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初期，美國也曾採取相當嚴厲的態度去清除日本軍國主義的勢力和思想，後因冷戰需要，不再做進一步的努力，東京審判就留有很大餘地。雖然判處了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死刑，可像岡村寧茨、梅津美治郎這樣的重要戰犯卻被宣佈無罪，後又把一些判刑的戰犯陸續釋放。戰後日本將這些戰犯的亡靈供奉在靖國神社，固然是因為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與美國對戰犯的寬容處理也不無關系。東京審判的一個最大錯誤就在於天皇沒有到庭受審，客觀上等於為天皇開脫戰爭罪責，對日本國民而言，得到了一種心理上的安慰：既然最高領袖都未受到懲罰，他們也就自我原諒了。保留天皇而使之成為日本民族的一種象徵，有利於美國對日本的統治，卻也成為不負責任的象徵，從而也就使得日本的民主改革，沒有像德國一樣同過去徹底決裂，舊的等級制度和社會基礎依然保有很大的市場。
隨著原蘇聯力量的增長和中國革命的勝利，美國開始將所謂的“共產主義的威脅”視為主要敵人。使美國對日本殘存的軍國主義勢力及其思想採取了放任甚至縱容的態度，特別是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片面對日媾和，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戰後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就基本終結。
概言之，戰爭的受損程度、盟國占領體制的差別，以及戰後民主改革的不徹底，導致日本沒有認真地去清理這場戰爭和歷史。
第二個因素是，冷戰時期國際格局的變化和國內政治力量的消長，也助長了日本的右傾化。
在冷戰時期美蘇爭霸全球的“兩極”國際格局體系中，歐洲成為美蘇爭霸的中心，兩德則成了中心的中心，它們分屬東西方兩個不同的陣營，而且被推到了美蘇爭霸的最前線。隨著冷戰的不斷加深，兩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進一步確認下來了。單一的民族被分裂成兩個直接對抗的國家，這個悲慘的現實時時提醒德國人，不要忘記此乃二戰帶給他們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雖然蘇聯占領其北方四島，但它沒有民族分裂的痛苦，又因位於東亞而免於處在對抗的中心。日本的這一處境容易使一部分國民尤其是沒有戰爭經歷的年輕人忘記二戰的災難。
同戰後德國積極回歸歐洲、修復與鄰國關系的選擇不同，戰後日本並未重回亞洲大家庭，搞好同周邊國家尤其是與中國的關系。相反，它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盡管冷戰時期日本與西德都竭力尋求華盛頓的庇護，但日本更多地依賴美國。二戰後日本對外關系的基礎即是維持與美國的特殊同盟關系，冷戰結束後也是如此，其與東亞各國的關系也不積極主動。當然日本的這種傾向也不是戰後才出現的，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恥於自己是亞洲國家的一員，出現了所謂“脫亞入歐”論，理由無非是亞洲各國落後。此後這一思想成為日本歷屆政府發展對外關系的指導思想。正因為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無法同日本抗衡，使得日本政府和人民多少產生了一種認識上的錯覺，即日本可以利用亞洲國家在發展經濟上的要求來沖淡對過去的不愉快回憶，並用現實的經濟關系代替對戰爭罪責的道歉。美國政府對此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有關二戰罪責的敏感問題上，美國對日本遠沒有對德國那樣態度鮮明。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戰後出於共同的目的結成的美日特殊關系；二是美國對日本的經濟依賴越來越強；三是美國對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最後一點尤其重要，日本人據此認為自己是受害者，還有人提出要求美國對死於原子彈的無辜平民進行賠償。因此美國對要求日本公開道歉一類的事情總是小心避免捲入，怕刺激日本人的感情，傷害美日關系，這種低姿態助長了日本人的傲慢和自大，許多日本人認為美國覺得理虧。日本人的安慰感由此產生，覺得從道義上說大家都一樣，都是受害者，關於正義戰爭的說法是錯誤的，戰爭本身無正義可言，誰發動戰爭無關緊要，“我們大家都有罪”，模糊了戰爭的性質。
日本國內政治力量的變化對其國民的反省態度也有一定影響。戰後德國的納粹黨被徹底瓦解，國家的執政人物不僅與納粹沒有瓜葛，而且是反納粹的。日本則不一樣。日本的政黨在戰時均不同程度地附和了天皇的侵略政策，戰後日本的歷屆內閣都有不少重要閣僚曾在軍部擔任過公職。東條內閣的工商大臣、戰後以戰犯嫌疑關押過的岸信介，乃當今首相安倍的祖父，1957年出任首相。而這種事在德國絕對不會發生。
隨著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加之自民黨長期執政，其右傾政治思想已經滲入到了一般國民意識，使日本政壇和社會被新保守主義所壟斷。新保守主義要求日本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並謀求在國際上有與其實力相應的發言權，其突出表現就是修憲和“入常”。戰後西德的基本法基本上是由法學家們獨立撰寫，於戰前魏瑪憲法的聯系被截然切斷。而戰後的日本憲法，是在美國人的監督和直接乾預下，依從原帝國憲法的修改手續制定的，增加了新的內容，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戰爭等，卻未全面否定原有的天皇制。這也是日本民主改革不徹底的一個方面，給戰後日本深刻反省戰爭責任增加了困難。然而，即使對這樣一部憲法，新保守主義者仍認為現在是到了把它“還給”美國人自己的時候了。
第三個原因是，日本的“恥感文化”導致日本人的善惡觀模糊不清。
用本尼迪克特在《菊花與刀》中的看法，日本和德國分屬“恥辱感文化”和“罪惡感文化”。兩種文化的本質差別在於：“罪惡感文化”依靠啟發人的良知，可以通過懺悔和贖罪來減輕人的內心的犯罪感；而“恥辱感文化”沒有向神坦白的習慣，也沒有贖罪的儀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來贖罪。因此，“罪惡感文化”僅僅依靠人內心的服罪就能行善；而“恥辱感文化”只有通過外部的約束力來行善，它至少要有一個想象的旁觀者。這種分析盡管不十分準確、全面，卻提供了觀察這一問題的一個視角。
日本的“恥辱感文化”首先表現為一種“等級制文化”。某種程度上這與德國相似。但在德國，國民服從的是權威和秩序；在日本，國民服從的是特權。日本人對人際關系以及人與國家的關系所抱的整個觀念都是建立在對等級制度的信賴之上的。可以說，沒有無所不在的等級現象也就沒有獨特的日本文化。這種等級觀念源於家庭倫理中“孝”的觀念。“孝”要求家人必須尊從家長的特權，但與中國人所理解的不同，它還要求家人“各守本份”，在社會生活中，強調人們要處於一種“適當的位置”。日本人也是用這種觀念來看待國際關系。他們認為，當年的侵略戰爭不過是日本政府想建立一個由日本所領導的國際等級社會，戰爭的失敗說明他國“不守本份”，至多是說明日本建立國際等級秩序的良好願望在現代的國際關系中行不通。從道義上來說，日本沒有理由受到譴責，也不必為發動戰爭而道歉。
“恥辱感文化”的第二個表現是善惡觀模糊不清。他們認為官能享受並不是一種罪惡，也不把個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種邪惡，所有一切官能的享樂，如果都處於一種“適當的位置”，即使給別人造成了精神和肉體的傷害，也不應受到責備。在日本人看來，世界並不是善與惡相鬥爭的戰場。這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與中國人的善惡觀念也迥然相異。美國歷史學家桑索姆在他的《日本：文化簡史》一書中寫到：“通觀日本歷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辨認惡的能力，或者說他們不想解決這個惡的問題。”由於沒有明確的“罪惡感”，“日本政府還堅信對過去的侵略和不人道行為不表示道歉就可以解決問題”，才有了諸如“日本發動戰爭並非侵略”，“大東亞戰爭有助於亞洲的解放”等種種論調。
日本民族對侵略戰爭反省不徹底，最重要的原因也許在於日本國民心中的神國觀念和對天皇超常的忠誠意識。“孝”與“忠”構成了日本“等級制文化”的兩大支柱。近代日本在推行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教育中，對天皇的“忠”得到有意識的培養，它和日本民族固有的神國觀念即神道教相結合，成為一般日本國民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識。天皇被看成是隔絕塵世、純潔無暇的善良的“父親”，他不必為國務大臣的任何行動負責。戰後，雖然天皇頭上的神聖光環被打碎，從神還原為人，但對天皇的“忠”卻成了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並未有多大觸動。即使是那些反戰的日本人，也未把他們對天皇的崇拜與軍國主義戰爭政策嚴格區別，且根本不認為天皇應負戰爭責任。欲仁天皇1945年8月的“終戰詔書”隻字未提侵略和戰敗事實，對自己的戰爭責任更是完全排除，並在此後的幾十年裡一直拒不公開承認自己的罪行。因此，日本國民不願承認天皇負有戰爭責任，戰爭是由軍部背著天皇發動的，天皇至多是沒有及時阻止戰爭。日本一些反對反省侵略歷史的勢力正是打著這一招牌的。
最後，二戰本身性質上的復雜性及戰後對國民的教育，也使得日本沒有正確的歷史認知。
二戰是一場由若乾種戰爭交織在一起的復雜戰爭，它大致有三個側面：（1）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國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侵略戰爭：（2）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爭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戰爭；（3）國際反法西斯陣營和法西斯陣營之間的戰爭。戰後日本單獨強調第二個側面，企圖否定侵略和反侵略、正義與非正義、法西斯與反法西斯的界限，從而抹殺日本的侵略責任，甚至將日本美化成解決者。
同德國戰後對納粹的清算相比，日本對二戰歷史的教育，非常不嚴肅，背離史實。許多歷史學家就強調指出，多數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這場戰爭是什麽樣的戰爭。歷史課本中也通常迴避這段歷史。文部省還把“南京大屠殺”改寫成“在日軍占領南京後出現的大混亂中死了許多中國士兵和平民”，刪除有關731部隊在哈爾濱進行的細菌試驗的段落，並禁止在課本中使用“日本在亞洲的侵略”字樣。而篡改歷史的教科書也一再得以通過官方審定。歪曲歷史、掩蓋民族的罪行，用一種錯誤的歷史觀去教育後代，只會使後代對民族的歷史採取一種更加輕率的態度，更無法培養出一個有責任感的、取信於世的文明民族。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本文編輯 霍默靜 mojing.huo@
