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加深
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分别被后人尊为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书。然而,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帖》的天下第二和第三行书的排序,则是元代书法家鲜于枢提出的。对于这个排行榜,虽自古至今均有争议,但还是基本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同的。
三大行书帖的书写年代不同、环境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也不同。我认为,风格之不同首先取决于三人不同的书法审美取向,其次则是取决于不同的书写心境。这里重点谈书写心境。
我们且不论郭沫若先生所谓《兰亭序》之真伪问题,《兰亭序》的书写,应该是在相对优游的心境下完成的。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在兰亭雅集,通过流觞曲水、饮酒赋诗的形式,以实现所谓“修禊”目的。赋诗结束后,大家公推王羲之作序,王羲之乘酒兴即席挥墨,写下了三百二十四字的《兰亭序》,在“游目骋怀”心境下书写的作品,即便是草稿,也依然掩盖不住其中的文人雅兴,故《兰亭序》文书俱美,韵味十足。
与《兰亭序》相比,《祭侄文稿》的书写心境则走了另一个极端,可以用“悲愤”二字来概括。该稿书写于唐乾元元年(758),是为祭奠三年前(755)在安史之乱中阵亡的侄子颜季明而写的祭文。想到颜门忠烈为保家卫国而“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惨景,颜真卿心潮澎湃,墨泪俱下,哪里还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书法?故书写不计工拙,手随心动,草稿的性质最为明显。有人将《祭侄文稿》比作颜真卿当时的心电图,可谓善喻。
北宋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团练副使,生活潦倒,精神抑郁,到黄州第三年(1082)的寒食节,苏轼写下了这两首寒食诗。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黄州寒食帖》,应当是苏轼在元丰六年或七年离开黄州后所书,但挥毫落墨之间,在黄州过寒食节的情景历历在目,那种“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心境,可谓郁闷至极。
在三种不同的心境下,这三件作品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具有草稿的性质。《兰亭序》有数处涂改、添字,甚至有不规范的错字,传说王羲之写完后又回家书写了数遍,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连他自己也觉得草稿不适合作为序言；《祭侄文稿》更是乱头粗服,涂抹有加,草稿性质最为明显,更何况后人对该帖的命名——《祭侄文稿》,也已界定了其草稿性质；与前两者相比,严格说来,《黄州寒食帖》不是草稿,而是苏轼对此前诗稿的重写,故丝毫不存在涂抹和改字的痕迹,但这又毕竟是苏轼随手写来的即兴书法之作,所以黄庭坚说“复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这样看来,将《黄州寒食帖》看成草稿也不为过。
三种心境下写出的草稿书法,却成为后人顶礼膜拜的行书经典,甚至成为当今书法国展中一些效颦者的时髦模式。我认为,草稿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除书写者具备炉火纯青的功夫等原因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就是它们都是即兴之作。即兴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能真实表达艺术家的思想,继而最好地体现作者的水平,这很符合苏轼所谓“无意于佳乃佳”的书写规律。也只有在特定的书写环境下,才能产生经得起考验的经典作品。这既与“为赋新词强说愁”心态下的刻意之作有天壤之别,也与在顾及他人褒贬之心态下写出的作品有着本质的不同。归根结底,这样的作品都能体现一个“真”字。人们提倡真善美,其实艺术也讲究真善美,至少是讲究真和美的。只有当一件作品能真实表达作者心境的时候,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感觉到它的美。书为心画,说的就是真与美的关系。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这样描写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说的也是这种境界。这种特殊心境下产生的作品,尽管不一定是完美的,却一定是独一无二而不可复制的。所以,此三帖之所以能享“天下三大行书”的美誉,其中所蕴含的“真”,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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