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读有感□凸凹 壹 今天是星期六。闷热，无心写作，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记和书信集。 他的此类作品，内容宏富，既有那个时代的文学生态，也有个人的精神轨迹，诱人沉醉，如饮清泉，如啖甘饴。 陀氏真穷，文字里多记他对稿费的计较和渴望。虽然巴尔扎克也穷，《人间喜剧》的浩瀚气象也是金钱的推动，但是，他是为多余的欲望买单，而陀氏的穷，穷在基本的生活层面上，是深切之痛。 陀氏对《现代人》团体和涅克拉索夫有大怨，认为涅克拉索夫等人是文坛市侩小人。由于陀氏那时是文坛新人，作品到了涅氏手中之后，总是长久搁置，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地等待。待后者即将绝望的时候，才告知刊载消息，意图是让陀氏放低身价，把文稿贱卖。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恨之入骨，又不得不屈从，因为他得活，得写作，还期待着被社会认同。 事实上，从巴纳耶娃的回忆录里得知，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主持《祖国纪事》、《现代人》的出版，也是穷人办刊，总是陷在入不敷出的困境。由于要保证稿源，还要“打眼”，以“团体”的形式拢聚着一些骨干作者，包括屠格涅夫。为撑门面，涅克拉索夫常常是拿出自己私人的积蓄，别林斯基的文章也基本上是交给自己的刊物发表，且几乎是不取分文——穷与累，让他病，终至早亡。 在这期间，屠格涅夫的表现，才真正的近乎小人。他是贵族，有自己的农庄，有自己的农奴，生活富裕，不然也不会有《猎人笔记》那样从容有闲的文字。但是，作为同仁，他给《祖国纪事》写稿，也是待价而沽，如不满足，就威胁撤稿，拿到别林斯基论敌的刊物上发表。他再普通的文字，在涅克拉索夫那里，也要拿到每印张三百到五百卢布的稿酬，而陀思妥耶夫的呕心沥血之作，也不过每印张五十到一百二十卢布。 屠格涅夫因为有钱，所以有社交风仪，总是在女人的裙边周旋。他酷爱虚荣，总是编造自己的绅士故事。他从《祖国纪事》编辑部拿到稿酬走到街上，遇到一个熟悉的贵妇坐着马车从身边经过，急步上前献殷勤，抓住贵妇的手吻个不停，约人家小饮。被拒绝之后，他又折回编辑部，对涅克拉索夫等人绘声绘色地描绘，说他拦住了惊马，救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涅克拉索夫当然能猜到那个真实的场面，但为了稳住他为刊物写稿，还是送上赞叹。屠格涅夫沉浸在自己编造的神话中，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不会获悉，他只会从“被侮辱与被迫害”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只是看到涅克拉索夫的势利。作为两大同人刊物的经纪人，涅克拉索夫当然要有些基本的经营之道，他是在为“共同的信仰”代人受过。这是个恶性循环——涅克拉索夫及《现代人》被当局和时世所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被涅克拉索夫和《现代人》“所迫”，本“同是天涯沦落人”，却不能相互理解、惺惺相惜。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最具悲剧色彩的一个侧面，这就是伟大的别林斯基为什么既不见容于专制势力，又不被“同路人”真心拥戴的一个真实原因。 所以，我特别赞同重树一个关于大历史散文的写作理念，即：历史的走向，往往不取决于道路，而是取决于行走的脚——脚下的一颗沙砾，往往会趔趄了步伐，留下歪斜的身影，因此，要注重历史细节。 贰 今天是星期日。一早天就阴得沉，无气流迂回，人闷得心慌。想进城逛三联书店，也取消。 下午三时，暗色匝地，雷声滚滚，有末日感觉。 滚雷不住，静读契诃夫。 都说有肺病的人往往灰暗、消沉，但契诃夫一直是那么明媚，深情地对人们说，要热爱生活。他一直主张人要自立，要把“自己身上奴性的血一滴一滴地挤出去”，让血管里流淌的不是奴隶之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即便是死亡的阴影已浓重地笼罩在他的头上，他也没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小说《主教》，写到一个叫彼奥德尔的主教之死——死神降临，“但他不想死，他仍旧觉得他没有得到一种顶重要的东西，一种他过去朦朦胧胧向往过的东西。”虽然他还是死了，但“第二天是复活节，城里所有的教堂的清脆而欢畅的钟声从早到晚地在城市上空飘荡，使得春天的空气颤抖，鸟儿在歌唱，阳光普照大地。” 契诃夫是在告诉人们，一个人死了，但生活还在继续。 在契诃夫去世前的1903年，他完成了小说《新娘》。小说描写一个叫娜嘉的乡下姑娘，在一个叫沙夏的莫斯科人引领下灵魂的觉醒。沙夏因肺结核在乡下疗养，把对文明生活的感受传递给了蒙昧的娜嘉。于是面对沙夏的死亡，她没有感伤，相反，她有了一种新的感奋，“这时，在她面前出现了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虽然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强烈地吸引着她、召唤着她。” 契诃夫是在告诉人们，一个人死了，但新生活的美好却在召唤着后人。 这样一个对人类、对人类生活充满乐观感情的人，不会有戾气，内心有大和谐。以至于临终的时候，他平静地说：“我要死了。”遂用心地品尝了最后的一杯香槟酒，很受用地感叹道：“我好久没有喝香槟酒了”，喝完就侧身而睡——永远地睡去了。留给生人的，是一派从容优雅、恬静安详。 契诃夫真是伟大，即便是死，也让人心驰神往。 重读契诃夫，我不禁想到汪曾祺。 汪曾祺的文字之所以有那么鲜明的温暖底色，是因为他酷爱读契诃夫，是契诃夫的魂韵附着在他的身上。换言之，不是什么士大夫精神和明清小品滋养了汪曾祺，而是他对契诃夫多有心得，自觉不自觉地接续了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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