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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为何会被列为《诗经》首篇

2013-08-16  tnj660630

《关雎》为何会被列为《诗经》首篇

这个问题本来古代儒者和现今国学专家们做过许多解释,但实在难以让人信服,还需得提出来重新探讨。

《关雎》,明摆着就是写一个男士爱上了一个采荇菜的姑娘,思慕她、追求她、想和她结为夫妻,这纯粹是一首爱情诗歌,为什么居然置于《诗经》之首呢?还有,包含着那么多讽刺歌谣和通俗民间小调的《国风》,为什么居然排列在《雅》和《颂》的前面呢?如果按照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怎么说都是难于理解的。试想,即便是现在,如果让文联作协或某位大诗人编一部《中国当代优秀诗歌选》,他们能这样编排吗?

对于这样一个明明用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根本讲不通的问题,古来儒家学者们却总是要费尽心机牵强附会。他们企图“拔高”这首诗的思想含义来自圆其说,其实显得非常迂腐可笑。

比如,这首诗中明明只说这男子爱慕追求那女子、想娶她为妻,可那些儒家学究们却硬要“拔高”到符合儒家婚姻伦理和夫妻关系的高度。找不依据,他们就编造了一个关于雎鸠是神话。毛传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笺云:“挚之言至 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后来朱熹更是在《集传》中若有其事地说:“雎鸠,水鸟也。状类凫鹥 ,今江淮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他们把这种鸟吹得神乎其神,说它们只要找到它理想的伴侣 结婚了,就再也不跟其它雌雎鸠往来了,而且非常重感情 夫妻相互尊重。所谓雎鸠“偶常并游而不相狎”,就是它们平时不乱开玩笑,发情的时候更是躲起来的,人们看不到它,一 般的动物也看不到它。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自然界真有这样的模范夫妻鸟吗?事实上,无论是江淮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现在根本就看不到这种水鸟,民间也从来没有传说过有这种水鸟。注释说是一种鱼鹰,可是人们也只知道所有的鱼鹰都只是想吃鱼,没有见过那种鱼鹰是这种德性。就算是古代有吧,也绝不可能这么神乎其神。说穿了,这完全是儒生们凭儒家观念主观臆造出来的,根本不是原诗的本意。所谓“关关雎鸠”,无非是指水鸟鸣叫,而鸟的鸣叫也多半是因为发情求偶。“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纯属起兴而已。

还有一些故作微言大义的观点,比如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就说这是讲究礼教;说关关之声悦耳中听,就是符合中庸之道。更有甚者,《毛诗 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 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则说:“关雎麟趾之话,是王者之 风,文王之所教民也”。宋代朱熹就捕风捉影的解释说:“淑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 之妃,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他居然把这首诗附会为歌颂文王与后妃的高贵品德、用以教化人民的典范,岂不让人恶心死了吗?

经过这些腐儒别有用心地一番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的“拔高”之后,《关雎》这首爱情诗就推上了儒家道统的顶峯。《韩诗外传卷五》为此专门杜撰了一段孔子和子夏的对话,因为这段对话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伪造吹嘘和愚蠢可笑,我特地抄录如下:

“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你看,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古代儒家和现在的一些所谓国学大师们用卑劣的杜撰来曲解《关雎》、居然把这首爱情诗抬高到“天地之基”的地位,他们如此别有用心的解释《关雎》为什么列为《诗经》之首,这不明明是在忽悠愚弄人吗?这能让人信服吗?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诗经》的文本,是早在儒家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形成之前就基本固定下来了的。或者说,当初收集整理《诗经》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受那么多儒家教条和封建政治观念的束缚,特别是没有受到汉代以后独尊的儒术以及宋明封建礼教的制约。即便是按照《史记》里的说法《诗经》是由孔子编订的,孔子也只不过根据原有的文本“述而不作”。 实际上,从宋代开始,许多学者就认为早在孔子之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而左传》中则明确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在《论语?子罕》孔子自己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他只是为《》正过乐而已。现在文史学界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诗经》的编订工作,乃出于周王朝的乐师、乐工们之手。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当时的孔子也绝不是经过后世儒家装扮的孔子。不过,由于孔子对《诗经》文本的确认和重视,使得后世儒家不能随意篡改篇目和内容,他们只能用牵强附会的办法来曲解和“拔高”。 也就是说,《诗经》最初形成的时候,人们只是出于对“诗”这种有别于政治文体的文学性有比较朴素纯真的理解,出于对“诗”独有的思想情感表达艺术的遵从,来对待“风”“雅”“颂”各类诗歌收集和整理编排。这样,思想情感真挚动人、艺术确属上乘的十五国风才有可能摆在《雅》、《颂》的前面,而爱情佳作《关雎》也才可能列在首篇。事实上,我们读先秦的许多文章(真实的而不是后世伪作),都会感觉到那里面少有儒学的迂腐和封建的虚伪恶臭,往往透露出一些真实的世态人情。而纵观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只是封建体制日趋腐朽没落反动的时候,统治者才推行灭绝人性的统治思想实行文化专制,才把“诗”和文学绝对置于政治铁则之下。 如果我们跳出迂腐的儒学教义和封建正统观念,跳出一切文化专制的文艺教条,我们就会发现《关雎》确实是一篇非常优秀而纯真的爱情诗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头这四句本身就是一篇伟大的爱情宣言和诗歌文学宣言,它宣示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天经地义的感情,它展现了中华民族儿女男欢女爱、生机蓬勃、繁衍兴旺的强大生命力,这是多么高尚优美而博大的民族诗情!这样的诗自然应该列为诗三百之首。同时,我们也能更加真切地体味到《诗经》确实不愧为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由此看来,正确地解释和理解《关雎》为什么列为《诗经》之首,对于彻底排除各种虚伪的文化思想和文艺观念的毒害,恢复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学宝贵的精华,真正理解诗歌和文学的真谛,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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