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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车臣危机:历史根源与政治现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世界史系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侯艾君 几年之后，当叶利钦己经从总统的位置上退卜来的时候，谈到第一次车臣战争，承认了这一问题的出现有些措手不及，而且俄罗斯政府也犯了错误。当时的决策过程是这样的：许多政界人士认为，杜达耶夫在车臣依靠的基础是一些氏族的力量，而这些氏族的内部也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俄罗斯可以借助反杜达耶夫的力量，并在必要时利用专门人员，但是看起来却似乎是杜达耶夫被车臣的内部的反对派用“合法”的手段逐渐将杜达耶夫推翻。实际上俄罗斯政府就是这么做的，。当时俄罗斯政府利用一些所谓的“志愿人员”（从很多方面看起来，那似乎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发起了反对杜达耶夫的行动，但是却遭到挫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极为消极的，许多车臣人更加认为车臣当局的行动是合法的。 而军方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按照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当时在军队中、包括那些位高权重的将军们，都将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当成儿戏；认为只要军队“进入格罗兹尼，对天放上两枪，一切就结束了”。俄罗斯军方对杜达耶夫车臣武装的实力和抵抗决心没有足够的重视，而且表现出了对车臣状况的严重的缺乏了解和资信不足（甚至连杜达耶夫的武装力量人数都没有弄明白），其决策过程之草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据当时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回忆说，当时的民族事务专家介绍情况时说，车臣有了既的居民期待俄罗斯军队开入，其他30%的居民则持中豆态度。 直到1992年年底，双方还在谈判，并且筹备一个条约的文本；该方案受到俄罗斯联邦法律机构和行政机构的赞成。在当时，俄罗斯政府正在将注意力集中在鞋粗斯坦与俄罗斯联邦的关系问题上。按照种种情况看来，当时俄罗斯政府内部要求用军事手段解决车臣危机的力量似乎占了上风。当时印古什和北奥塞梯发生流血冲突，俄罗斯介入进行调解，军队开抵车臣边境。当时的总理盖达尔在国家杜马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联邦军队己经做好开进车臣的准备：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坚持才将业已作出的决定废止了‘。但是俄罗斯联邦政府与车臣当局的谈判立场都是有先决条件的。对于车臣来说，杜达耶夫的代表曾经提出，要求叶利钦与杜达耶夫亲自会晤谈判；而俄罗斯联邦政府则拒绝了这种要求，并且表示车臣当局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是联邦的行政主体，服从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政府任命了沙赫赖为与车臣谈判代表，但是车臣政府表示不愿与他进行谈判。俄罗斯从这一态度中看出，杜达耶夫不愿意用协商对话的途径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杜达耶夫表现得卤莽与缺乏政治才干与技巧：下令驱逐车臣的所有俄罗斯记者和和平组织的代表。到1994年，随着车臣发生的第三次恐怖行动之后，整个夏天，俄罗斯联邦政府都在扶植车臣的反杜达耶夫的反对派。而另一方面，杜达耶夫在车臣被俄罗斯联邦军队从四面包围的时候，杜达耶夫曾经儿次要求会见叶利钦，但是不知为何却没有能够实现。当时杜达耶夫曾经说过：看来是有人需要一场战争。实际上，这时的俄罗斯政府对于战争己经下了决心，形势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12月6日，杜达耶夫与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举行谈判。而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己经基本上作出决定，即在车臣动用军队。在这种情况卜，俄罗斯与车臣的谈判就只具有了象征意义。俄罗斯联邦提出的条件是车臣不可能接受的（承认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行政主体，完全缴械等等），而俄罗斯政府的目标也许就是要求车臣接受这不可接受的条件；无论如何，俄罗斯政府也己经做好了准备。 在车臣问题由危机走向战争的过程中，俄罗斯政府和车臣当局都负有责任。车臣当局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政治灵活性；而俄罗斯在车臣进行秘密的军事行动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当其败露后，车臣社会便更加在反俄的立场上联合起来，因而，除了动用军队以外，解决车臣危机可以选择的手段看来已经不多了。 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尽管受到抵抗，但是仍然按照预定的计划顺利进展。从1995年初到6月，俄罗斯政府军队占领了车臣境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的军队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在第一次进攻格罗兹尼的战斗中，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俄罗斯军队在那里遭到伏击，伤亡数百人，这次战役对于俄罗斯军队几乎是一个空前重大的失利。实际上，在整个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军队表现出对车臣缺乏作战经验。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对于车臣人来说，作为车臣首都，格罗兹尼这样的城市并非他们的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他们心目中，车臣的象征不是城市，而是群山。 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对于签署协议也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当时的国家杜马代表卢金就曾经说过：“5年以后俄罗斯会更加强大，那时我们等着瞧”。从1994年12月到1996年8月，俄罗斯与车臣的武装对抗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俄罗斯联邦在车臣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或者说第一次车臣战争——以俄罗斯联邦几乎是无条件地撤出军队而告终结；实际上，就俄罗斯政府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来看，无疑是失败了。在列别德将军与马斯哈多夫签署的《哈萨维尤特协议》中规定，俄罗斯联邦军队完全撤出车臣（仅仅留下两个师作为常驻军队）；而反过来，车臣武装的缴械问题却没有提及。也许与此相关的规定仅仅是：“在与犯罪，恐怖主义，民族和宗教敌对行动的斗争中采取协同的措施”3。唯一的政治成果也许就是：将有关车臣政治地位的问题搁置起来，于5年以后即2001年12月31日举行全民公决。协议对于俄罗斯政府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就声明列别德超越了权限：而作为签署协议的具体负责人列别德也因此（至少，表面上的理由就是如此）被罢免全部职务（叶利钦声明说，列别德给“俄罗斯带来了沉重的损失”），从此从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俄罗斯从政治上和道义上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和失败。正如一位作者所说，俄罗斯的总统，政府和俄罗斯军队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并非败在车臣战士的手里；而是败在自己的议会，媒体，人权派及他们所造的社会舆论—不单是本国的舆论，还包括国际的舆论‘。社会舆论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俄罗斯的政治决策与行动，可以表明当代俄罗斯政治生活的某些特点。确实，虽然付出巨大的代价，俄罗斯终究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却在政治上遭到失败。实际上，俄罗斯之所以失败，首先在于军事上旷日持久，不能速决。而不能在军事上速决的原因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由于车臣武装的实力强大。车臣武装拥有良好的装备，人数众多，训练有素，而且早有准备；而相对来说，俄罗斯对于车臣武装力量的实力却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准备。在这种情况卜，对一于俄罗斯来说，与车臣武装的战争成为“出人意料的战争”。此外，俄罗斯的政治家和将军们对于军队开进车臣以后出现的复杂的政治形势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以说是措手不及。车臣武装的作战特点对于苏联解体以后新组建的俄罗斯军队来说，也是难以适应的，是一次全新的经验。而对于车臣人来说，俄罗斯军队开进车臣就是为了征服这个民族，夺去他们所珍爱的自由和他们的自然财富，破坏和干预他们的生活。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几乎所有原来杜达耶夫的反对者现在都在转眼间转向了杜达耶夫方面；甚至支持杜达耶夫政权的还有俄罗斯族的居民。因此对于车臣人来说，反抗俄罗斯军队乃是为了反抗异民族的入侵，是捍卫自己（土地以及亲族）神圣的权利，其抵抗的决心是坚决的。同时，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居民点的轰炸，造成的和平居民的伤亡，引起了车臣居民的愤怒。由于车臣存在血亲复仇的传统，因此许多普通民众拿起武器，成为积极的战斗者。而且车臣在“圣战”口号下，吸引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物质，资金以及人员的援助，使车臣武装拥有充足的资金可以持久地作战。另外，与车臣武装进行军事行动，注定就不可能是速决；这是假定，俄罗斯联邦对车臣采取军事行动对于解决车臣危机是奏效的手段的话。而俄罗斯军队则在指挥和决策上都有许多失误。由于不能在军事上迅速取得成果，舆论对俄罗斯政府就愈加不利。如果俄罗斯不能迅速阻止车臣独立这样一个既成政治现实的进程，似乎车臣武装是在真正地为了追求正当的民族权利而战。由于军事上旷日持久，而且军队的行动难免伤及无辜，再加上舆论的宣传，俄罗斯政府就处在非常被动的位置。可以说，俄罗斯政府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没有得到国内人民的应有支持。国内的许多政治派别极力反对，社会发生了分裂；知识分子与俄罗斯政权决裂。再加上国际舆论（包括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向来对俄罗斯充满成见甚至是敌意）的谴责，致使俄罗斯政府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在当时，俄罗斯国内媒体大肆渲染俄罗斯军队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很少有媒体站在俄罗斯政府一边。按照著名的俄罗斯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的观点，在俄罗斯社会存在着3种有可能导致国家毁灭的综合症，其中之一是阿富汗综合症，这种综合症的“症状”在于：由于社会对持续多年的阿富汗战争的谴责，产生了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使用武力，反军队的“变态心理”，从而军队和强力机关变成最受人鄙视的机构’：而与此相反的是，车臣的舆论宣传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通过报刊，出版物，电视，电台以及因特网进行积极的宣传，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据说，车臣著名的意识形态专家莫伏拉迪。乌杜戈夫的出色的宣传使俄罗斯政府的宣传家们惊慌失措。车臣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中也赢得了胜利。而这几乎就是俄罗斯走向失败的起点，。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车臣战争中个人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害：考虑到俄罗斯大选在即，叶利钦对于自己能否连任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结束在车臣的不得人心的军事行动，换取国内的支持。 俄罗斯军队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表明，现代战争发生的一些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赢得一场战争需要一个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协调组织能力，而不仅是将军和士兵们就可以决定了的。此外，俄罗斯军队也必须迅速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以便应付类似车臣危机这样的事件。有人说，车臣战争对于俄罗斯的唯一的积极影响就在于，使得俄罗斯军队的职业化越来越加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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