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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道周《行草答诸友诗卷》

2013-08-15  率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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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黄道周行草书的美学特征

郭颐扬 

      黄道周(1585-1646),是明末书坛浪漫主义大潮中一位个性鲜明、风格突出的代表书家,而且,他与颜真卿一样,除了其动人心魄极富感召力的书法艺术本身以外,还以大节垂天的忠直之士的形象留名青史。黄道周出身贫寒,经历坎坷,但从小抱负远大,并多次出游访问贤人高士以求修身齐家安邦济世之学,同时也养成了孤傲执着的的性格。天启二年(1622),终于与王铎、倪元璐同登进士,开始踏上仕途,但在朝期间,因秉性耿直犯颜敢谏而屡遭贬斥,甚至被逮入狱,以至“通籍二十载,历奉未三年”。明亡后于婆源起兵抗清,兵败被俘,就义于南京。临刑前破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其视死如归,匹夫不可夺志的豪迈气概可谓动天地,泣鬼神。

        “学贯天人,行本忠孝”的黄道周是儒家思想的忠实崇奉者和身体力行者。他对国家“慨然有济苍生之心”,对父母则力图“酬意万一”,可以说,行王道、正儒术是其一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而认为作书不过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并声称“余素不喜此业,只谓钩戈余能”,但同时又觉得书法靠近虽为“小物”,却可通“大道”。①因此,在黄道周眼里,书法只是载道的工具,这便使得他在艺术中流露出与深广的政治伦理内容相关的人格情感。他曾有言:如右军《乐毅论》、《周府君碑》、颜公《争位帖》尚有意义可寻,其余悠悠,岂可传播?”②可见,他对王羲之、颜真卿的赞赏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可垂训”之意义。而认为赵孟颊“身为宗藩,希禄元廷”,有失大节,故而加以贬斥③。他对其他书家的评论也是基于这种儒家伦理纲常的立场。诚然,“字如其人”主要是指“为人”的个性气质,与政治立场并无直接必然的联系,但黄道周却有资格作这样的评论,而且,这样的评论出自他之口,似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他以自身令人折服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为当时和后世留下了一个人品与书品完美结合的典范。康德曾经说过: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思索它就越感到敬畏,那就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黄道周的作品面前,只要稍稍思索一下他一生磊落刚直的胸襟和言行,尤其是崇祯十一年(1638)在平台抗辩中落地有声的铮言④,和崇帧十三年(1640 )廷杖之厄后于狱中手书一百二十本《孝经》的事迹⑤,任何一个性情中人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并油然而生敬畏之情。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其书法尤为世人所重。与他同时代的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就说,看黄道周在狱中写的《孝经》“如食米稻”,人们珍视的不只是黄道周书法的独特风格,同时还有蕴含其中深沉的人格魅力。

        儒家的政治伦理倾向使黄道周在审美上将人伦精神转化为对‘’骨力”、“气势”的重视。他在(书品论》中写道:“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惑人。抹蔡掩苏,望王逾羊,宜无如倪鸿宝者。”⑥倪元璐与黄道周同朝为官,听到李自成攻人京城的消息后上吊自尽。由对倪元潞人品的倾慕而拈出“骨力”二字,其目的在于强调人格修养,欲把骨力刚劲,气势磅礴的儒家伦理思想渗透到书法之中,通过“小物”来发扬“大道”。“气势”和“骨力”在我国传统美学中表现为阳刚之美,在西方美学中表现为崇高。的确,黄道道周书法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横绝太空,吞吐大荒”式的壮美,充溢着浪漫主义精神。尤其是他的行草纵横裨阖,义无反顾,异常坚信主体人格的尊严和道德的威力,在“搏斗”、“挣扎”、“骚动”等洋溢着激情和充满苦涩感的笔墨线条中,给人以奋发向上和战斗不止的力量和勇气,正如音乐史上的贝多芬和美术史上的德拉克洛瓦。

        为实现其审美理想,黄道周在取法上没有逡巡“二王”这条以“疏放妍妙”见长的传统帖学路线,而是把目光转向汉魏质朴古拙的书迹,从汉隶、索靖、皇象等处讨生活,并从钟爵、苏轼、朱熹、陆游等钟系书家中吸取养料,诚如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书学》中指出:“二王以外另辟一条路线。”沿着这条路线,加以自己天才的艺术理解力和创造力,黄道周在楷书、隶书、行书、草书上各有成就,并表现出显明的风格特征,其中尤以行草书为最。由于行草书可塑性大,可发挥的余地多,更能直接、痛快淋漓地表现性灵,抒发情感,加上晚明出现并逐渐风行的巨幅长轴特别适合行草书的挥写,黄道周创作了大量的行草作品。按时间顺序,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有:《赠旅仲兄闻警出山诗轴》(1634)、《赠屈静根诗轴》(1642)\(偶答张湛虚大理诗轴》(1642)、《赠康流兄出大涤山诗轴X 1644)、《赠抑庵将入会稽诗轴》(1645)、《赠倪献汝叔侄诗轴》(1645)等。这些作品尺幅大多在160cm x 45cm以上,其中最大的一幅(偶答张湛虚大理诗轴》达244 x 71 cm,相当于现在的八尺屏。风格情调自然各有差别,相比较而言,早期尚显稚嫩,晚期日见生辣雄浑,但在整体倾向上,态肆汪洋、磅礴奔泻的气势却是一以贯之的,而这也正是黄道周审美理想和风格特征的集中体现。构成这种风格的形式美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生拗的用笔。黄道周基本上承袭了钟繇的用笔传统,于(宣示表》、《荐季直表》、(墓田丙舍》诸帖用功尤多,并大量参入隶书、章草笔意。故其点画方笔较多,时以侧锋取势,起笔处多竖锋切入,收笔处时显隶书、章草式的波碟。转折处折多转少,转折互用。笔画中实,强调顿挫。笔画间的主次虚实处理得非常得当,笔画与牵丝的过渡轻松自然,表现出强烈的节奏感。他的这种行草书用笔虽也继承了二王以降一些书家的行草书用笔传统,但更多的是在自己深厚楷书基础上的自由发挥。只要把他的楷书和行草书作品放在一起,其转换的脉络十分清晰。方笔和顿挫的使用保证了对’‘骨力”的表现。

        黄道周用笔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笔势的执拗。在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字的用笔线路常常打破常规,独辟蹊径,有的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如“此”、“龙”、“贝”等字与以前及他同时的书家迥然不同,完全是出自机抒的独创。这种用笔,初看给人以突兀甚至惊诧莫名之感,然细细咀嚼却饶有余味。书法是空间和时间密切结合的艺术,看一个字,看一幅作品,首先注意的是空间的分割效果,若进一步欣赏,则由线条引导人们的视线在心里重复一次书家的挥运过程。也就是说,欣赏者在欣赏书法作品时是按线条运动的线路逐渐进行的,正如书家进行创作一样,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流程。黄道周反常的拗势用笔,使得人们在长期欣赏‘顺势”用笔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受到冲击,而被迫随着他的笔路艰难地进行审读。在这个过程中,欣赏者可以获得一种难以言喻、更具回味的审美快感。

         二、朴拙的结体。行草书的结体有极大的可塑性,同一个字在不同的书家笔下,可产生千姿百态的结体效果,从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征。总体而言,书法结体可分为平正安稳和朴拙奇崛两类。前者是一种宁静、内敛的美,后者是一种骚动、冲突的美。黄道周耿介的个性和以钟舞为宗的取法对象决定了他在结体上的追求是朴拙奇崛。在内道周的行草书中,常常打破字内空间的常规比例,写成上松下紧,上疏下密,有时给人以头重脚松、踉呛而行的感觉,但又善于以最后一笔来调节字的重心,起到支撑和平衡的作用,正如一个刚学走路的孩童,似倒非倒,富于天机。黄道周的作品有不少笔画往往在一般书家该伸展的地方嘎然而止,而在一般书家该收的地方,他却重重地往外甩出去,这在一些字的右上角表现得特别明显。但他这种处理自然把握在理性的控制之下,而不像陈淳、徐渭的一反常态,信笔横扫。陈淳、徐渭的行草作品,成功者固然震撼人心,极富感染力,但失败者则显得杂乱狼藉,甚至殊有野气。相比之下,黄道周的行草成功率极高,虽无陈淳、徐渭大起大落的戏剧效果,但他有节度的出奇制胜,却使人不能不佩服和品味它的不平凡之处。 

        三、奇特的章法。黄道周行草书章法的显著特点是字密行疏。字与字 之间咬接紧密,环环相扣,可谓密不透风,而行与行之间却遥遥相隔,以 至疏可走马。这与同期的董其昌不同,董其昌字、行俱疏,也与王铎、傅 山有别,王铎、傅山只是对传统的有行无列布局格式的一般继承,黄道周 则着意创造和强化字距和行距的疏密对比。倪元璐似乎也有这种倾向,但 他在用笔和结体上的纵向取势弱化了这种对比效果,而黄道周在用笔和结 体上的横势则使得这种对比变本加厉。这种章法的直接结果是作品的行 气更加贯通,尤其在巨幅立轴上,与他态肆疾扫的用笔和奇伟翻腾的结体 相结合,加上创作时主体情感的渲泄,用笔节奏的跳跃,以及字间中轴 线的大幅度摆动,产生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汹涌磅礴、奔流直下的 气势,而这正是他个性气质和审美理想的外观。

        四、枯浓的用墨。书法用墨在唐以前只有枯润的变化而无浓淡的对 比。至宋代,文人画水墨法运用到书法中,从而使得书法用墨产生了很大 的变化,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的表现力。明末清初很多书家如张瑞图、王 铎等喜欢在墨中加水,惯用涨墨法,以求丰富的墨韵层次。董其昌则全用 淡墨以表现平淡天真的清雅逸趣。黄道周似乎只醉心于唐以前最简单最单 纯的用墨方法,而对这些“墨戏”并不在意。从作品中可知,尽管他用墨 也加水,并偶尔出现笔画之间互相粘连的现象,但在整体上用墨是偏浓 的,并大量使用枯笔。枯笔的使用出现正反,这又弥补了墨色少浓淡变化 的不足,使得作品仍有黑白灰的对比和显明的节奏感。浓墨枯笔写出的线 条易于表现魅力和精神,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更能唤起人们的激情,这也是与黄道周整体的审美取向相统一的。 

        五、冷僻的用字。书法是最尚古 的一门艺术,不论用笔、结体都讲求 “古法”、“古意”,再有创造力和革新 精神的书家,都是“入古出新”、“借古开今”。而在书法用字上刻意崇古 的,晚明的一批书家如王铎、傅山、黄 道周等最有代表性。用字的崇古风气 导致了书法作品中大量冷僻字的出现,许多早已不用和不为人熟悉的古体字、异体字、帖写字又重新出现在 书法作品中。黄道周在创作行草书作品时便把许多冷僻的古文字在用笔和 结构上稍作修改后参人其中。由于他 深谙古文字学,这种结合表现得相当自然,毫无生硬勉强之态,它既使人耳目一新,同时又制造了一种阅读上的障碍。观赏者面对这种屏入冷僻字的书法作品,一方面试图追寻其文本渊源,把它读通读懂,另一方面又频频受挫,实在难以读通读懂,正是在这反复的尝试中,获得一种难以名状的挫折感和更深沉更持久的审美愉 悦。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黄道周耿介执拗的个性气质、博大深厚的儒学修 养决定了其行草书求骨力、讲气势的审美理想,而晚明倡扬个性的文艺思 潮则为他气质才情、审美理想的充分 发挥和实现提供了一个外在的氛围,这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促成了其戛戛独特的风格特征。这种风格特 征又是通过充满个性和创造力的用 笔、结构、用墨、章法、用字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黄道周气势酣畅的笔墨中呈现出的雄健苍浑的阳刚之气和艰 难苦涩之美一扫当时书坛的甜媚之习,对清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在整部中国书法史上也放射出 奇光异彩。


       注释:      ①②⑶《黄津浦集》卷十四《书 品论》。  ④《明史?黄道周传》载:“…… 道周:‘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 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帝曰:‘尔 一生学问,止成任耳。’叱之退,道周 叩首起,复跪奏:‘臣敢将忠侵二字剖 析之。夫人在君父前独立敢言为任, 岂在君父前谗诌面谈为忠耶宁忠侵不 别,邪正淆矣,何以致治’?”      ⑤据《黄津浦集?年谱上》载,崇 祯十三年(1640)八月,因南京兵部 侍郎解学龙举荐黄道周引起帝怒,黄 道周被杖八十后入狱,第二年底滴戍 辰阳,在狱中约呆了十五个月,期间 手书《孝经》凡一百二十本。当时黄 道周身体状况不好,“卧病八十余日, 抑足扶首,仅能起立”。且狱“如椰子 大.不见三光”。    ⑥《黄津浦集》卷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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