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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五条小学原名“北京市私立普育小学校”
笔者写了“东四地区的中小学校”博客后，网友“白川60”留言：您还落下了东四五条小学没介绍，解放前就存在的。 笔者回复：我查了邓云乡老先生的专著。据记载：1949年之前，北京叫北平，共有46所正规小学，分别叫北平特别市第XX小学，包括东四12条小学和东四11条小学。此外，北京还有不少简易小学，指一至三年级的初级小学，大多办学时间不长，校舍简陋，甚至没有在市教育局备案。如牛街新月小学，只办了3年。东单顶银胡同小学，只办了5年，是日本人开的小学，专收日本侨民的孩子。目前，我还没查到东四五条小学的资料，它不可能是教会办的，可能是私人办的吧，解放后是否存在，不得而知。 昨天网友“白川60”又留言：最近碰到老街坊，打听一下，原来位于东四五条西口路南的“东四五条小学”，直到80年代初才停办。解放前，是民办“普育小学校”，原来后门开在正对着钱粮胡同的东四北大街路东的胡同里。 笔者在这里向白川60先生表示致谢。 据笔者了解：邓云乡老先生说：1949年之前，北京叫北平，共有46所正规小学。这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统计数据。这之后就没什么发展了，一直到1949年。其实，邓云乡老先生说的是公立小学校的情况，当时北京城还有大量的简易小学校、私立小学校和教会小学校等。 查日伪占领北平时期教育资料得知： 1937年北平沦陷前，共有国立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校2所，铁道部国立扶轮小学校3所，市立小学校（包括郊区）69所，私立小学74所，市立短期小学校（1—3年）199所（简称“短小”），市立简易小学校（一般是三年制）32所（简称“简小”），自治区简易小学校（旨在教育本地区流落在北京的失学儿童，如牛街西北小学校和三里河回民小学校）42所，教会办的小学校38所。 “七·七事变”后，北平的小学校减幅很大。1938年6月日伪新民学会统计，相比战前，市立公立小学减少了6所，市立短期小学减少了23所，自治区办的简易小学减少了12所，只有市立简易小学增加了5所。 在日伪占领北平的八年中，北平小学校数量有二次较大的变化期。 一是1939年，日伪北京市教育局对“短小”与“简小”整合了近200所，结果整合为有84所“短小”和51所“简小”，1939年2月，全是共有各类小学校249所。1942年数量又有所下降，“短小”减少到74所，“简小”减少到43所。 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英美成为轴心国日本军阀的敌对国，日伪北京市教育局对英美等国家在北平的学校全部占领，其中撤销中华基督教会办的2所小学校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1所小学校，封闭中国教友会办的1所小学校。美国教会办的小学校无一幸免，其中18所被接收成为北京市立公办小学校，改成市立简易小学校2所，其余9所被撤销。在这个时期，法国办的小学校没有被撤销，它就是孔德中学附属小学校。 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教育局恢复了工作，全面接收日伪控制的小学校，恢复了“七·七事变”前这些小学校的原来称谓，在数量上与1942年相比变化不大，直至1949年2月北平得到和平解放。 据东四地区老街坊们回忆，解放初在东四二条和东四五条里曾经各有一所简易小学校。 家住东四牌楼的网友“五色土”回忆：我虽然四岁就开始启蒙念书，可是迷迷糊糊，糊里糊涂！从1945年开始念书，前后换了两三个学校，都是在念一年级！虽然爷爷看我聪明，让我尽早的上学启蒙，但我实在是不能胜任爷爷的期望！在学校一两年的时间里所学到的东西最终在自己的头脑中变成了一堆粘粘的“浆糊”！真乃是“朽木不可雕也”！直到1950年，我已经九岁了才真正的到正规的国家学校，但，仍然还是念一年级！从东四五条的“普育小学”转到私立“南门仓小学”，现在回想起来从学校到老师，从管理到教育都是在混日子！ 据查：北京特别市私立普育小学校，位于东西五条西口南侧，成立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是沈阳籍（原奉天省）人士王素贞女士在家里办的简易小学校。1950年被人民政府接收，改称东四区（原北京内三区）东四五条小学校。1958年撤销东四区，与东单区合并成立东城区，学校更名为东城区东四五条小学。八十年代初生源减少，东城区教育局撤销东四五条小学编制，校舍挪作它用。 下面是石岩先生的博客内容摘抄； 母亲去世时给我留下一个已经生锈的铁皮箱子，在众多的遗物中有十几张证书，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她老人家时为宣统三年（1912年）于奉天（沈阳）省城官立女子师范学堂的毕业证书。 下面两张图片是奉天（沈阳）省城官立女子师范学堂的毕业证书和慈禧皇太后的诏书。 据有关文献介绍：20世纪的最初十年，也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年，是中国教育由绵延数千年的古代传统教育被近代教育所取代的时期。在这十年之中，中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01年8月颁布“兴学昭书”；1903年拟定《癸卯学制》；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设立学部；1906年各省设提学使司，重新厘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1907年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1909年定学校毕业年限为完全科5年、简易科4年和3年，次年一律改为4年，变通中学课程；1910年，学部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等…… 除历史文献的记载外，能够见证这些变革的实物从目前来看只有废科举后所建新学的学生毕业文凭了（包括照片）。 我母亲的这张文凭是宣统三年（1912年）奉天省城官立女子师范学堂的毕业文凭，文凭的四边印了八条龙，顶端盖上了半面红色印章。 更为珍贵的是这张文凭的前面刊录了慈禧的懿旨，此懿旨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颁布的慈禧懿旨。懿旨用了慈禧尊号全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大体内容为：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畔道之论其究必终为犯上作乱之人……不仅学生立即屏弃严惩，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傥该府尹督抚提学使等仍敢漫不经心以致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直至管学之将军都统等均罪责难逃。……艺能不优可以补习，知识不广可以观摩，惟此根本一差无从挽救。最后还规定，“此旨即著管学各衙门暨大小各学堂一体恭录，一通悬挂堂上，各学文凭均将此旨刊禄于前，俾昭法守。钦此。” 慈禧的懿旨的要害是 “艺能不优可以补习，知识不广可以观摩…”但“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畔道之论其究必终为犯上作乱之人……不仅学生立即屏弃严惩，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傥该府尹督抚提学使等仍敢漫不经心以致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直至管学之将军都统等均罪责难逃。” 从此懿旨来看，满清王朝已是四面楚歌，预感面临绝境，宁可让学生“艺不优知不广”，万万不可“犯上作乱”，惟恐“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 一纸文凭，真实地记录了清代末期废科举、兴新学的历史，也为研究当时的教育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而且，作为清代最后一批学生的毕业文凭再加上为束缚中国知识分子思想1300年的科举制度招魂，其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母亲的人生之路 1912年母亲从女师毕业拿到了这张文凭。之后，她的同班同学有的去俄国或日本留学，她决定留在奉天（沈阳）在皇姑屯一所小学教书。后来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结婚。母亲家比较富有，父亲家是书香门第，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始了教书生涯。 下面两张照片是1916年（民国5年）母亲获得当时政府颁发的“教员许可状”，签名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和1920年（民国9年）母亲获得‘奉天省教育厅’颁发的奖章证明资料。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了东三省。为了不做亡国奴，父母带着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流亡到北平。最初办了个补习班维持生计，后来开了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校《北平市私立普育小学校》。那是个二、三十个孩子挤在一间教室，一至六年级的复式班。父亲教主课，母亲教音乐、手工和体操课。学生都是附近穷人家的孩子，学费虽然很少但也有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学费就免了。学校收入入不敷出，家境困难可想而知了。 1936年日寇的魔爪伸向华北，老百姓人心惶惶。父母深感逃出了虎口又踏入了狼窝，便同大哥商量要他当兵打日本鬼子，岂料想一拍即合大哥早有此意，不久他考入了黄埔军校。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日寇占领了华北，老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那时我还是个幼童，但有两件事记忆犹新，第一件是撤退的国民党29军的队伍士兵背着大刀经过我家门前走向德胜门。第二件大约是“七.七事变”前后，姐姐在教室黑板上用粉笔教我写‘机关枪迫击炮，专打日本小学校’几个字。 后来，学校关门了，家庭已是饥寒交迫。无奈，姐姐投奔外婆家，母亲含泪把出生不久的小妹妹送进育婴堂（至今下落不明）。1942年父亲远行谋生计，母亲带着二哥和我回老家奉天。 1945年抗战胜利了，八路军在国民党部队到来之前，抢先开进了沈阳，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我清楚的记得八路军到沈阳的第二天，我正在胡同里玩耍，看见一辆小轿车停在外婆家门前，下来一个黑衣黑帽戴黑墨镜的男人走进门去，找外婆家的家庭教师。后来听说此人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解放后任海军参谋长）。这件事至今仍是谜。 日本鬼子完蛋了，八路军来了，人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我家团聚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就在这一刻，母亲毅然决然地把我二哥送进了八路军的队伍（在解放战争中二哥光荣牺牲了）。之后，她撇下了我，只身去南方寻找父亲。 1948年，做为义民还乡母亲来到沈阳带我回北平同父亲会合。1949年北平解放，父亲被选为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烈属代表。因为父亲生病，母亲自报奋勇做为烈属代表的代表去中山公园的中山纪念堂开会。回来后母亲异常兴奋，她不仅递交了两份提案，还同副市长张友渔同桌就餐，她说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遗憾的是生活初露阳光，父亲就与世长辞了。 1950年，在抗美援朝热浪中，母亲把我——她的第三个儿子又送进了军营。 下图是1949年北京解放后母亲的照片。 写到此处，我由不得眼角发湿了。妈妈，您真伟大。 我参军后母亲一人在北京，不甘寂寞的她主动到北京市妇联要求工作，妇联主席张晓梅接待了她，分配母亲在图书室工作。因为她是非编人员不仅没有工资，并且自买饭票在食堂就餐。尽管如此，母亲依然高兴得乐不可支。 次年，母亲到武汉与当医生的我姐姐同住。母亲很快的适应了新的环境并以军烈属的身份主动参加街道工作，自建了一所简陋的幼儿园，园长兼保育员。同时还忙前忙后在街道义务宣传党和政府的诸如婚姻法等各项政策，邻里群众都欢迎这位来自北京的王太婆。由于她工作出色，被评为武汉市军烈属优抚模范。 母亲做过音乐教员，能熟练的弹奏风琴，用老式的so fa谱。即便到了晚年依然喜欢唱歌，有一天我哼唱革命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母亲说她也会唱，但曲调相同歌词却是：“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后经查找那是李叔同填词的《中国男儿》，是一首30年代的老歌曲了。 我还清楚记得1950年母亲看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排成长队购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老人家赶忙加入了队伍买了一册。我参军时母亲给了我两件礼物，其一就是这本毛选，其二是她亲手做的针线包。后来我把毛选送给了一位调动工作的战友，针线包至今还珍藏着。 1959年母亲去世了，遵照她老人家的遗言：“遗体火化，不留骨灰。” 如今我已年近八十岁了，我同母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断断续续仅有十二年的光景，在老人家去世前给我写了一封信，是对我和妻子的临终嘱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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