 前13世纪-前11世纪

58
兽面纹斝

商代晚期 前13世纪-前11世纪 

59
兽面纹斝

商代晚期 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48.2cm,口径22.6cm,重5.66kg

帽形顶极高,从整体比例来看,足部似乎略短,但仍很有气势,在造型艺术上也是一种尝试。 

60
亚其斝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高29.5cm 口径16.5cm,重3.38kg

低体袋腹斝是青铜斝的最晚形制,鋬内侧铸铭文二行七字,内容为作器人亚其(该字为上已下其)为其母作祭器。


61
亚其斝(局部特写) 


62
本组鼎盛器的灌酒器“斝” 

下面上一组鼎盛期的盛酒器“彝”(念yí)

63
鼎方彝
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此器的器盖各有1字铭文“鼎”,盖身装饰有多层浮雕的兽面纹,盖部的兽面纹呈倒置状,配合器身上大下小的造型,和谐贴切,体现了商人高超的设计思想。 
              彝是大型盛酒器,并作为礼器以其显赫的地位和精美的造型著称,亦泛指古代宗庙常用的祭器。为酒器中所谓的“庙堂之器”。与鼎合称“鼎彝”,泛指青铜礼器。
             方彝是宋人以这类器形体作方形而确定的称谓,至今沿用。有个别为长体有肩式,似二方彝合并,称之为偶方彝。青铜的方彝出现于商代晚期,此酒器流行于商周之际,形制多是高四方体,四面坡屋顶形的盖,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64
兽面纹方彝

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主体饰兽面纹和龙纹,空隙处和突出的主体上均填以精细的雷纹,本件方彝具有商代晚期最豪华的纹饰。 

65
父戊方彝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父戊方彝为一对,此为其中一只,两只方彝的盖均缺失。此器为早年出土,能成对保存非常不易。

66
父戊方彝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这是另外一支。 
67
本组鼎盛期的盛酒器“彝”(念yí) 


上一组鼎盛器的灌酒器"盉"(he,音和) 

68
兽面纹盉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张雪庚先生捐赠

ZT
        盉是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69
兽面纹盉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30.3cm,口纵11.7cm,口横12.3cm,重2.66kg
吴清漪女士捐赠
 侈口,有盖,束颈,袋足,柱足。腹部是充实的袋状,下连柱足,这是仿照鬲的分档形式。在商代的晚期,三足器的设计往往受到鬲的影响,这种硕大的袋腹,主要是盛放玄酒,起调和酒的浓度的作用。 


70
亚盉

西周成王 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
传1987年北京卢沟桥附近出土(此说从上博前副馆长陈佩芬的著作,但李荫轩的青铜器是文革期间捐献的,故此说成疑)
高19.5cm,口径9.9cm,重1.2kg
李荫轩先生 邱辉女士捐赠
 李荫轩(1911~1972)为现代文物收藏家、藏书家。字国森,号选青。祖籍安徽,生于上海,李鸿章侄孙。从十几岁就开始收藏历代钱币,自收得邓秋枚的藏品后更一发不可收。几十年来,大量收集中国、欧洲、美洲古币、历代中外徽章,共达3万枚之多。其珍品如“大宋通宝当拾”、“临安府行二百文、叁百文、五百文”等,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的钱币,其价值几乎无法计算。他在钱币收藏中,自号室名“选青草堂”。1920年开始收藏青铜器、古钱。珍贵文物有小臣单觯、鲁侯尊、厚越方鼎、秦汉铜镜、秦汉瓦甓、历代印玺、元代铜权、明清符牌以及古版书籍等。如有汉印“居巢侯相”、“乐昌侯印”、清代银币“广东水师提督”,明代建文年间的“吏部稽勋司郎中朝参牙片”,明正德年间的“养鹰营铜牌”、清乾隆年间的“太上皇帝御赐养老银牌”等,达200余件,他书房的钥匙,随身携带,寸步不离。一生深居简出,不愿为官。为此他写下的数十篇考证文章,曾得到上海博物馆馆长马长源先生的肯定。1979年,其夫人邱辉决定将所有藏品,其中包括14箱明版书,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藏书后大部分被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

延伸阅读:关于李荫轩、青铜器和上海博物馆,一段很令人感慨的故事:

收藏界的神秘客:李荫轩     青铜器收藏家李荫轩及其夫人

71
本组鼎盛器的灌酒器"盉" 

72
羊首兽面纹尊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22.2cm,口径27.6cm,底径15.5cm,重3.64kg
  其纹饰由商代中前期的粗犷演变为精细的风格,具有浓重的抽象意味,是为殷墟早期富有典型性的纹饰风格之一。


73
*尊(*字为上面两个并排的目字,下面一个豕)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25.7cm,口径20.6cm,底径14.3cm,重量1.89kg
 整器仅在腹部饰四个四瓣目纹,而设四瓣目纹的青铜器,传世和出土均很少见。腹内底铸铭文两字:*册。(*字为上面两个并排的目字,下面一个豕)      
    尊为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周时期,春秋后期偶有所见。尊与彝一样,原是成组礼器的共称,宋朝之后开始专指一类器物。尊的基本造型是侈口,长颈,圆腹或方腹,高圈足。商早中期,尊均有肩,圈足上多带“十”字孔,主要是圆体尊。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有方形尊和觚形尊。方形尊仍带肩,肩上多饰有数个圆雕兽头;觚形尊又称大口筒形尊,形似抓而体较粗,商晚期圈足上有“十”字孔或象征性的“十”字,西周早期“十”字消失。这两种尊器表多饰有凸起的靡棱,雕铸着繁绳厚重的蕉叶、云雷和兽面纹,显得雄浑而神秘。西周时,又出现了垂腹的圆尊,形状为大口,长颈,鼓腹下垂,圈足低矮。整件器物线条柔和,花纹也比较简单,已失去了有肩的圆、方形尊和抓形尊的气势。 


74
癸殳 古 方尊(字为左边是"癸",右边为"役"字的右半部分)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高21.8cm 口径20.1cm 重3.56kg

ZT
       虽形制不大,却气度不凡,深厚雄健,仿佛大器,造型端庄。纹饰华美,堪称商周青铜鼎盛期中的上乘之作。圆口折肩,椭方腹,圆足。尊的颈部饰蕉叶纹,若仔细辩识,这每一瓣蕉叶纹竟是由上下倒置、五官移位的兽面纹构成,兽面纹下面是两只一组的优美凤鸟。肩部一周饰双头龙纹,龙首回顾观望。四角是突出的带角象鼻首,象眼圆睁,长鼻卷曲,象牙上翘,双角弯折,别有威严神秘之相。
         肩上的长象鼻是先铸成整体后,再在四周搭范,用分铸法第二此铸成。腹内底铸铭文两行四字:癸殳 古 作旅

75
癸殳 古 方尊(局部特写) 


76
鲁侯尊

西周康王 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
通高22.2cm,口径20.7cm 重4.1kg
李荫轩先生捐赠

          此尊造型造型特殊,整体像筒状方尊,广口长颈,高方座,但两侧有一般西周簋所具有的兽首鋬,鋬下有下垂的鸟尾形装饰。通体光素。
            鲁侯尊的这种特殊造型,在尊类器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尊除了两个兽首外,别无它饰,显示了周初的独特情趣,也为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上简朴的风格开了先河。
      周成王37年(公元前1078年)成王驾崩,太子姬钊继天子位,是为康王,在个位25年(公元前1078--前1051年)。作《顾命》。康王即位,遍告文王武王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内底刻铭文22字,
唯王令明公,
追三侯,伐东
或(国),在口。鲁侯又
占壬用,乍(作)旅庚彝
          记述:明保参加伐东夷战争有功。周天子康王赏以《鲁侯尊》,并封为鲁候。 


77
本组鼎盛器的盛酒器"尊" 


上一组鼎盛器的盛酒器“壶”

78
*壶(*字为上面“目目”下面一个“支”)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壶,盛酒器和水器。流行于商至汉代,用于装酒和装水。壶使用的年代较长,式样也很多,大致有圆形、方形、扁圆形、八角形、弧形等。断面为扁圆形,深腹下垂,带扁方形贯耳和圈足的壶大多为商代器物,但商代也有长颈鼓腹的圆壶。
79
小子省壶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35.9cm,口径10.6cm,底径14.7cm,重4.26kg
    小子省壶是晚商时期十分著名的器物,它直颈,鼓腹微微下垂,仅在盖、颈和圈足上用单或双线勾勒出十分简单的龙纹,风格简洁质朴,与商代晚期繁纹缛饰、华丽至极的时尚迥异其趣,这事商代提梁壶的最后形式。而壶的器内铸有的四行二十二字铭文,盖上铸有三行二十一字铭文,内容基本相同,表明小子省受赏作器以资纪念。商代晚期青铜器上铸有铭文并不少见,但一般铭文都较短少,铸造长篇记事铭文是周人的习惯,并往往因之不饰花纹。小子省壶的出现,表明较长的记事铭文及其在纹饰上的相应简化并非周人的首创,只是在注重奢华外表的商代格外罕见而已。

补充:为罗伯昭捐赠

             罗伯昭(1899~1976)名文炯,号沐园,四川巴县人。民国10年(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长期经营桐油。1956年公私合营后,任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经理,黄浦区副区长。
      罗伯昭公余之暇,唯泉是癖,早在民国13年就开始搜集古钱币,30年代在武汉不惜重金收藏罕见古钱珍品。世人誉为“南张(张叔驯)、北方(方药雨)、巴蜀罗(罗伯昭)”。
      罗伯昭广收兼蓄,所藏古钱既丰且精,蔚为大观。40年代,他以大洋五千的高价,收购了一枚即将流散国外的“新币十一铢”。其他如《沐园四十泉拓》中之六铢、天圣铁母、绍圣背施、靖康折二、“闽永隆通宝”大铁钱,“天策府宝”鎏金铜钱等品,均为稀世珍品。
      罗伯昭热爱祖国文博事业,1957年将珍藏的“新币十一铢”等全部古泉捐赠给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受到中央文化部褒奖。然好泉之心不辍,此后仍陆续搜集,并于1962年撷其精华捐赠上海博物馆,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褒奖。更为动人的是罗伯昭看到古钱商手中有一枚“壮泉四十”,正是上海博物馆缺品,他就不惜高价买进,无偿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1979年,罗伯昭子女遵照先父遗嘱,将遗存的古泉币赠给上海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馆。

延伸阅读 一段结局令人难忘的故事:
罗伯昭——近代中国钱币收藏大家 



80
兽面纹壶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29.7cm,重2.54kg

          椭圆形壶,长颈,深垂腹,双贯耳、圈足。颈饰弦纹,身饰虎首、牛首二组兽面纹、龙纹,足饰云纹。

81
本组鼎盛器的盛酒器“壶” 


下面是一组鼎盛器的盛酒器"卣",先上一张绝美之器:

82
戉箙卣(Yue Fu You)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33.3厘米,口横15厘米,口纵13.7厘米 重6750克

            戉箙卣隆盖高缘,鼓腹下垂,圈足。劲纵向置龙首提梁,提梁饰龙纹。自盖到圈足置棱脊四道。器及盖上饰浮雕大兽面。器体兽面双目特别巨大,手法甚为夸张。盖沿、器颈、圈足上分别饰以不同形态的龙纹和鸟纹。 提粱纵向装置,与一般横向装置不同,利与盖的两侧挑出双角,以增强形体的气势。盖内有铭文“戉箙”两字。
        整件器饰繁复而夸张,器身上有类似绿漆状物,其实这是一种锈蚀后形成的油皮。这种锈蚀的表象是青铜器中比较少见的一种现象,又因为所含其他成份的不同,锈蚀的油皮颜色呈绿色、蓝色、枣红色不等。
        卣(yǒu)是盛放鬯(chàng)酒的器具。鬯酒是一种用郁金草和黑黍酿造的酒,色黄而芬香,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酒。酒在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礼仪中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卣流行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正相符合,到西周中期重食的体制确立以后,卣也就自然退出了青铜器序列之中。
       卣均有提梁可以提拎,故俗称提梁卣。卣常见的器型有椭圆形、圆筒形、鸟兽形、商代晚期偶见有方卣。鸟兽形卣是一种以动物的形象作为造型的器物,常见的有枭形、鸡形、豕形、虎形等,枭卣一般是器的两侧各为一个猫头鹰的形象,盖为枭首,器作枭身,足为枭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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戉箙卣(局部特写) 

84
曲折雷纹卣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高25cm 口径13.8cm 底径16.8cm 重4.18kg
 与一般常见的椭圆形卣体不同,此卣的腹部剖面呈圆形,颇不多见。盖面及腹部饰曲折雷纹,用粗细不同的雷纹条相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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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雷纹卣(局部特写) 

86
兽面纹卣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高30.6cm 口径9.3cm 底径12.9cm 重4.3kg
1997年香港徽集
 腹部两侧设棱脊,打破了筒形器物的单调感,这类束颈的筒形卣起于商末,行于周初,传世数量甚少,西周中期以后就不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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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卣(局部特写) 
  
88
本组鼎盛器的盛酒器"卣" 
89
兽面纹罍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43.5cm,口径18.6cm,底径18.9cm,重9.65kg
   罍的表面氧化层呈光亮的黑灰色,比对安徽西部淮河以南地区出土的精美商器,也大多是这一特色,可以认定此罍也许是淮南出土。该罍的范铸极精,所有纹饰线条一丝不苟,器铸成后,仅在表面作过仔细的磨砺抛光处理,温润似玉质,没有任何修正的痕迹,充分体现了商代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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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罍(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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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罍(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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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26cm,口径21.2cm,重7.35kg
此器形制大而且重,非用一手单独能够提携,不过是一种新的形式而已。器型似束颈鼎,暂归入鼎类。 

93
刘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22.9cm,口径18.4cm,重2.54kg
孙煜峰先生捐献
这是殷墟中期鼎的型式,鼎表面有美观的淡绿色氧化层。腹内壁铸铭文一字:刘。 
              孙煜峰(1901-1967),原名寿熙,江苏江阴人。民国十四年(1925)与弟弟孙邦瑞(1902-1950后)来上海经商,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孙煜峰成为了房地产业巨富,还是闸北水电公司(今闸北发电厂和闸北水厂前身)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孙氏兄弟均喜欢收藏,孙邦瑞专收藏古代字画,与吴湖帆是“通家之好”,两人关系情同兄弟。但孙邦瑞在上海沦陷时期,曾与“汪伪政府”中某些附庸风雅的高官交往甚密。孙煜峰除收藏古字画外,还收藏青铜器、古铜镜和明清官窑瓷器等。孙煜峰当年专门有一本收藏的明细帐册,详细记录了每件藏品的尺寸、材质、来源和购买价格等资料。在解放之前的上海大收藏家中,如果就古代书画收藏的质量和数量而论,孙煜峰应该可以排名在前十位左右。郑重先生在《海上收藏世家》一书中,称其为“有收藏思想体系的收藏家”。 
        在上海解放之前,孙煜峰并没有移居海外,而且选择留下来与人民政府合作。一是他的主要财产是不动产和自来水厂、发电厂,难以搬迁。二是有关方面已对他做好 “工作”或承诺,希望将来能够维持水电公司的正常运转。在“公私合营”之后,孙煜峰曾出任过上海房地产公司副经理,上海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等职。在解放之后,孙煜峰曾向上海博物馆捐献过部分藏品,比如著名的《睢阳五老图》题跋等。六十年代初,为了庆贺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孙煜峰曾先后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约六百五十余件。另外,他还陆续向北京故宫、南京、广东、辽宁等博物馆捐献过许多文物。其中有些堪称是“国宝”级的文物。其中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图》为罕见珍品。
94
兽面纹鼎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高22.1cm 口径16.7cm 底径12.9cm 重1.94kg
颈部饰曲折角型兽面纹,腹部和柱足上端则饰牛角型兽面纹,在同一器的纹饰中有两种不同角形的兽面纹,这是继承了商代的装饰风格,很有可能是臣服于周室的非姬姓贵族所用,周初在这方面尚无严格限制。本鼎是西周青铜鼎中纹饰较为华丽的代表。 


95
交鼎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高27.6cm 口径23.3cm 重3.5kg
口部呈钝三角形式,垂腹圆底,下置细柱足,这是西周早期青铜鼎常见的形式,鼎腹近下垂的趋势,是早期中较晚之作。口沿下饰目雷纹,腹部饰兽面纹,上面还有鳞纹。腹内壁铸铭文二行十二字。 


96
本组鼎盛期肉食器“鼎”



97
亚酗方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98
德方鼎

西周成王 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
高24.4cm 口横18cm 口纵14.2cm 重2.82kg
西周早期的方鼎造型更趋浅腹,足部变得细长, 德方鼎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德方鼎是青铜器中的饪食器,在口沿的两边,此器有两只立耳,折沿浅腹、柱足细长。德方鼎的腹饰为兽面纹,两侧的龙形纹以细雷纹为底,足上端饰牛首纹,纹饰十分清晰规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宝尊彝。在它的腹内底部铸有铭文,鼎的铭文相当重要,共5行24字,记周成王在成周洛邑祭祀武王,贵族德参与其事,受到成王赏赐,作器以记之。
铭文
隹(唯)三月王才(在)成(周),自(镐),咸,王易(锡德)贝廿朋,用乍(作)宝(尊)彝。

         记载了周成王在东都成周为武王举行祭祀一事,因掌管祭祀的贵族“德”受到成王认可,赏赐给他20串珍贵的贝壳。德之后铸造礼器以示荣耀于后人,此鼎即在其中,此外还有一圆鼎——德鼎(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其中,“蒿”即是“镐”,现今陕西西安附近,周武王灭商后在此建都。“成周”,在现今洛阳附近,武王的继任成王诏令召公和周公在此建立东都,从而加强对东部地区的统治。这些铭文不仅证实了文献的记载,还弥补了记载的不足[1]
             德方鼎中的铭文有些字有所简化,比如“德”在铭文中由双立人和直组成,表示行为端直;而同时代的另一个德字,下面又加了心,表意更为抽象。郭沫若推测周代时繁形的字体和简化字都在社会使用。
         该鼎铭文为中国的文字演化史提供了资料,对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

精彩视频
99
厚趠方鼎

西周昭王 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
高21.3cm 口横17.4cm 口纵13.3cm 重2.4kg
李荫轩先生 邱辉女士捐赠
西周厚趠方鼎为饪食器。口沿外折,双立耳,方腹直壁,由上向下渐有收分,下有四条细长柱足,四隅有棱脊。腹四壁均饰兽面纹,兽面纹长角下垂于两侧,体躯省略,图式稀见。内壁有铭文五行三十四字,记述王在成周之年,厚趠受到廉公馈赠的事迹。该器铸作精细,在宋代即已著录,流传保存至今,实属罕见。因这件鼎为厚趠所铸,故而得名。

【銘文】隹(唯)王各(格)于成周年,(厚)趠又(有)于(濂)公,趠用乍氒(作厥)文考父辛寶?(尊),(其)子子孫孫永寶,朿(刺)。
         铭文记载:天王来到成周之年,厚趠得到了上司溓公的赏赐,便制作了这个鼎来祭祀父亲辛,并希望子子孙孙能永远珍爱。铭文的最后一字,现在一般认为是厚趠家族的族徽。根据这个族徽和厚趠的父亲名辛这些证据,一般认为厚趠家族是商的遗族,入周后继续保留着一些商的传统。

延伸阅读

本组鼎盛期肉食器"方鼎"


100
父戊方鼎(左一)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22.4、口横13.4、口纵17釐米,重2.25公斤
原为潘祖荫先生收藏。长方体,窄折沿,口沿上有一对立耳,四壁向下渐有收分,平底四柱足,四隅及四足上部有扉棱。口下饰鸟纹,以中间的短扉为界,两两相对,下以乳钉为框,内填黼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兽面纹。内壁铸铭文2字:"父戊"。

下面上一组鼎盛器的肉食器"鬲":

101
兽面纹鬲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17.2cm 口径13cm 重1.28kg
 鬲(音“立”)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器,用于烧煮加热。早在新石器时代陶鬲就已经广泛使用,青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鬲在形制上类似于鼎,有三足,但三足中空,袋形腹的作用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退化,而且多数青铜鬲有精美的花纹,不宜于火煮,为避免熏黑影响美观,所以逐渐演变为盛粥器。
        腹部设外卷角的兽面纹,从纹饰的结构分析,此鬲的时代为殷墟早期。整器曾经上过蜡,俗称“熟坑”,口边于腹底部有旧补痕迹,这是古人使用损坏后修补的。
102
兽面纹鬲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23.2厘米,口径15.3厘米 重量1.58公斤
本器立耳侈口,长颈,窄折肩,袋腹锥足。颈饰云纹,每袋腹饰兽面纹。鬲腹饰卷角型兽面纹,兽目巨大,图案条纹粗犷,结构复杂,构图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器壁均匀而薄。在商代青铜鬲中以这件器物最为精致。
         据传此鬲为安徽出土,出土时为12件,曾放在一个大鼎内,各鬲的纹饰、型制均相同,现已分藏在各博物馆,安徽博物馆收藏有6件,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各藏一件。 
103
濒鬲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高19cm 口径14.1cm 重1.75kg
1971年从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
 纹饰细致精丽,口内侧铸铭文三行十二字,记录作器人为濒,故名为濒鬲。



104
本组鼎盛器的肉食器"鬲" 

下面上一组鼎盛器肉食器“甗”

105
兽面纹甗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37.7厘米,口径22.3厘米 重量4.94公斤
上部饰一周兽面纹,下部分档处由两道弦纹组成人字纹,甗是实用器,传世和出土甗的下部往往有火炙的痕迹。
         甗,读yǎn,饪食器和礼器。流行于商至汉代,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商代甗多为圆形,直耳,侈口,束腰,袋状腹,腹下设锥足或柱形足,器体厚重。商早期花纹简单,晚期多用兽面纹装饰。西周除沿袭商代形式外,还出现了附耳,有的上下部可以分开,在下半部也加附耳,同时还出现了长方形甗。 

106
南单(母癸)甗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通高38cm、口径23.3cm,重4.7kg 
甑鬲合铸式,侈口深腹,口沿上有一对绹索状立耳,束腰分裆,三足下部作圆柱状,腰间有一兽首鋬。口下饰三列云雷纹组成的环柱角兽面纹带。铭文字数,内壁铸铭文4字。铭文释文为南单母癸。
107
本组鼎盛器蒸食器“甗” 


下面上一组鼎盛器的盛食器“簋”

108
黄簋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15.3厘米,口径22.4厘米 口径17.3厘米 重量2.4公斤
 簋是盛放煮熟的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它出现于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代晚期,饪食礼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鼎簋之属均有增加。这件簋的造型采用当时流行的无耳簋式样,  
         侈口,束颈,鼓腹,圈足稍外撇。口沿下饰蕉叶纹,下连一周兽体目纹,并置三个突出的兽首。腹部满饰乳钉雷纹,精细秀美。圈足饰回顾式鸟纹,除头部较写实外,鸟身则图案化。此簋无耳,无耳簋是青铜簋的早期形式,至殷墟晚期,大部分簋都有双耳,部分有三耳。
    腹内底铸铭文一字:黄,是器主族名,黄氏所作之器,还有一个黄觚,请参加本帖前面那组“觚”的介绍。


109
兽面纹簋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18.3厘米,口径24.5厘米 底径15厘米 重量2.89公斤
1993年香港徽集
器的四周均饰漪细楞脊。纹饰劲利,是典型商代晚期的风格。器的表面层呈浅绿色,这是洞庭湖以南出土青铜器的特点 
110
戈父丁簋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15cm、口径22.5cm,底径15.9cm,重3.015kg
周之柏先生捐赠。
 敞口,卷唇,深弧腹兽首耳。口沿下饰雷纹,前后中央各1浮雕兽首,腹、足各饰乳钉纹、雷纹、鸟纹。此器纹饰线条之规整,可谓无与伦比,这是一位技艺极其娴熟的工匠的精心杰作,尤善于细致入微的刻画线条,纹饰中的角线异常准确,可说是一丝不苟,由此器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铸造,对陶范的处理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戈父丁簋可谓一个卓越的范例。

   腹铭3字“戈父丁”,系戈氏为父丁所作之器


110
凤纹簋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通高15.6cm、口径18.4cm,底径14.7cm,重2.15kg 
 圓簋,侈口、雙耳、圓腹、圈足,耳作獸首形附珥。頸飾凤鳥紋,中央有小獸首,足飾凤鳥紋,均以雷紋為地。
       西周早期乃至中期,因为对凤的崇拜,重视以凤纹装饰青铜器礼器。此为少见的凤纹佳作。 

112
从簋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通高22cm、口径19.3cm,方座每边长17cm,重3.78kg 
侈口,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腹内底铸铭文五字:从作宝 尊彝 从为器主名。

113
本组鼎盛器的盛食器“簋” 

下面上一组鼎盛器的盛食器“瓿”(念bù)

114
乳钉雷纹瓿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21cm、口径19.7cm,底径18.5cm,重2.75kg
1994年自香港徽集
这件器物腹部鼓张程度非常大,内折急收。圈足上有三个方形大孔,与一般十字纹方孔不同。除了以雷纹为底的乳钉纹外,早肩部有比较奇特的鱼纹。鱼纹的眼镜突出,也形成了乳钉纹。肩上变形龙纹的形状少见。鱼纹在殷墟器物中鲜见。多出现在水器上,其中绝大部分出现在盘上。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跨度较长。但鱼的形状还是易于辨认。这种腹部转折较大,有异于殷墟圆肩、小折肩的瓿。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这类应属于南方青铜器。瓿的用途有食器说,有酒器说,今上博按马承源先生说法,从食器说。保利艺术博物馆指出为酒器兼食器,似乎更妥。 
    乳钉雷纹是青铜器上较简单的纹饰之一。纹为凸起的乳突,卅成单行或方阵(四方连续形式)。另有一种,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以雷纹作地纹,称为“斜方格乳钉纹”、“乳钉雷纹”、“百乳雷纹”。盛行于商周时期,殷周之际,乳钉突出较高,周初有呈柱状形的。
    瓿,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115
兽面纹瓿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17.8cm、口径17.5cm,底径17cm,重2.45kg
全器除兽目外,均以细雷纹组成,纹饰极为精细,这是殷墟早中期纹饰的特点。 
116
兽面纹瓿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20.38cm、口径23.6cm,底径19.3cm,重3.9kg
 尽管主纹和地纹能分得很清楚,但平整精丽,这种图案已经从比较抽象的形式发展到比较具体,是殷墟中期青铜器纹饰的特有风格。

117
本组鼎盛器的盛食器“瓿”(念bù) 
下面上一组鼎盛器乐器"铙"

118
鸢铙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铙又称为钲和执钟。中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其最初的功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初沿用。铜制圆形的乐器,常和钹配合演奏。如;铙歌(军中乐歌;泛指军歌);铙挽(铙歌和挽歌),古代击乐器。形制与钹相似:唯中间隆起部分较小。以两片为一副,相击发声。如:铙钹(一种打击乐器。古称铜钹、铜盘、铜钵);铙管(鼓吹中的横笛)。 

119
亚酗铙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19.5cm、口纵11cm,口横14.6cm,重1.6kg
口沿外壁正中突出一个方块,是铙的敲击点。兽面纹双目较大,内有瞳仁。 这件铙正面的兽面相当狰狞,特别是两道眉毛,斜插后上方,环眼大嘴,竟让人不敢长久凝视。
      正面下端铸铭文两字:“亚酗”,亚酗为商代晚期常见的族徽。

120
中铙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14cm、口纵7.8cm,口横10.4cm,重0.7kg
李荫轩先生 邱辉女士捐赠
   体部饰粗犷的牛角兽面纹,执柄的下部铸一字:中。

121
兽面纹铙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高17.7cm、口纵8.5cm,口横12.8cm,重1.4kg
自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
体部饰牛角兽面纹,与一般铙的粗线条的兽面纹不同,粗线条中间高,两侧斜坦。此铙音质甚佳,音高清晰。 

122
本组鼎盛期乐器“铙” 

上一张鼎盛期独立展柜的重器:

123
甲簋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传1927年陕西宝鸡戴家湾出土
通高29.8厘米,口径22.5厘米 重6.48kg
 西周簋数量甚多,早期一般沿袭商代的形式,中期开始变化较大,式样繁多,晚期又趋于定型化。
            整个西周时期,式样有着较多的发展。四耳簋和高圈足簋(有的两倍甚至三倍于普通圈足的高度)是西周早期新出现的形式。此外还流行方座簋,圈足下有一个方座,通常为双耳,也有四耳的,这一类型的簋一直沿用至战国时代。 

124
甲簋

唐祖诂先生 宋景文女士捐赠
现在,在祖国南方一些大酒店、别墅、酒吧里,常常可以看到摆放着一件非常古朴庄重的青铜复制品——甲簋,它的原型就是党玉琨 1928年从戴家湾盗挖出的乳钉纹双耳方座簋,因器内有铭一字“甲”,所以后来人们又多称它叫甲簋。
      这件簋的原物现存上海博物馆,为唐祖诂先生和宋景文女士捐赠。唐祖诂先生是黄埔军校第十三期的上尉副队长,江苏镇江人,住在上海法租界思和路 35号,他是怎么得到这件甲簋的,不得而知。宋景文为其夫人。这件簋在宋哲元遗留下来的照片中有,在陈梦家保存的笔记中也有详细的尺寸和形状描述,但就是不知道下落。它后来在上海浮出水面后,经与上述资料相对照,证明就是党玉琨从戴家湾盗挖的。因此,现在在市面上往往看到的许多以此簋为原型的复制品甲簋,为了提高它的身价和可信度,达到以假乱真,也多标明是党匪 1928年从陕西宝鸡一个叫戴家湾的地方挖出。
       实际上,这件簋是戴家湾出土的 28件簋中唯一存世的一件,现被上海博物馆收藏。平沿,方唇,侈口,高角兽耳,下有方垂珥,深腹,高圈足,下有方座。口沿下及圈足部饰长尾鸟纹,腹部饰有尖状乳钉纹,方座四周饰夔、鸟纹,中间饰直棱纹。有铭一字“甲”,是器主之名。此方座簋是周初最华丽的样式之一。因其造型艺术精美绝伦,《中国美术全集》上收有图录。



125
甲簋(局部特写)
   座的每一面各饰鸷鸟、长冠鸟和长尾鸟等. 
其实上博的布光在国内各大博物馆中算是亮度比较高的了,在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那才叫一个暗。

126
甲簋(局部特写)

高角兽耳,下有方垂珥。 
127
母癸甗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通高50.2CM、口径31.3厘米,重5公斤
 甑鬲合铸式,侈口深腹,口沿上有一对绹索状立耳,束腰分裆,三足下部作圆柱状,腰间有一兽首鋬。口下饰三列云雷纹组成的环柱角兽面纹带。铭文字数,内壁铸铭文二行三字。 铭文释文为"*单母癸"。
       甗体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下部为分档的鬲,两部分相连。柱足细长。甑与鬲的相连处还有箅子用以让蒸汽通过。甗是一种蒸食器,类似于现代的蒸锅。其采用的加热原理也与现代的蒸锅相似。 

127
母癸甗 (局部特写) 


128
穿行在商周青铜器的陈列中,赫然可见一座大鼎 

129
德鼎

西周成王 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
通高78cm、口径56cm、腹深35.4cm,重84.86kg
汪敬之、陈翔九先生捐赠
   敛口折沿,鼓腹圜底,一对立耳甚大,下设三条柱足。口沿下饰三组外卷角兽面纹,由两条夔龙组成,两侧配置倒置的夔龙纹,足上部饰浮雕状外卷角兽面纹。
【铭文】王易(锡德)贝廿朋,用乍(作)宝(尊)彝    铭文记载王赏赐给德二十串贝。

          德鼎是西周早期遗存的少数青铜大鼎之一。这一时期的鼎发现很少,在重视食器的当时,都是重器。德鼎的造型较商代晚期已发生变化,口部呈桃形,器腹微微下垂,平添沉稳的气质。鼎的花纹仍采用带地纹的兽面纹,但构图趋于简略,层次也不甚丰富,表现出周人独特的简约风尚。 
          汪梓宝(?-1998),字敬之,汪凤梁三子(同辈兄弟中排行第十一)。抗战前在汉口交通银行任职,抗战时撤退至重庆,胜利后到上海和他的朋友合办了一个矽钢片厂,解放后将厂交给了国家。1962年与陈翔九先生一起将一青铜器德鼎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此鼎为西周初年成王之器,距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当年此鼎成为上海博物馆馆藏中的第二大鼎。德所作之器共有四件,其捐赠的便是其中之一,上海博物馆现藏有德鼎和德方鼎,另两件德簋、叔德簋流失在美国。

130
*父乙盂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大型盛饭器,它与簋配合使用,簋中之饭取自盂中。青铜盂最早见于商代晚期,形制一般为侈口、深腹、附耳、圈足,形体都比较大。
131
四羊首瓿(去声bù)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通高38.8cm、口径31.6cm、底径29.1cm,重14.24kg
瓿是一种盛酒器.此瓿大口,短颈,广肩,深腹。肩部置羊首四具,间隔一鸟。腹部饰乳钉纹.圈足饰兽面纹,并有三方孔。整器体积宏伟,颇为壮观。被上海博物馆藏,大口,方唇,直颈,折肩,宽腹,高圈足上有三个大方孔。肩有四个高突的羊首,其貌威猛,间隔以鸟形棱脊,在羊首与鸟形棱脊之间饰龙纹。腹上部饰火纹与四瓣目纹相间隔的带状纹饰,下饰乳钉雷纹,并以联珠纹为下栏。圈足饰双角突出的兽面纹。此器体态宏伟,造型特点与装饰风格具有长江流域青铜器特征。瓿,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全器铜质矿化,生成碱式盐酸铜,然而表面光泽度保持良好,且呈翠绿色,此系红壤土层出土青铜器的表层的特征。 

132
四羊首瓿(局部特写) 

除了引进国外文物的特展因为版权原因不允许拍照外,其它常规陈列全部自由拍照,但不允许使用闪光灯、三脚架和大型专业摄像机。这也是国内目前绝大多数公立博物馆的统一遵循的规定。

下面再上一组鼎盛期的兵器

133
圆柱纹刀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146,147楼ISO都是3200,但层次反而比这张要好。

以前我所有帖子发片从来不删EXIF信息,但自从无忌开始把EXIF自动列出来,就习惯删了,因为看着版面难看,乱。

上博光线在博物馆里算不错的,一个素质好一些的标变足以,什么大光圈、定焦、超广、长焦的,基本用处不大。

134
龙首钺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135
象首钺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136
透雕龙纹钺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137
目雷纹刀(上) 马首刀 (下)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138
镶嵌兽面纹戈(左上) 龙纹戈(右上)  兽面纹銎内戈(左中)  兽面纹戈(右中) 雷纹戈(左下)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龙纹戈(右下)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戈,中国先秦时期一种主要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流行于商至汉代。受石器时代的石镰、骨镰或陶镰的启发而产生,原为长柄,平头,刃在下边,可横 击,又可用于勾杀,后因作战需要和使用方式不同,戈便分为长、中、短3种。商代已经有了铜戈,直到秦代作战时仍用戈。一般长戈用于车战,短戈用于步兵。戈的击法有勾挂、扎挑等。最早的发现的青铜铸的戈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截至2007年,距今约3500年。
博物馆光线不足,使用高感下的快门速度也很低,为保持足够的景深,大光圈也没有用武之地,没必要再用CPL进一步降低快门了。
一般中、小件文物,镜头加装遮光罩,然后用遮光罩抵住玻璃拍摄,一方面避免反射光进入镜头,一方面也可将安全快门进一步降低。
大件文物,为取景只能后退拍摄,镜头没有办法再抵住玻璃,这时只能高低左右的寻找既能减少反光,又能恰当表现文物特点的合适角度。
大幅的书画很难拍,远距离下在合适拍摄的角度,几乎一定会有严重的反光,有时只能放弃。

139
火纹矛(上) 矛(左下、右下)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中国古代一种用于直刺和扎挑的长柄格斗兵器。矛是古代军队中大量装备和使用时间最长的冷兵器之一。矛的历史久远,其最原始的形态是用来狩猎的前端修尖的木棒。后来人们逐渐懂得用石头、兽骨制成矛头,缚在长木柄前端,增强杀伤效能。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发现用石头或动物骨角制造的矛头。奴隶社会的军队,已经使用青铜铸造的矛头。商朝时,铜矛已是重要的格斗兵器。 从商朝到战国时期,一直沿用青铜铸造的矛头,只是在形制上,由商朝的阔叶铜矛发展成为战国时的窄叶铜矛。矛柄的制作也更为精细,出现了积竹矜,即以木为芯,外圈以两层小竹片裹紧,涂漆,使柄坚韧而富有弹性。
给大树兄拜年,祝蛇年多出佳片!

140
鼎盛器青铜器纹饰


第三篇:转变期青铜器

      转变期青铜器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形成重食的系统。列鼎制度、编钟制度和赐命作器之习已经形成。新的器型开始出现;器形端庄厚重,纹饰多为动物变形,或流转舒畅,或朴质简率。作器铸铭盛行,多见有长篇铭文的重器。春秋早期的形制和纹饰是西周中晚期的自然延续。 

140
仲义父瓴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瓴是古代一种盛水的瓶子,有成语:高屋建瓴。
141
仲义父瓴(局部特写) 

142
交龙纹方壶(一对)

春秋早期 (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上博以前资料将此器归为西周晚期,目前陈列标签定为春秋早期)
高50.8/49.7cm  重15.05/14.45kg 
   壶的横截面作圆角长方形。直口,长颈,垂腹。颈部饰波曲纹,两侧有兽首衔环,扁环上饰有龙纹。腹部饰交龙纹,腹中饰有一个高浮雕螺形角的兽首,兽首的身躯向两侧展开,与四周的龙纹反复交缠。通器形体硕大,形制庄重,纹饰瑰丽。在造型和纹饰设计上,此壶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颂壶极其相似,是难得一见的青铜艺术珍品。
143
交龙纹方壶 

144
鳞纹爵

西周晚期 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高6.8/6.4cm 全长17/17.2cm  重0.421/0.504kg
1992年自香港徽集
 器由椭圆形的杯和和腹旁的曲折性柄组成,杯的口部和圈足饰鳞纹,爵的名称根据外形基本相同的出土器物中的自铭文来确定。


145
*仲壶(*字为上“已”下“其”)

西周恭王
高14.8cm  重量1.31kg
 自西周中期起,青铜器上的纹饰变化很大,完全不同于商末周初时的风格,这时新出现的纹饰,在其它同时期青铜器上,也很难见到本壶类似的纹饰。器盖同铭4行14字。 



146
师遽方彝

西周恭王 公元前10世纪
高16.4厘米,口沿纵长7.6厘米,横长9.8厘米,底部纵长7.5厘米,横长9.6厘米,重1.62千克。
丁燮柔女士捐赠
 方彝是一种盛酒器,勺或斗放入方彝中,按盖上有孔,器柄可以伸出孔外。.此方彝两侧置有上卷的  象鼻形双耳,较为少见。盖及器体饰变形兽面纹,口沿下及圈足饰兽体变形纹饰。
          方彝的盖如屋顶,整体作长方形,横长于纵,口沿下及圈足都略有收缩,腹部略鼓,两侧有耳,作高举的象鼻形,造型极为奇特。器内有中壁,分隔或为两室,可置两种不同的酒,盖的一侧沿有两个方形缺口,与器的两室相应,本当有斗可挹酒,今已遗失。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的盠方彝,其中一件与此器形式相同,器内也有中壁。方彝的盖面及器腹部饰变形兽面纹,是此类纹饰的最后蜕变形式。兽面纹除了尚可辨认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已变形,成为非常简单而草率的线条。
          器和盖内都铸有相同的铭文,器6行,盖8行各铸67字。大意记载周王在王宫中举行酒宴,师遽向王奉献礼品,王命令宰利赐给师遽玉圭等物品,师遽因以作器,以答谢天子的赏赐。 

147
变形兽纹盉

西周晚期 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高24.5cm  重3kg
侈口,高盖,顶有换钮,盖边设半环形钮,束颈,腹部分裆,下连短柱足,腹一侧设管状长流,另一侧设兽首鋬,兽首上有一环,中间有活络环与盖边之半环相连,盖边及器颈部饰变形兽体纹。

148
夆苜父卣

西周中期 公元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末
高23.3cm  重2.615kg
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
纹饰极为工细精丽,器盖同铭2行6字:“夆苜父 作宝彝” 

149
效卣

西周恭王(公元前10世纪中叶)
高24.3cm  重3.65kg
薛贵笙先生捐赠
卣是古代用于盛放香酒之器,多装饰精美。这件器盖部和腹部都饰有华丽的凤鸟纹,凤首回顾,生动多姿,器物的颈部和圈足上也装饰有回顾的龙纹。此卣铸有铭文七行六十八字,记效因受到父亲公东宫转赐的天子赐品而作器纪念。
           铭文释文为:隹□(唯四)初吉甲午,王雚(观)于尝,公东宫内□(纳飨)于王。王易(锡)公贝五十朋,公易氒□(锡厥世)子效王休贝廿朋。效对公休,用乍(作)宝□(尊)彝。乌乎(呼),效不□(敢)不迈(万)年□(夙)夜奔徒□(走扬)公休,亦□(其)子子孙孙□(永)宝。
     三年前,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青铜器鉴定专家马承源先生曾说:.'我们上海有两位国宝级大家,学问最好的是顾廷龙,眼力最好的是薛贵笙。”后来,耿宝昌先生和张永昌先生说起薛贵笙,都十分谦虚地说:“薛老的眼力,没话说。”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秘书长、国家文物局文物鉴赏家刘东瑞先生对我说:“薛贵笙先生是旧时古玩行的行家,解放后任上海文物商店的经理,为国家抢救社会流散文物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现在已95岁高龄,但眼力依然很绝。'’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员、玉器鉴定专家许勇翔先生也说:“薛贵笙先生是我们上海文博界珍贵的“老古董”,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位大家。”博学金睛鉴文物妙手摩擎识古玩薛贵笙先生是回族人,1912年出生于南京。8岁时来到上海,11岁就到宝山路一家烟草公司当童工。13岁开始跟古董商学做生意,16岁自己开古董店,与古董文物打了近80年的交道。 


150
对尊

西周中期 公元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 
身高11、口径9.1寸。
          喇叭口,长颈,下腹外鼓,矮圈足外侈,沿有边圈。颈饰浮雕牺首和象纹,云雷纹填地。
      内底铸铭文9字 铭文释文为对乍(作)父乙宝□(尊)彝,亚□。 

151
弓X尊

西周中期 公元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 
   敞口束颈,鼓腹下垂,圈足下部外撇,颈部中间有小兽首,两侧对称式长尾凤纹一周



152
变形蟠龙纹鼎(交龙波曲纹鼎)

春秋早期 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一组5只 高29.2-40cm 重量8.5-22.3kg
1992年自香港徽集
是较为典型的秦器风格,五件鼎形制纹饰相同,大小递减,是为组器。 
152
变形蟠龙纹鼎 
153
颂鼎

西周晚期 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通高 30.8 厘米,口径32.8厘米,腹径30.9厘米,重 9.8千克,
 体呈半球形,深腹,直口圜底,二立耳,窄折沿,三蹄足,口下饰二道弦纹。
           西周颂鼎是周宣王时代的史官名颂者所作。此鼎传世共 3器,其中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 1件。以上海博物馆收藏者最大最重。还有同名曰“颂”的簋五件、壶两件。其铭文记载西周王朝中册命典礼的时间、地点、王位、受命者等,是研究上古政治史的重要资料。从书法方面来看,《颂鼎铭文》是西周晚期金文大篆中成熟意味最明显的作品,被后世称为临习金文的最理想的范本之一。

154
颂鼎(局部特写)
 鼎内壁有铭文14行152字: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王在周康邵宫。旦,王格大 室,即位。宰引佑颂入门立 中廷。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 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 成周貯二十家,监新造貯 用宫御。赐汝玄衣黹纯、赤、朱 黄、鑾、旂、攸勒。用事。”颂拜,稽首。受 命册,佩以出,反入觐璋。颂敢对 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朕皇 考龚叔、皇母龚姒宝尊 鼎。用追孝,祈介康纯祐 通禄永命。颂其万年眉寿, 畯臣天子靈终,子子孙孙宝用。


颂鼎铭文是记录西周时册命制度最完善的文体之一。
全文大意:
①三年五月甲戌之晨,周王在康邵宫的太室即位;
②受命者颂在宰的引导下入门立于中廷,尹氏将周王的册命书授于史虢生宣读,内容为命令颂掌管成周市廛廿家,监管新造,积贮货税用于宫御;
③赏赐给颂命服、旗和马具攸勒等;
④颂拜稽首受命,带着有王命的简册退出中廷,然后又重新返回向周王献纳瑾璋;
⑤颂宣扬王的册命,并为先祖作宝鼎,以对先人行孝道,祈求康福、长命,永远臣事天子。第一段记述册命的时间、地点,第 2段记述册命仪式;第 3段记述册命授职;第4 段记述赐命赐物;第 5段记述仪式的完成;第 6段是祝愿辞。这样完整的记录册命礼仪的文体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是不多见的,对研究西周时期的册命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其书体在西周晚期金文中也有代表性。 


155
十五年趠曹鼎

西周恭王
宽体,斜壁,细柱足但是不是窄腿裤,因为柱足的一边是平的,该类形制在西周初中期流行.腹部纹饰为顾首龙,顾首龙,就是以两条条龙顾影自怜,回首望自己的尾.和饕餮纹比,这个是侧面剪影,线条流畅,造型不以恐吓为目的.顾首龙最流行的时期是西周中期.       
              就是鼎内侧口沿上,有些白色的锈,外面龙纹上也有,就是有害锈,会逐步腐蚀铜器本质,成为粉末状物质。如果不加保护处理,最终这件器物会全部粉掉。上博的已经做过封护处理了。 
156
十五年趠曹鼎(局部特写)
这件器物的铭文很重要.因为决定了西周一个王的在位年限.
                【铭文】隹(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龏(恭)王才(在)周新宫,旦,王射于射卢(庐),史趞易(曹锡)弓矢、虎卢、九、胄、毌、殳,趞(曹敢)对,(曹)(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乍(作)宝鼎,永乡倗(飨朋友)。
铭文五十七字,记恭王在宗周父庙的射庐行射礼,趞曹因受到恭王赏赐的各种攻防兵器,遂作此鼎以宴飨朋友。
            其中的恭王,在位年限根据文献记载都不统一.有说10年,有12年,有20年.这件器物铭文一出,恭王15年的明确记载,排除了10和12年的说法.因此在西周积年和王在位年表排列上,这件鼎是有特殊意义的. 
                  這件鼎最重要的是銘文中記載有恭王賞賜趞曹之事,所以它很明確就是恭王時期的青銅器,這樣它的器形和紋飾乃至銘文字體都具有非常準確的時代特徵,於是這件十五年趞曹鼎就成為青銅器斷代中一件年代可靠的標準器了。


157
秦公鼎

春秋早期 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
 立耳折沿,浅腹略鼓,平底,兽首蹄足,颈腹饰兽身交连纹,立耳外侧饰鳞纹,腹内壁铭文6字,记秦公作此鼎。
            上海博物馆通过重金抢救回来的秦公鼎可谓鼎鼎有名。该鼎明确标明主人的身份为秦公,因此而将秦始皇祖陵千古谜团揭开。
        上海博物馆收藏秦公鼎共四件。专家介绍,在陪葬的各种食用礼器之中,鼎是很重要的。国内所发现的秦公鼎风格一致,纹饰略有不同,可以认定是一套列鼎,当时墓葬中一共有几个鼎目前还是个谜。尽管出土于甘肃,但它们带有明显的秦地风格:底腹大于口、颈部。
        根据西周的列鼎制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或一鼎。春秋早期仍沿用西周的礼制。从目前发现的秦公鼎秦公簋来看,出土时肯定还有散失的青铜器,因为按照周朝的礼制,秦公的规格应该不少于五鼎、四簋。
       从簋的口沿上看,这两件簋的盖子已经散失。另外,垂鳞纹鍑也是较少见的食用礼器之一,十分珍贵。这几件青铜器之所以厚重大气、不潦草,是因为制作于春秋早期,还带有周朝的气派。到了春秋中晚期,礼崩乐坏,青铜器在造器上就有些潦草、粗糙了。
       铭文为行款右行
      秦公墓出土青铜器中多数有“秦公”或“秦子”铭文,是研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秦国历史的珍贵资料。此外,鼎上的铭文排列很特殊。一般发现的青铜器铭文的行款多是竖排左行书,而这件却是行款右行,比较少见。
      1993年秋,甘肃省西和先公安局缴获了一批盗自礼县大堡子山墓的器物,其中铜鼎可以辨识出个体的有7件,但形制相同。1994年以来,海外陆续出现了“秦公乍铸”铭文的青铜礼器,许多学者将其与礼县大堡子山墓联系起来。上个世纪90年代被盗走的秦公鼎流失海外后被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先生重金买回,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此后,考古学术界对礼县秦早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和考古发掘就一直没有间断。1997年,距大堡子山东南方5公里的圆顶山发掘出了秦贵族墓葬,并出土了大量珍贵铜器。
      流失海外的秦公鼎铭文“秦公乍铸”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缴获的被盗文物铭文相同。大堡子山位于礼县城东约26华里处的西汉水北岸,因山上筑有土堡而得名,礼县大堡子山从此闻名遐迩。
      后来经过8年多时间的发掘和研究论证,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发现的古墓群被专家一致认定为秦始皇祖先的第一陵园——西垂陵园;礼县也被认定是中国古代重要史书《史记》所记载的秦人发祥地“西犬丘”所在地。至此,考古学和先秦历史学上的两大千古谜团终于大白于世。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完成统一中国,建立封建王朝的第一人。因此,秦族、秦文化的发展史也成为海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1974年,陕西兵马俑及秦始皇陵被发现后,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轰动。众多历史学者和考古专家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研究,指出秦人应有四大陵园区,并努力寻找它们的所在地。到1987年,秦人四大陵园中的二、三、四陵园,即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始皇陵园都在陕西先后被发现。但秦人的第一陵园——“西垂陵园”在哪里,却始终无从得知。
      从1994年起,众多考古专家经过分析考证,纷纷得出大堡子山古墓就是秦公墓的结论。 

158
龙纹壶

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 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159
龙纹壶(局部特写) 


160
叔硕父方甗

西周晚期  
通高45.8、口长30.5、口宽23.3厘米,重10.4公斤
李荫轩先生 邱辉女士捐赠
连体式,长方体甑,侈口敛腹,口沿上有一对立耳;鬲部分裆鼓腹,足下部近似蹄形,腰内有箅。口沿下饰重环纹,腹饰波曲纹,鬲腹饰目纹。
       内壁铸铭文12字(其中重文2)铭文释文为□(叔)硕父乍(作)旅?(甗),子子孙孙永宝用。


161
龙纹甗

西周中期 公元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
高38.5cm  口径27.9cm 重4.85kg
敞口外翻,上立两耳,鬲足细长,颈部饰回龙首纹一圈,鬲的腹部饰牛角兽面纹。商末和西周的甗,鬲部以牛角兽面纹为装饰的很常见,但牛首有简繁不同的表现形式,此为较为复杂的一例。 


162
晋伯隆父甗

西周晚期 
通高42、口径30.7厘米,甑高22、鬲高23厘米,重10.25公斤
1992年自香港徽集
  甑鬲分体式,甑作敞口翻唇,腹下部内收,有子口可合于鬲口之内,甑内底有镂孔作箅,甑腹两侧有一对附耳,各有两根短梁连于甑口;鬲侈口附耳,分裆三蹄足。甑颈饰变形兽体纹,鬲饰兽目纹。
        内壁铸铭文3行16字(其中重文1)铭文释文为晋白□(伯隆)父乍(作)宝献(甗),□(其)万年子子孙永宝用。 

163
仲姞鬲

西周晚期 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通高11.3、口徑15.9釐米,重0.98公斤
一组共三件,寬沿外折,束頸溜肩,弧襠,三足近似蹄形,與足對應的腹上各有一代條扉棱。通體飾直線紋。
【銘文】中(仲)姞乍(作)羞鬲,華。 
164
芮公鬲

西周晚期
通高10.5、口徑15釐米,重1.45公斤。
   寬平沿,矮頸,弧襠,三條蹄形足較矮,與足對應的腹上有扉棱。肩飾獸體卷曲紋,腹飾卷體夔龍紋。
【銘文】内(芮)公乍(作鑄)京氏婦弔(叔)姬(媵)鬲,子子孫孫永用亯(享)。 

165
卷龙纹鬲

西周晚期 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通高16.9cm  口徑24.5,重2.49公斤
   分裆甚浅,不另设明显的足,这种形式的陶鬲在河南洛阳出土过,腹部设对称的卷体龙纹。此器的形制比较少见。 

166

芮子鼎
春秋早期 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高18.4厘米,口径20.2厘米 重2.63kg
 侈口,束颈,鼓腹圆底,下置蹄足,足内侧凹陷,颈两侧设耳,颈部设兽目交连纹一周。

 内侧铸铭文4行17字。

167
纪侯簋

西周中期 
通高19、口径17.6厘米,重4.15公斤。
 敛口翻唇,圆肩深腹,圈足低矮,且外侈,肩两侧有一对兽首衔环耳,盖上有圈状捉手。盖沿及器肩饰回顾式垂冠夔龙纹,腹饰瓦纹。
            盖、器同铭,各13字(其中重文1)铭文释文为己□乍(纪侯作)姜萦□(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168
师虎簋

西周中期后段(懿王世)
通高15.2cm、口径23.9cm,重4.72kg
 失盖,体较宽,弇口鼓腹,兽首耳,矮圈足向外撇。通体饰横条瓦沟纹。
        内底铸铭文10行124字(其中重文3)
        铭文释文为隹(唯)元年六月既朢甲戌,王才(在)杜□,□(格)于大(太)室,丼白内右(伯入佑)师虎,即立□(中)廷,北□(向),王乎(呼)内史吴曰:册令(命)虎,王若曰:虎,□(载)先王既令(命)乃且(祖)考事,啻(嫡)官□?(司左)右戏緐□(荆),今余隹(唯)帅井(型)先王令(命),令女□(命汝更)乃□(祖)考,啻(嫡)官?□(司左)右戏緐荆,苟□(敬夙)夜勿灋□令(废朕命),易女(锡汝)赤舄,用事。虎□□□(敢拜稽)首,对□(扬)天子不(丕)□鲁休,用乍□□(作朕烈)考日庚□□(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本器曾藏见著录,流传有绪,曾经潘祖荫等收藏。 


169
秦公簋(一组两件)

春秋早期
甘肅禮縣大堡子秦公墓地
一件通高23.5、口徑18.8釐米,重5.59公斤 一件通高23.9、口徑18.6釐米,重5.61公斤。
1993年自香港徽集
 斂口鼓腹,腹兩側有一對寬大的龍首耳,下有垂珥,圈足下連鑄三個粗壯的獸首足,蓋上有圈形捉手。蓋邊和器沿飾獸目交連紋,每組間設一浮雕獸首,蓋上和器腹飾瓦紋,圈足飾垂鱗紋。
器盖同铭2行5字,【銘文】(秦)公乍(作)寶(簋) 
170
秦公簋
 秦公簋是春秋早期秦国国君的礼器。造型具有西周晚期同类器物的遗风,敛口,鼓腹,盖有大捉手。器身装饰兽目交连纹、垂鳞纹、横条沟纹,盖沿和口沿每组纹饰间还设有上下相反的浮雕兽首,殊为奇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71
子仲姜盘

春秋早期 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口径45厘米,高18厘米,重12.4千克
香港太阳集团总裁叶肇夫捐赠
它形体较大,器质厚重,整器风格质朴浑厚,口折沿,浅腹,圈足,圈足下置三只立体爬行猛虎,老虎身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盘壁两侧设有一对宽厚的附耳高耸,其外侧装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有一条立体曲折角龙,龙头耸出盘沿,曲体卷尾,攀缘于盘腹之外壁,作探水状;腹壁装饰着变形兽体纹。 
铭文:  佳六月初吉 辛亥大师作 为子仲姜沫 盘孔硕且好 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
        铭文记录6月初吉辛亥日,大师为其夫人子仲姜作此祈福之盘,盘既大且好,用来祈求长寿,子子孙孙要永远实用。

        盘内底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鱼为七条一周,龟、蛙为相间排列,此种饰法极具春秋早期的特色。盘的中心是一只带有头冠的雄性水鸟,边上为四条鱼,外圈为四只头上无冠的雌性水鸟,造型生动。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动物可以在原地作360度的转动,这是以前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子仲姜盘盘内能够在平面旋转的小动物平均长度只有6.5厘米,对于春秋早期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这件精美的青铜盘铭文书体工整,文字精炼简要,并且有许多用语用韵异常精妙,整篇铭文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史料。此盘纹饰精美,造型典雅,铸工精良,弥足珍贵。 
172
子仲姜盘(局部特写)

                2002年09月18日,马承源 在《“国之瑰宝”:实现的梦想》电视访谈中说道,“上博新馆落成后,迅速在世界上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影响非常大,主动捐钱、捐文物给我们的海外人士非常多。他们认为,把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留在上博是放心、值得的。”  
          “有一次,香港的叶肇夫先生请我去香港看一件他从海外重金收购得来的青铜器,鉴定真伪、优劣。我一看,这件子仲姜盘为春秋早期青铜器,工艺精湛、世所罕见。最令人叫绝的是盘内装饰有立体的鱼、蛙、水鸟等小动物,它们不仅造型生动,而且每一个都能在原地作360度的旋转。这些小动物与盘底的浮雕相映成趣,构成了立体与平面、动与静的完美结合,是以前发现的任何一件青铜盘上都没有出现过的。吃饭时,叶先生讲,以后可能会把这件宝贵的文物捐献给博物馆。我不敢接口,不知道他说的'博物馆’是指哪家。因为这件青铜器实在太难得、太珍贵了。” 
         “此事我一直念念不忘。两年后,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我给叶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借他的青铜盘两月来上海开个展览,算是沪港两地联办的一项庆回归活动。一周后,回信到了,叶先生在信里说:'送给你吧……’” 
         “上海博物馆新馆美名在外,叶肇夫虽然自己还没有来过,却早已晓得情况。没多久,他亲自把这件无价国宝带来上海,捐给了上博。可以想象,这种事在以前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73
子仲姜盘(局部特写)
  “子仲姜盘”的“子”是妻子的意思;“仲”是排行老二,伯,仲,叔,季是兄弟的排行,犹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齐鲁习惯也称老大为孟,所以称大姑娘为孟姜,孟姬。“姜”是女子的姓。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因此我国古代的姓都从女作,即以女字为偏旁,如姬,姜,姚,嬴等等。姓,凡是氏族成员都是共有的,而氏是姓的分支,为富有的贵族阶级所特有。

174
子仲姜盘(局部特写)
  “子仲姜盘”铸造工艺最具特色之处在于,所有立体的小动物均能于原地作360度转动。此种艺术装饰法是从前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不仅令造型单调的古青铜盘充满了活跃的情趣与生气,而且在青铜器铸造技艺上,也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创造。此盘虽然使用分铸技术,可是要在盘底层中嵌进这批动物极其微小之底轴,并且还要垂直,保证不被卡住,让每只动物在乎面作360度旋转,所以在合范浇灌铜液的时候,盘与轴的接触之处仅能容纳一层非常薄的泥料,在铜液高温浇铸时使泥料不会脱落,而且使盘底又不能渗漏,此种高难度之铸造技艺,在此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175
子仲姜盘
  盘内底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鱼为七条一周,龟、蛙为相间排列,此种饰法极具春秋早期的特色。盘的中心是一只带有头冠的雄性水鸟,边上为四条鱼,外圈为四只头上无冠的雌性水鸟,造型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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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仲姜盘(局部特写)
   盘的前后各攀有一条立体曲折角龙,龙头耸出盘沿,曲体卷尾,攀缘于盘腹之外壁,作探水状;腹壁装饰着变形兽体纹。
                 盘为古代承水器,用于蛊洗,商周时代宴飨用之,宴前饭后要行沃盟之礼,《礼记·内则》曾记载“进盟,少者奉架,长者奉水,请沃盟,盟卒授巾”沃盟之时盘画或盖)相需为用,即用回或孟)浇水在手上,以盘承接弃水。西周中期前段流行盖盘相配,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则多流行匝盘相配。
177
子仲姜盘 

下面上一组转变期的盛食器“盨”

178
晋侯对盨(念xǔ)
  
西周晚期
通高22.2、口横26.7、口纵20釐米,重5.2公斤
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号墓出土,後流落香港,1992年收购回归。
器与盖相合作椭圆形,腹壁略下收,腹两侧设附耳,耳与器有两根小横梁相连接,盖隆起,四盖钮作圆环形。环钮饰单线勾勒的龙纹,盖顶饰双头龙纹,盖沿及口沿饰一周鳞纹,其馀部分是瓦沟纹。四足作蹲式人形,人物形象高鼻阔嘴,唇上有数个阴刻圆点用来表示胡须,双耳有穿耳环的痕迹,手臂上举,足蹬平底翘头靴,手托头顶负担器身。造型罕见,十分珍贵。
【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乍(晋侯对作)宝(尊盨),迈(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盨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礼器或食具。由圈足簋发展而来,用途相同。器盖与器身形态相近但稍小,器盖上有四个方足,为其一般判定标准。取下器盖后翻置起来即成另一器皿,食毕归置如一。《说文解字》皿部:“盨,槓盨,负载器也。”盨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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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对盨(局部特写) 


180
晋侯對盨(念xǔ)
  
西周晚期
通高17.8/17.5cm、口横21.4/21.3cm、口纵13.5/13.6cm,重3.22/3.08公斤
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号墓出土,後流落香港,1992年收购回归
   圓角長方形,腹壁略下收,腹兩側設獸首耳,蓋作長方形盝頂的形式,四蓋鈕與四足相同,均作橢圓環上有兩長突。蓋壁及口沿飾回顧式夔紋一周,腹飾瓦溝紋。
        器盖同铭六行三十字。
  【銘文】隹(唯)正月初吉庚寅,乍?(晉侯對作)寶(尊)彶須(盨),(其)用田?(狩),甚(樂)于??(原隰),邁(其萬)年永寶用。
               可以看出,这是晋侯用来纪念一次狩猎活动的内容。青铜器纹饰优美,其铭文记载的内容有很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史料价值,是研究晋国早期历史的珍贵资料。 
181
晋侯對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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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其盨

西周晚期
通高19cm、口横22.6cm、口纵15.6cm,重4.3kg。
体呈椭方形,一对龙首双耳,腹微鼓,圈足外撇,下有长方形缺,盖上有四个云朵形扉,可以却置。盖顶饰兽目交连纹,盖沿和口下饰变形兽体纹,盖上和腹饰瓦纹。
            盖、器同铭,各31字(其中重文2)。
铭文释文为白□(伯梁)其乍(作)旅须(盨),用亯(享)用孝,用匃□□(眉寿)、多福,□(畯)臣天子,万年唯□(极),子子孙孙永宝用。
             梁其铸器还有鼎、簋、壶、钟等。

183
本组转变期的饭(盛)食器“盨”

184
师寰簋  
  
西周宣王(晚期)
高27厘米,重9.18千克,口径22.5厘米,底径24.3厘米
 盛食器。器形甚大。宽腹,圈足,下置三兽足。腹部两侧有大龙耳,下垂珥。造型庄严而浑厚。盖线及器口饰兽目交连纹,其余均为平行脊纹。


  盖器同铭,各铸十行一百十七字,盖少四字。
         铭文:
         王若曰:“师寰,越淮夷繇我
         帛贿臣,今敢博厥众,假反
         厥工吏,弗迹我东域(国)。今余肇
         命汝率齐师,(纪,釐,莱,棘,夷,尼),左右
         虎臣,征淮夷”。既执厥邦酋,曰冉曰翼(莽)
         曰铃曰达,师寰虔不敢坠夜,血
         厥将事,休既又(有)工(功),折首,执讯
         无谟,徒驭,殴俘士女牛羊,俘吉金,今
         余弗遐组,余用乍(作)朕后男腊
         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大意为:淮夷以前是缴纳布帛财物等贡赋的臣民,现在它的首领竟敢迫使奴隶们停止生产,反叛王宫,造成了东国的混乱。命令师寰率领虎臣和齐国、莱国等联军征伐淮夷,消灭冉、翼、铃、达四个首领,从而胜利班师。铭文提供了周室与淮夷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史料。

延伸阅读:


185
虎簋

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高34.7厘米,口径23.3厘米,重12.28千克
传陕西凤翔县出土
   此簋的造型和纹饰均十分壮丽,微微隆起的盖部置有莲花形的捉手,优雅美观。口、腹之间稍稍内收,形成流畅的曲线。盖部、腹部、颈部和口部分别装饰连绵的波曲纹和交缠的兽目交连纹,气势雄浑,富有韵律感。在器物的盖和内底,分别铸有一虎纹,当是作器人的氏称。 
   此器盖原缺,为苏州市文管会调拨给上海博物馆的。

延伸阅读:
186
倗生簋(格伯簋)

西周恭王(公元前10世纪中叶)
通高31、口径21.9釐米  高23.5cm,宽30.8cm,重8.9kg
李荫轩、邱辉夫妇捐赠
  又名格伯簋,此器共有三件,两件失盖,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本器侈口鼓腹,圈足连铸方座,兽首耳作大象卷鼻形,圈状捉手。盖沿和器口沿饰涡纹间以夔龙纹,盖上、器腹和方座中部饰直棱纹,方座边饰S状变形龙纹。
            直壁圆腹,方座。兽耳型式奇特,两耳环作龙体圆转而尾上卷。盖边、口沿饰火纹与龙纹的组合,盖、腹及方座饰直条沟纹,圈足饰火纹和四瓣目纹,方座的三边饰兽目交连纹,间隔以火纹。三器铭文完整的应有铭文9行83字,本器内底铸铭文七十九字, 
【铭文】隹(唯)正月初吉癸子(巳),
王才(在)成周,格白(伯)取良马乘于(倗)生,
氒(厥贾)卅田,(则)析,格白(伯)殹妊彶佤,
氒(厥)从格白(伯按)彶佃(甸):殷氒(厥绝)谷、
杜木、(原)谷、菜,涉东门,氒(厥)书史戠武,
立(涖歃)成?,保(铸宝簋),用典格白(伯)田,迈(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大意是:在正月第一个吉日癸巳这一天,周王在国都成周。格伯从倗生那里接受了四匹好马,讲定交换的价值是三十田,双方剖木为凭证。殹妊和()跟从格伯按田,又和甸人殷糿(到)地界作标识的树木,并“涉东门”。书记官吏戠武建立了文书档案,规定了界域。倗生铸这件宝簋,用来登录格伯的田产,后代子孙,万年宝用。最后还写上了倗生家族的徽号。
        《倗生簋》铭文是周代一件以物换田的契约。
         李荫轩是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的孙子。李荫轩1911年生于上海,十几岁就开始收集历代钱币。几十年下来,他不仅收集了大量中国古钱币,还收集历代中外徽章,总共达到3万枚之多。他收集的古希腊、古罗马的钱币,其价值现在几乎无法计算。 
        李荫轩从1920年开始收藏青铜器,数十年间总共收得200余件。其中颇具重要历史价值的有数十件,如小臣单觯、纪侯簋、鲁侯尊、厚越方鼎等。他还写下的数十篇考证文章。
         这些藏品在抗战中,他曾花了大价钱存入银行的保险库,直到'文革’之前均保存完好。而到文革,抄家开始了。冲进门来的红卫兵把那些珍贵的西洋瓷器一件件从阳台上扔下去,古钱币一掰两瓣。幸好头一批抄家者还没有发现他的青铜器。李荫轩担心害怕了,他拿起了电话,向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将所有藏品全部捐给国家。博物馆的同志急急来到李家,数藏品、造清单,装箱运走。按照当时的政策,博物馆只能代为保管,而不能接受捐献。整整两天一夜,六轮大卡车来回跑了六趟!到最后一车装完时,李先生突然想起,还有一间房里有14箱明版书,连忙对上博的汪庆正说还有14箱明版书,让他们一起拉走。汪庆正有些无奈地表示博物馆只管文物,书籍只能叫图书馆接收。后来这14箱明版书到底何去何从,不知去向。
        1979年,国家开始落实文物政策。一天,李荫轩的夫人邱辉女士来到博物馆,对马承源馆长说:李荫轩先生已于1972年去世,临终前关照,如果文物有发还的一天,除了保留几件藏品作为家中纪念,其余全部捐给国家,不要报酬。
        于是,1979年6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捐献仪式,向邱辉女士颁发了奖状。

187
伯盂

西周中期
通高28.7、口径42.8厘米,重12.2公斤
1992年自香港徽集
  侈口方唇,直径连负,圈足外侈,颈部有一对附耳。颈部饰回首夔龙纹一周,圈足饰目雷纹。
       内底铸铭文4字  铭文释文为白乍(伯作)宝盂
       盂为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188
龙纹钟

西周晚期 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189
龙纹钟(局部特写) 
190
透雕波曲纹铺

春秋早期 前770-前7世纪上半叶
通高17.5cm、口径23.5cm,重3.4公斤 

          盘边饰变形兽体纹,高圈足上下均饰波曲纹,下段纹饰为透雕。铺为盛放肉酱的器皿。外形与豆相似,但盘边狭而盘底平,圈足甚粗而矮,多为镂空,青铜铺见于西周中期到春秋时代。青铜铺传世较为少见


191
垂鳞纹鍑

春秋早期 前770-前7世纪上半叶
通高21.5cm、口径18.7cm,重2.31公斤 
大口,上立两耳作绳索状,直腹平底,下部外撇,口沿设兽目交连纹,腹设鳞纹两道,腹的下部及圈足均无纹饰,形制特殊,可能仿自姜戎,但纹饰尚采用中原旧式,也许是草原马上民族采用的华夏族纹饰。
      鍑是炊煮用具,与风炉是浑然一体的,它形似大口锅,不同处在于方形耳,底部稍微有点尖,类似肚脐眼。鍑这东西在古代很兴盛,但到了宋朝就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现代更很少人再用了。

192
斜角云纹盆

西周中期 
通高14cm、口径23cm,重1.655公斤 
1993年自香港徽集
  盆和盂用途相同,都是可以盛食兼可以盛器。陕西齐家2号墓被盗后清理出来的盆,与本器形制和纹饰相同,埋葬时间可能是在穆王好恭王之间。 
193
山奢虎簠(fǔ)

春秋早期 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通高17.2cm、口縱23.cm9、口橫30cm,重5.02kg
  蓋、器造型、紋飾相同,敞口折沿,腹壁斜收,平底,方圈足沿外撇,各邊中部有長方形缺口,兩短壁鑄有獸首耳,蓋的口沿每邊有一個小卡扣。蓋頂飾獸目交連紋,口沿飾交曡式獸體卷曲紋,四壁飾相背式卷體夔龍紋。口下和圈足飾雲紋,腹飾雙頭獸紋。
【銘文】山奢淲?(鑄其)寶(簠),子子孫永寶用。

            簠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青铜簠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基本形制为长方体,自口至足器壁斜坦,器盖相同,分置可成二器。
194
齐侯匜

西周晚期 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器高24.7厘米,流至鋬长48.1厘米,重达6.42公斤。
      
        此器平盖,器身如椭圆形瓢,前端宽流高高昂起,后端执鋬作蛟龙探水状, 匜的四足同样以龙为形,俯首曲体承载匜的器身,魁伟庄重,极其稳健。
        匜内腹底部铸有铭文四行二十二字:“齐侯乍(作)虢孟姬良女宝匜,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虢孟姬是虢国君主的女儿,齐侯的夫人,“良女”是她的字,故知这件匜是齐侯特为其夫人而铸。周代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保障切身利益,经常用相互通婚联姻的方式结为为联盟。虢国是河南西部的小国,齐是东方大国,春秋时齐还一度成为霸主。虢齐两国联姻,显然出于政治需要。
        在青铜匜中,以此形制为最大、最重。
        匜为盥洗器,是中国古代贵族举行礼仪活动时浇水的用具,出现在西周中后期(约2700多年前),盛于东周。匜形椭长,前有流,后有鋬,多有四足。早期匜为青铜制,汉代以后出现匜金银器、匜漆器、匜玉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奉匜沃盥”的记载,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奉匜沃盥”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匜是商周时期用青铜铸造的一种洗漱器皿,相当于现代的瓢或舀水器,有的有盖,有的体高,有的全身布满花纹,造型不一。 


195
齐侯匜(局部特写)
\
 铭文四行二十二字:“齐侯乍(作)虢孟姬良女宝匜,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196
齐侯匜

顾榴 沈同樾等捐赠

延伸阅读-一段令人为之扼腕长叹的往事:
197
鱼龙纹盘

西周晚期 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前771年
通高13.9cm、口径33cm,重3.5公斤
1969年自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
 口沿外折,浅腹,高圈足外撇,腹两侧设附耳。口内部饰一圈鱼纹,计十二尾部,首尾相接,盘内中心为蟠龙纹,龙首居中,躯体右旋,饰鳞瓣纹,旁设两爪。 
198
鱼龙纹盘(局部特写) 

下面上一组转变期的乐器

199
梁其钟(3件/组)

西周晚期 
通高55/53.5/38.1cm、铣间32.7/31.8/15.3cm 重23.75/25.46/11.4kg  
1940年陕西扶风法门镇任家村出土一批窖藏青铜器,器主名梁其,官名膳夫,时代仍系西周晚期。旋饰兽目交连纹,舞饰雷纹,篆间为两头龙纹,鼓部饰相背的俯首展体式龙纹。鼓石有一鸾鸟,此为该钟在编钟中使用双音的标志
 钲间及鼓部铸铭文七十八字,铭有:"……天子使梁其身,邦君大正用天子宠,蔑梁其,……"内容为颂扬祖先功德,并表示忠心服事天子。
              梁其钟传世共五件,另一说法为6件,其中上海博物馆藏3件,南京市博物馆1件,法国吉美博物馆1件,另一件不知下落。

200
梁其钟
201
四虎鎛

春秋早期
通高43.12m、 重11.96kg  
 四虎镈钟体剖面呈椭圆形,饰兽面纹,上有云雷纹方钮。与其他钟不同之处在于镈钟体两侧各附饰二伏虎,一上一下,均头下尾上,并以立柱与镈钟体连结,是西周时期精美的青铜乐器。
    此钟器壁较薄,发音短促,只能产生单音。形制和纹饰有南方青铜器的特点,湖南等地是其主要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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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虎鎛(局部特写) 
203
秦龙纹繁钮秦公镈

春秋早期 
通高38.5厘米,铣间距24.5厘米,鼓间距20.5厘米
 平于,椭圆口,舞面封实,器身略呈立鼓形。四条透雕扁连环龙纹扉棱均分器身,透雕扁龙纹繁钮与两条侧扉棱相连。顶端饰昂首翘尾的凤鸟。舞部饰对称的四组龙纹。被扉棱分为四区的器表也各饰繁复的龙纹,上下各有一周绊带。鼓部中央两行七字铭:“秦公作铸□□钟”,字字浅细,大堡子山秦陵所出镈在日本和台湾均有收藏,形制、纹饰同而规格有别,此镈实为编镈中的一件。大堡子山秦陵所出编钟、编镈和编磬,不仅昭示了墓葬的性质和级别,加深了我们对嬴秦音乐传统和音乐艺术发展高度的认识,也为我国古代乐器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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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龙纹繁钮秦公镈(局部特写) 
205
晋侯酥编钟(14件/组)

西周厉王
最大者高52厘米,最小者高22厘米
 晋侯苏编钟是一套打击乐器,全套共16枚,因随葬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第七代晋侯稣的墓中而得名。全套钟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共十六件,可分为两组,每组八件,其中十四件曾被盗连出境,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抢救回归.后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
         第一组 为大钟,纹饰浅而细,第二组为中小型钟,纹饰深而阔。并且从造型上来讲两组也有细微的差异,研究者认为它们虽并非同时铸造,但音律却非常和谐。钟上铭文为利器刻凿而成,笔画转折处要分四五刀或是五六刀的接连刻凿,笔道才能连起来,刀痕至今非常明显。更重要的是,经过除锈处理后,刻凿在这16枚钟上的文字竟然可以连读!355个字的铭文完整地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视东土、征讨叛乱部落,并立功受赏的事。而这是我国浩瀚的古代史籍所没有记载的。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此外铭文中多种记时历日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这是现如今我们第一次发现将近3000年前西周的器物上出现刻于其上的铭文。 
         稣钟发现之后,专家们配置了不同硬度的青铜利器在青铜上刻凿文字,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早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期,山西人已经制造出了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工具在青铜器上刻字。这是一套改写中国冶金史的宝贵资料! 如今,晋侯稣钟作为中华珍宝,14枚藏于上海博物馆,2枚藏于山西博物院。
     晋侯酥编钟已被列入第一批中国禁止出境展的64件一级文物之中。
上博青铜馆内不断鸣响的空冥悠扬乐声,正是用这组编钟奏的汉乐《阳关三叠》录音。
206
晋侯苏(酥)编钟(局部特写)
  晋侯苏编钟铭文:
(1)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2)既死霸,壬寅,王□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分行。王亲令晋侯苏:率乃师左□□北□□伐夙夷。晋(3)侯苏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王至于□城,王亲远省师。王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乡,(4)亲令晋侯苏:自西北遇敦伐□城。晋侯率厥亚旅、小子、□人,先陷(5)入,折百首,执讯十又一夫。王至,(6)淖淖列列夷出奔,王令晋侯苏(7)帅大室、小臣、(8)车仆从,(9)遂逐之。晋侯折首百又一十,执讯廿夫;大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六十夫。王惟反归,在成周,公族整师(10)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曰: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亲锡驹四匹。苏拜稽首,受驹以(11)出,反入,拜稽首。丁亥,旦,王御于邑伐宫。庚寅,旦,王格大室,司工扬父入右晋侯苏,王亲侪晋侯苏巨鬯一卣、(12)弓、矢百、马四匹,苏敢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元龢钖钟,用昭格前前(13)文文人人其严在上,翼在下,□□ (14) □□,降余多福。苏其迈(15)年无疆,子子孙孙,(16)永宝兹钟。 
(注:括号内数字为钟件依次排列数,□为偏僻古字。)
  晋侯苏编钟成为晋侯墓地发掘出的最重要器物,主要还是因为其上刻凿有355个文字(其中新见的金文单字11个),这是青铜器铭文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发现。铭文完整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晋侯苏受命征伐夙夷的全过程:
         正月初八从宗周出发,二月二十二日到达成周,次日挥戈东方。三月方死霸(方死霸,西周月相纪时法的五个词语之一。月相纪时法是根据月光的消长变化来描述时间的纪时法。方死霸有说是指二十三四日至下月一二日)到达一个地方,大军分成行列,迈向将要攻击的战争目标。周厉王亲自向晋侯苏下达命令,从左边攻击一邑,从北边攻击另一邑。两邑被攻占后,周厉王前来巡视参战的部队,部署对一座城市的进攻。周厉王的到来,让所有的夷人惊恐而逃,王师大获全胜。班师返回成周后,周厉王隆重赏赐了晋侯苏。为了报答和颂扬天子的美德,晋侯苏铸造了这套编钟。
         周厉王不仅亲临前线,还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根据铭文记载,这次战争共计斩首480级,俘虏104人。这在当时不算少了,有人因此称为周厉王时期的四大战役之一。从流传下来的另外一些青铜器上,之前还有三次。看来周厉王的功烈,在西周晚期决不亚于之后的周宣王。但在史书中,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大家熟知的,是那个“弭谤”的独裁者形象。周厉王是发生政变时被迫出亡的,史家记载的全是他的恶行。
         周厉王赏赐给晋侯苏的,有掺有郁金汁的香酒一卣,弓一张,箭百件,马四匹。这次赏赐,定让晋侯苏回想起多少年前,周成王赠送他的七世之祖叔虞的鼓、甲和钟,那些都是文、武遗留的战利品,堪称传世之珍。晋侯苏当然不会想到,他的孙子仇和更远的后辈重耳,也将得到周天子的赏赐。在一次次的赏赐中,晋国渐渐走向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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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苏(酥)编钟(局部特写)
                                       慧眼识真 晋侯苏编钟散聚之谜

        晋侯苏编钟的特别之处是每一个器物上的铭文不是单独成篇的,而是下钟连着上钟读,而且铭文有铸成的,也有后刻上去的。先是由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的古董市场上购回14件,当14个编钟运回大陆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老马失蹄”,直到另外2件编钟在晋侯苏墓地找到,与这14件组成一套完整的编钟后,这才成就了“老专家慧眼识宝”的精彩故事。
        2002年夏,上海博物馆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山西晋侯墓地青铜器展。进得展览大厅,在轻轻的古钟音乐声中,观众们仔细地欣赏16个一套晋侯编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外壁都用利器刻凿规整的文字,刀痕非常明显。每钟的文字连读成篇,共有355字,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它们不仅是晋侯墓地最重要的器物,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可是这套编钟是分两次获得的,当获得首批14件时,被普遍地指控为伪物。其真伪之谜直到找到另两钟后才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套编钟为研究西周历法提供了可贵的记录。铭文记有7个干支历日和5个记时词语: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认为: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通过对8号墓中的木炭等样品进行碳14测年,在公元前816-前800年之间。《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年),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属厉王,晋国用的是周历。《史记·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出奔,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共和”。以厉王出奔之年为“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则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该年依建丑(以夏历十二月即丑月为岁首):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是十四日;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当是辛卯)”是十八日,“既死霸壬寅”是二十九日;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是初七(“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按干支推出的日期与月相能相合,可知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不误。因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前877年。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证实。
        铭文还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
       晋侯苏受王命,去征伐夙夷部落。战斗共发生了三次。首次就获得胜利,晋侯斩首120人,活捉23人。周厉王闻讯后,亲到战场视察,晋侯亲率士众杀进夙夷的阵中,再次斩首100人,抓获11人。厉王命晋军乘胜追击,晋侯斩首110人,抓获20人,晋侯的部属斩首150人,抓获60人。厉王回到成周后,要召见晋侯,苏便来到成周,厉王亲赐鬯酒、弓矢和马匹。铭文补充了史书的失载。
       晋侯苏编钟还证实了西周晋国的都城在曲沃。汉代以来,诸多史籍未能明确记载晋都之所在,更不记晋侯墓的所在地。这套编钟既证实了曲沃就是晋国的都城,又证实了曲沃北赵村发现的就是晋侯墓。
      14件编钟从香港古玩街购回时,很多文博专家认为是伪器。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出访香港,有一位富翁陪同他游览香港古玩肆,并答应说:你看中了什么文物,我掏信用卡。在琳琅满目的古玩街上,马老看中了14件编钟。马老的话音刚落,这位爱国的港商大吃一惊,倒并非为了钱的问题,它们仅标价十余万港币,便宜极了!而是惊讶这位蜚声海内外的专家竟然也会看走眼,因为香港有很多收藏家,大家一致认为它们是仿制品,是伪器。他好意地提醒马老要仔细看看。马老越仔细看,就越是坚定地要购买这14件编钟。就这样买定了!编钟运回上海博物馆后,很多专家慕名前去观看,而绝大多数人认为马老真的看走了眼,马老这回上了大当。认为这14件编钟为伪器,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其一是器皿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锈蚀的程度不对;其二是铭文显系后刻,不是铸成的;其三是每器的铭文根本就读不通。可是马老还是坚持认为是西周晋侯的编钟。要说明它们是周文物,知识渊博的马馆长解释说:器皿一直深埋地下,由于最近才出土,故锈蚀的程度不够,甚至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铭文虽为后刻,但是系当时的后刻;铭文并非一器一铭,若把它们连缀着读,就通顺了。
      马老的解释虽然有理,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拿出铁一般的证据。马老立即写信给正在山西省晋侯墓地进行考古挖掘的专家,询问有没有发现另外的晋侯苏编钟。因为根据铭文的推断,还应该有刻有“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话语的一二个钟。可是回答令人失望,说是晋侯苏墓已经挖掘完毕,并未见有编钟。马老再度写信,要求在回填土时仔细查找。考古工作者遵照这位老专家的要求,在回填土时进行了仔细的翻捡,奇迹出现了!两个形体不大的钟出现了!他们兴高采烈地把此消息告诉马老,并告知铭文,稍大的为“年无疆,子子孙孙”稍小的为“永保兹钟”。“年”字正好上承第十四个钟的铭文的最后一个“万”字。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这样,晋侯苏编钟遂成完璧。
      那么14件编钟怎么会出现在香港古玩肆的呢?原来在199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发现成片的春秋时期墓葬。省考古所组织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挖掘,可是因为要麦收,考古队的民工走了,考古工作暂告停止。这片发掘中的春秋墓葬才停工不久,便发生了猖狂的盗掘,大量文物被贩子运往海外。14件编钟就这样到了香港。
      马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慧眼识宝的佳话却永远流传在文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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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苏(酥)编钟(局部特写)
比起声闻中外的曾侯乙编钟,晋侯苏编钟简陋得多,音律太差,铭文亦少,制作更不精良。但要知道晋侯苏编钟,比让人叹为观止的曾侯乙编钟早出四百年左右。在那个时代,后来赠送曾国编钟的楚国,无论从音乐还是音乐设备来说,根本无法与晋国相比。现在,晋侯苏编钟的价值主要不在音乐上,从纪事编年上来说,晋侯苏编钟有着曾侯乙编钟没有的承载。 
         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这套总共16件的晋侯苏编钟如今分藏两地,14件在上海博物馆,另外两件在山西博物院。要想观瞻它们的全貌,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情!

                                       余音袅袅三千年

         喑哑了近三千年的编钟,再次发出声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视听实验室,经过测音得出结论,晋侯苏编钟16件分为两组,各是八件,两组音列相同,均为小字组a至小字组c4,跨三个八度又一个小三度,符合宫、角、徵、羽四声。在此之前,为上海博物馆购回其中14件,使之成为镇馆之宝的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也已按照铭文做出相同排序。
        但让我们不解的是,这16件钟有点“乱”。王子初认为,如果按照形制与纹饰,它们可以分为三组,三组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同时铸造的。两件至少在康王之世以前的西周初期,两件为康王前后,剩下12件当为西周中期的恭王时期。问题出来了,这16件不是同一时间铸造的青铜钟,为什么会排列一起编成两组?
        从测音可知,就单独一件钟而言,各部位及尺寸与铣长的比值基本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但相邻两钟主要部位之间的比值并不稳定。
        作为诸侯祭祀、宴享必备的青铜编钟,在先秦时代,对它的设计、制作相当重视,根据《考工记》,当时有专职制钟的工匠——凫氏。在《考工记·凫氏》里,明确记载了甬钟各部位的尺度比值。主要部位尺度均以铣长为基准,其余部位的尺度与铣长有一定的函数关系。但是如何设计不同的大小甬钟,使之按音律成编,《考工记·凫氏》没有给出依据。看来在成书之时,聪明的古人还没掌握这一秘密。迟至春秋晚期或之前一段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两钟之间的设计参数。敲击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可以听出,之间的参数关系已经掌握得相当准确。
       为了使钟成编,在没有本领铸出成套之前,晋国的乐师从已经铸成的年代不同的三种钟之中,按照音高挑选出16件配成两组。由于这一原因,晋侯苏编钟的音准较差。但在那个时代,这也许是最为先进的编钟了。晋侯苏生前倾听,死后让人放入他的墓中。 
                                       年代的证实与证伪

        根据《世本》,晋侯苏即晋献侯,又名籍。《史记》记载,晋献侯在位时间为周宣王六年至十六年(公元前822年—公元前812年)。如果把铭文“王卅又三年”当作周宣王三十三年,他已死去多年,如何刻此钟铭?如果当作之前的周厉王三十三年,晋献侯尚未继位,铭文中又如何称为晋侯苏?
        矛盾出在哪儿?邹衡认为,晋侯苏不是晋献侯,而是晋献侯的儿子晋穆侯,周宣王三十三年时他正好在位,晋献侯名苏是《世本》错了。马承源认为,《史记》所记晋侯苏在位为周宣王时有误,应为周厉王时。李学勤提出,晋侯苏是以晋国公子的身份出征的,那时周厉王在位,他在周宣王时做了晋侯,刻钟追忆往事。这个说法似乎折中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和晋献侯在位时间上的矛盾,但有违西周金文对先王称谓的惯例,另外从铭文中,也很难看出有追忆往事的痕迹。
        在此情况下,科学检测也许是唯一的标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两家实验室,根据晋侯苏编钟所出的8号墓的碳14测年数据分析,年代应为公元前808±8年。这与晋献侯卒年(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相合。由此证明,晋侯苏就是晋献侯,《史记》所记晋献侯的卒年是可信的。由此,钟铭“王卅又三年”只能是周厉王三十三年。 
         这样看来,《世本》与《史记》皆对,钟铭中的“王卅又三年”之“王”指的是“先王”。

                                       关于刻凿的种种猜想
     
         与众不同的是,晋侯苏编钟铭文是用利器刻凿出的,刀痕至今非常明显。在笔画的转折处,由于钟的坚硬,不能利索地一挥而就,需要先凿出点来,然后连点成线,往往一画需要四五刀五六刀,才能成为一体。
          在晋侯苏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钟铭都是铸出的,而它竟然是刻凿上去的。无怪乎当其中的14件被人盗卖到香港文物市场上,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私人收藏家,都认为是赝品,长期无人问津。1994年,远在上海的马承源在网上看到原件和铭文的照片,根据一生浸淫青铜器的经验,迅速判断出来它们货真价实。如此珍贵的文物,竟然包装在箱子里,从香港邮寄到了上海。
          残缺不全的晋侯苏编钟回归上海博物馆的当年,晋侯墓地抢救性发掘出数十件青铜器中,就有剩下的另外两件。16件如出一辙,不仅文字都是刻凿上去的,而且上面的文字可以连读。
         为了得到清亮的乐音,先秦编钟采用纯净的高锡青铜铸成。高锡青铜质地坚硬,殷商、西周时期缺少完善的钢铁刻凿刀具,所以铭文都是铸造成形。即使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的青铜时代末期,尽管出现钢铁刀具,铭文也多是铸出。在晋侯苏编钟出现的西周晚期,这些文字是如何刻凿上去的?有人提出使用陨铁刀具、高锡超高锡青铜刀具、人工炼制的钢质刀具的种种可能性。但究竟用的是什么材料刀具,现在还不得而知。
          感谢晋侯苏编钟的刻凿技法,感谢马承源的慧眼识珠,否则16件团聚内地,也是一件不置可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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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苏(酥)编钟(局部特写)

延伸阅读:
第五篇:更新期青铜器

      更新期青铜器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现高潮。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徵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的功用逐渐消失。形制的创新,出现了许多谲奇精丽之器。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的产生,使镶嵌工艺绚丽工巧。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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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画像纹壶

战国早期 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壶侈口,有盖,斜肩,鼓腹,矮圈足。此壶乍看似平凡,奇便奇在壶上镶嵌的画像。
         壶盖面平,三只鸟平均立于盖边,盖面內圈刻有纹饰。壶身肩上有二兽首衔环耳。花纹从口至圈足分段分区布置,以双铺首环耳为中心,前后中线为界,分为两部分,形成完全对称的相同画面。自口下至圈足,被四条斜角云纹带划分为四区。

镶嵌画像纹壶上宴乐渔猎攻战图 
    壶盖一圈为鸟兽图,间杂几个人,像一幅人兽斗争的场面。
         壶颈部为第一区,主要为采桑图、射礼活动。
         壶的上腹部为第二区,为宴享乐舞、射猎场景。
         壶的下腹部为第三区,为水陆攻战的场面。
         壶近圈足部为第四区,采用了垂叶纹饰。
         圈足饰对顶三角及十字几何纹带。


211
鸟兽龙纹壶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壶高44.3cm、口径16.6cm、腹径25厘米cm
一九二三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 
 浑源出土的铜器群早已被帝国主义劫往国外,此为仅存国内的几件铜器之一。在这批铜器中,上海博物馆藏有牺尊一件,鸟兽龙纹壶二件,镶嵌鸟兽纹壶、镶嵌兽纹敦、镶嵌蟠兽纹鼎、素鼎各一件,瓿二件。此外,上海市文管会尚藏有数件,其中镶嵌鸟兽纹壶已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铜器,在解放前落入奸商之手,准备装箱偷运出国,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查获,得以保存下来。
         壶是容酒器。此壶圆体,宽颈,深腹外鼓。盖及两耳已失。器物主体纹饰是人首鸟体的怪兽和龙相互缠绕。在纹饰之间还有虎、牛、豹等动物的食人之像。腹下饰一周雁群纹,雁作昂首曲颈状。
        周身满布纹饰,自颈至底共有带状纹饰四道,为两种图案装饰组成。一种是兽面衔两蟠龙,对称相背的展开,蟠龙尾与另一组的龙尾相交缠;另一类是蟠龙和一种人首、兽体、鸟尾的怪兽相缠连的形象,这样的图案是非常少见的。腹以上三道装饰属于后一种,腹下一道属于前一种。蟠龙和怪兽的形状与《山海经》所载的某些山川神祈的形状差不多。在两道图案的空隙处,呈一狭带状,装饰着三圈浮雕形写实的动物纹饰,有牛、犀牛、虎、豹等等,大多作踞伏状,它们的形象是牛践踏着蛇,犀牛食兽,虎豹食人,食野猪,这种不满3厘米的小生物全器共有50个之多,都很生动。腹下是一圈伫立的雁群,曲颈昂首,自然可爱。这些小动物形象精细入微的表现技法,是十分惊人的,其中虎豹凶狠地食野猪的形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斯基泰的一些斗兽的饰片。壶的圈足上有贝文和涛纹。从纹饰上看来,除了具有蟠龙纹等方式通行的题材以外,还有非常显然的区域性特征。至于制作的精工华丽,图案构思的巧妙,在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工艺中,可称为代表作品。
       鸟兽龙纹壶两件成对,形制、纹饰均相近,按其纹饰结构当与同时出土的犧尊属一组酒器。体现了晋国青铜铸造业的高度水平。

212
交龙纹壶

春秋晚期
通高21cm、口径10.9cm,底径13.5cm,重3.45kg
1993年自香港徽集
自颈至腹部共有四周纹饰,一、二周纹样为双体展开龙纹,第三周纹饰是鸟首兽与一龙形兽相交缠成的图案,第四周纹饰与此相同而稍简略。中间均填以雷纹。

213
络纹扁壶(络纹扁形链壶)

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 - 前4世纪中叶)
通高41.6cm、口纵8.6cm,口横11.3cm,底纵8cm,底横11.3cm,重4.6kg
1994年自香港徽集
 腹下部设一环,为倾倒酒液时使用,此壶最为特别之处,是背面为平面,正面看似是圆壶,侧面看是扁壶,造型别致。它的容量约相当于同类壶的五分之三。 

214
燕王职壶

战国晚期
通高20.4cm、口径12cm,重2kg
 直口长颈,宽肩,腹下部内收,圈足。颈、肩、腹分别饰镶嵌绿松石及红铜丝的几何纹,腹部有三道宽凹纹,上饰两条弦纹。
         圈足刻铭文28字
         铭文释文为唯郾(燕)王职□(践)阼□(承)祀,氒□(厥几)卅,东戗□□(贯国)。□(命)日任(壬)午,□□(克)邦□(堕)城,烕水□(灭齐)之□(杀)。
         铭文记载燕王职东破齐国的重要史实。 

215
远远的,就能感觉到它强大的气场.....
216
再从侧面看..... 


217
交龙垂鳞纹鼎

春秋晚期
   无盖。窄平折沿,方唇,外撇双耳附于内壁,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地,三蹄形足较为粗壮。折沿表面及耳内外侧饰浮雕式蟠螭纹,口沿下饰凹槽式突起蟠螭纹一周,其下饰带綯纹的凸箍式弦纹一周下腹部饰垂鳞纹带四周,上边两周垂鳞上式细线式蟠螭纹。腹部等距贴附六只形制相同的顾首卷尾式夔龙。龙首凸目圆睁,鼻部上卷,口旁一对獠牙向内卷曲,头上一对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形双角类似鹿角,双足与器腹相连接,尾部上卷并附以弯曲对称的枝杈形装饰,龙形布满精美的细线蟠螭纹与凸起的蟠螭纹。鼎足根部饰一组以扉棱作鼻并饰以浮雕式蟠螭纹的凸目兽面纹,足下蹄端饰浮雕蟠螭纹。无论形制还是纹饰都与王子午升鼎相似。
      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大鼎制作工艺和装饰都较为简单,而这件大鼎通体满饰花纹,甚至连鼎足底部亦装饰有兽面纹,整体装饰极为精彩罕见。作为春秋时期诸侯国国君所用的青铜礼器,它既是迄今所知春秋时期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也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工艺最精美的青铜大鼎。
          2002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有一座古墓被盗,墓主为春秋时期许国国君许宁公。在其后的考古发掘中,在盗洞出土了3件升鼎,经修复后与此鼎除大小外均极为相似。据破案后得知,当时有4件升鼎被盗,其中最大的一件被回购后捐赠给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此后保利艺术博物馆又购藏一件,还有一件流散于上海民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升鼎,应是7件列鼎中最后被购藏的一件。

风格非常类似的王子午鼎(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收藏)
平顶山博物馆收藏的:束腰垂鳞纹升鼎
保利集团收藏的第一支叠瓣龙纹鼎(在保利大厦大堂陈列)
保利集团收藏的第二支叠瓣龙纹鼎(在保利博物馆内陈列)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交龙垂鳞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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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垂鳞纹鼎(局部特写)
   澧河岸边寻古墓 编钟声里掩烽烟(上)

                               ——访叶县许灵公墓

            2500多年前的一天,四处流亡的许灵公带领大批随从奔逃至叶邑故城附近的澧水岸边,骋目四望,青山隐隐,澧水浩荡。疲惫不堪的他停下流徙的脚步。他决定将这里作为自己和臣民的立足之地。 
            30年后,赴楚求救的许灵公心境凄楚地遽然薨逝。他的臣民将他安葬在澧水南岸,大量珍宝一同深埋地下。 
            盛大的葬礼过后,一切归于平静。澧水日夜奔流,2500多年过去,无人知晓地下的秘密。 
            公元2002年1月,盗墓贼经常出没在叶县旧县乡澧河与烧车河交汇处附近,争相盗掘一座没有封土的古墓。叶县文化局文物工作人员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精美的编钟和升鼎重见天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读出了粘满泥土的青铜戈上的字迹:“许公宁之车戈”、“许公宁之用戈”。他说,澧水岸边的这座墓属于春秋时许国第十五世国君许灵公。 
           2500多年前的往事又鲜活起来。 

    ○天上的音乐,天上的生活 

          “钟鸣鼎食”,是古代统治者为自己营造的一个听天上音乐、在天上吃饭、在天上生活的理想境界和极乐世界。 
            如今,在叶县县衙的编钟演奏厅里,石磬清脆,钟轰鸣,乐声激荡。游客们屏气凝神,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5月18日上午,在编钟演奏厅旁边的文物展厅,记者看到了一套春秋中期铸造的精美编钟。这套编钟由8枚钟(扉棱钟4枚,旋枚钟4枚)、9枚钮钟和20枚甬钟组成。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近60厘米,最小的一件通高16.8厘米,出土后每个钟都能发出两个不同音高的乐音。这套编钟可以演奏古今中外各种乐曲。 
             叶县文化局原局长李元芝告诉记者,2002年,叶县旧县乡澧河岸边的许灵公墓出土了这套组合式编钟,演奏厅用来演奏的编钟就是仿出土珍品的尺寸和音域复制的。 
             钟在古代乐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权贵们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在古代音乐、乐理中也有特殊的地位。鼎不仅是最重要的礼器,也是统治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还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成语“问鼎中原”、“三足鼎立”即与国家政权有关。 
           古人对钟、鼎的运用是有严格规定和制度的。由于古人视死如生,活着的时候,钟、鼎是生活用具,死后便用作殉葬品。据《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即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这是西周的礼制。目前所知周代最早的编钟出土于陕西。据信阳楚墓钮钟和曾侯乙墓编钟测试,当时的青铜乐器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曾侯乙墓编钟还有2800余字的标音铭文和乐律铭文。有些规模不大的楚墓,随葬品中有较好的漆木器、青铜器,也有兵器和车马器,并且经常发现瑟、鼓等乐器,但绝无编钟、编罄,充分说明“金石之乐”不能任意享用,是区分高级贵族身分的重要标志。 
           著名考古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研究后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春秋时期组合式编钟。 
           李元芝说,许灵公墓出土的这套编钟比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年代更早、种类更齐全。与编钟一起出土的,还有青铜束腰垂鳞纹升鼎、跽坐铜俑、铜戈等数百件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60多件。 

    ○神秘许国现身澧河岸边 

           叶县旧县乡澧河与烧车河交汇处的西侧,有一座春秋时期楚国北方边境的古城——叶城。在澧河以南、烧车河以东的十数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数十座春秋战国乃至两汉时期的较大型古墓葬。直到宋代,这里还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土冢墓,梅尧臣诗称这里“荒冢如鱼鳞”。今天这里尚残存大型土冢墓20多座。 
          2002年初,当地群众反映,有盗墓贼经常出没在澧河和烧车河交汇处附近,争相盗掘一座没有封土的古墓葬。叶县文化局接到举报后,立即组织人员到现场查看,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用玉米秸秆掩盖的一片狼籍的盗洞。工作人员在盗洞内发现并清理出已经有所暴露的、盗墓贼尚未来得及运走的3件束腰青铜升鼎和一些铜器残片。根据铜鼎的形制与精美的纹饰分析,这是一座墓主人身份较高的墓葬。叶县文化局和公安局在加强巡逻保护的同时,立即报告省文物局,并请求尽快进行抢救性发掘。后经省文物局批准,2002年4月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叶县文化局联合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工作人员发现,这座古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东、南、北三个方向3/4的面积被盗。墓口南半部开口于耕土层下,距地表0.4米。由于澧河水常年累月地向南冲刷,墓葬北半部的上层填土被冲走,墓葬北壁已经暴露于河岸内的斜坡面上。 
       由于被盗严重,墓内棺椁多处被毁。木棺置于椁室内北部,棺底铺有较厚的朱砂。棺内人骨架已腐朽不存,但从玉玦和玛瑙珠、玉佩组合项饰的陈放位置来看,可以确定墓主人头部朝北。 
       青铜器大多放置在棺椁之间,其中椁室东侧放置乐器,有铜编钟、铜编、石编磬、铜跽坐人俑、鼓架等;西侧放置铜礼器,有鼎、簋、方壶、浴缶、鉴等;南侧放置铜兵器与铜车马器,有戈、矛、镞、钺形戟、六戈戟等。棺内主要放置玉器,其中相当于墓主人胸部位置放置一组由多件云纹玉璜组成的四璜联珠组玉佩,其他还放置有玉璧、兽面纹佩等玉饰。 
        虽然古墓被盗严重,绝大部分随葬器物被盗走,但仍清理出土残留器物639件。在未被盗的东部边缘,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编钟、跽坐铜俑、青铜鼎等青铜器,后据专家鉴定,该墓出土的编钟、青铜鼎等9套62件文物为国家一级文物。 
       古墓的主人是谁?李元芝说,墓主人的确定与出土的几件兵器有关,他专程到北京请来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李先生读出了青铜戈上的铭文——“许公宁之车戈”、“许公宁之用戈”。说明这是许国第十五世国君许公宁的墓葬。 
       许国是个史书上少有记载的诸侯国,现代人对其更是罕有所闻。人们不禁要问,神秘的许国何以现身叶县旧县乡澧河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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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垂鳞纹鼎(局部特写)
 澧河岸边寻古墓 编钟声里掩烽烟(下)

                               ——访叶县许灵公墓

   ○四处流亡的可怜诸侯 

        许国的管辖范围,包括今许昌县及临颍县北、鄢陵县西南这一广大地域。周武王初年,许国都城就在今天许昌城东20公里处张潘古城的四周。 
        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东迁洛阳为标志,中国进入春秋时期。此时王权衰落,盛世不再,天子已无力控制各地诸侯,一些逐渐强大的诸侯纷纷称王称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春秋五霸相继崛起,许国如同一叶扁舟,在诸侯争霸中风雨飘摇。 
        由于许国地处中原要冲,四周豪强林立,虎视眈眈。许国只好小心周旋于强国之间,齐强时附齐,楚盛时附楚,晋来时归晋。即使这样,北方的郑国却始终怀有吞并许国的野心。 
         郑国国君郑庄公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野心家,他借周平王东迁之机,相继灭掉对他有恩的虢国和桧国后,就把许国当成了下一块肥肉。 
        公元前712年7月,郑庄公以许国不听周天子号令为由,约齐国、鲁国联合攻打许国,相约谁先攻陷许国都城,谁就有权分割许国土地。一心想得到许国土地的郑庄公亲率雄兵伐许,直抵许国都城。当时的许国十一世国君许庄公率领将士、百姓死守城池,怎奈郑、齐、鲁三国军队三面夹击,破城只是迟早之事。 
        许庄公见大势已去,便打开城门率军民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奔向卫国。两年后许庄公客死他乡。 
       许国都城被攻陷后,郑庄公虽然想霸占许国,但又怕各诸侯干涉,就假惺惺地让齐鲁两国国君看怎样处置,齐鲁二君认为许国没有犯灭国之罪,应酌情发落。郑庄公只好命许国大夫百里“奉许叔(许庄公弟)居许东偏”,并让郑国大夫公孙获率兵居许西偏,把许国君臣完全置于监视之下。 
       公元前697年,郑国发生内乱,许叔乘机夺回都城,赶走了郑国军队,复建许国,史称许穆公。从此郑国视许国为仇敌,屡屡兴兵犯许。据史书记载,在春秋五霸争战的120多年间,许国先后遭受侵伐11次,其中被郑国侵犯就有9次。 
        公元前576年,饱受晋国、郑国侵伐的许国已经痛失大片土地,无奈之下,十五世国君许灵公(字宁),把许国都城从许迁至叶(今河南叶县),《左传·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载,“许灵公畏于郑,请迁于叶。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许国成了楚国的国中之国,完全成为楚国附庸。 
        李元芝说,许迁叶后,因为楚国和晋国互争霸主,关系十分紧张,而叶又为楚之北方屏障,诸侯在伐楚未果时,常常拿许出气。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7年),许公宁曾请迁于晋,但由于大臣的反对,未能成行。但许国却因此遭到包括郑国在内的盟国的进攻,为报此仇,许国多次要求楚兴师伐郑。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许公宁亲赴楚请兵,并对楚康王说:“师不兴,孤不归矣。”八月,死在了楚国。楚王深为感动地说:“不伐郑,何以求诸侯?”于十月出兵伐郑,而后葬许灵公。 
        即使这样,许国仍未得到楚国的照顾,楚国不时令其迁徙,许国都城先后迁到安徽亳州、湖北随州、河南西峡、河南鲁山等地。经过三番五次的折腾,许国已是国穷财尽,徒有虚名。而郑国却仍怕许国东山再起,公元前504年,郑国大将游速率军伐许,许国已经无力抵抗,十七世国君许斯被俘,许国遂遭灭国之祸。《左传》载“郑灭许”。 
        此后,在楚国的帮助下,许国后裔重新立国又持续了100余年,直至公元前375年,史料记载“许二十四世为楚所灭”。绵延700余年的许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许国人四散奔走,国君的子孙宗族以许为姓氏,一般认为,这就是许氏的起源。 

    ○许灵公墓国宝的去向 

        李元芝说,从“长相”和音律看,许灵公墓出土的编钟中原文化属性较强,而青铜鼎的“长相”与中原器物相比有些另类:鼎口微敛,方唇外折,束腰,有腰箍一周。 
        李元芝说,《墨子·兼爱》上载,“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青铜鼎的“长相”让人联想到“楚王好细腰”的楚风楚韵,而装饰的浮纹也具有显著的楚文化特征。一座墓中的出土文物,既可以让人窥见楚国文化的细腻、浪漫,又可以让人感受到中原文化的粗犷、豪放,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座古墓是研究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碰撞、融会、互补之过程的珍贵实物资料。 
        经测试,许公宁墓中出土的编钟,音域基本达到4个8度音程,制作时间不应晚于春秋中期,可能是许国的传家器,随许迁至叶邑。 
        至于许公宁墓中出土的青铜束腰垂鳞纹升鼎,李元芝认为,当是楚国的赠品。据史书记载,西周在分封国家时,对重要的同姓国一般都有赠与。可能鉴于此,楚国对自己的盟友,也有赠宝器的习惯。而许国为楚之附庸,楚国赠送其礼祭重器,表明楚国对许国的信任。 
        具有中原文化风格的编钟和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升鼎作为国之重器,同时出现在一座墓葬内,在全国非常罕见。 
        李元芝说,许灵公墓中的一件铜方壶与两件铜簋,被盗后被安徽公安厅查获,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青铜束腰垂鳞纹升鼎,清理出土3件,盗墓贼盗走4件。叶县县衙博物馆所藏之大者口径64厘米,小的口径47厘米,流到社会上最大的一个口径达82厘米。据破案后被判刑的盗墓者说,4件均已卖出,据了解其中两件被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另一件流散于上海民间,最后一件被上海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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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垂鳞纹鼎(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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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女孩走过,我把她和2500年前的老祖宗留下的珍宝定格在一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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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簋  

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 - 前4世纪中叶)
通高29.5、口径25厘米,重12.1公斤。

           直口方唇,束颈鼓腹,腹部有一对龙形耳,下有垂珥,圈足外撇,并连铸方座。腹部及方座均饰环带纹,圈足饰垂鳞纹,龙身饰鳞片。
       内底铸铭文16字 铭文释文为隹(唯)正月己亥,禾肈乍(作)皇母?龏(懿恭)孟姬□(饙)彝。
    铭文在春秋时期多沿袭西周大篆。齐国到了战国初期的《禾簋》、《陈纯釜》、《陈曼簠》等器出來,一种清刚劲迈、以纵长的平行线为主导的齐系典型篆体便树立起来了。水平的短画,方笔刚健;舒展的竖画,常附以点饰与缀笔。在内容上以“某某立事岁”记年的方式也是齐国青铜器系书法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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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王簋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 - 前476年)

       春秋后期,方座簋的方座有了变化,座体口沿四面都开有正方或长方形缺口。簋体承前,盖的捉手为莲瓣形。如这件邵王簋,开有方口。
       簋腹内有铭2行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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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龙纹盆  

春秋中期 (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 - 前6世纪上半叶)
通高19.2cm、口径25.7cm,底径14cm,重3.525公斤
1993年自香港徽集
根据文献的记载,盆在古代主要用于盛水,但出土青铜盆的铭文却表明它主要用于盛食,应是兼可作盛食或盛水的器物。它是西周较晚时期才出现新型的食器,盛行于春秋时期。此盆侈口折肩,圈形盖顶,装饰精细的变形龙纹,制作十分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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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龙纹盆 (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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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纹盆

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 - 前6世纪上半叶)
通高22.2cm、口径27.3cm,底径11.5cm,重6.2公斤

              盆是春秋时代新出现的盛食器,一般有盖,大多在中原发现。盆这类器,自名非常多,很不一致,这大概是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所致。
        侈口有盖,顶部有三支爬行的小虎,头颈两侧有兽形的小耳。这件器物盖与器体主要都装饰变形卷体兽纹,极抽象,是卷体龙纹的最简形式。但纹饰方向相反,为同模纹饰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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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尸簠 

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 - 前6世纪上半叶)
通高18.5、口纵22.8、口横28.2厘米,重4.86公斤

         侈口折沿,折腹斜收,平底,方圈足外撇,每边的中部有一个长方缺口,腹两端有一对兽首耳。盖沿和器口沿饰卷体龙纹,盖面和腹部均饰交龙纹(蟠螭纹), 盖、器同铭,各刻22字(其中重文2)。 铭文释文为"曾孙史尸乍(作)飤(簋),其万(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簠 fǔ:簠是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具。簠的基本形制为长方形器,盖和器身形状相同,大小一样,上下对称,合则一体,分则为两个器皿。簠出现于西周早期,主要盛行于西周末春秋初,战国晚期以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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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尸簠(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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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尊 

春秋晚期
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公斤
牺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牲就是牛,因而也可称为纯色牛;尊,同“樽”,是古代盛酒的礼器。所以牺尊就是“刻为牺牛之形,用以为尊”的酒器。牺尊做为周代酒器,有木质的,有青铜的。《周礼》六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郑康成引郑司农说六尊为献尊、象尊、壶尊、著尊、太尊、山尊;“牺”、“献”同音读为suo,即“婆娑”的“娑”,今读作xi。《诗·鲁颂·閟宫·传疏》说:在《周礼》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
             李峪村位于山西浑源县城西南。八十年前的1923年,村民在其东南的李峪庙坡掘土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这就是著名的李峪村青铜器(又称浑源青铜器)。这批青铜器造型优美,工艺精巧别致,纹饰具有独特风格,出土后即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因为生逢乱世,这批瑰丽的青铜器出世后饱经劫难,大部分流散于海外,国内仅存少数,部分珍品为上海博物馆所藏。这其中便有一件堪称是古代艺术之瑰宝的被称之为“牺尊”的特殊青铜器。  
         这件青铜器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牛背上的三个空穴原来应该有盖,但已经缺失,牛尾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窟窿。从其特殊的结构分析,它有可能是一件温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其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牛腹用来温酒。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兽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这种器物在青铜器发展中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由于其造型与牺尊近似,而在考古和文献中均未有合适的名称取代,便也沿用旧称把它命名为“牺尊”。上海博物馆的这件牺尊集盛酒、温酒为一体,为目前发现的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这件牺尊的牛鼻上还穿有一环,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  春秋牺尊
驯服牛了。牛鼻环在当时称为“棬”,《吕氏春秋·重己》中提到:“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牺尊上的鼻环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这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的一件宝贵的实物资料。
        在殷人观念中,体格健壮,有一双弯曲而有力的大角的水牛更具灵性,所以让他充当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担负通天地神兽的重要角色,主要用于祭祀。同时牛尊的器身满饰动物纹,在商周时代的神话和美术中,动物或动物纹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祭祀中被视作神奇力量,扮演沟通天地的助手。
        这件商晚期的“牛尊”集铸造、设计、雕刻艺术于一身。既是精美的艺术品又是生活中的实用品,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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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尊(局部特写)

ZT
                   浑源彝器,青铜重器背后的夺宝故事

             浑源彝器,是中国春秋末期的青铜器群。1923年在山西浑源被盗掘出土。这批青铜器的背后,曾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948年9月的上海北外滩海关码头,一艘轮机轰鸣的大型邮轮即将从黄浦江边解缆启碇,桅杆间无力下垂着的星条旗暗示船将驶向的目的地。码头上制服笔挺的海关关员吆喝手持杠棒的码头工人小心将仓库角落里一排大木箱抬到邮轮上。正在这时,几辆三轮车由远而近停在栈桥跟前,挡住了码头工人去路。从车上跳下几个穿长衫者拦住前来理论的海关关员,从公文包内取出几份文件道:“奉内务部、吴市长之命,这批报关古物需要重新检查!”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些来人是上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年前他们获得线报:山西浑源出土的青铜器精品,经不法古玩商20多年辗转藏匿,将于近期从上海口岸以仿制品名义偷运出口。为阻止国宝流失,他们斗智斗勇,终于取得海关检查权利,并严令封存不许出口直至上海解放。后来这批查禁重宝成为上海博物馆首批接受移交文物,其中精工细铸的耕牛造型牺尊,既为春秋晚期出土铜器中仅见,更成为“上博”标志性珍藏,被观众评为最受喜爱的上博十大藏品之一。

              秘宝惊现被盗卖列强觊觎海西来

          82年前的1923年正月黄昏时,我省浑源县李峪村村民高凤章肩挎箩筐去村外庙坡抛粪。当他抡起铁锹挥向脚下那片黄土时,幸运奇迹般地降临到这个目不识丁的汉子身上,一摊绿锈斑驳青铜器暴露在他眼前!掩饰不住惊喜的他一鼓作气挖出近20件精美铜器,又回家唤来好些乡邻将坑内余下近40件囊括而尽。
          李峪村虽说坡陡沟深,可出土那么多古董的消息还是从闭锁的山村乘着黄土高坡刮来的凛冽朔风,于次日吹进了浑源县城。当时专事收集中国古代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正活动于塞北地区,在以低廉价格收购具有鄂尔多斯草原风格的战国青铜兵器。凭借古董商特有的敏感,他闻讯赶赴浑源先下手为强。与此同时,浑源知事谢承恩风闻李峪村发生哄抢出土古物案,立派县衙警士率队赶赴当地清查没收。充公后的18件铜器陈列于县图书馆。王涅克到浑源虽晚了一步,但他并不善罢甘休,马不停蹄深入李峪村,在近半个月时间里连蒙带骗从高凤章卖给当地于姓商人手上买断了20余件铜器。并雇人对铜器出土地点进行再发掘,将玉器等其他铜器伴存物统统收购运回巴黎。
          不甘心怀宝物而冷场的浑源当局者,不久启动了做大买卖的商业头脑组织“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制定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广告,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以古兴教、兴农的“义卖工程”。

            老西掉包骗鬼佬廿九万洋卢估包

          “浑源拍卖生坑古铜”的消息不胫而走,顿时平津古董商闻风而动,其中包括王涅克的代理商杨洁诚、白瑞斋。原来,王将铜器带回欧洲,在巴黎轩努希博物馆展出后引起轰动,对尚存于中国官府的另一半铜器一直“放心不下”。当得知当地拟拍卖铜器,便与另一法商葛扬联手拟竞买瓜分。但这俩法国佬显然打错了算盘,当1924年底,葛、王拟定大洋5万派杨、白来浑订立购买合同时,一项偷梁换柱的阴谋随之启动。这起尔虞我诈的冲突到1925年冬银货两讫时爆发开来,笔墨官司从法国驻华公使冯德和“山西王”阎锡山开始打起,直至打到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罗文千。
           法方认为当地劣绅把铜器赝品卖与法商,而把真品卖给出高价的本县绅士。而晋方辩称县绅窥察法商意图减价故意挑剔,以致事有中变。法方利诱威胁道:山西古物常常出省并无妨碍,而古物交易又为山西进款重要来源。此事牵连中国大吏诡诈行为,致使法商受到莫大损失,应请贵总长对其图谋骗诈暨破坏约据两种手段加以惩治。还称王涅克在欧美交游极广,倘在欧美将中国官吏对外商施行奸诡手段公布各方,实关于中国在外之名誉、商业之信用,故请转山西督办循照办理。可阎锡山老奸巨猾,凡内务、外交部电询催促,他一概虚与委蛇,甚至搬出保存古物条例搪塞推诿,声称法商既愿购买亦须另行议价。
          1928年后,随着“阎冯大战”结束,浑源铜器拍卖又掀起一场金钱较量的世界竞标赛。先是德国古董商跟北京大吉山房古董商祝续斋打擂,结果浑源土裁判以德商开价过低(德商后竞得一鼎入藏科隆东方美术馆),拟将铜器转让给出价9800块大洋的祝续斋。1932年,旅法华裔大古董商卢芹斋见有利可图,也涉足拍卖擂台。他财大气粗,以出价29万大洋傲视同侪,结束了十年的铜器争夺战。至于浑源士绅获取的那笔“割爱收入”究竟是否真被用以振兴农教和地方经济,实在是天晓得的事情。


 有识之士呼查禁巨贾闻惊藏宝噤

           古玩商正欲将浑源铜器从太原经北平转手外销之际,时局发生了逆转。一批有责任心与正义感的爱国人士获悉经王涅克等手已流失欧美博物馆和私人的浑源铜器情况,口诛笔伐。而在此之前,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办事处已致函浑源士绅,告以出土之东周铜器确为稀世珍宝,如任其分散,殊属可惜。不能听贪官劣绅等自由处置。同年5月17日《申报》又报道“古物保管委员会正在注意此事之进展”。次年6月,古文字青铜器学家商承祚痛感铜器被“密运北平,以谋出国,事闻古物保管委员会,电津海关严加防范,并函请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拨款保存。事隔数年,迄无良策,恐国人日久淡忘,终将不得也”,遂以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出版《浑源彝器图》。在序言中他惋叹:至宝奇珍,几经挫折,终为他人所有,仅留此残存之影,固不如咸阳台城之劫灰,其魂魄长在故土也!怅法物之飘零,摅怀古之蓄念,操笔临纸叹惜而书之。
          卢芹斋海外古董生意虽始于跟民国元老张静江的合作,但环视国内文化界对不法奸商的同仇敌忾,自知众怒难犯,而轻举妄动意味着走漏风声、人财两空,遂索性密不发运。正当其拥有者思忖随着时间流逝能将宝物分散运走异国之时,抗战全面爆发了。卢氏担心东洋人对这批铜器也居心叵测,故继续辗转坚壁秘藏。就这样,在卢氏国内代理商错综复杂关系网和法国驻华公使馆等庇护下,浑源出土之春秋青铜器在封闭木箱中度过了十年“明珠暗投”时光,已经从人们记忆中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重宝秘运抵沪渎群贤斗奸促还椟
          1947年春,上海五马路(广东路)古玩市场风传卢芹斋上海代理商在江西中路260号开设雪斋文玩号,人称上海古玩业“四大金刚”之一的张雪庚,近来从北平进来了一批好物什。这批所谓“好物什”正是包括部分浑源铜器等当年未能启运出口之文物珍品。原来,抗战胜利,百废待兴,负责具体操作运转的张雪庚料想社会无暇顾及古物,以为走私时机成熟,便蠢蠢欲动,将经过精心伪装的17箱文物于1948年7月26日交由英商亚细亚商运公司运往上海外虹桥公和祥海关码头,准备不日搭载美国邮轮启运纽约,而在报关单据“货品”栏只填上“仿古品”字样。
          浑源铜器约在抗战后秘密运往上海,1947年春已受传媒关注,何以直到次年夏季才仓促出运呢?说来这实属贩古者无奈选择。且说1947年4月18日《申报》刊登题为《古物外流偷运出国换外汇文化浩劫古董商到处搜罗》的醒目报道,揭露古物即将流失这桩来自“可靠方面消息”马上引起上海文化界有识之士高度警觉。时隔一周,上海市立博物馆即向市教育局长顾毓和市长吴国桢呈文,请求查禁古物出口。同年7月,著名学者郑振铎在洋洋万言《保存古物刍议》中也痛陈不法古董商走私文物弊端:这四五十年来,陆续被私卖出去的古物、古文献不胜枚举。欧美诸多远东博物院或其远东部无不很快地成立起来,也无不日新月异在急剧地扩充着。而私家所藏,亦多丰富异常,那些古物从哪里来的呢?还不在这四五十年中,由古董商人们那里陆续得到的。其所发掘出来的东西都隐秘起来,私自销到“洋庄”去。这是民族之奇耻大辱!我们应以全力来打击那些盗卖古物的不肖子孙们!我们必须及时地挽救民族文化的厄运,堵住了大门,不能听任其流散出去。不仅好利的商贾们是民族文化的叛逆者,即使放任他们将古物、古书源源流出的责任者们也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一个月后,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第三次会议期间,有识之士吁请“市政府设法切实严禁古物出口”提案指出,两年来本市古玩商人藐视法令,希图重利,不顾国家文化攸关,大量私运出口售给国外博物馆与收藏家,报章已屡见载达,实为我国文化上空前之浩劫。自应一面设法严禁古物出口,一面由本市保存文物机构就近将重要古物收藏。

              利诱威胁奸相露义正词严验关阻

           鉴于媒体暨社会各界的重新关注和呼吁,张雪庚等不惜重金走“上层路线”,企图倚重“尚方宝剑”强行开道闯关。此案自1947年春始成新闻焦点,一年半后才由内政、教育部长朱家骅(朱与张静江、卢芹斋系同乡,并与张过从甚密,故他与此案关系波谲云诡)转请上海市府暨海关严加查扣,并准许教育局下属博物馆前往海关码头开箱查验,这才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1948年9月28日,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与研究员蒋大沂等会同海关负责人及物主张雪庚,逐箱开启审查,直至30日上午才告段落,最后由杨宽造成清册。经逐件鉴定,结果17箱共342件古物,只有3件仿制品,其余包括近10件浑源铜器在内342件均属有很高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直接经办人杨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回忆:当时古董商用尽一切威胁利诱手段,结果未达出口目的。他们不但写附有子弹的恐吓信,还千方百计迫使原海关检查人员离职。后又动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下令。责令博物馆派员到海关对这批扣留文物重作检查,作为仿制品准予出口。博物馆工作人员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1949年9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高教处郑重决定,将由华东区外贸局接收海关移交的浑源铜器等文物正式拨给于17日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年12月21日又移送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从此落户于这座大雅之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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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尊(局部特写)
牺尊,牛形酒容器,主要用于古代祭祀活动。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的一只牺尊,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第二个高峰的杰作,现为上海博物馆青铜组镇馆之宝。与这只牺尊一同出土的还有近60件文物,共称李峪青铜器。
       从1923年出土,到1949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公,战乱年代,牺尊的颠沛流离传奇经历一直鲜为人知。
       今年7月,恒山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跃山的 《光耀满乾坤——李峪青铜器解读》一书出版。牺尊的传奇故事,第一次连贯地、完整地被世人所知,牺尊的身世,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一个普通人的牺尊情结

       2009年8月18日,李峪村村民张达指着李跃山说:“他真辛苦,经常来我们村里。”张达所说的“经常”,在李跃山这里,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概念——这是他第29次探访李峪村。
       李跃山今年52岁,去年从浑源县文化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担任了恒山文化研究会的秘书长。他说,自己更在乎研究文化,而不是当官。诚如斯言,他在文化局当干部的时候,就完成了《恒山之旅》的创作。
       李峪村,位于恒山山脉之中。在《恒山之旅》的写作中,涉及李峪青铜器。而很多李峪青铜器藏于上海博物馆,2002年,李跃山第一次到了上海。在上海博物馆,他结识了研究青铜器的研究员陶喻之。
       陶喻之对他的行为大加赞赏,鼓励他对牺尊详细研究。至此,李跃山与牺尊结下不解之缘。
       他三次到上海博物馆,记不清多少次去北京,寻找牺尊的踪迹。“每次都是自费。浑源是国家级贫困县,文化局每年只有万把块经费,不可能拨出专款让我研究牺尊。”
       奔波一年后,2003年,李跃山在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支持下,取得县委同意,开始积极筹备“李峪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各地的专家都联系好了,却因为非典没开成。”
       陶喻之告诉李跃山:“不管研讨会开不开,你都要继续李峪青铜器研究。这样将来开研讨会的时候,才能有一个蓝本。”于是,李跃山继续奔向李峪村,继续走近李峪村村民。
      
       光耀乾坤的国宝牺尊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馆内,在悠然的古乐中,柔美的灯光下,参观者总会不自觉地伫立牺尊前。透过单玻璃中心柜,一个绿锈斑驳、栩栩如牛形的旷世奇珍给人以震撼,它向世人折射出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
       陈列于此的牺尊,已经成为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组的镇馆之宝,也成为上海博物馆的象征。上海博物馆研究青铜器的研究员陶喻之说,上海博物馆的很多活动,都是用牺尊做图标的,牺尊代表着上海博物馆,是博物馆的象征。
       中国青铜器的艺术成就,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商代,第二个出现在春秋战国。这只牺尊,是一个牛形酒容器,属于中国青铜器第二个高峰期的杰作。造型在中国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牺尊的纹饰也很别致,既有兽面纹,也有动物纹,这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也比较少见。
       牺尊的价值,从2004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中,或许亦可见一斑。当时,上海博物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互换青铜重宝展览。吉美博物馆送出的是著名的象尊,也是我国流失的重要文物,代表的是中国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而上海博物馆送出的,就是牺尊,代表着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
       然而,这么一件珍品,却鲜为人知。《光耀满乾坤》一书出版后,别人给书写的序言发到了网上。有浑源网友就惊问:“有这么好吗?我怎么不知道!”陶喻之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山西人到上海时,到博物馆看看牺尊,也算是一种“寻根问祖”。二是以牺尊的来龙去脉为蓝本,搞一个电视剧。因为它本身很有故事情节,所以应该很好看。通过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弘扬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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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尊
 现知器名的约40件浑源李峪青铜器中,上海博物馆11件,历史博物馆1件,台北故宫博物院3件,法国吉美博物馆15件,美国5件,德国1件。

精彩视频:
国宝档案:法国藏浑源青铜器(上、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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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夫差盉

春秋晚期
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腹径24.9厘米 重4.32公斤。
扁圆形腹,小口直唇,平顶盖,盖沿下折与器口形成子母口,盖上有活链与提梁相连,流作上昂的龙首形,龙有尖角,颈饰鳞纹,龙的额顶还有一个小龙逶迤而下。提梁是用失蜡法铸成,由无数条躯体相纠的龙组成一条透雕的俯首弓背的龙形提梁,后有龙尾卷曲脊背上还有镂空的脊饰。外底有三条兽蹄足。盖沿饰龙纹,盖面和器腹饰细密规整的变形蟠蛇纹,以三条突起的绳纹间隔。整个器型极为规整优美 古朴典雅,堪称中国春秋晚期青铜铸造的上乘之作。
         肩部有铭文12字  铭文释文为□(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
         盉,通说为盛酒器和盛水器。流行于商代至战国,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调酒。基本造型为圆腹,带盖,前有流,下设三足或四足。商周时期,盉口大,腹深,流直,多作分档式袋足或柱形足,商代足则多做成空心。春秋战国时,盉口变小,腹部扁圆,流往往做成弯曲的鸟头或兽头状,蹄形足较为常见,有的蹄形足做成动物形象。许多盉还加上弯曲的提梁,并用环索连结盉盖与提梁,造型轻盈秀巧。
        关于盉的用途其实也是争论不止,王国维的《说盉》:“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和之而注之于爵。”郭沫若《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金文盉从禾者,乃像意兼谐声。故如《季良父盉》,字像以手持麦秆以吸酒。”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盉,调味也。”即是用于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为调酒器,而非一般的盛酒器。但同时考古资料表明盉又常与盘配合使用,有研究者认为应为水器。究竟属何类抑或二者兼有,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


                                         争霸传奇 千古浪漫的见证——吴王夫差盉

             今天史学界普遍认为,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霸之战,最后的胜者越王勾践是大英雄,而那位曾经的大赢家吴王夫差也同样是大英雄。而夫差与西施的浪漫传说,在我国民间更加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500年时光过去了,上海博物馆就收藏有这样一件迄今为止唯一能把夫差和美女西施联系到一起的传世国宝,这就是“吴王夫差盉”。尽管这次没有拍摄,还是把笔者去年十月在上博拍摄的“吴王夫差盉”照片整理上来请大家欣赏。
        作为上博青铜馆重宝之一,春秋晚期的“吴王夫差盉”——是吴王夫差为一平民女子铸造的青铜盉,它见证了夫差与一位平民女子的爱情故事。
      “吴王夫差盉”,通体上下由龙纹装饰,表现了它出身高贵,应该是春秋时期的宫廷礼器。盉的顶上有盖,盖上有系,套在链上的一端,另一端与提梁上的小系相接。盉上刻有一句铭文——“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它不仅标志着此盉的身份,更揭示了2500多年前这位君王的一段情感故事。
        铭文“吾王夫差”即“吴王夫差”;“吴金”是指最好最珍贵的金属。其大意是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的青铜,为一位女子铸造了这件盉。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吴王夫差遗物有20多件,但大多是戈、剑一类兵器,而这青铜盉是吴王夫差惟一的一件青铜酒器。“吴王夫差盉”由香港有名的实业家何鸿章先生个人出资,从一位香港商人处购得,并于1995年底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猜测——神秘女子或许就是西施

      “吴王夫差盉”的铭文上,提到此盉与一女子有关,那么这位神秘的女子会是谁呢?
       要解“吴王夫差盉”上铭文中的“女子”,又须从盉的铸造原因和用意说起。这只青铜盉意为青铜酒器,是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宫廷用品,为上层贵族所独有,是高贵的象征,有其特殊意义,只有在祭祀或隆重的庆典活动中才能使用。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等级森严,君王所赐任何礼品必须在铭文中表明姓氏。平民百姓没有姓氏,为女子铸造青铜器,其对象应该是母亲、妻子、女儿或姐妹,上面必定刻有姓氏,在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青铜器上,无一例外地刻有姓氏就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件青铜器为一女子所造,上面没有姓氏,恰好印证众多考古专家的推论:吴王夫差衷心爱慕的女人来自民间,绝不是王家贵族。
       据载1980年苏州枫桥狮子山出土了一件“盉”,其造型与上海博物馆的吴王夫差盉如出一辙,仅比夫差盉低2.6厘米,此盉的肩上铸有“楚叔之孙途为之盉”8字篆文,这8字篆文就有盉主人的姓氏,而夫差盉没有姓氏,更确证了吴王夫差为平民女子铸盉无疑。而那女子,或许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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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夫差盉
                   吴王夫差盉:葬心之恋

               感人至深的传奇,往往是一半沉埋入土,一半飘渺云端。行走在世事红尘中的人群,在浸透名利,经营,灾病,情殇,烦闷这五毒之后,偶尔驻足,俯而挖地三尺,可见碧血佳城,玉骨委沙,一段风流破尘而出;仰望碧落千寻,可觅落魄精魂,一灵如石,任沧海桑田,千年如初。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风吟月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仿,此身虽灭性长存。
               很喜欢仙四的那首蝴蝶纹身,里面有一句歌词久久缠绵唇上:蝴蝶缱绻在你我身上翩翩飞舞,过往如烟在你我眼中渐渐模糊。
               过往如烟在你我眼中渐渐模糊。时间的沙翻腾生生世世的浪,驻足的每一寸土地在千百年前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名字。那么,某一日,尘沙褪尽,因着某一种宿命,一尊青铜器从冗长冗长的旧梦中醒来,不知道它周身斑驳的杂纹是不是泪滴。

              吴王夫差盉。

            一代从辉煌到骤然苍白的雄主,一生唯一留下的实物。
             
             为一个女子而造。西施。

             盉,是当时的酒器。可见这尊青铜是用来贮酒的。它周身圆润,盉柄精致繁复,古拙中渗透时代的大气和错采镂金的美学理念,盉盖上有铭文,这是一圈并不难辨认的铭文,铭文见证着这尊青铜的身份,以及那个传奇。
            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
            吴金,是春秋最贵重的金属,女子,由于她来自民间,所以要隐去她的名字。王者至尊的吴金,万人顶礼的大王,和一位隐姓埋名于青史中只留下西施这个沉鱼幻梦的平凡女子。红颜出水,其力量之大可以沉鱼,亦可使王者之尊吴金之贵皆如粪土,那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当江山消隐在秋波撩人中,生命真正变为私有,参悟了纷争与讨伐皆是无味,唯此一渔一樵红袖添香方是生命化境,究竟算不算颓废志浅?
           商纣自焚,夫差落败,李煜仰药,这样的结果不是不能避免,只是他们都逃离了宿命赋予的天职,而以一个真实的人的方式存活于世。
           这是现实不容许的抉择,这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抉择,但是他们这样抉择了,不能不说他们保留了作为人的高贵尊严,那就是最初始的选择的权利。
          夫差选择了西施。我宁可相信在夫差姑苏台自刎之后西施是被丢弃入水,也不愿相信那个泛舟湖上共同归隐的传说。我宁可相信西施是个聪明面孔笨肚肠的美丽痴情傻女人,也不愿相信她是冷酷版的王佳芝瞬间忘掉多年情,如果和范蠡双宿双飞确有其事,那么我为这个女人感到悲哀。
          就像我为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感到悲哀一样。
          而迷离悲情的葬心之恋,只有夫差和凯撒知道,只有这个沾染过胭脂血英雄泪的盉知道,现在它放在上海博物馆的青铜馆里面,独自在古磬清响中吟唱着着谁听不懂的诔文。

          葬心之恋,无人知晓。而茫茫今生——

     他是谁?

     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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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夫差盉(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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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到过上海博物馆贵宾接待室的人,很多都会对这座位于地下,却有着自然风光的轩大感兴趣。而说起它的名字“何东轩”,就要和一个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英国  
家族联系在一起。 
        何东(1862-1956)是一位有中国血统的英国人,他的英文名字是罗伯特·何东,中文名叫何晓生,是一位银行家,早先曾同香港恒生银行创办人共同创办中国金银交易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何东增加了对上海的投资。成为上海多家公司的股东,同时还是房地产巨商,如今的大名路、塘沽路、南浔路、峨嵋路一带的房地产,几乎全是何东的产业。1941年12月14日,在一次日本飞机对香港狂轰滥炸时,何东的双腿被炸断,这样一个不幸事件使何东家族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更深地联系在一起。 
        装潢“何东轩”的用款是何东的孙子何鸿章捐献的。 
        何鸿章的弟弟何鸿卿是一位玉器收藏家,对玉器研究用功颇深,经常到上海博物馆看玉器,是博物馆的老朋友,玉器陈列馆就是何鸿卿捐款建造,因之命名为“何鸿卿玉器陈列馆”。 
        看到何鸿卿为上海博物馆捐款,何鸿章情系中国,也想为上海博物馆献上一份力量。但是他和上海博物馆并不熟悉。但他的朋友唐小裕是博物馆的老朋友。 
       上海博物馆汪庆正从唐小裕那里得到何鸿章要捐款的信息后,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真诚。一九九四年秋,上海博物馆为何鸿章祝寿,做了一个大的霓虹灯寿字,并送了一个老寿星,请了他在上海的老朋友,把他介绍给上海文物界。 
       从何鸿章的祖父起,何东家族就喜欢收藏,当年他祖父收藏的许多美术作品中就有包括朗世宁等一批名家在内的作品,这些绘画都是清代宫廷和香港民俗与发展的宝贵记录,祖父何晓生曾专此编辑成《何东藏画》出版。祖父旧时得康有为贺寿的书法立轴、张学良的亲笔信等许多记载着历史遗事的物件,也成了何东家族宝贵的收藏和纪念品。在这种环境感染下长大的何鸿章,家中依旧保存着许多艺术作品,从墙上的书法绘画到桌上的艺术摆设,都流露出中华文化对他家族及他本人的深深影响。所以,何鸿章先生很关心中国的文博事业,和上海文物界的朋友见面相识,他感到是件非常高兴的事。 
       要奉献,机会总会有的。 
       一天,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在香港的文物市场上看到一件古代用来调和酒浓度的青铜器盉。此盉小口直沿,上有一个扁平的盖,盖上有系,套在链的一端,另一端与提梁上的小系相接。提梁设计为龙形,龙体中空,龙背有镂空的浮雕,以蟠龙的脊梁为装饰,中间一段不作装饰,便于提携。盉的腹部是扁圆形,靠近龙梁的一侧是一个短而曲折的龙头流,头有尖角,胫部饰鳞瓣,另一端有上翘的龙尾,龙尾的腹部饰有相同于龙梁脊饰的浮雕蟠龙。盉的底部设有三个兽足,足饰为变形的兽面纹,整体造型极为规整。 
       作为青铜器专家的马承源,一眼就看出这个盉属于春秋晚期的南方器,不是新出土的,而是在世上流传多年。他捧起来细看,盉的肩上近口处有一周铭文:“敔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十二个字,他极为兴奋,断定是吴王夫差的东西。不及细究,就决定购买下来。 
       一谈价钱,却遇到了问题。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最后以一百二十万元港币成交。这时已近岁尾,马承源清楚地知道,上博的钱当年已经用完了,这一百二十万元的港币是能随便弄到的吗?虽然如此,马承源还是说服老板,请他把盉带来上海。虽然连定金也没付,但老板还是遵守诺言,把盉带到上海,但有一个条件,款子要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付清,否则他要把盉带回香港。 
        回到上海,马承源把这个情况告知汪庆正,虽说都在为钱的事摇头,但这件东西不能不买,于是就想办法筹钱。香港一再催款,马承源一再保证:半个月内钱不到,我们保证把东西送回去。他嘴上虽然是这样说,可他心中怎能舍得到手的东西再放掉。 
       已经到第十天了,钱还没有落实。全博物馆的人都心急如焚。正在这时,何鸿章打来电话:“有人告诉我,上海博物馆想买一件非常好的青铜器,但没有钱,我可以买吗?”  “我们买不起,你当然可以买,你买了以后可以放在我们这里,这件东西个人保管没有意思,在博物馆陈列最好。”马承源说。 
      一个不直接说买了捐给博物馆,一个也不直接说想要他买了再捐献,只是借来陈列。其实双方心中想要说的是什么,彼此心中都很清楚。 
        后来谈到付款日期,何鸿章知道时日无多就向马承源要了古玩店老板的电话和地址,并表示他能出这个价。马承源把情况说了之后,又补充道:“这件东西就在上海。” “好,我一定解决这个问题。”何鸿章很果断,毫不拖泥带水。
      过了半个小时,何鸿章又打电话来问:“马馆长,是不是一百二十万元港币,你说清楚。” “是。”马承源答道。“古玩商就在我办公室,我马上签支票给他。”何鸿章说。 
       没几天,古玩商就把发票寄到上海。 何鸿章也决定把吴王夫差盉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并说:“这么重要的文物,还是留在上海好,这样吴王就定居在上海了。” 在捐献仪式上,何鸿章的夫人亲自为吴王夫差盉揭开红色的布幕,他在捐赠仪式上说:“今天,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吴王夫差的青铜器'完璧归赵’。我能够把这样一件稀世珍物亲自送还给中国,感到十分荣幸。” 
        这位香港著名的实业家面对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广播电台及报社众多记者的摄像机镜头和话筒说:“我认为,是中国的东西,就应该属于中国,吴王夫差青铜器应该物归原主,如果我祖父或父亲在世,一定也会这样做。”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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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背景是遥遥呼应的牺尊和吴王夫差盉,而前面这座精美异常的青铜重器又是何来历,竟然能霸气而孤独的位居这展厅中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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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瓣盖龙纹壶

春秋中期 (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 - 前6世纪上半叶)
透雕莲瓣壶盖,颈部一对象形耳,壶身数层饰龙纹,圈足也采用透雕手法。光影之下显现华美奇幻的色彩,不可多得的一件精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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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瓣盖龙纹壶(局部特写) 

240
莲瓣盖龙纹壶(局部特写) 
241
莲瓣盖龙纹壶(局部特写) 

242
莲瓣盖龙纹壶(局部特写) 
243
镶嵌狩猎纹豆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高20.7厘米,口径17.5厘米,底径11.1厘米
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


            豆是一种盛食器。盖、器扣合似球形,下承短柄圈足。由于这件器物采用镶嵌工艺来表现狩猎的场面,故被命名为镶嵌狩猎画像纹豆。
            镶嵌狩猎纹豆浅盖如盘,可却置为食具,半环形腹,两侧置环行耳,短柄圈足。器和盖各饰狩猎画像两组,用红铜镶嵌,描绘巨兽中箭,各种禽兽飞跃奔走,而猎人处于兽群之中勇武行猎的情景。整个图象结构基本上改变了商周以来的模式,成为战国画像艺术发展的先驱。
           这件器物镶嵌技术成熟,打磨精细,纹饰满布全器,无论是猎人还是各种野兽,均栩栩如生。镶嵌工艺大约出现在夏代晚期,春秋战国时大量运用。早期的镶嵌材料主要是绿松石,到春秋战国时期,镶嵌所用材料大为丰富,金、银、红铜等均成为镶嵌的材料。

244
镶嵌狩猎纹豆(局部特写) 
245
透雕蟠龙纹豆
春秋晚期 (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高21.9厘米,口径16厘米,底径10.1厘米 重1.5公斤
 直口,设高盖,顶部有镂空抓手,直腹圆底,下置短柄,底部侈大,腹两侧设环耳。盖及腹底设微缩的卷龙纹,抓手及短柄的底部设透雕的交龙纹,抓手有二十二尾龙相缠绕,纹饰细致,构思精巧。

246
透雕蟠龙纹豆(局部特写) 
247
镶嵌几何纹豆(2件/组)
战国早期
高26厘米,口径13.2厘米,底径9.3/9.4厘米 重2.4/2.585公斤
器、盖、长柄和底盘皆饰繁密的几何纹,并以绿松石镶嵌之。现今大部分脱落。 
             青铜器上的几何纹饰是一些点、线、圈、角的集合。几何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纹饰。几何纹亦是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形式,在春秋战国之际用作主体纹饰已屡见不鲜。
             豆是盛食器,专备盛放腌菜、肉酱等和味品的器皿。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也是青铜礼器中的一种重要器物,常以偶数出现,故有“鼎俎奇而笾豆偶”的说法。 
248
镶嵌几何纹豆(局部特写) 
249
镶嵌几何纹敦 

战国晚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通高25.6厘米,腹径18.6厘米,腹深12.2厘米
 敦是用以盛放饭食的器皿。器和盖几乎对称,各有三足,可分开放置。
              这件敦由两个半球相合而成,下半部为器身,上半部为器盖,器身与器盖以子母口相连,结合紧密。上下两部分均有二耳、三足,器盖仰置可以作器物使用。这件敦以三角形与长方形的几何纹连续构图,填以红铜丝或细银丝镶嵌的云纹,故命名为镶嵌几何纹敦。
              此敦制作工巧精丽,造型圆柔优美;通体饰以阴阳互托的大三角形云纹,并用红铜丝、银丝或绿松石镶嵌,具有细密流畅,绚丽多异,富丽堂皇的效果,显示其装饰工艺已至登峰造极的地步,无疑是战国时期青铜器镶嵌式艺的一件佳作。
250
镶嵌几何纹敦(局部特写) 
251
几何纹敦

战国早期 (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高17.7厘米,口径5.4厘米,重1.35公斤
此敦原为密封闭合态,打开后发现有褐色球形团快,经显微镜辨识和化学分析,其中包含淀粉和果皮纤维等,这于历来认为敦是盛放粮食的功

252
镶嵌三角云纹敦

战国早期 (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高28.1厘米,口径16.5厘米,重3.72公斤
盖顶和器底饰火纹,周围是块状或长方形的云纹,盖缘和器的口部饰上下交汇的三角形纹,内填对称复杂的弧线,彼此是虚实相间,即一个三角形纹是以青铜为底,镶嵌红铜线条,另一个三角纹则相反,以红铜丝盘嵌为底,露出青铜的线条,这就形成了具有变幻形式的对比感,在其上下各有一道以红铜镶嵌的云纹为栏。从整体效果,恰好组成曲折带纹,如此精巧的设计是前所未见,这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千多年来以动物纹为主的纹饰,而是走向了纯几何形图案发展的新阶段。


253
透雕交龙纹铺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铺是盛放肉酱的器皿。外形与豆相似,但盘边狭而盘底平,圈足甚粗而矮,多为镂空,青铜铺见于西周中期到春秋时代。
254
透雕交龙纹铺(局部特写) 


255
镶嵌几何纹方壶 

战国晚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高52.5cm 重10kg
敞口,直颈,弧形方腹,有一对兽首铺首衔环,方圈足。通体镶嵌红铜和绿松石组成的几何纹饰,线条曲折多变而富有规律,色彩协和而富有对比,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体现出战国晚期青铜器装饰艺术的高超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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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几何纹方壶(局部特写) 
257
伯游父瓴
春秋中期 
258
透雕蟠龙鼓座

春秋晚期
  鼓座上方有中空的圆筒,用来插鼓,下面是与鼓体垂直的高台边,设四个衔环铺首,可供移动时候搬运用。鼓座台面上设置有造型生动互相咬合的透雕圆雕蟠龙,极有气势。
                透雕蟠龙鼓座上有九条龙。下部最边上三条龙首尾相连,围成一圈。中部有六条龙,三条头朝上,三条头朝下。下部的三条龙,咬着中部头超上的龙的尾巴。中部头朝下的龙,咬着下部围成圈的龙的中间。中部头朝上的龙,咬着上部一圈边沿。头朝上的龙,有翼无足。头朝下的龙,先有足,后有翼。这样中圈的龙翼同圈,相互稍稍交错。
          此物为“建鼓”的半球形底座,其上还应有装饰木鼓柱、革鼓、羽葆等附件,惜已不存。鼓座的接口、座身、铺首衔环等系先分铸再接铸而成,为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品之一。此器体魄巨大,纹饰华密,气宇轩昂,在我国青铜文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259
透雕蟠龙鼓座 
260
透雕蟠龙鼓座(局部特写) 
261
透雕蟠龙鼓座(局部特写) 
262
透雕蟠龙鼓座 
264
变形龙纹匜
春秋晚期
高18.5厘米,重3.35公斤
1993年自香港徽集
口沿与腹部均饰变形交龙纹,龙体用双钩线条组成,躯体方折,但已不辨收尾,这种龙纹的方式,具有秦国青铜器的特点

265
者尚盘 

春秋晚期
通高11.5厘米 口径37厘米 重3.35公斤
   直口折沿,浅腹平底,三条兽面蹄足,腹两侧有一龙首鋬。腹饰三层一倒一正的龙纹。
              铭文释文:
              隹(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者尚 
              余卑□□即择其吉金,自
              铸其般(盘),用□(祈)眉寿,万
              年无强(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此铭文格式为西周格式,在东周器中如此规整的鲜见,周围亦没有范铸法明文范块嵌入的痕迹,自左上方始读。原名周丁亥盘、者尚余卑盘。 

266
者尚盘(局部特写) 
267
*(俦)儿钟

上一组更新期的乐器

267
*(俦)儿钟

春秋晚期
李荫轩先生 邱辉女士捐赠
徐国是我国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国家。它建于大禹治水之后,历经夏、商、周几个朝代,至春秋末年为吴国所灭,前后历经四十四代国君,有一千六百四十九年历史。由于徐国比较“早熟”,强盛时我国的文字尚不够发达,而文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其国力又已大大衰落,所以自古以来有关徐国历史的记载语焉不详。幸而考古发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为我们考察徐国历史提供了帮助。迄今发现的铸有铭文,并且明确标示“徐王”等字样的青铜器,有四五十件,其中礼乐器的数量过半。这些徐国青铜器,大都造型优美,纹饰精良,而且绝大部分铭文句式整齐,文辞优雅,用韵精严,字体颀长秀丽。对这些铭文进行正确的释读,对于“还原”徐国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尤为可贵的是,礼器“俦儿钟铭”出现六个人名,而且其人物关系明确,这对于了解徐国族系意义非凡。俦儿编钟共有4件(一说5件)传世。其一著录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三·三~五),其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三、其四都为上海博物馆所藏。四钟铭文的内容应该相同。其中孙星衍藏铭文最完整,存铭文74字(其中重文1字),可惜拓本不甚清晰。其他拓本虽然较为清晰,但内容不全。 

268 
者减钟

春秋晚期
高28.8厘米 鼓间11.5厘米 铣间15.2厘米 重6.15千克
传1761年江西临江县出土
 钟为合瓦形。雨饰叶形纹和卷龙纹,旋饰蝉纹一周,干饰云纹,舞部和篆部皆饰卷龙纹。枚作两层圆台形,鼓部中央是六条龙纹,龙体折曲成矩形,两侧各伸出三个龙首向上翘起。这种龙纹样式十分的少见。江苏邳州九女墩2号春秋墓出土吴国的□巢钟也装饰有这种龙纹。由此可见,这应该是吴国青铜文化极富特点的一种纹饰。
           钲及两铣铸铭文四行二十八字:“唯正月初吉丁亥,攻吴王皮□(然)之子者减自【作】X(谣)钟,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其中“作”字漏铸。铭文中的皮然,即吴王毕轸。《史记·吴太伯世家》:“颇高卒,子句毕立。”
           司马贞《索隐》引谯周《古史考》作“毕轸”。者减钟是现存吴国最早的青铜器。《者减钟》铭文是现存最早的吴国金文材料. 

269
蟠(交)龙纹钟

战国早期
高54.7厘米, 重15.15公斤
自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所得
  甬呈八棱形,中空而不通腔,此钟最为特殊之处,是在钟的内腔壁和舞底均充满纹饰,而且比钟表面的纹饰更为精细繁密,这在战国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270
龙纹鎛

春秋中期 

271
龙纹鎛(背面)



272
蔡公子加戈

春秋晚期 
长22.5cm 重0.29kg
胡部铸铭文2行6字,蔡公子 加之用。铭文为错金鸟书,字体秀丽。

273
曲胡戈

战国晚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274
透雕云纹戈

战国早期 



275
本组更新期的兵器“戈”: 


276
吴王光剑

春秋晚期
总长77.3厘米,剑格宽4.8厘米,剑体长65厘米,重1公斤
安徽南陵县出土文物
 为春秋时期吴国君至光所用。因为剑上铭文记载它是吴王光(即吴王阖闾hélǚ)使用的剑,故而得名。茎为圆柱形,有二道环棱形箍。剑身有脊。近腊处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光自乍(作),用剑以战戍人。”
           吴王光剑剑身修长,锋锐极佳。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断,促成了兵器铸造业的大发展。兵器的产量、质量均有大幅提高。当时的吴与越都是铸剑名邦,兵器质量精纯,装饰华丽,行销天下,历来为后人所称道。吴王光剑铭文字体称为鸟虫书,这是一种鸟形或虫形的艺术字体。春秋中晚期以后这种字体常常作为青铜装饰的一部分而在楚与吴越地区流行。
           吴王光即吴王阖闾,又作阖庐,姓姬,名光,吴王诸樊之子,故又称“公子光”。春秋末期吴国国君,公元前514至前496年在位,为“春秋五霸”之一。
           公元前515年,因王位继承问题,公子光以庆贺吴王僚伐楚班师设宴招待。勇士专诸将剑藏在鱼腹中,趁上菜之机刺杀了吴王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专诸刺王僚”故事,公子光夺得吴国王位,史称“吴王阖闾”。
        阖闾上台后即开始实施强国富民振兴计划。他广泛搜罗人才,任贤使能,召伍子胥为行人,以伯喜否为大夫,共谋国事。经伍子胥推荐,阖闾亲自召见军事家孙武,孙武献出了自己的军事著作兵法13篇。当时正是吴国振兴霸业之机,阖闾读了很感兴趣,拜孙为将军。他还命令伍子胥选择都城地址,建造国都“阖闾大城”。并在全国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鼓励政策,施恩行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吴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得到了增强。
         阖闾九年(前506),吴王阖闾率师会蔡、唐之师伐楚,五战五捷,大败楚军,进入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翌年,越国君主允常率师进攻吴国,阖闾亲自出征,大败越军。阖闾十一年,吴师再次伐楚,迫使楚国迁都于鄀(今湖北宜城东南)。从此,吴国威振中华。阖闾十九年(前496),吴王阎闾兴师伐越,两军在今嘉兴南交战,越大夫灵姑浮以戈击阖闾,斩落阖闾大趾。阖闾被迫还师,死于陉,后葬苏州虎丘山。
           剑是我国古代随身佩带的格斗兵器。当时的吴越造剑,一枝独秀,负有盛


277
上:  矛(木护夹)  战国晩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 - 前221年)
下:兽面纹矛- 菱形纹矛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 前476年)
 矛:用于冲刺的兵器。矛体分锋刃和骹两部分。锋又分前锋和两翼;骹为插入木柄处。 

278
吴王夫差鉴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高45厘米,口径73厘米、重45公斤。
鉴是一种水器,在日常的生活中有时也用来盛冰。这件鉴大口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耳上饰兽面纹,兽的额顶又饰一高出器口的长鼻兽。另两侧装饰了立体的卷尾双角龙,两条龙攀缘器壁,咬住鉴口,炯炯有神的双目窥探鉴内,作探水状,非常形象生动。除了立体的双龙,鉴的口沿、腹部均饰繁密的交龙纹。这种体躯交缠、盘旋的龙纹,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器内壁有铭文两行十三字,记吴王夫差用青铜作此鉴,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 

279
吴王夫差鉴 
280
吕黛钟 (10件/组)

春秋晚期
高24.5-44.3cm,重2.59-9kg
19世纪下半叶山西荣河县后土祠村出土
吕黛钟为甬钟,甬上饰三角纹和蟠龙纹,旋饰斜角雷纹和火纹,舞部饰蟠龙纹,篆饰雷纹,鼓部是倒置的兽面纹。鼓正面两侧铸铭文九行八十六字,各器自成一篇,文句完全相同。
    吕黛钟久经流传,历见著录,传世共13枚,上海博物馆经多年收藏,共收集10枚,台北故宫和大英博物馆各有一枚,还有一枚在德国。
     其中一、二、四、八四枚为李荫轩先生和邱辉女士捐


281
吕黛钟(局部特写) 


第六篇: 边远地区的青铜艺术

    东周、秦汉时期,边远地区各族的青铜文化获得长足发展。南方的越族,西方的巴、蜀族,西南夷诸族以及北方的匈奴族均有成熟的青铜铸造业。所铸青铜器深受中原青铜艺术的影响。同时,强烈体现出本民族的风格和特色。 

282
兽面纹龙流盉

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前6世纪上半叶)
口径约14.8厘米, 高30.1厘米,长39.2厘米

ZT
              盉为调酒器。口部作钝三角形,直颈,袋腹,下有三柱足。流为龙形,流口作龙首,龙形鋬。盖顶为一条蟠旋的龙,龙首昂起。盖边、颈侧均有一环钮,应有短链相连。盖缘、颈部饰龙纹,肩饰斜角雷纹,腹饰兽面纹,配置以龙纹、鸟纹。此盉器型、纹饰仿效中原地区青铜盉,但纹饰结构的特征表明它是一件南方越族青铜文化的产物。这是春秋中期南方的越族人模仿西周盉并加以创造的杰作。相似的一件青铜盉在广东信谊出土。
        从前这件器物被看成是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随着近年来南方地区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件器物所具有的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特点被不断认识。从纹饰而言,这件器物上的兽面纹与中原商代晚期与西周早期的兽面纹就大相径庭,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的兽面纹也不相同。兽面纹除目与耳外由尾端螺旋形外突的线条构成,类似于雷纹,是一种南方特色的装饰。 

283
兽面纹龙流盉 
284
兽面纹龙流盉 

285
兽面纹龙流盉(局部特写) 
286
兽面纹龙流盉(局部特写) 


287
兽面纹龙流盉(局部特写) 


288
三鸠鬲

春秋早期 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289
变形龙纹鼎

春秋晚期 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290
火龙纹鼎

春秋晚期 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291
镶嵌棘刺纹尊

春秋晚期 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青铜,是指红铜和其它化学元素的合金,如铜与锡的合金为锡青铜;铜与铅的合金为铅青铜;其它还有铅锡青铜、镍青铜、磷青铜等等。在人类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使用青铜兵器、礼器和工具的时代,被称为青铜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约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在商代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已经达到了高峰。随着冶炼技术不断进步,青铜材料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
         在当时的社会礼制中,青铜礼器是贵族世家的标志,是庙堂祭祀不可缺少的宝器,礼器使用的多少,直接体现贵族世家等级上下尊卑的象征。同时,贵族们又根据用途和礼制上的要求将青铜器制作成各种不同的器形,青铜尊就是诸多青铜礼器中的一种。青铜尊是一种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容酒器物。金文中称礼器为尊彝,尊彝是祭祀礼器的共用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用名。尊彝有尊象和彝象之分,尊象双手奉酉形,彝象双手献沥血的鸡,乃所谓尊酒奉鸡牲祭祀之意。在古代,诸凡酒器食器之类的青铜器物,金文中泛称为尊彝。现在所称的尊,是约定俗成,乃沿用宋人的定名。
              棘刺纹在吴越青铜器中具有典型性,如上海淞江凤凰山出土的镶嵌棘刺纹尊,江苏武进淹城、丹阳、安徽屯溪、浙江绍兴均有出土。其铸造工艺是先制绳纹;在器腹外范内壁划出几何纹图案,在待埋绳索处,用工具挖出凹槽。依据凹槽长度埋入浸满范料泥浆的绳索,阴干后升温至800℃左右,此时所埋绳索已焚毁,范上留下绳索的痕迹。然后沿绳纹周边用薄刀刃刻出细密的几何纹。在双线Z字形几何纹的八个点和绳纹的起、终端处用针尖的刀椎刺垂直线条,以此布局成棘刺纹。
        按尊的形体区分;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等三类。1、有肩大口尊的器形,初始当与陶质或原始青瓷的大口尊有关,多为商代的器物;2、大口筒形尊或称觚形尊,其变化式样,在商代晚期后段到西周早期乃至中期,比较流行,至春秋晚期又有短暂的出现;3、鸟兽尊或称牺尊,狭义的为牛形,盛酒祭器。一说牺又读“莎”,即纹饰的意思。这样,牺尊可以理解为有纹饰的尊。因鸟兽尊的造型具有雕塑特点,所以同类的形状也并不一致,按形象归类,有象、犀、牛、羊、虎、豕、驹、怪兽、鸷尊、凫尊等尊形。综上所说镶嵌棘刺纹尊应属第二类——大口筒形尊,是一种粗体筒形宽鼓腹式的尊,是甚粗觚形鼓腹尊的变体,春秋晚期在吴越地区较为流行。 
292
兽面纹卣
春秋早期 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293
变形龙纹盂
春秋晚期 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294
变形兽面纹钲

春秋晚期 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295
变形兽面纹钲

春秋晚期 公元前770年-前476年 

296
八牛贮贝器

西汉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高51 厘米,底径29厘米,重15.2千克。这件贮贝器是汉代云南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器盖以八头牛为装饰,所以被命名为“八牛贮贝器”。
        储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青铜器的典型品种,多带有生动写实的装饰。此器圆盖上塑有8头姿态各异的牛,形象生动。敞口收腹,设一对虎形鋬,张口卷尾,似乎正欲猛扑向前,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297
八牛贮贝器(局部特写) 


298
八牛贮贝器(局部特写) 


299
八牛贮贝器(局部特写) 
300
八牛贮贝器(局部特写) 


301
五牛枕

西汉
1972年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枕高36 厘米, 宽68 厘米,纵长17.1厘米,重4.7千克
  马鞍形,两端上翘各铸一牛。一侧无纹饰 ,另一侧以虎纹及双旋纹为底,其上有浮雕立牛三头。出土的五牛枕有多件,除保存在出土地的云南博物馆外的3件外,各有一件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

302
五牛枕(局部特写) 




303
越王州句剑(上)

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越王者旨於暘剑

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304
越王者旨於暘矛

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孙鼎先生捐赠 

305
弦纹缶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06
双鹿纹饰牌

西汉

延伸阅读:
307
三鹿纹饰牌

西汉 

308
动物饰牌

西汉 
309
鎏金双羊饰牌 

西汉 

310
动物饰牌

西汉 

311
虎形饰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12
鎏金动物饰牌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13
动物饰牌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13
动物饰牌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14
动物饰牌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15
动物饰牌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16
动物饰牌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17
羊形饰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18
鹿形饰(左一)、羊形饰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19
骆驼头车饰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20
鹿形饰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21
鹿形饰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21
一组边远地区春秋早期的青铜剑 

322
一组边远地区春秋早期的青铜剑 

323
龙耳尊

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尊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容酒礼器,器形以类似壶的圆体尊和方体尊最多见,也有模拟鸟兽形象的,如鸟尊、羊尊、牛尊、象尊、虎尊等,统称为鸟兽尊。这件春秋早期龙耳尊,属于创新阶段新形制的青铜尊,考古专家赞誉它是“一件罕见的艺术佳作”。 
          形体较大,器壁厚实。大口广肩,肩腹部两侧以巨大的龙形耳为把手,故名龙耳尊。龙作回首状,竖耳,突目,张口,卷尾,充满活力,形态生动。器身饰以横条脊纹(也称瓦纹)为主题,粗大凝重。肩部、圈足和龙身饰云雷纹,这是吴越文化青铜器流行的纹饰,具有显著的地区特征。如果说此尊的造型与纹饰体现了它的艺术鉴赏价值,那末首先漂亮的巨大龙耳,则为人们透露出宝贵的历史研究信息,说明它既带有西周晚期艺术特征,且又超越了西周图案上的一些规则,表现出春秋早期创新阶段别出心裁的匠心杰作。 
        商代和西周青铜礼器,形制奇特,纹饰怪异,充满神秘感。西周晚期的作品比较重视形制的轻巧和纹饰的简练,同时,其威严、华丽、宗教性及等级性也相应减少。到了春秋早期,青铜艺术中人文因素不断加强,工匠们为了突出清新、自由的新气象,在造型设计中引入更加活泼的动物形象,如龙耳尊,使形状比较单调的“耳”美化成立体生动的巨龙形状,龙耳成为尊的灵魂,象征着吉祥和高尚,较之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神秘奇诡的鸟兽尊更为写实和实用,不仅是一件纯粹用于生活的青铜酒器,也是一件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艺术品。算起来,这件文物埋藏地下已有2700多年,完好无损,实属罕见。 
          安徽省博物馆也收藏有一对龙耳尊,1979年在皖南南陵县出土,共两件,形制相同,均定为国家一级乙等文物。其器型、大小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几乎一模一样,因此估计上海博物馆本件青铜尊也是安徽出土的。迄今为止,在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同类型器物。龙耳尊的出土,为进一步探讨春秋早期吴越文化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陈佩芬(前上海博物馆副馆长)说龙耳尊的发现

          1966年初,工作人员在安徽运来的废杂铜碎片中经拼接发现两条半龙,龙形较大,似乎是器耳,但是不知道出于何种器物,于是只能将龙耳存放起来,并密切注意从安徽来的铜包。事隔两年多,在安徽的铜包中又发现了两件无耳的大尊,而且口部有缺损,我将这一情况告诉当时已“靠边”的马承源先生,他嘱咐我与两年前收到的龙耳去核对一下,结果耳与器破损的口子也恰好对上了,经过修复,成了一对造型罕见的龙耳尊。这龙耳与尊体的结合,我们耐心地等待了两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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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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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耳尊(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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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纹钟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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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戈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顾恺时先生,成言嘉女士捐赠 
328
虎纹戈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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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采戈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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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斧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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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臿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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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心纹剑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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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跽坐俑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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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首叉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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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纽矛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337
双濑捕鱼矛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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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斗兽饰件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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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背牛饰件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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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首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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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雕猴边镶嵌腰带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342
铜鼓
  铜鼓是用于祭祀、战阵、集会和隨葬的乐器,并为日常娱乐和贮藏财资之用,有多种类型、主要行用于西南和今两广地区。造型设计合理,铸造工艺精湛,太阳纹、云雷纹等纹样简朴粗犷,立体蛙的装饰反映了人们的习尚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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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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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饰鼓

南北朝(公元420年-589年)
 铜鼓是中国南方濮、越人创造的一种打击乐器。是中国艺术宝库中之瑰宝。迄今已有二千七百多年历史,以广西数量最多,分布量最广。最初铜鼓是作饮器之用(即釜),后才演变为敲击乐器。不管铜鼓派何用途,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欣赏品,其融注着骆越人审美意识的属性始终不变。铜鼓的外形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造型艺术。无底腹空,腰曲胸鼓,给人以稳重饱满之感。鼓面为重点装饰部分,中心常配以太阳纹,外围则以晕圈装饰,与鼓边接近的圈带上铸着精美的圆雕装饰物,最多的是青蛙,其次有骑士、牛橇、龟、鸟等。造型夸张、雄强、有力、庄重耐看。鼓胸、鼓腰也配有许多具有浓郁装饰性的绘画图案。鼓足则空留素底,造成一种疏密、虚实相间,相得益彰的效果。这些图像都在模坯上用镂刻或压印技术制作而成,采用线地浮雕的技法,画像传神简洁,线条刚劲有力。画像纹饰大抵分物像纹饰、图案纹饰两类。物像纹饰有太阳纹、翔鹭纹、鹿纹、龙舟竞渡纹和羽人舞蹈纹等;图案纹饰有云雷纹、圆圈纹、钱纹和席纹等。这些图像纹饰往往以重复或轮换的形象、构图出现,产生强烈的整体艺术效果,表现出合理的装饰布局。鼓胸装饰带的图像有长卷形式,而鼓腰装饰带的图案则是独立成篇,循环往复。鼓按形状、装饰的差异分为8种类型,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风格的纹饰。大体来说,冷水型鼓面复杂并有圆雕装饰,物像纹样抽象化;北流型铜鼓纹样繁褥器重;石寨型铜鼓造型写实精美。铜鼓上的各种图饰,都是古老骆越人熟悉的事物。一方面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场景,一方面表现了他们的独特审美意识,富有很强的浪漫气息,也显示了他们战胜自然的信心

345
蛙饰鼓

南北朝(公元420年-589年)
远古百越人对自己居住环境中的狂风暴雨,洪水泛滥,以及天旱酷热,禾苗枯槁,这种危及自己生存和生产的旱、涝的现象无法解释,自然就把接触的动物、植物拿来作为与异己的自然抗争的武器。
         在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先民注意到青蛙的鸣叫声与风雨有着很大关系,通过“青蛙叫,暴雨到”的现象和两栖生存的能力,认为青蛙是能呼风唤雨、驾驭洪水的神灵物,能给人传递风雨的信息;每年春天,青蛙叫时播种季节到了。青蛙的这种“能力”,先民便对它产生了恐惧和崇拜,“恐惧创造神”。青蛙成了百越先民们的氏族图腾崇拜的偶像。  
         在古人的眼里,青蛙是他们的保护神,是能够呼风唤雨,抵驭洪水,保护农田的精灵,先民们便敬奉和祈祷神力无比的蛙神。人们不能摆脱自然旱涝的影响,而仅仅依靠蛙图腾的血缘依关系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百越人们的心理要求,他们需要更深层次的寄托,因而他们把蛙神形象具体化,把蛙神崇拜偶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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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饰鼓(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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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饰鼓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蛙纹铜鼓综合了蛙和铜鼓崇拜中心的多层信仰:代表对阳光渴求和仰慕的太阳纹、代表雨水和子孙繁旺的蛙纹、代表世世代代需以保护的铜鼓本身,这样一面静止的铜鼓便代表了多方面的祈求。而人和铜鼓结合而产生的灵动感应更是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期望,喧腾的锣鼓声是蛙鸣的呼风唤雨,人的欢歌乐舞和激昂的铜鼓声达到了神性与人灵的统一,人们在极度的亢奋和虔诚中,相信自己对神的顶膜礼拜可以通过锣鼓为神所知,从而得到神的庇护。
         蛙神铜鼓是蛙神崇拜和铜鼓崇拜不落痕迹的融合,蛙是鼓的神灵,鼓是蛙的寄身,两者共同支 持着百越先民的心理。蛙纹铜鼓揭示了百越先民的社会生活及精神世界,追溯了蛙神崇拜的起源、发展、演变、轨迹,纪录下百越族各部落融合的历史烙印。  
        蛙纹铜鼓形式多种多样,制作极为精美。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乐器门》曰:“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圆,曲其腰,状若烘蓝,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踞其上,蟾皆果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有云:“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异行,以手柑之,声全似鼓。”明代邝露亦有“锦纹精古,翡翠焕发,鼓面环绕作蛙龟十数,昂着欲跳”的描述。蛙纹铜鼓的蛙纹都是立体昂首蹲坐式,造型巧夺天工,这些铜鼓沉淀了百越先民的智慧和才华;也沉淀了崇蛙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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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饰鼓(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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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纹鼓

西汉(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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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纹鼓

西汉(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第七篇:中国青铜器的冶铸技术 

       中国青铜手工业的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达到很高水平,青铜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铜、锡、铅的成分配比臻于完善,石范、陶范、金属范等范铸方法先后出现,以陶质块范法的发展最为充分。陶范的选料配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渐趋熟练,复合金属合铸显示出已能巧妙地运用合金配比,镶嵌、鎏金等装饰技术使器表精丽多彩。毋需分范的失蜡法是青铜铸造的一大进步,西汉透光镜的特殊效果,折射出青铜工艺的余辉。

351
铜矿石的开采和冶炼

  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呈青灰色,故得名。用青铜铸造的各种器物,则叫青铜器。
  青铜冶炼过程:
  1) 选矿:在石料中寻找和挑选杂质少,铜质好的铜矿石,以备熔炼。
  2) 初炼:将选择好的铜矿石进行破碎,然后与染剂木炭一起放入坩埚或炼炉内,点火熔炼, 待铜矿石溶化后将汁液倒出,并去炼渣,铜液凝固后,便得到粗铜。
  3) 提炼:把粗铜再放入坩埚或熔炉内,进行提炼,经过提炼后,杂质更少,铜质更纯净。 如果要铸造社么器物,则根据器物种类的不同,加一定比例的锡。

352
陶范铸造、叠铸和金属范铸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有块范法和失蜡法两种基本的方法,此外还有分铸法、焊接法等工艺。

一、块范法
       块范法或称土范法,是商周先民最先采用的,是整个青铜时代中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法。其法步骤如下:

1 .制模
      模也称为母范、作模。其原料可选用陶、木、竹、骨、石等质料,而已经铸好的青铜器也可用作模型。具体选用何种质料要由铸件的几何形状而定,并要考虑花纹雕刻与拨塑的方便。一般说来,形状细长扁平的刀、削的模,可以用竹、木削制而成;较小的鸟兽动物形体可以用骨、石雕刻为模;对于形状厚重、比较大的鼎、彝诸器,则可以选用陶土为模,以便拨塑。

2 .制范
       制范要选用和制备适当的泥料,其主要成分是泥土和沙。用泥料敷在模型外面,脱出用来形成铸件外廓的铸型组成部分,在铸造工艺上称为外范,外范要分割成数块,以便从模上脱下;除了外范,还要用泥料制一个体积与容器内腔相当的范,通常称为芯,或者称为心型、内范;然后使内外范套合,中间的空隙叫做型腔,其间隔距离就是所铸器物的厚度。  
           一般说来,用来做外范的泥料中,泥土(最好选择粘土)含量大些,用来做芯的泥料则要含砂量大些,颗粒较粗些。范的泥土备制极细致。采集好的泥土要经过晾晒、破碎、分筛、混匀,并加入符合一定比例的水分,将之和成软硬适度的泥土,再经过反复摔打、揉搓,其间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浸润,使之定性。这样做好的泥料在翻范时才能得心应手。
制范的过程中,在掌握好调配泥料含水量的同时,还必须混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草木屑、草料、烧土粉、炭末或者其他有机物之类,这是为什么呢?范在成形以后是要经过高温焙烧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范因不耐烧变了形状,那么范所塑造的青铜器物也会走了形,而这些在高温下不容易走形的材料加进去之后,可大大减少收缩率来保持器物的原形,并利于透气,避免在塑成后因干燥、焙烧而发生龟裂现象。
       从出土发掘情况来看,陶范最为常见。陶范的泥料泥土的含量可以多一些,其表面还必须细致、坚实,以便在其上雕刻纹饰。泥模在塑成后,要在室温中慢慢干燥,纹饰要在干度适当时雕刻。对于布局严谨、规范整齐的纹饰,一般先在素胎上用色笔起稿之后再进行细致的雕刻,高出器表的花纹则用泥在表面堆塑成形,再在其上雕刻花纹。泥模制成后,必须置入窑内焙烧成陶模才能用来翻范。
       从模上翻范块是范铸造技术的中心环节,要求必须有很高的技艺。对于像刀、戈、镞等较简单的实心器物,二合范就能够应付自如,即只需由模型翻制两个外范。与上述的器物的简单制作相比,制造空心容器的范就显得复杂多了。在翻范以前,一定要先明确了外范的数量及分布状况。现简单地将其制法介绍如下:第一步骤是做外壁。模的表面用范泥堆贴且不留空隙,再用力压紧以求紧密不松散。接下来是做内壁。内壁的做法有三种:第一种是从模型上翻制好外范后,将模型的表面加以刮削,模型即为内芯,所以刮削模型上的厚度即是所铸铜器的厚度;第二种方法用于大型器物,是将模型做成空心的,以其内部为模型制出内芯,并使脱出的芯和底范连成一块,再在底范上铸上器耳;最后一种是利用外范制芯。

3.浇注
       将已完成焙烧且组合好的范趁热浇注,不然就须在临浇注前进行预热。预热的温度以摄氏度400—500℃为佳。预热时要将范芯装配成套,捆紧后用以泥砂或草拌泥糊严实,再入窑高温焙烧。为了防止铜液压力将范涨开和高温引起的范崩,所以焙烧好的型范需埋置于沙(湿沙)坑中并在外加木条箍紧。
范预热准备好后,将熔化的铜液(1100—1200℃为宜)注入浇口。器物要倒着浇,是为了将气孔与铜液中的杂质集中于器底,使器物中上部致密,花纹清晰。浇入铜液时应该掌握好速度,以快而平为宜,直到浇口气孔(范上留有的通气孔)皆充满铜液为止。待铜液凝固冷却后,即可去范、芯,取出铸件。
       一次浇注成完整器形的方法叫“浑铸”、“一次浑铸”或是“整体浇铸”。商周器物多是以此方法铸成的。凡以此方法铸成之器,其表面所遗留的线条是连续的,即每条范线均互相连接。

4.修整
       去掉陶范后的铸件还要经过锤击、锯挫、錾凿等多道工序来进行修整,以消去多余的铜块、毛刺、飞边。只有当一件光润整齐的青铜制品出现时,才算制造完毕。 



354
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和性能,复合金属技术
青铜器合金成分所谓合金,就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经过高温使它们熔合在一起而成为另一种金属,并具备了新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能。合金在铸造方面是属于再创造,而青铜就是合金的首创。
         青铜在一般意义上都是铜与锡的合金,又称为锡青铜。但中国古代许多锡青铜中常常含有少量的铅,这是商周青铜冶铸的一个特点,即降底青铜的熔点。当然,意义不单单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一层还在于对合金硬度的需求。中国古代青铜器合金成分的比例,最早见于《考工记》。书中对先秦时代的劳动人民生产实践和经验知识有着独一无二的详细记录,是一本生产技术的档案。《考工记》中记载六种青铜器物中不同含锡量,称之为“六齐”,这六种不同合金的比例是:

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
斧斤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
戈戟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
大刃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
削杀矢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
鉴燧之齐金锡半。

        古时候,人们把铜称之为金,所以《考工记》所记载的金指的就是纯铜。六齐中金和锡的化合,就是锡青铜,同时标明了六类铜器的铜和锡熔合比例。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古代工匠们对熔融之中的青铜合金不能取样化验,因此金、锡之比是指熔铸之前、下料时的比例,而不是铸成后的成分比例。在熔铸的过程中,铜、锡都会发生一定的氧化反应,而锡氧化的速度尤其快。因此,冷却后青铜的成分比例就很难与下料时的相同了。
        中国古代的青铜合金配比技术十分复杂,反映了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体现了对金属硬度及韧度的双重追求。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合金配比很有讲究,其早期和晚期青铜器的合金变化差别较大。商代早期的容器主要为锡青铜,这类青铜器含锡量较夏代有所增长,但含量仍属中等;商代后期的容器以含锡量中等偏高、高含量者居多。另外,从这个时期少量的铅铜器来看,其含铅量大多较高。商代后期的武器主要成分为锡青铜。至于这个时期的各类生产工具,已经很少再有用锡青铜制造的了,就算有的话,其含锡量也较高。西周时期锡青铜的含锡量以中等者最为普遍,铅青铜则比较少见了,极少数铅青铜器的含铅量也较高。此外,在这个时期的青铜容器中,锡青铜类已占有一定的比例。
      在青铜时代,由于人们掌握的金属只有铜、锡、铅、金、银等数种,在配制合金时没有新的金属可超出青铜所特有的优越性能,因此只能不断寻求不同的铜锡比例来铸造各种青铜器。


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和表面合金化技术

            中国青铜兵器发展到东周时期,出于诸侯争霸的需要,兵器的形制和制作技术获得重大进步。同时,王公贵族的佩剑之风亦促使了青铜兵器的装饰技术获得重大发展,在青铜兵器上出现了剑首同心圆、错金银、鎏金、镶嵌宝石、亮斑、虎皮斑、精细透雕、火焰纹、菱形纹等多种装饰技术和纹饰,同时还出现了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和表面合金化技术。所谓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它是不同于二次铸造或三次铸造的一种新工艺,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合金冶炼技术方面的重要创造,其工艺过程大致是先浇铸含铜量高的剑脊,然后再浇铸含锡量高的剑刃。因为铜的熔点高于锡,按熔点高低依次浇铸,既不会使先浇铸部分熔掉,又可将两部分复合为一体,使剑刚柔相济,既坚韧有加又锋利无比。表面合金化,则是一种通过扩散改变基体金属表面层的成分和组织的材料保护技术。在现代机械制造中主要应用铝、铬、硅、钒、锌等表面合金化层或渗层等技术在基体表面形成一种保护层,防止基体金属被腐蚀的一种技术。
            被誉为“中国古代兵器之王”的越王勾践剑,于1965年12月出土于湖北望山一号楚墓,出土时插在木质剑鞘里,出鞘时寒光四射,耀人眼目,锋利无比,令人赞叹不已。越王勾践剑就是一把采用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制作的青铜剑,它的主要成分有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铁、镍、硫组成的青铜合金。而剑刃的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代在精密磨床上生产出的产品相媲美。由于其剑身的各个部位作用不同,使铜和锡的比例也不一样。剑脊含铜较多,能使青铜剑韧性良好,不易折断;而刃部含锡量高,硬度大,则会使青铜剑更为锋利。此外,这把剑的含铜量约为80%-83%、含锡量约为16%-17%,还有少量的铅和铁,这可能是原料中本来就含有的杂质。
          此外,考古学家还证明在湖北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像越王勾践剑这样千古不锈、湛亮如新的还有多把;但奇怪的是,与青铜剑相比,钢铁剑却更容易锈蚀。迄今出土的、比越王勾践剑时代晚上几百年的西汉铁剑,全部是锈迹斑斑的。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呢?专业人士通过对东周时期一块菱形纹饰剑残段进行分析测试发现:在剑的表面规则地分布着一层厚几十微米的细晶层,该层的成分和组织与基体完全不同,有较好的耐蚀性,能保护基体不受腐蚀。据此,经过工艺筛选,模拟古代可能有的工艺——膏剂涂覆法,成功地复制出了有细晶区的菱形纹饰剑,并参照埋藏条件作加速腐蚀试验,使菱形纹饰由黄白相间变成与古剑相似的黑灰相间的色泽,其成分、结构等亦与古物相似,从而不仅解开了“千古不锈”之谜,同时这也表明我国早在约2500年前已经掌握了一种特殊而精湛的表面合金化技术,使得青铜器表面既产生装饰效果,又具备防腐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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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合金的青铜兵器 

356
各种合金的青铜剑 
357
透光镜

西汉
圆形,直径7.4厘米,重50克
  镜缘比较宽厚。镜背铸有文字和图样,一面铭文为“内清质以昭明”,另一面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镜面微凸,既可映照人面,又能在阳光照射下将镜背上的图文完整地映到墙上,仿佛光线从镜背穿透镜体再映射到墙上。经过研究认为,透光这一现象是镜面存在许多微小的凸凹不平的曲率差异所造成。图文处镜面微凹,非图文处镜面微凸。凹处光线会聚,而凸处光线发散,在映象中出现与镜背图文相应的亮部和暗部,从而在墙上形成镜背图文。镜面的这种凸凹不平的曲率差异,有人认为是铸造成因,研磨透光;又有人认为是淬火处理所形成。无论通过铸造研磨或淬火处理等方法均能制成透光镜。透光镜的出现表明汉朝在铜合金的冶炼、铸造和加工等方面已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延伸阅读:
358 
359
青铜器的装饰技巧

古代青铜器的金银错工艺
       
        今天我们所说的青铜器错金、错银之称,古代叫金错、银错。如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记载:“金错蜀杯。”又如《汉书·食货志》记载:“错刀以黄金错其文。”西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秦汉古籍所记古代金银错器物也都是称为金错、银错或金银错,所以本文在论述古代青铜金银错工艺时也遵循古称。简单来说,金银错工艺是我国古代在青铜器上刻画金银图案纹饰的方法。
       金银错工艺是我国青铜时代一项精细工艺。现代的考古资料证明,它出现得比其他工艺更晚,在青铜工艺发展了1000多年以后,也就是春秋中晚期才被人们所接受和重视,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战国、两汉时期,金银错青铜器已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目前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金银错青铜器已数以千计。我国古代在青铜器上做金银错图案纹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1.镶嵌法
我国古代金银错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采用镶嵌的装饰方法,又叫镂金装饰法。其制作过程分四个环节:第一步是做事先刻好凹槽的母范,先刻好凹槽的目的是以便器铸成后,在其内嵌金银。第二步是錾槽,也就是凹槽在整个的铜器铸成之后,还需要加工錾凿出更加精致细微的纹饰。这种做法也叫做刻镂、镂金,即青铜工匠们在器物表面用墨笔绘成纹样图案来錾刻浅槽。第三步是镶嵌,即把金丝或金片镶嵌在刻镂好的凹槽中。第四步是磨错,镶嵌后的青铜器表面还不够光洁平整,为了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就必须用错石磨错,起到严丝合缝和美观的作用。

2.涂画法
汉时人们对“错”字的解释为“错,金涂也”,由此大家不难看出来,当时涂画法已经代替了镶嵌法成为金银错的主要装饰手法。其实不止在汉代,战国和秦朝的金银错铜器中也有很多是用这种“金银涂”方法制成的。有不少被考古和文物专家称颂的精美金银错青铜器,金银错纹饰脱落的地方,没有任何凹痕,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金银错纹饰不是嵌上去的,而是涂上去的。如1987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错虎吞鹿器座,是件举世公认的金银错代表作品。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器物上虎尾部分的金错纹饰脱落了一小块,而脱落处没有丝毫凹痕,因此是用“涂画法”完成的。又如现收藏于美国沙可乐美术馆的鸟纹壶,也是一件公认的使用“涂画法”的金银错青铜器精品。

      我国古代金银错的装饰题材和内容,主要有下面几种:铭文、几何纹图案、动物纹、狩猎纹,以及各种动物造型青铜器上的眼、眉、鼻、嘴、爪、毛、羽等纹饰。春秋后期开始的青铜兵器上也广泛地使用了金银错工艺,主要是金错铭文,字体以鸟篆文最多见。剑上的金错铭文,一般在剑面上,个别错在剑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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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红铜蟠螭纹壶 

战国晚期 (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361
错银带钩

战国晚期 (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363
镶嵌绿松石错金带钩

战国晚期 (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364
错金银龙凤纹带钩

战国晚期 (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365
错金银虎形带钩

战国晚期 (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366
彩绘云纹壶

西汉(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367
屌氏壶

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368
焚失法铸造、失蜡法铸造
   中国失蜡铸造技术原理起源于焚失法,焚失法最早见于商代中晚期,这种技术在无范线失蜡法出现之后逐渐消亡。失蜡法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做法是,用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往内浇灌溶液,便铸成器物。以失蜡法铸造的器物可以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失蜡法,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失蜡铸件,时代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失蜡法也称“熔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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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失法铸造、失蜡法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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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失法铸造、失蜡法铸造 

在即将离开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馆之前,让我们最后来看一件重要的国宝,也是上博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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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侧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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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

西周晚期孝王时期
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
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
  大克鼎,铸造于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时期,清光绪中期在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当时出土的另有7件克鼎,形制与纹饰都和大克鼎相同,只是体积小得多,大克鼎与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 
         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与大克鼎鼎同出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镈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造型宏伟古朴,气魄雄浑,威严沉重,口沿饰兽面纹,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 如果说大克鼎的形制和纹饰显示出庄严厚重,给人以威严与权力的联想,那么铸于鼎腹内壁上的长篇铭文则蕴涵着丰富的史料价值。腹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字,字体工整 ,笔势圆润,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 内容第一段是克对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协王室,仁爱万民,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第二段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
        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的一处窖藏,窖藏中有1200多件青铜器。大克鼎出土后被天津金石收藏家柯劭忞购得,后转送予潘祖荫。潘死后,其后人将大克鼎连同其他宝物如大盂鼎等南迁苏州。其后,潘家先后拒绝了端方,国民政府和日军的索取,设法将大克鼎等保存在苏州家中。潘达于原本姓丁,1923年嫁到苏州望族潘家。潘氏家藏丰富,有“滂喜斋”专藏珍本书籍和“攀古楼”专藏青铜器。 抗战爆发前夕,潘达于将所有铜器逐一拍照存档,并将大盂鼎、大克鼎等珍贵器物深埋地下,书画及部分古董则安放在隐蔽的隔间中。由于安排周密,虽然日军多次到潘家翻查搜寻,这批珍宝始终安然无恙。1951年,潘达于向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了大盂鼎和大克鼎及其他珍贵文物二百余件,同时谢绝了政府给予的奖金。作为上海博物馆镇馆重宝之一的大克鼎已是游客参观必看的文物,当人们驻足欣赏其瑰丽的造型、凝重的气度和精绝的工艺时,一定不会忘却潘达于先生当年慷慨无私的捐赠义举和拳拳爱国之心。大克鼎此后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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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局部特写)
铭文全文为 克曰:穆穆文且师华父,匆氒心,静于猷,氒德,克龏保氒辟龏王,谏辪王家,叀于万民,远能?,克□于皇天,于上下,屯亡暋,易无强,永念于氒孙辟天子,天子明?,孝于申,巠念氒圣保且师华父,克王?,出内王令,多易宝休,不显天子,天子?万年无强,保辥周邦,?尹亖方。王才宗周,旦,王各穆庙,即立,?季右譱夫克,入门,立中廷,北乡,王乎尹氏册令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出内?令,今余唯?乃令,易女菽巿,参冋,??,易女田于野,易女田于渒,易女丼??,田于氒臣妾,易女田于?,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厡,易女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霝龠鼓钟,易女丼,微,?人,易女丼人奔于?,敬?夜用事,勿法?令,克??首,?对?天子不显鲁休,用乍文且师华父宝彝,克万年无强,子子孙孙永宝用。 

 其内容依大意可翻译成两段:前段是克歌颂祖先师华父谦逊的品格和美好的德行,能够辅弼王室,靖远安内,周王追念其功绩,任命师华父的孙子克担任宫廷大臣,出传王命,入达下情;后段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辞,重申对其官职的任命,并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于是克叩拜谢恩,称颂天子的美德,并铸造大鼎来祭祀师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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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局部特写)
     潘达于和宝鼎的百年传奇 

     1937年农历八月十八的晚上,苏州南石子街的一处深宅大院中,明亮的月光下,五个身影在庭院和房屋中来回穿梭;第二天,名震海内外的大克鼎和大盂鼎神秘入土,直至1944年无声无息地出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苏州某校正在上历史课的初中教室里,一个男生指着教科书上的两张图片对同学说,这个大克鼎和大盂鼎以前是我们家的,同学当场向老师“检举”:“报告,潘令宇吹牛皮,说这两个鼎是他们家的”……

    潘祖荫收藏的文物到底有多少

    潘家是苏州彭、宋、潘、韩四大望族之一。潘氏祖籍在安徽歙县,其中一支迁到苏州定居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仅24岁的潘家子弟潘世恩进京赶考,一举夺魁中了状元,以后在京师官运亨通达50余载。先后当过学政、尚书、左都御史、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一生受皇帝恩宠,赏赐甚多。潘世恩共有五个儿子,嫡系孙辈中有一支为潘祖荫、潘祖年两兄弟。潘丁达于就是潘祖年的孙媳妇。
    潘祖荫自幼极富天赋,又勤奋刻苦,涉猎百家,精通经史,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23岁殿试得第三名探花,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精通金石书画的潘祖荫以“滂喜斋”的古籍善本和“攀古楼”的铜器收藏闻名于世,由于他本人没有子女,1890年他去世,特别是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后,潘祖荫所有的遗产就由比他小了整整40岁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
     据潘达于在其《自传》中回忆,当潘祖年得悉嫂子去世后赶赴京师料理已逾一月,潘祖荫位于北京米市胡同内的大宅中,已经出现文物、藏书被偷盗的事情了,光是宋版古籍缺首卷者已不在少数。潘祖年将长兄的青铜器和书画典籍足足装了4船运回苏州,其中就有著名的国宝——大克鼎和大盂鼎;而另有铜钟和铜鼓两大件,因又大又重无法搬运,只得就地送了人。文物书画典籍运到苏州,由于当时潘祖年借住在临顿路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他就将运回的文物字画典籍存放其内,青铜器放满了一大间加一隔厢,字画卷轴典籍堆放在另外一间一隔厢内。这是潘氏后人第一次在苏州得以检视潘祖荫的藏品全貌。
    1933年,潘家女婿顾廷龙在《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叙》中,对潘祖荫的青铜器收藏作了一个比较精确的统计,“潘氏器,未有人编其目,余亦就所见拓本而钤有其藏印者,录为一册,计四百数十器,秦、汉物及其杂器则尚未在焉,洵足为藏家之冠。至所藏总数,未由访悉,惟褚礼堂尝谓藏六百余品,則余所辑录者三之二耳,余者得非即秦、汉物及其他杂器也耶?”潘祖荫的“攀古楼”铜器在1933年左右,约有600余件。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曾经对潘家表示,“你们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
    而其“滂喜斋”藏书则一直未见有研究统计结果公之于世。

  27岁的潘达于继承了一份沉重的家产

    潘达于祖籍苏州,住西花桥巷,原姓丁,1906年3月出生在苏州老宅内。父亲丁春之曾任山西定襄知县,辛亥革命以后返回苏州投身实业,成为苏州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的代表。
    1923年,丁达于嫁给潘家子弟潘承镜,潘承镜是由潘家四房过嗣给潘祖荫、潘祖年兄弟为孙子,兼祧两房香烟。不料婚后三个月,丈夫潘承镜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子息。潘祖年体谅潘达于的处境,不再嗣孙,改由潘达于出面,为先夫潘承镜立嗣子,可是嗣进不久后夭折了,随后再嗣一子潘家懋(德斋),长大成人后,延续了潘祖荫、潘祖年兄弟这一支的香火。
    潘祖年十分珍爱兄长潘祖荫留下的文物珍品,保管极为谨慎严格,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次女潘静淑嫁给了书画大家吴湖帆,可是吴湖帆有一次到丈人家中的储藏室外,向着门缝里张望了一下,事后潘祖年就吩咐人用纸把门缝窗缝统统糊没。对家人尚且如此,对付外来的压力就更难了。潘祖年尚健在时,精于金石录、广泛收藏青铜器的清廷两江总督端方就多次施压给潘祖年谋取这批藏品。幸亏辛亥革命爆发时,端方丢了性命,潘家的藏品才得以保全。
    1926年潘祖年病故,潘达于不得不挑起侍奉好婆(潘祖年的续配祁氏夫人)、养育子女、掌管门户守护家财的重任;1933年,好婆又去世,潘达于身边只有家懋、家华一双儿女,家华是从姐姐丁燮柔处过继来的女儿。孤儿寡母三人守着几屋子的文物财宝,潘达于的压力可想而知。“好婆对文物收藏不太懂,而且,她当时根本无力清点整理那么多家藏文物珍品。家中没有男丁,女子连走出家门的机会都没有,设身处地为她想想,这些青铜器和古籍善本压在她身上,真难啊! ”潘达于的孙子潘裕达对记者说。

  大盂鼎、大克鼎因何贵为国宝

   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是闻名于世的中国顶级古代艺术珍品。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工艺精湛,内壁铸有铭文19行2段291字;是目前出土的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清道光初年,大盂鼎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后,辗转到清末名臣左宗棠的手里。清咸丰十年三月,左宗棠因遭人劾奏,在政治上陷于“罪且不测”的困境。同朝为官的潘祖荫三次“上疏营救”,使左宗棠在官场上得以东山再起,成为“同治中兴”的一代名臣。因为这一段情谊,左宗棠将自己珍藏的大盂鼎赠送给了比他更钟爱青铜器的潘祖荫。
  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口部微敛,唇方沿宽,雄浑厚重。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距今有2800多年。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字体工整,笔势圆润,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其内容一是歌颂祖父佐助周室的功绩,记述自己由此蒙受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大臣;二是记载其受赏赐的物品,其中有服饰、田地和大量的奴隶。现藏上海博物馆。
  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的克鼎几经转手后被潘祖荫用重金购得。潘祖荫的攀古楼收藏了百余件青铜器珍品,但他对大克鼎情有独钟,专门请人刻了一枚“宝藏第一”纪念印章。当时朝中官员纷纷向他索求大克鼎铭文拓本,但除了极少数至亲好友外,能得到原拓本的人并不多。
  从上述的简介可知,大盂鼎、大克鼎不仅是精美的艺术珍品,还是宝贵的历史文献。
  文物界的大师徐森玉先生曾经惊叹道:“(大盂鼎与大克鼎)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美,若以小盂鼎、小克鼎与之相比,真有大巫小巫之别了。 ”“我现在认为,潘祖荫收藏青铜器的最终目的,是他一直喜爱钟情的古文字学研究。”潘裕达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先人的收藏,他认为就是因为要研究青铜器上的铭文,潘祖荫才花了大量的时间与财力于青铜器收藏,“他绝非是今天我们理解的古玩收藏或是什么投资。 ”

   护鼎传奇奇过惊险片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抵临苏州骚扰轰炸。潘达于随家人到太湖边的光福避难。中秋节快到了,大家以为仗打得不那样急了,找个机会回城里过中秋。不料八月十六、十七两天,日本飞机又飞到苏州上空大轰炸,大家匆忙收拾了东西又逃到光福;就在八月十八、十九两天,情急之中的潘达于打定主意要密藏这批宝物。
  于是,她叫来了家里的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圆木直接钉牢,然后在夜间,搬开住处的地面方砖掘个坑,先放入木箱,把克鼎、盂鼎成对角慢慢放进箱子,空当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再细心整理得外表不留挖掘过的痕迹。
  书画和部分古董则放进了“三间头”,所谓“三间头”,指的是江南民宅夹弄里的三间隔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如果小门被杂物堆没,很不容易发现。
  当时的藏书有十几个大橱,不好搬动,潘达于请来姐夫潘博山,把书画按宋元明清朝代分类,放到书箱里,装了三十来箱,以及卷轴、铜器等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收拾得随随便便。这样一来,不知底细的人就是走过,也看不出里面还有隔房。
  在潘达于的《自传》中,她记得办好这件大事的参与者是,家里的两个木匠师傅,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我始终在场监督,再没有旁人参加”。后来,为了保密,潘家承诺两位木匠师傅——潘家养你们一世。
  日本人攻陷苏州后,果然直奔潘家大宅,威逼潘家交出家藏文物,但潘达于和家人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丝毫都没有动摇。日军前后七次闯到潘家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虽然财物损失不少,但大土坑和“三间头”一直都没有被发现。据说日军司令松井曾亲自查问过潘家的收藏,但最终也没有抢到手。两个宝鼎和众多潘家珍贵收藏就这样躲在地下安然躲过了那场灾难。
  1944年,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烂,泥土带方砖都塌陷下去了。潘达于让儿子家懋和小兄弟及一位木匠把藏品起了出来,他们用圆木做架,粗绳结牢大鼎,徐徐吊出土坑,然后两只大鼎被安置在一间房间的角落里,鼎里放些破衣杂物,再用旧家具堆没,房间锁死,既不住人也不走人。就这样一直保存到了解放之后。

   捐鼎:俚笃寻着好人家哉

   在常人的理解中,作为富可敌国的潘家少奶奶,潘达于的一生应该是锦衣玉食的。“好婆什么都没有,甚至连那个时候大户人家很流行的钻戒都没有一只。”潘裕达回忆道,心态平和的她对财富的理解令人深思。
  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潘达于不知两个鼎的价值吗?早年间,就有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漂洋过海,找到潘家提出以600两黄金外加一幢洋楼来换取盂、克二鼎,当时还很年轻的潘达于不为所动,一口回绝。几十年过去了,于二次大战的兵火中幸存下来的宝鼎,其价值自然愈显珍贵,但潘达于决心把国宝还给国家。

  两个宝鼎的捐献立刻成为轰动海内外的重要新闻。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辞,颁发的文化部褒奖状上落着部长沈雁冰的大名:“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这张奖状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50年。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入馆珍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大克鼎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
  2004年2月28日,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大盂鼎、大克鼎相聚在上海博物馆四楼第三展厅。这是上海博物馆为祝贺捐献者潘达于百岁寿辰而举办的回顾特展,当天下午5时,身着棕色缎袄,脚穿新绣花鞋的潘达于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展台,围着栏绳走了大半圈,这是她50年来第一次看到大盂鼎和大克鼎摆放在一起。“好婆后来说,我为俚笃(大盂鼎和大克鼎)寻着好人家哉。 ”潘裕达回忆道。
    继献鼎之后,在子女的支持下,潘达于又分批向国家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于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1956年献字画九十九件;1957年献字画一百五十件;1959年献一百六十一件。另外还献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画,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
  1963年,她把当年为“攀古楼”青铜器逐个照相存档的380块玻璃底片也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如今这些底片成为研究潘祖荫青铜器收藏最最重要的原始资料。
  在收藏鉴宝热持续升温的今天,回望潘达于当年捐出国宝的行为,岂是一个“震撼”可以形容的;“所以,你想想,十多年前的初中生就已经不相信我儿子的话了。 ”潘裕达笑着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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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局部特写)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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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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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局部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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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墙壁上金光灿灿的大克鼎铭文

本集结尾,转帖一篇美文:
                          青铜的遐想 

                        作者:艾慕猫薇 来源:友人小说频道 

  一份远古的憧憬,一段古老的回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一道可以走进历史的通衢。

  迈进上海博物馆青铜馆的一刹那,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从小巧的春秋晚期的错银带钩到庞大的南北朝的蛙饰鼓;从精致的秦代透雕蟠蛇纹豆到粗犷的西汉七牛贮贝器。从乐器、水器、兵器、到羹食器、盥洗器,一件件巧夺天工、出神入化的青铜器把我的思绪拉离了现实,拉进了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年代……  
  一 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

  雷鸣般的战鼓震而欲聋,尖锐的冲锋号划破了天地的宁静。一群群身批盔甲的士兵手持兵器激烈地搏杀着。一个倒下了,千百个站了起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霎时间,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这就是战场,年年埋荒骨的战场。千百年的黄土风沙消蚀了战将的躯体,不复存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掩埋的曾经血迹斑斑的兵器,却重见天日。菱形纹矛、兽面纹矛、吴王光剑、曲胡戈、云纹戈,一一呈现在眼前,似乎触手可及,可又让人不敢亲近。可谁又敢说,没有这些金戈铁马,历史会前进到现在?当今天我们面对这些青铜器时,心中不应有血腥和厮杀,而应用冷静、平和的心境去欣赏它们、揣摩它们,感受那份来自远古的沉重。

  二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富丽堂皇的殿厅,精美绝伦的装饰,雍容大雅的主人端坐正前。华丽的毛毯上众宾客席地而坐,精心雕琢的酒杯里荡漾着琼浆玉液,碗碟里盛放着珍馐佳肴。灵巧的乐师奏起了欢跃的音乐,窈窕的舞妓跳起了婀娜的舞蹈。众人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好一幅歌舞升平的喜庆景象。

  但再美的景象也抵不住岁月的流逝,千百年来,历史长河缓缓流淌,千百个欢宴都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有那些历经沧桑的盛器:交龙纹豆、回纹盅、者尚盘。还有曾经响彻云霄的乐器:蟠龙纹钟、者减钟、吕黛钟。它们之所以这样坚定顽强地从远古走到现在,就是因为它们是青铜的筋骨、青铜的品性!可以千锤百炼,可以风吹雨打,可以耐住漫漫岁月的寂寞,可以永远地凝聚住世人敬仰的目光。

  朦朦胧胧之间,我又回到了现实,远离了古代那钟鸣鼎食、战乱纷飞的社会。我的双脚还是牢牢扎在青铜器馆的地毯上。也许那些兵器、乐器、炊器还不足以显示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那么眼前的这面西汉透光镜定会让人彻底折服。我又恍惚了……

  三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那是那位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那是为何事紧锁双眉、泪光闪闪。小小一面铜镜放在面前,正面微微凸出,她不禁侧目一望,清秀却憔悴的面容赫然显现。她一个叹气,低下头来。不知过了多久,明媚的阳光照射进她的小屋,照射在那面小小的并不透明的铜镜上。她被阳光刺得抬起头。啊,奇迹发生了,只见雪白的墙上映着许多精致的纹饰、整齐的铭文,而这些图案文字正是铜镜背面雕刻着的。“怎么会这样?”她拿起铜镜,跑了出去……

  那小小的“透光镜”最终是随她死后陪葬,还是传给她的子孙后代或者是转赠他人,谁也无法知道。我们只知道,千百年阳光的照射下,那铜镜没有丝毫损伤,依旧圆而光滑,小而厚重,依旧奇妙地发生着透光现象。想一想,在公元前206年的时候要制造这样一面透光镜,背后要凝聚多少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心血啊。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正因为这千千万万勇敢勤劳的劳动人民,这一件件鬼斧神工的艺术品才能为我们亲眼所见。正因为青铜拥有和劳动人民一样的坚韧不拔、古朴沧桑,它才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啊!

  其实洋洋数千字根本道不尽青铜器的渊远,那吴王大差 、龙耳尊、变形交龙纹 等都只能一笔带过了。可青铜器的遐想,永远不会停止。它的古老、悠久、神秘、磅礴、凝重、神奇,无一不牵引我的思绪,拨动我的心。

  青铜器,飞跃千百年艺术的沧桑,在苍苍天地中矗立成一座不朽的丰碑。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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