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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起先，老舍对译者的劳动是认可的，虽然他对翻译手法和译文结果，并不全然满意。比如，他后来的《骆驼祥子》序言，就说“一九四五年，此书在美国被译成英文。 美国独立日放假前，在佛罗里达念书的K .来信说，又帮我买了一部伊文·金译的《骆驼祥子》，是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的初版本，一九四五年七月在纽约发行。他是到了家里，才听说上回的那一本，寄到时发现少了护封。这次送来的好得多，———从传来的书影看，品相好是没得说的，但更引起我兴趣的，是后勒口上方的作者肖像，是有名的插画家塞卢斯·勒罗伊·鲍德里奇的作品，画面里的老舍伏案疾书，神情专注，应是根据他年轻时的照片为底本速写而成。他顺带提及，还注意到一部《黎民之儿女》，说是同一译者自己写的长篇小说，问会不会也和老舍有关系。 也实在是巧合。经他一问，我倒想了起来，五月下旬在哥大，见到的一封信，说的也是这本书。那是代理人戴维·劳埃德，写给老舍在纽约的朋友瞿同祖的信，日期是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老舍回国后，版税、样书和书评剪报，主要靠瞿先生帮忙转送。那时朝鲜战争结束才一年多，中美邮路阻断尚未恢复，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对立愈加严峻。劳埃德善解人意，唯恐写信到北京，会给老舍增添麻烦。所以，他在信的开头，就表明“我们直觉意识到，如果舒博士直接收我们的信，随之而来的会不只是尴尬”。然后，他才说出写信目的： ……我们想跟您打听个事儿，能不能回答，要看您对他作品情况的了解。我们想知道，舒博士是否写过，或者出过一部长篇小说，类似于随信所附广告材料宣传的伊文·金《黑发民族的儿女》(C H IL-D R EN O FT H E BLA C K - H A IR EDPEO PLE)。出版方称，作品完美展现了，只有像舒舍予那样独一无二的天才，方有可能拿出来的文学成绩，云云。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不能说“伊文·金”，就是翻译了舒的《骆驼祥子》，但后来没译成作者其他书的那位，没写出或者不可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他的书还能得到惟有舒博士原创作品才当得上的好评。他以前没发表过原创性的小说，不说明他完全没有能力写一部。当然，徒弟可能会跟师傅学到东西，———可我们从没听说过，单凭死记硬背，就能学来天才。正因为是文学代理人，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随时关注，任何对我们所代理作家文学财产权的部分或全部的滥用。 此信现存哥大巴特勒图书馆，是老舍英文档案的一部分，也是代理人就老舍版权事宜，进行相关沟通的最后一封信。当初，我并没有注意，信中的书名CH IL-D R E N O F T H E B LA C K -H A IR E DPEO PLE，作者已自译为《黎民之儿女》。劳埃德在信的收尾，还小心地探问：“如果没有线索，把问题和随附材料转给舒博士，您觉着明智吗？” 劳埃德的询问，瞿同祖或者老舍如何回应，我没有找到答案。但从档案里的其他来往书信中，却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个“伊文·金”和老舍的复杂关系。 不必讳言，“伊文·金”对老舍来说，是一个有功劳，也有过失的译者。因为他的翻译，《骆驼祥子》得以顺利出版，成为“每月读书”俱乐部的首选，销量近百万，跃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使得老舍声名鹊起，红遍美国东西两岸，让他有了应邀前往宣讲“中国现代文艺”的基础。 起先，老舍对译者的劳动是认可的，虽然他对翻译手法和译文结果，并不全然满意。比如，他后来的《骆驼祥子》序言，就说“一九四五年，此书在美国被译成英文。译笔不错，但将末段删去，把悲剧的下场改为大团圆，以便迎合美国读者的心理”。不过，“伊文·金”要继续翻译其他小说，老舍也没有反对。他在《离婚》“新序”里说：“到美国之后，出版英译《骆驼祥子》的书店主人，问我还有什么著作，值得翻译。我笑而不答。年近五十，我还没有学会为自己大吹大擂。后来，他得到一部《老张的哲学》的译稿，征取我的意见。我摇了头；译稿退回。后来，有人向书店推荐《离婚》，而且《骆驼祥子》的译者愿意‘老将出马’。我点了头。现在，他正在华盛顿做这个工作。几时能译完，出书；和出书后有无销路，我都不知道。” 老舍这个谈《离婚》译事的序，是从纽约给上海的晨光出版公司老板赵家璧写的，时间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但不出一年时间，好像演戏一般，老舍和译者断然反目，转脸成了“仇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老舍要分英译《骆驼祥子》版税，遭到译者拒绝。其次，是老舍接到《离婚》译稿后，意识到译者再次未经许可，擅自删改了原著。他这回可真是火了，坚决要求出版社撤回“伊文·金”的译稿，再请译者另起炉灶。这一连串的纠葛，在赛珍珠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给劳埃德的信里，多少有所说明。她说： ……他发现伊文·金的译文，在许多重要方面，大大偏离了原著，结尾则和原著完全不同。事实上，他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改动，本来就不满。因此，当发现伊文·金故伎重演时，他感到完全无法容忍，拒绝承认伊文·金的译稿。伊文·金先生变得极为粗暴，他告诉舒先生，他有权获得全部版权收入。照他看来，要不是他在翻译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了原作，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他还通过律师，恫吓舒先生。总的来说，就言行举止看，他简直不像是一个头脑清楚之人。我相信，金先生眼下大概在佛罗里达，或在其他什么地方疗养，但他恐怕再也不会恢复成一个好人了。 为著作权上法庭，非老舍所愿，但又不得不为。他其实明白，“版权因中美没有国际版权的协定而为译者所有，我无法干涉”(一九五〇年四月晨光版《骆驼祥子》序)。他和译者的纠纷，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尽管经过朋友调解，他讨回了《骆驼祥子》的一半版税，也说服出版社放弃原先和“伊文·金”所订契约，另请他人再译《离婚》。但新译书名却只得另辟蹊径，改为T heQ uest for Loveof LaoLee(《老李的爱之追求》)，因为他既不能阻拦译者使用Divorce的译名，也无法禁止他以“金出版社”的名义，在佛罗里达自费印行他的译本。尤令老舍气愤的，是那个版本的作者署名，尽管没敢用人所熟知的LauShaw (老舍)，但却恶作剧般地，用了一个相仿的名字：V enerableLodge(“老房子”)。 一九四八年四月，“伊文·金”译《离婚》出版时，老舍已开始同人合译《四世同堂》。他一边继续创作小说第三部《饥荒》，一边抓紧时间赶译稿，很想尽早完成全书翻译。他焦虑万分，甚至疑心“伊文·金”会再度出手，偷译这部长篇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兴许是这个缘故，劳埃德对“伊文·金”提防有加，以至于多年以后，还会担心他写中国落后乡村情感故事的小说，有侵犯老舍著作权的嫌疑。他写信给瞿同祖的起因，也正是在此。 然而，《黎民的儿女》确系“伊文·金”所著，而且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一九五五年三月出版后，十二月四日的佛罗里达《圣彼得堡时报》，以“罗伯特·斯宾塞·沃德是懂得东方的极少数美国人”为题，发表了长篇人物特写。文章提到，沃德先生在中国做外交官，长达十九年。他是少见的语言天才，说中国话的能力，和当地人不差上下。他用笔名“伊文·金”从事翻译，译作除了老舍的《骆驼祥子》和《离婚》，还有田军(即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后者公认是第一部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 但是，说到《八月的乡村》翻译，报纸不曾提及沃德，实际上扮演的是一个“无名英雄”。小说的英译和出版，是当时刚出道的记者埃德加·斯诺组织的，但一九四二年在纽约出书时候，译者名字没出现。斯诺在导言里说： 关于完成这个出色译本的美国学者，我非常想多说几句。很不幸，他的名字要以后才能公开，因为译者目前囚禁在日本人侵占的一个城市里。从我对田军这部书的了解，我知道，译者把作者富于口语和方言风格的作品，用令人愉悦的英语文学语言再现，要面对多少困难。说实在话，他的译笔对原作毫发无损。读者在阅读中，能感受到译者在大半年里，为这部书的翻译，付出心血的巨大。 出于保护当事人的目的，斯诺有意隐去了这部抗日小说译者的名字。但从《旅华岁月》，也就是他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回忆录中，看出译者是沃德，并不非常困难。那时，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职，接受鲁迅的推荐和指导，同姚莘农、杨刚和萧乾等人合作，编译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斯诺夫人后来说，“我的挚友罗伯特·沃德是驻天津领事，他间或来看望我们。他感到我们夫妇关系很和美，对他有吸引力，他还渴望与人谈论世界发生的什么事。” 沃德之所以翻译《八月的乡村》，应该缘起《活的中国》，因为集子里的《第三枝枪》，就是《八月的乡村》里的一章。至于他后来为何会选择《骆驼祥子》，如今还没有明确说法。但有人认为，老舍能得到美国国务院邀请，跟“伊文·金”译本的成功，对译者在国务院负责美中文化交流项目同事的影响，脱不开关系。 大概是职务身份的制约，沃德著作署名都是“伊文·金”。除了文学翻译，他还是国际问题专家，出版有关于日本侵略政策的《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敌人占领方法的个案研究》(一九四三年)和《亚洲人的亚洲？》(一九四五年)等专著。 沃德也有中文名字，叫华瑞德。以前，他的经历外界所知有限，近来才有若干研究注意到，他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出生，父亲是胡佛和罗斯福的属下，做过助理司法部长。他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后，先在国务院图书馆服务，后于一九二九年进入外交界，第一份外派职务是驻广州副领事，之后在天津、厦门和迪化等地领事馆任职。四十年代末在上海任领事期间，他和包括罗隆基在内的不同政治力量，有过密切接触。之后因为身体健康状况恶化，他从长春总领事任上退休。一九五一年从洛杉矶搬到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定居，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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