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中国在一些主要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对2357名日本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是149名战犯被处以死刑，145名战犯执行死刑。图为1947年6月11日，南京雨花台刑场，日军战犯松本洁伏刑时，行刑士兵向其头部开枪的场景。
1946年2月15日，中国政府正式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石美瑜为庭长。图为1946年12月31日，南京雨花台刑场，日军战犯鹤丸光吉被枪决的瞬间。鹤丸光吉为较早遭到枪决的日军战犯，罪名为虐杀无辜的平民百姓。
上海军事法庭1946年4月开庭审判，共审判日本战犯116人，其中判处死刑14人。图为1947年6月17日，在上海军事法庭被判死刑的侵华日军江阴宪兵队军曹下田次郎和常熟宪兵队队长米村春喜，在游街示众后被押赴刑场。
南京军事法庭1946年6月开庭审判，判处南京大屠杀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岩等战犯死刑，他们都是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死刑。图为1947年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黄浦路口的励志社大礼堂第三次对原日军第六团长谷寿夫开庭。
1947年4月26日上午，谷寿夫最后一次受审。检察官交给他3封家书，给予纸笔，让其复信。谷寿夫回完信后，写下了给妻子的最后遗言：“身葬异域，魂返清乡。”图为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在临刑前写家书。
行刑前，谷寿夫剪下自己十个指头的指甲和三束头发，装在用白手帕做成的小袋子里，并写下绝命诗：“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之后，谷寿夫被押往南京雨花台刑场，很多人前来围观。谷寿夫一枪毙命。图为谷寿夫被押往刑场途中。
向井敏明、野田毅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们就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大兵。另一个令人发指的名字是田中军吉，他是谷寿夫部队的大卫中队长，连杀中国军民300多人。他们均被引渡至中国。图为1948年1月28日三人被押往雨花台刑场行途中。
南京军事法庭外装有广播器。高音喇叭下，挤满了前来听公审实况的群众。在审理过程中，田中军吉、向井敏明一再抵赖进行杀人比赛的事实。这是1948年1月28日，日军战犯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等待处决，这是3人在行刑前获准抽最后一支烟。
1948年1月28日，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三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这是三人倒地之后的情景。此时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11年时间。
日本战犯在临刑前的心理活动我们不得而知，据当年报道南京审判的《中央日报》记者容又铭回忆，谷寿夫临刑前面色死灰，双手颤抖。图为1946年12月31日，日本战犯鹤丸吉光在被押至南京雨花台行刑前整理衣物，请求中方代转家人。
在审判战犯的过程中，很多战犯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法庭就发动百姓检举战犯的行为，同时，用各种方式搜集战犯犯罪证据。图为1947年1月28日，南京中华门外，南京战犯法庭主审官石美瑜指挥收集大屠杀受害人的遗骸。中华门外是日军屠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除了2000多名战犯，战后全国各地还有105万日军战俘。当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投降时，中国战场还有部分日军继负隅顽抗。这是1945年12月，日军战俘在集中营里百无聊赖，他们的军装和水壶挂在头上。
日军缴械后，生活上实行自治，日俘配戴着臂章，能够自由地上街购物。日俘每天粮食定量是17两米、8两面、16两菜。日俘患病后，轻者在营房里休息，重者则可住进伤病收容所。图为1945年12月，日本战俘在集中营里打排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