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斯文”：大国崛起的当务之急

重建“斯文”：大国崛起的当务之急

2013年08月09日11:26   新浪历史   彭国翔   我有话说(144人参与)

礼仪之邦

　　何谓“伟大”之“大”

　　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之相应，中国的军事发展在国际上也不容忽视，甚至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之一。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晚清以来中国人一直追求的“富强”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就经济上的“富”和军事上的“强”而言，中国大体已经位居“超级大国”之列。于是，近年来“大国崛起”一词为国人津津乐道。在“众口喧腾”之下，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似乎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这一点如今似乎已成定论而不再成为一个“议题”。可是，中国真的“崛起”为一个“大国”了吗？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大国”之为“大”呢？

　　中国有足够大的地理面积，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人口。如今，再加上经济和军事这“富”与“强”两方面的因素，大之为大，似乎毫无疑问。但是，如果大国之“大”更多地应该被理解为“伟大”之“大”(Great)，而不仅仅是“强大”之“大”(Big and powerful)，那么，在土地之“广”、人口之“众”、经济之“富”以及军事之“强”以外，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应该包含在内呢？

　　历史上的中国，一直都被世界上的他国视为“大国”。甚至到了晚清，中国由于军事上不断的失败，由“强”变“弱”，割地赔款，相应地由“富”转“贫”，中国一时间在世界上也仍未丧失其大国的地位。何以如此？因为在历史上，中国之“大”，或者说在世界其他民族心目中的“伟大”，从来依靠的都不仅仅是土地之“广”、人口之“众”、经济之“富”以及军事之“强”，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文化与文明之“文”。

　　这里所谓文化与文明之“文”，指的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成就，更是精神方面的造诣，即以“仁义礼智信”为其核心价值与内涵的人文修养。一个缺乏人文教养的民族，很难在物质方面取得灿烂与辉煌的文明。历史上，中国之为“大”国(伟大之国)、“中”国(天下中央之国)，靠得主要都不是武力与财富的征服。反过来，即使中国一度为异族武力征服，最终的结果，也还是异族建立的政权被中国传统文化“斯文”之“大”所“化”。所谓异族，也都在这种“大而化之”的过程中，逐渐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一句话，历史上中国之所以被视为“大国”，更多地是由于中国在文明程度上备受世人瞩目的成就。

　　“伟大”之“大”，当然不能只讲“文”，置“富”和“强”于不顾。“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简单的道理，国人自晚清以来早已因切肤之痛而有了深刻的“体知”。也正因此，自那时起，“寻求富强”就一直成为中国有识之士追求的目标。但是，如果只把“富”和“强”作为大国之“大”的唯一内涵，忘掉了大国之“大”还应有“文”这个重要的方面，就不能不说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了。如今，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富强”，在此情况下，中国要想真正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伟大”之“大国”的地位，而不仅仅是作为财富和武力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就尤其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何重建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斯文”这一问题。

　　重建“斯文”之必要

　　所谓“重建”，自然意味着“斯文”已经不再。晚清以来，在日益强化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潮流冲击之下，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和内涵的“斯文”，不断“扫地”，到了20世纪50～70年代，在神州大地几乎被铲除殆尽。然而，“西天取经”的结果，并未实现国人尤其知识人所向往的“大同”世界。只有在检讨“极左”思潮并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重新步入正轨，逐步达到了“小康”之境。而在渐趋“富强”的同时，国人缺乏“斯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严重。种种“无礼”的行为，部分国人或许已经司空见惯，但在海内外稍有文明教养的人士看来，未免触目惊心。这里，笔者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两个例子。笔者分别在2004年和2008年和家人一道游览过美国加州的Disney Land以及佛州的Disney World，两处游客都很多。在晚间放烟花的节目之后，曲终人散，大家都很自觉地将废弃物丢入垃圾桶(往往还是分类的)，并未见到满地垃圾的现象。而2010年笔者和家人游览香港的迪斯尼，适逢众多大陆来的游客。同样是晚间烟火之后，曲终人散，满地的废纸、塑料袋、饮料瓶和易拉罐，几乎触处皆是。还有一次是笔者在深圳东部华侨城旅游的经历。由于人多，很多景点都要排队。有一处景点的入口里面有一个洗手间，一位女士借口如厕，出来后便不再回来排入队中。其实，她原本距离入口已经不远，以此“计谋”提前进入，也不过越过了四、五位原先在她之前排队等候的人而已。问题在于，这位女士对于自己的行径居然不以为耻，反而在入口之内举目四顾，洋洋得意。试想，一个人如果连基本的是非观念与羞耻感都丧失了，与只会凭生物本能行事的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回想历史上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国，如今竟至于此，身为中国人，如何能不汗颜呢？

　　为什么在“富强”之外还要强调“斯文”？道理很简单，单单“富强”，可以让人“畏惧”，但不能使人“敬重”，更遑论“喜爱”了。中国只有在有“金钱”和“武力”之外更有“礼义”，重新成为一个“礼仪之邦”，才能真正作为一个“崛起”的“伟大”国家屹立于世界。所到之处，“富而好礼”、“威而不猛”，中国人才能让人心悦诚服，由衷地欣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斯文”，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当务之急。

　　这一点，并非笔者的先知先觉。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很多有识之士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意识。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肯定，以至于如今有“复兴儒学”、“国学热”的现象，绝非偶然。其间虽然泥沙俱下，却也不能不说，长期的“斯文扫地”已然令广大的国人或多或少感受到了“文化教养”与“人文价值”的必要和急需。“儒学复兴”和“国学热”的发展，终于导致了孔子被搬上银幕。于是，孔子从作为批判对象的“孔老二”，再度恢复了作为圣人的“孔夫子”。熟悉中国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当时那个“礼坏乐崩”的世界，孔子念兹在兹的，恰如今日，也正是要重建“斯文”。每当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刻，他之所以能够临危不惧，也正是他坚信自己负有“弘道”的使命，而上天终究是不会“将丧斯文”的。

　　何为“斯文”，如何重建？

　　中国如今的“富强”，其实不乏隐患。如何实现“藏富于民”的“富”而避免“为富不仁”的“富”？如何实现“国富民强”的“强”而避免“霸道”之下的“强梁”之“强”？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这一点暂且不论。就算中国已经真正走上了“富强”之路，如上所述，目前一如孔子当时，仍然面临一个“礼坏乐崩”之下缺乏“斯文”的问题。那么，作为大国崛起当务之急所要重建的“斯文”，应当是怎样一种“斯文”呢？我们又当如何重建？这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极为复杂，笔者这里只能略谈三点。

　　首先，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有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且从未中断的文化传统，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试图通过彻底反对并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再造文明”，从“观念的灾害”演变成“历史的浩劫”，历史早已证明此路不通。因此，回归并认同自己的传统，实在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在这种形势下被重新肯定，成为目前所当重建的“斯文”的重要内容，也是十分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斯文，当然是要重建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其次，孔子当初面对“周文疲敝”要重建斯文，并不是要简单地恢复“周礼”。同样，如今我们要重建斯文，再创中华文明的辉煌，也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要重建一个“儒教中国”。“因革损益”本来就是孔子面对儒学之“变”而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儒学之所以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传统，就在于一方面能够保持开放，不断吸收其他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又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核心价值。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发展至今其实正是一个不断吸收外部资源的过程。无论是通过广泛深入吸收佛教和道家、道教因素而出现的宋明理学，还是通过广泛深入吸收西方哲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而形成的现代新儒学，都既“与时俱进”而又“不离其宗”。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儒学看作一个只属于“过去”的静态结构，而应当充分意识到儒家传统是一个也属于“现在”和“未来”的动态过程。原本未尝有的东西，儒学未必不能在现在和将来吸纳为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当下的儒学传统已经囊括了一切。也正因此，除了儒学之外，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分，对于目前我们所当重建的“斯文”，都是值得吸收的资源。

　　最后，对于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的儒家传统，眼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深入和全面的再认识。这一点，笔者以为格外重要，因为它是如今重建斯文不可或缺的一个前提条件。笔者曾经反复指出，我们目前仍然生活在一个反传统的传统(A tradition of anti-tradition)之中。晚清以来不断强化的“反传统主义”(Anti-traditionalism)，早已使我们对自己的传统隔膜甚深。21世纪以来，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新受到官方的肯定，似乎更在社会各阶层赢得了广泛的听众。然而，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潮流之下，大众对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了解，不过“浅草才能没马蹄”而已。当然，对儒家传统知识的了解，并不等于具备了儒家的教养。但对儒家传统文化缺乏全面与深入的认知和理解，要想认同并体现儒家的价值，也是根本无从谈起的。“知识”不等于“智慧”，所以佛教有“转识成智”的说法。可是，“智慧”必须从“知识”中提炼升华而来。没有足够的知识，不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智慧也是无由而得的。如今“中学”隔膜已久，过去的“常识”已成现在的“学问”。不断涌入的各种“西学”，又不免使人“雾里看花”。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儒学传统“斯文”的内涵，我们首先得有恰当的了解，然后才能结合其他“文明”与“文化”的传统，如此方能“昌明国故”、“融汇新知”，实现中国“斯文”传统的综合创新。否则，在中西既有相通又有不同的价值系统之间，势必两头落空，重建斯文也就无从谈起了。在目前有关“国学”的一片热浪中，社会大众既要慎思明辨，提高自身的判断力，在“风起云涌”的“大师”中辨别真伪；相关的知识分子和从业人员，也当自我反省、自觉自律，以免误人误己。

　　总之，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必然是在“富强”之外，还要有“斯文”。只有实现了“人文与理性”、“公平与正义”，才会有“斯文”。只有一个“斯文”的国家，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中国只有成为一个“斯文”的“大国”，人民才能真正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中国也才会在世界各国由衷的赞叹与仰视中真正“崛起”。这样的国度，才不会让“圣人”孔子产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不会让普通百姓在无奈与绝望之余萌发“逝将去汝，适彼乐国”的痛心之愿。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